任应秋《阴阳五行》

王文

叙例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本根论”的主要内容，无论言道、言气、言理，都不能舍弃阴阳五行。据《汉书·艺文志》，阴阳十六家，凡二百四十九篇，图十卷；五行三十一家，凡六百五十二卷。然书皆不传，虽或散见于诸籍，已不复自成体系。今能见者，惟隋萧吉《五行大义》，中多引古佚书，尚能窥测其崖略而已。

　　古代阴阳五行学说，多驳杂而不纯，如《淮南》、如《易传》、如《管子》、如《汉书》、如《春秋繁露》等，无不如此。惟《素问》《灵枢》所言，则纯从医学的运用立说，不牵涉历史、社会诸问题，最接近原始的、素朴的辩证唯物主义之本来面目。

　　抑且学习祖国医学，尤其是学习《素问》《灵枢》的理论，不先弄清楚阴阳五行的道理，便不得其门而入，不容易把医学理论系统地联系起来。

　　本书编写的主要目的，即欲使读者对阴阳五行学说，在不费太多的时间内，能够获得较系统的理解，而为治祖国医学之橐龠。

　　本书提出了阴阳五行的两大规律。而阴阳五行的规律，很少有人给以适当的确定。作者亦不过是抛砖引玉，大胆地提出来，引起对阴阳五行学说修养有素的学者和大家的注意，并愿共为争鸣，互相讨论，使阴阳五行的基本规律这一问题，能得出较好的结论来；若以本书所谈的即为定论，则非知我者之言。

　　要弄清阴阳五行规律的企图，在于能借此更好地研究整理祖国医学。因而，本书亦联系着《素问》《灵枢》所谈的生理、病变、诊断、治疗、摄生各个方面来叙述。但所叙述的，亦不过是例举的方式而已，不能说医学中阴阳五行之理，毕于是矣。

　　《素问》《灵枢》，不仅是祖国医学基本理论的渊薮，亦是素朴的阴阳五行学说较有系统而仅存的典籍。因此，本书在叙述中，除必要之处略引它书而外，绝大部分皆以素、灵两书为依据，这样便于对素、灵两书的学习。

　　河图与洛书，是古代推衍阴阳五行象数唯一的两个公式。诸书所载，理均深讳难晓。作者昔年会撰浅说一篇，未会披露，特附于书末，供读者参考，对理解阴阳分太少、五行论生成诸理，不无小补。

　　安东石寿棠先生所撰《阴阳互根论》《五行生克论》《阴阳治法大要论》三文，载于先生所著的“医原”上卷，分别将阴阳五行诸理，贯通于医学理论和临证治疗中叙述，即事论理，深入浅出，切实而不浮泛，细说而能条贯，确是实用的好文章。而“医原”这书又流传不广，知者甚鲜，作者特予分节断句，附于书末，以补本书之不逮也。

　　时或见到讨论阴阳五行的文章，辄列生克圆环图，意在帮助说理，未尝不是好事。但五行土居中央，这是不易之理，今以土与四行并列圆环，而四行的方位亦任意布置，如《医宗金鉴》等书，实始为之；作者认为文字已足以说明其理，无须画蛇添足也。

任应秋

识于北京1959年11月

目次

一、前言

二、阴阳五行的发现

三、阴阳五行学说击破了神权迷信

四、阴阳学说的基本规律

　　1.两体合一

　　2.动静升降

　　3.终始嗣续

　　4.两极反复

五、五行学说的基本规律

　　1.生治

　　2.承制

　　3.亢乘

　　4.胜侮

六、阴阳五行学说在医学中的运用

　　1.生理

　　2.病变

　　3.诊断

　　4.治疗

　　5.摄生

七、结语

附录：

　　河图洛书浅说

　　阴阳互根论

　　五行生克论

　　阴阳治法大要论

一、前言

　　阴阳五行学说，是祖国医学的中心思想。学习祖国医学而不尽先弄清楚阴阳五行的道理，其事必倍费，其学必无成。不信，请看明代张景岳先生的意见。他说：

　　“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故证有阴阳，脉有阴阳，药有阴阳。以证而言，则表为阳、里为阴，热为阳、寒为阴，上为阳、下为阴，气为阳、血为阴，动为阳、静为阴，多言者为阳、无声者为阴，喜明者为阳、欲暗者为阴，阳微者不能呼、阴微者不能吸，阳病者不能俯、阴病者不能仰；以脉而言，则浮大滑数之类皆阳也、沉微细涩之类皆阴也；以药而言，则升散者为阳、欲降者为阴，辛热者为阳、苦寒者为阴，行气分者为阳、行血分者为阴，性动而走者为阳、性静而守者为阴。此皆医中之大法。至于阴中复有阳，阳中复有阴，疑似之间，辨须的确，此而不识，极易差讹，是又最为紧要。然总不离于前之数者。但两气相兼，则此少彼多，其中便有变化，一皆以理测之，自有显然可见者。若阳有余而更施阳治，则阳愈炽而阴愈消；阳不足而更用阴方，则阴益盛而阳斯灭矣。设能明彻阴阳，则医理虽玄，思过半矣。”(《景岳全书·传忠录·阴阳篇》)

　　张氏之说，好象是只谈阴阳而不及五行。其实，阴阳实为五行所衍生：言阴阳，五行即在其中。如：张氏所言动者、升者，皆木之性也；明者、热者，皆火之性也；静者、守者，皆土之性也；敛者、降者，皆金之性也；暗者、寒者，皆水之性也。所以，周敦颐说：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化生，而变化无穷焉。”(《太极图说》)

　　周敦颐，北宋道州人，约生于宋真宗天禧元年到神宗熙宁六年(纪元1017-1073)，字茂叔，世居营道县濂溪上，故称濂溪先生，为宋朝理学的开创人，以太极阴阳讲宇宙，著有《太极图说》及《通书》等，宋朝有名的“二程”程颢、程颐，都是他的学生。

　　物体的阴阳两面，不断地一动一静的运动着，五行万物，均由此而化生；因此，阴阳为五行之合，五行为阴阳之分，阴阳中各具五行，五行里互含阴阳。正如素问所说：

　　“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天为寒，在地为水。故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然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徽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也。”(《天元纪大论》)

　　天为阳，地为阴；风为五行木之气，热为五行火之气，湿为五行土之气，燥为五行金之气，寒为五行水之气，是五行之气，不断地在天地阴阳中变化着。如何变化呢？天阳地阴，上下异位，地阴之气，由左而升，天阳之气，由右而降，左升右降，即阴阳上下交通之所由，亦即五行之气变化所从出。如地阴初从左升，而为春季风木之气；升而至极，而为夏季热火之气；升已而降，天阳初从右降，而为秋季燥金之气；降而至极，而为冬季寒水之气。凡此变化，阴阳虽不可得而见，而五行的水火，确为阴阳所在的验证。春木之气初升，为万物发生所由始；秋金之气初降，为万物收成所由终。金木水火，阴阳终始之气，无一不有赖于土之变化，阴阳五行不可割离的关系有如此者。

　　凡此阴阳五行的关系，在认识自然界现象的变化是如此，在认识人体中的生理现象也是如此，并借此构通了人体与自然界相互影响的关系，这是祖国医学理论之所从出。所以说，如果不把阴阳五行的道理尽先会通，是很难进入祖国医学理论的大门的。

二、阴阳五行的发现

　　远古人类生活在大自然环境中，不断地接触到日往月来、白天黑夜、晴天阴雨种种两极现象的变化，便很自然地产生了阴和阳两个观念。尤其是农业发展至殷代，已成为主要的生产，这从卜辞中所述及关于农业的情况，便可以知道。

　　卜辞，龟卜的文辞。殷人占卜必用龟甲，所以在殷墟(河南安阳)所发掘的甲骨文字，皆为占卜所用而刻制的文辞，一般称之为卜辞。

　　由于人们重视农业生产，自然就会引起重视农业上的、正确的时间观念。例如，古代最古老的一首民歌说道：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帝王世纪·击壤歌》)

　　他们的作息时间，完全受着日出日入的支配，日出为阳，日入为阴。所以管子亦说：“日掌阳，月管阴。”(四时篇)是阴阳在早期人类的观念中，不过是正和反两个方面的现象。

　　正因为人们由于生产不断发展的关系，而重视时间阴阳的变换，所以，我国的历法亦早在殷代便创始了。殷代的历法，是以太阴为准则的，所以，他们记月的方法是以月的圆缺一次为标准。月有大建小建，又必须与太阳年合，因而便置闰月。

　　阴阳的概念便愈来愈扩大了。如《左传》医和说：

　　“六气日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昭公元年》)

　　这不仅说明一年当中的四季五节，由于阴阳诸气的变化而发生，亦开始把自然界的气候变化运用于医学上了。这里虽是阴、阳、风、雨、晦、明并言，实则风与明均为阳气，雨与晦均为阴气，所以，以后一般地均言阴阳，而不以六气并称了。例如《国语》说：

　　“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周语》)

　　“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周语》)

　　“阴阳次序，风雨时至。”(《周语》)

　　阴阳的概念，至此已大大推进一步。他们首先认为自然界的阴阳变化，是有一定的秩序的。阴阳的本身，实代表着两种极巨大的自然力。其次认识到阴阳变化的秩序如果捣乱了，自然界就要发生变异。

　　五行观念，最迟亦是在殷代便已开始发生了。也是殷人在生活实践中体验出来的。其发生的过程，可能是先有五方观念，再对五材(五种材物)有具体的认识，逐渐再发展为认识事物变化有规律的五行。胡厚宣氏说：

　　“殷代确有五方之观念，则可由卜辞证之。如帝乙帝辛时卜辞有曰：己已王卜，今岁商受年，王毗言：‘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此卜商与东南西北四方受年之辞也。商者，亦称中商。……中商而与东南西北并贞，则殷代已有中东南西北五方之观念明矣。……然则，此即后世五行说之滥觞。”(《论殷代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

　　这是一种有意义的说明，五方观念和一年的春夏秋冬加上中节互相配合，循环不已，年复一年，是和农业生产有密切的关联的。卜辞中还有关于四方风响的记载。例如：

　　“癸卯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卜辞通纂：天象门》)

　　为什么一雨要问东南西北的方向呢？在当时的殷人看来，不同方向的风雨，结合到农业生产上说，可以发生不同的作用，因而产生他们对不同方向风雨的看法。这对后世的五行说，仍有极大联系的。

　　这五方观念，不断地发展，到了春秋时候，人们便很清楚地认识了自然界存在着五种物质元素，是水、火、金、木、土。如《左传》说：

　　“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襄公二十七年》)

　　五材，杜预注云：“金木水火土也。”文公七年又载：“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昭公二十五年又载：“用其五行。”《国语·郑语》亦云：“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鲁语》云：“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而《尚书大传》解说得尤为切要，它说：

　　“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互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洪范》

　　这些都十足地说明了水、火、金、木、土，无非是五种人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而已。

　　阴阳五行成为一种学说，并成为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是战国末期到秦汉之际的事。因为在这以前，中国唯物主义哲学重点在于说明宇宙万有的生成和发展的原因，对于自然界现象的复杂性、多样性的根据涉及的便很少。至于有关人类本身的生理现象、心理现象、疾病现象的说明就更加不够了。

　　自从阴阳五行成为一种学说，成为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原则，也是古代自然科学的原则以后，用阴阳五行的学说来解释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和它的内在的联系性，显然比单纯地用“道”或“气”来解说更具有说服力，更能较为深刻地反映事物的矛盾对立和相互关联。所以，郭沫若氏说：

　　“在神权动摇的时代，学者不满足于万物为神所造的那种陈腐的观念，故尔有无神论出现，有太一、阴阳等新观念产生。对这种新的观念犹嫌其笼统，还要更分析入微，还要更具体化一些，于是便有原始原子说的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出现。万物的构成，求之这些实质的五个大元素，这思想应该算是一大进步。”(《十批判书》)

　　的确，阴阳五行说在古代，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水、火、金、木、土五种不同的阴阳元素互相配合而成的。成分简单的东西，构成它的原素就较简单；比较复杂的东西，如生物、人类，就是由五种元素在复杂条件之下的阴阳变化互相配合而产生的。自然界中，一切东西都不能离开这五种物质元案。所以《素问》说：

　　“夫五运(义同五行)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天元记大论》)

　　意思即是说：宇宙的运动，是按照五行生克、阴阳对待的原则而进行的。所以，万物因之而有规律，生命因之而有变化，生杀因之而有往复，以至生生化化，无穷无尽(神明之府)的了。

　　这种素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学说，随着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和科学进一步的结合，竟从这五种不同的阴阳物质的属性中抽象出来而为之演绎了。如《尚书》说：

　　“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洪范》)

　　水之性湿润而下流；火之性炎烈而上升；木性本柔，能曲复能直；金性虽坚，可从火化而变革；土性善于变化，为稼穑所从出。照这样演绎出来，一切事物，凡具调下之性的皆为水，凡具炎上之性的皆为火，凡具曲直之性的皆为木，凡具从革之性的皆为金，凡具稼穑之性的皆为土；只须从其属性类分，便不必是指实物了。润下、从革、稼穑皆属阴，炎上、曲直皆属阳。

　　总之，阴阳五行都是在说明客观存在的物质，由于古代人们先认识到物质之存在，更进而认识其不同的属性，分析其不同的运动，以至发展而为素朴的、唯物主义的、辨证的阴阳五行学说。这并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不可知的。

三、阴阳五行学说

击破了神权迷信

　　前面已经谈到，阴阳五行早在殷代的时候便已萌芽了。但不等于说殷人已有阴阳五行的学说。相反，殷人在种族奴隶制国家的统治形成后，他们思想上普遍存在着“天”和“鬼”的观念。因为自种族国家建立以后，社会上阶级壁垒就形成了，有所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了。最大的一位统治者，自然是殷国王。他们心目中，天上的至高无上者是天帝，也称做上帝；在人间的至高无上者是国王，也称做皇帝。天帝有如父亲，皇帝是天帝的儿子，所以称做天子。做儿子的，一切都得服从父亲的命令。于是，做天子的所行所为，都可说是天帝的意志。于是，所有的被奴役的人都得服从，不服从的话，不仅是违背了天子，而是逢背了天帝，因而，人人对天帝都怀有畏敬的心情。《尚书》说：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伊训》)

　　书里象这类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殷人在氏族制时代，崇拜“玄鸟”，这玄鸟是他们的图腾[3]。

　　图腾，即标志之意，是氏族社会形成时各部落所采用的各自区别的方法，后来即发展为一种原始社会中带有宗教性的制度。由于初民知识的蒙昧，对一切自然现象盲目的崇拜，于是便以所崇拜的和特别保护的、特定的东西为图腾。农业的民族，往往选择特定的植物或日月星辰为图腾。商的玄鸟、夒，夏的牛蟜，周的鼋等，都是原始氏族社会中的图腾。后来，对于龙风龟麟的崇拜，也是一种图腾的遗迹。就是我们今日的姓氏中如马、牛、羊等，也都是图腾名称的遗留。

　　玄鸟，《诗·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颂·长发》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郑笺云：“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谓鳦遗卵，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鳦即玄鸟，玄鸟即燕子。契为商之祖。

　　夒，音豪，是一种贪兽，亦说是母猴；颇具人形，见说文。

　　后来又崇拜“夒”，这夒是他们的祖先。无论拜“玄鸟”与拜“夒”，都是殷人“尚鬼”的事例。殷人对“天”的观念，一直被周人承袭了，所以，周人取得殷政权以后，仍然是必恭必敬地崇奉上天，和拜祷神祇。《周书》说：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泰誓》)

　　受即殷纣王。周武王伐殷，指责殷纣不祀上帝神祇、不祀宗庙为罪大恶极，并借此而以为伐殷的理由之一；可见周人对“天”的观念，并不次于殷人。周武王伐殷商胜利了，便严肃地布告说：

　　“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周书·武成》)

　　其意若曰：上天有美意(天休)，使我执掌周朝的大权，神祇亦帮助我取得战争的胜利，现在居然有了众多的老百姓来拥护我，我亦无愧于天神了。

　　可见，殷周之际，天帝鬼神等观念是很浓厚的。尤其是上层的统治者更为浓厚，因为这样才有利于统治。但多数的被统治者，由于不堪统治者的压榨，终于怀疑到不会有这样残酷而极不公道的天神；从古代时歌里很显然看得出他们逐渐对天神的抱怨、怀疑，甚至要革命。《诗经》说：

　　“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窥成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大雅·召旻》)

　　天老爷太不好呀！给我们这么大的灾害，弄得到处都遭到饿荒的痛苦，老百姓都各自逃亡了，数不清的田土房舍都荒芜了。抱怨的结果，就是对天神的否定，因而他们便说：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诗·小雅·十月之交》)

　　人民大众的罪孽，并不是什么上天所给予的；所有的粉争与祸乱，都是由人--统治者--所制造出来的。接着就是要挺起胸膛来干，一切依靠自己的努力。他们说：

　　“天命不彻，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十月之交》)

　　所谓天命，那是靠不住的，我不能再象过去那样愚蠢了，朋友们！我们应各自拿出豪迈的精神来干。如前面所引《尚书大传·洪范》所说的“水火者，百姓之所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一段文字，充分说明那些受压迫的奴隶们，理直气壮地要争取掌握水、火、金、木、土这五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其意思即是说：什么上帝呀！组成世界的只是水、火、金、木、土五种物质原素而已。殷周人从被压迫中提出了这一真理，这一素朴的唯物论。这素朴的唯物论竟能取天命而代之，在当时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进步。

　　到了西周末年，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族有土地变而为私有，奴隶生产变而为佃农生产)，贵族没落，工商业抬头，过去“学在官府”的制度，逐渐变为学术下及于庶人了。《史记》说：

　　“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䘛祥废而不统。”(《历书》)

　　过去住在官府里的那一批人物，由于他们自身的处境与职务，对现实与天神的比较观，往往具有较清醒的自觉；而他们的自然科学知识，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相对地逐渐摆脱天神观念。当然，他们还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他们的时代，他们的身份和教养，都还不允许他们直接否定天神。但尽管如此，他们已经不用鬼神而用五行来解释万物的构成。他们已经不用天帝而用阴阳来解释自然界的变动。前面所提出的易传、洪范、左传、国语等所说的阴阳五行材料，都是这样产生出来的。群众对真理的发现，和学术思想的大转变，于是，万有之无限多样性的统一，渐次从阴阳学说中表达出来，宇宙的规律性，渐次从五行学说的和谐体系中暗示出来。因而，我们说，阴阳五行学说在古代是神权迷信的劲敌，它是首先击破了神权迷信而逐渐成长起来的；如果说阴阳五行学说是一种迷信，这是多么的不公道呵！

　　当然，我们亦不能忘记历史上的唯心主义者，如子思、邹衍、董仲舒之流，用阴阳五行说来论证所谓有意识的、有人格的天，把素朴的阴阳五行完全神秘化了。但既非阴阳五行说的本来面目，尤其与医学范围内所谈的阴阳五行内容，有本质上的区分，不能混为一谈。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约生于周敬王二十七年到威烈王二十年(纪元前493--406)前后，他认为素朴的五行说会给予统治者不利，又无法予以根本上的否定，便把五行附会到人事、政治和迷信各方面去，由五行而化为貌、言、视、听、思五事，和五福、六极的赏罚等，素朴的五行说遂由此而神秘化了，详见《中庸》各章。

　　邹衍，战国时临淄人。约生于周显王二十九年到赧王五十五年(纪元前340-260)前后，是燕昭王的老师，居于稷下，是当时的阴阳家大师，倡言“五德转移”的学说，认为历代帝王的兴废，都是由于金木水火土五行的转移所致。著《邹子》多篇，今皆失传，惟史记孟轲荀卿列传中，尚可窥见见其学说的端倪。清马国翰编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邹子》一卷，即《吕氏春秋》卷十三《应同篇》，可参考。

　　董仲舒，汉广川人。约生于汉惠帝五年到武帝元封六年(纪元前190-105)前后，是汉代思潮的权威，罢黜百家，就是出自他的建议。他的思想是儒家与阴阳家的混合产物，好讲阴阳五行及天象人事的相应。他的代表著作为《春秋繁露》。

四、阴阳学说的基本规律

　　阴阳，应该说是两种事物有属性的统一体。两者属性之间，既有它相对的一面，也有它相成的一面。

　　从自然界言，有天便有地，有昼便有夜：天为阳、地为阴，昼为阳、夜为阴。天与地的关系，既是相互对待的，又是相互依存的；昼与夜的关系，也是相互对待的，又是相互依存的。这就是天阳地阴、昼阳夜阴两者属性之所在，而不可分割的。

　　他如：上之于下，上为阳、下为阴；南之于北，南为阳、北为阴；东之于西，东为阳、西为阴；大之于小，大为阳、小为阴；男之于女，男为阳、女为阴；气之于血，气为阳、血为阴……

　　推而至于百、千、万、亿、兆的事物，无不各有其阴阳的关系存在，也就是无不有其相互对待、相互依存的属性联系。《素问》说：

　　“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阴阳离合论》)

　　王冰注云：“一，谓离合也。”阴之于阳，离则为两，合则为一，离即为对待，合即为依存；这一离一合，即是两者的属性联系所在。相反，两者之间不存在有这种属性的，便无阴阳之可言了。

　　正因为两者之间都有其阴阳的属性存在，按照其相互之间的发展规律运动着，毫无休止的时期，正如周敦颐说：

　　“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四时运行，万物终始。混兮辟兮，其无穷兮。”(《通书·动静》)

　　五行亦源出于阴阳，阴阳更出乎太极(即阴阳未分的混一体)。即是说，由太极混一体的运动，便分化为有属性的阴阳两个方面，再由阴阳的两个方面不断地运动，即分化为五行；五行中亦各具阴阳，因之四时得以运行无已，万物得以成始成终。本原于一叫做“混”，散殊万端叫做“辟”，因而一混一辟，便没有止息了。

　　阴阳运动的规律，约可分为下列四个方面：

1．两体合一

　　两体，即事物两者的对立体，或对待体。

　　事物两体的对待合一，或叫做对立统一，是为两体合一。相当于现在辩证法中所谓的对立统一原则。凡对待者皆有其合一，凡一体必包含对待；对待者的相摩相荡，相反相求，便引起无穷尽的变化。如《易传》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

　　“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系辞下》)

　　变化是一阴一阳的作用。有阴阳，即有变化；阴阳两体如毁灭，变化便会停止；变化停止，便没有什么阴阳了。要之，变化原于对待，有对待才有变化，没有对待便没有变化；阴阳二者的对待，才是变化之所从出。如《素问》说：

　　“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阳应象大论)》)

　　阳气清轻，所以天积的阳气至大；阴气重浊，所以地积的阴气至厚。积阳的天体至刚至躁，积阴的地体至柔至静。这天阳的刚躁，与地阴的柔静，是对待合一的两面。刚躁的阳气主生发，主肃杀，而发挥其化气的作用；柔静的阴气主长养，主闭藏，而发挥其成形的作用。这就是阴阳对待不同的两面，统一起来而发挥其相反相成的作用。这种对待统一规律，一般习称为阴阳调和。但对待统一中的阴阳调和，并不是意味着阴阳绝对的平均，而是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便要发生不同的、统一的调和。所以《素问》说：

　　“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金匮真言论》)

　　这就是从一昼夜来看，尽管阴阳各有偏盛偏衰的时刻，仍然是统一而调和的。如此两体对待合一的道理，朱熹颇有明切的解说：

　　“阴阳虽是两个字，然却是一气之消息，一进一退，一消一长，进处便是阳，退处便是阴，长处便是阳，消处便是阴；只是这一气之消长，做出古今天地间无限事来，所以阴阳做一个说亦得，做两个说亦得。”(《语类》)

　　朱熹，宋婺源人，侨寓建州。约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到宁宗庆元六年(纪元1130-1200)左右，字元晦，一字仲晦，晚号晦翁，绍兴进士。他综合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的思想，而成体系，大抵是主张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尤以居敬为主；宋代理学到了朱熹才集其大成。他整理中国文化最有成绩，著作甚多，在哲学上最要者为四书集注、或问、语类、文集等。

　　不仅此也，朱熹还说：

　　“统言阴阳只是两端，而阴中自分阴阳，阳中亦有阴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虽属阳，而不可谓无阴；女虽属阴，亦不可谓其无阳。”(《语类》)

　　是对待的两者，各自更含对待，层层对待，更无单独。所谓阴阳之中各含阴阳，即谓正中有正负，负中亦乃正负。这样无穷尽的对待，无穷尽的合一，实为认识阴阳的核心。所以张载说：

　　“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正蒙·太和》)

　　意思即是说，对待遍于一切，而对待皆有其合一；没有合一便见不着对待，没有对待亦将见不着合一。一对待，一合一，正是变化的根源。故张载还说：

　　“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正蒙·参两》)

　　张载，北宋郿县横渠镇人，约生于宋真宗天禧四年到神宗熙宁十年(纪元1020-1077)左右，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他的学说最宏伟渊博，他以气及太虚说明宇宙，字宙万有，皆气所成，而气之原始是太虚，气即是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太虚便是时空。以气与太虚解说字宙，实可谓一种唯物论。著有正蒙、东铭、西铭、理窟、易说、语录等。

2．动静升降

　　动静升降，是阴阳具体运动的方式。

　　从阴阳的对待两方说，阳主动，阴主静；阳主升，阴主降。从阴阳对待合一的方面说，动中复有静，静中复有动；升中必有降，降中必有升。如果截然划分开了，便不可能维系阴阳的永恒运动。如周敦颐说：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太极图说》)

　　所谓动，即物体内在的动。

　　太极，即是大而无外的物体；太极动，便有阳分出；动极而静，便有阴分出。是所谓阳，实即物体之动；所谓阴，实即物体之静。但阴阳动静，井非两事，动极则静，静极则动，一动一静的互根，即一阴一阳的相续。是阴阳以动静为生命，如果没有动静，便无生命之可言。所以周敦颐又解释说：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水阴根阳，火阳根阴，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四时运行，万物终始，混合辟分，其无穷分。”(《通书·动静》)

　　有动而无静，或有静而无动，这都是没有生命的死物。(物则不通神妙)动而无动，即是动中有静；静而无静，即是静中有动；有动有静，才是富有生命、变化无穷的神物。富有生命的阴阳动静，是无时或已的。朱熹说：

　　“无静不成动，无动不成静。譬如鼻息，无时不嘘，无时不吸，嘘尽则生吸，吸尽则生嘘，理自如此。阴阳只是一气，阴气流行即为阳，阳气凝聚即为阴。”(《注太极图说》)

　　气之流行即为阳动，气之凝聚即为阴静。严格言之，动与静，只是物体的两种不同方式的运动而已，不可能把静理解为静止不动。朱熹还说：

　　“静者养动之根，动者所以行其静。”(《语类》)

　　因而，动之极，即为静之始，静之极，即为动之始，故不能把动静分看成两个绝对的东西。阴阳一动一静的运动，主要表现在升和降两个方面。《素问》说：

　　“清阳上天，浊阴归地。是故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故能以生长收藏，终而复始。”(《阴阳应象大论》)

　　清阳上天，浊阴归地，就是阴阳一动一静运动的具体表现。如此升降运动不已，则一年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变化亦无有止息。何以证明阴阳的升降运动呢？则如《素问》所云：

　　“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阴阳应象大论》)

　　又说：

　　“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六微旨大论》)

　　地阴之气，随阳上升于天，阴凝上结，则合以成云；天阳之气，化阴下降于地，阳散下流，则注而为雨。阴雨从阳云以施化，故言雨出地；阳云凭阴气以交合，故言云出天。阳则升，阴则降。地阴之气要上升而不能自升，必得阳气之助而后升，地之阳，即天下降之阳，以阳助阴升，故虽曰阴升，而实为阳升。天阳之气要下降而不能虚降，必随阴气之降而后降，天之阴，即地上升之阴，以阴随阳化，故虽曰阳降，而实为阴降。当升当降的时候为动，升已降已的时候为静。阴阳升降，即动静相因的道理，略尽于此。

3．终始嗣续

　　阴阳运动，为什么无穷极呢？就是由于有它的终始延续性的存在的原故。邵康节说：

　　“易之数穷，天地终始。或曰：天地亦有终始乎？曰：既有消长，岂无终始？天地虽大，是亦形器，乃二物也。”(《观物外篇》)

　　阴阳之消，是其所终；阴阳之长，是其所始。所以他说：既有消长，岂无终始？一终一始，一始一终，生命便赖此以延续下来了。

　　邵康节，名雍，字尧夫，宋范阳人，约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到神宗熙宁十年(纪元1011-1077)，精通周易，讲象数之学，他以数水说明整个宇宙及人的历史，认为宇宙及历史都是受一定数目支配的体系，以数的关系贯穿一切，代表他学术思想的为《皇极经世书》。死谧康节，世称康节先生。

　　所以庄子说：

　　“无古无今，无始无终，未有子孙而有子孙可乎？”(《知北游》)

　　无古则无今，即是无始则无终；相反，有古则有今，有始则有终，而子又生子，孙又生孙，亦无非是终始相续的道理而已。

　　庄子，战国时宋国蒙人，约生于周显王九年到赧王三十五年(纪元前360-280)前后，名周，字子休，他是融合老子、惠施的学说而自成一大系统的哲学家。他的学说，是一种玄妙深闳的神秘哲学。以忘情感、泯分别的直觉为求真知之道。著有《庄子》一书。

　　正如蔡九峰所说：

　　“数终而复乎一，其生生而不穷者也。阴之终，阳之始也；夜之终，昼之始也；岁之终，春之始也；万物之终，万物之始也。是故入乎幽者所以出乎明，极乎静者所以根乎动；前天地之熬，其后天地之始乎？”(《洪范·皇极内篇》)

　　前天地之终，即是后天地之始，其间毫无间断的。这个道理，是在他老师朱熹所说“昨日之夜，今日之昼耳，阴阳亦一大阖辟也”的基础上来发挥的。有的人以为事物运动没有终始，其所谓无终始，实际是指终始的持续无穷而言。

　　蔡九峰，名沉，字仲默，宋建阳人，约生于宋孝宋乾道三年到理宗绍定三年(纪元1167-1230)，是朱熹的学生，父丧后隐居九峰，屡荐不起，世称为九峰先生。著有书集传、洪范皇极内篇等书。

　　王船山说：

　　“即始即终，即所生即所自生，即所居即所行，即分即合，无所不聚，无所不成，……成形成色，成生成死，今日始、今日终也。……其始也，人不见其始；其终也，人不见其终。”(《周易外传》)

　　不见其始，不见其终，不等于没有始，没有终；其所以不见，就是由于其间无所间断的关系，而终始仍是潜然存在着的。有终始，才有更代，有更代，才能持续。

　　王船山，名夫之，字而农，号蓄斋，明末清初衡阳人，约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到清康熙三十一年(纪元1619-1692)，居于衡阳的石船山，人便称之为船山先生。他极反对王阳明致良知的学说，以为道本于器，由唯气进而讲唯器，实为一种较显明的唯物论者。著有《船山遗书》五十二种，以《周易外传》、《尚书引义》、《正蒙》、《思问录》几种，最是他研究哲学的主要著作。

　　《素问》说：

　　“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四气调神大论》)

　　张景岳注解说：“阴阳之理，阳为始，阴为终；四时之序，春为始，冬为终。”如此一始一终，而岁序以成。

　　《素问》又说：

　　“终期之日，周而复始，……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也。”(《天元纪大论》)

　　日往月来，暑去寒来，昼去夜来，都属于“终期之日，周而复始”的更代范畴。金主秋，木主春，春木主生，秋金主成，春生为万物之始，秋成为万物之终，而春去秋来，阴阳终始不断地更代，一年四季便因之而得以持续了。

　　不仅此也，《六微旨大论》论六气终始蚤晏云：“岁气会同，终而复始。”犹言六十年间，阴阳气数的流行会合，仍然是在终而复始的变化中持续下来的；推而至于千万年，也是由终始而持续下来的。

　　相传古代有专门阐述阴阳终始道理的书籍，古籍不可得见，而《灵枢·终始篇》是其所遗。《终始篇》说：

　　“凡刺之道，毕于终始，明知终始，五藏为纪，阴阳定矣。……谨奉天道，请言终始，终始者，经脉为纪。”

　　而《终始篇》的主要内容，是：就人体言，以五藏六府为始，手足十二经脉为终，就人体与自然界的关系言，则阴阳六气为始，而藏府经脉为终；无论藏府与经脉的终始也好，阴阳六气与藏府经脉的终始也好，其间均有阴阳偏盛偏衰的虚实关系发生，便当用补或泻来调治其终始之气的虚实。

　　试看人体十二经脉的循行，始于手太阴，终于足厥阴，太阴肺主气，厥阴肝主血，气为阳，血为阴，是始于阳而终于阴；足厥阴肝复交于手太阴肺，又是始于阴而终于阳。若分别就十二经脉之手足言：

　　始于手太阴，终于手阳明；

　　始于足阳明，终于足太阴；

　　始于手少阴，终于手太阳；

　　始于足太阳，将于足少阴；

　　始于手厥阴，终于手少阳；

　　始于足少阳，终于足厥阴。

　　如此阴阳终始，如环无端，人的生命便得以持续；反之，终而无始，轻则病，重则死矣。

　　《终始篇》最后阐述六经的终气，就是终而不始的具体说明。

4．两极反复

　　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与终始密切相结合而不可分割的另一问题，即为反复问题。

　　什么叫做反复呢？

　　就是：事物在一方面向上演变，达到极度，无可再进，势必一变而为其反面，如是不已。

　　事物由无有而发生，既发生乃渐充盈、进展、以至于极盛，乃衰萎堕退而终于消亡；而新陈代谢，又有新的事物发生。凡事由成长而剥落谓之反；而剥落之极，新的又生，则谓之复。

　　复，在《素问》里称为“迁复”，迁，登也，自下而上为迁。《诗·小雅》云：“迁于乔木”，就是这个含义。迁复是指事物的新生，不是复于故旧。因而，反复是事物的向前推进，是螺旋式的上升，而不是“团团较”的循环。但又不同于终始，终始只代表着事物发展的延续性；而反复则象征着事物不断地新生。《易传》说：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象上传》)

　　天地之所以运行不息，“也就是由于事物反复的变易而没有终止。如《易传》又说：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象下传》)

　　一切事物的发展，都会到否定那个地步。事物发展到无可再进的时候，便一变而为其反面，这反面乃象征着事物的新生。正如《易传·系辞下》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穷，即事物之发展到极点；变，即是反；通，即是复生而更始。

　　杨雄，西汉成都人，约生于汉宣帝甘露元年到王莽天风五年(纪元前53-纪元18)前后，字子云。口吃而学博深思，初以文章名世，后来便讨厌词赋文章而不肯作了。他崇信道家的自然论，他的学术思想是老子和易传学说的混合体，著有《太玄》、《法言》。

　　杨雄说：

　　“阳不极则阴不萌，阴不极则阳不芽；极寒生热，极热生寒，信道致诎；诎道致信。其动也日造其所无而好其所新，其静也自灭其所为而损其所成。”(《太玄·玄摛》)

　　极则必反，不极不反，其达到极之前必有积渐的发展。当成长发展时，日达其所无而趋于新；及其衰萎，乃日减损以至于消亡。这个道理在《内经》里也很重视。如《素问》说：

　　“万物之外，六合之内，天地之变，阴阳之应，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脉要精微论》)

　　夏之暑，即由春暖的积渐发展而来；冬之怒，即由秋忿的积渐发展而来。从春暖而到夏暑，阳之极也；从秋凉而到冬寒，阴之极也。阳极必反而为阴，阴极必反而为阳。所以《素问》又说：

　　“寒极生热，热极生寒，……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重寒则热，重热则寒。……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阴阳应象大论》)

　　这种物极而反的反复运动，也就是阴阳两极之间的相互转化。例如冬寒为阴，阴寒至极了，春暖的天气便到来，所以大寒节以后，紧接着便是立春。这就是寒极生热，重阴必阳。夏热为阳，阳热至极了，秋凉的气候便到来，所以大暑节以后，紧接着便是立秋。这就是热极生寒，重阳必阴。《天元纪大论》说：

　　“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其始也，有余而往，不足随之；不足而往，有余从之。”

　　无论其为阴气阳气，当其有余时，不足之机已积渐矣，极则一反而为不足；当其不足时，有余之机已积渐矣，极则一反而为有余。寒热阴阳反复之变，理固如此。虽然如此，但今年之热，并不同于去年之热；明年之寒，也不同于今年之寒；所以这种阴阳两极的反复变化，实为螺旋式的上升。

　　凡此两体合一，动静升降，终始嗣续，两极反复，实为阴阳学说的四大基本规律。两体合一，为阴阳之体；动静升降，为阴阳之用；终始嗣续，为阴阳之性；两极反复，为阴阳之变。明乎此，已足以知阴阳之櫽栝了。

　　“櫽括”(yǐn kuò)，原指矫正竹木弯曲的工具，其中“檃”用于揉曲，“括”用于正方。引申为对已有文本的剪裁、改写，保留原意但调整形式，使其符合新文体的要求。

五、五行学说的基本规律

　　五行即阴阳的化生。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人类先认识昼夜的阴阳，再辨别东南西北中五方，这是很自然的事。从五行的理论渊源来着，初见于今文《尚书·洪范》篇。《洪范》说：

　　“一、五行：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曰金，五曰土。”

　　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前的序数“一、二、三、四、五”，并不是偶然的随意排序，试看《易传》便明白了。《易传》说：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系辞上传》)

　　《正义》云：“此言天地阴阳自然奇耦之数也。”一、三、五、七、九为天之阳数，二、四、六、八、十为地之阴数。

　　《正义》又说：

　　“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数也。如此则阳无匹，阴无耦。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于是阴阳各有匹耦，而物得成焉，故谓之成数也。”

　　这就具体说明了五行的生成，是出于阴阳匹耦的变化。

　　如果要进一步了解阴阳之数化生五行的道理，便只有用“河图”来说明。

　　图中，白圈代表天为阳数，黑圈代表地为阴数。

　　从图中显然地可以看出是：阳数一与阴数六相匹耦于北方，阴数二与阳数七相匹耦于南方，阳数三与阴数八相匹耦于东方，阴数四与阳数九相匹耦于西方，阴数十与阳数五相匹耦于中央；水、火、木、金、土五行便由此阴阳数的匹耦，而生成于北南东西中五方了。杨雄说：

　　“一六为水，为北方，为冬日；二七为火，为南方，为夏日；三八为木，为东方，为春日；四九为金，为西方，为秋日；五五为土，为中央，为四维日。”(《太玄·玄数》)

　　这说明五行是生成于五方五季的阴阳变化，一、二、三、四、五为生数，六、七、八、九、十为成数，生数少，成数多。《素问》云：“太过者其数成，不及者其数生。”于此可以领悟其含义了。

　　数之所起，起于阴阳；阴阳往来，在于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极阳来而阴往，冬至日一阳初生，故以一阳生为水数。五月夏至日，北极阴进而阳退，夏至一阴生，宜乎以一阴生为火数了，但火既生于阴，不应该属奇数，而应该属耦数，故以六月二阴生为火数。盖一年六阴六阳，以五月为一阴，六月为二阴，七月为三阴，八月为四阴，九月为五阴，十月为六阴也。从冬至到夏至，当为阳气之来，一月属春木，正当三阳之气(十一月为一阳，十二月为二阳，一月为三阳，二月为四阳，三月为五阳，四月为六阳)，因而以三为木之生数。从夏至到冬至，当为阴气之进，八月正属秋令，又适当四阴之气，因而以四为金之生数。三月为季春月，正当五阳之气，虽季春、季夏、季秋、季冬四个季月都属土(即杨雄所指的四维日)，而季春为四季月之首，故以五为土之生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之义，略尽于此。

　　至于六、七、八、九、十之成数，为水、火、木、金四行皆生于五土之义。如水数之一，得土数之五则为六；火数之二，得土数之五则为七；木数之三，得土数之五则为八；金数之四，得土数之五则为九。土本五数，再加五则为十。此杨雄言五与五为土，而不言十之所由也。他又说：

　　“一与六共宗，二与七为朋，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五与五相守。”(《玄图》)

　　其义亦无非言其阴阳之相合而已。《易传·系辞》云：“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正属此义。毛西河欲改河图名为“天地生成图”，理即在此。

　　毛西河，名奇龄，字大可，一字齐于，原名甡，字初晴，明末清初萧山人。本为明诸生，明亡，遁隐，康熙间举鸿博，授检讨职，被命纂修明史，因病乞归，自此不复出，世称西河先生。著有《分经集》、《文集》凡数百卷。

　　五行中各含阴阳之义，据此亦很显然了。《白虎通》说：

　　“五行者，何谓也？谓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五行》)

　　所谓五行，亦即五气运行之义。

　　《白虎通》，本名《白虎通义》，汉班固等撰。后汉章帝时诏诸儒在北宫的白虎观里，考定五经同异，而写成这四卷书，初定名《白虎通德论》，后又由班固撰集共事，除征引六经传记而外，兼涉及纬谶，才定名为《白虎通义》，为考证古义的必要书籍，一般省称《白虎通》。

　　五气如何运行呢？约分为生治、承制、亢乘、胜侮四个方面，兹分述如下：

　　1．生治

　　生治，即五行始于木而终于水，以木、火、土、金、水依次相生，各行分治于春、夏、长夏、秋、冬五季的运行。《白虎通》说：

　　“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转相生，故有终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

　　春木、夏火、长夏(六月)土、秋金、冬水，顺着一年五季时令的递变，则五行相生的道理，便很明显。《素问》说：

　　“显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复行一步，土气治之；复行一步，金气治之；复行一步，水气治之；复行一步，木气治之；复行一步，君火治之。”(《六微旨》)

　　显明，是日出的卯正东方，日出的右边，即从卯到巳的东南方。日躔从卯到巳，即由春分而清明、而谷丽、而立夏、而小满，统为君火主治的节令。

　　日躔从巳到未，由东南而转到正南方，即由小满而芒种、而夏至、而小暑、而大暑，统为相火主治的节令。

　　日躔从未到酉，由正南而转到西南方，即由大暑而立秋、而处暑、而白露、而秋分，统为土气主治的节令。

　　日躔从酉到亥，由西南而转到西北方，即由秋分而寒露、而霜降、而立冬、而小雪，统为金气主治的节令。

　　日躔从亥到丑，由西北而转到正北方，即由小雪而大雪、而冬至、而小寒、而大寒，统为水气主治的节令。

　　日躔从丑到卯，由正北而特到东北方，即由大寒而立春、而雨水、而惊蛰、而春分，统为木气主治的节令。

　　日躔至此一周，又行于显明之右。

　　以上说明气候虽分为六，而仍由五行相生之序所变化，无非火分化为君相二气而已。于此亦看出五行生治的顺序，实为自然变化规律之所在。而《五行大义》(14)引《白虎通》说：

　　“木生火者，木性温暖，火伏其中，钻灼而出，故木生火。火生土者，火热故能焚木，木焚而成灰，灰即土也，故火生土。土生金者，金居石依山，津润而生，聚土成山，山必生石，故土生金。金生水者，少阴之气，润泽流津，销金亦为水，所以山云而从润，故金生水。水生木者，因水润而能生，故水生木也。《元命苞》(15)云：阳吐阴化，故水生木也。”(《论相生》)

　　所谓生者，养也，阴阳之气相互养育而化生也。如果以为产生之生，殊失古人阳变阴合的意义。

　　《五行大义》，书凡五卷，隋萧吉著。书中阐述五行的大义凡二十四论，可谓仅存耑讲五行的耑书，书中援引往往有佚亡的书籍，尤为可贵。清嘉庆间鲍廷博因许某得自日本佚存丛书中的本子，校刊于歙县，国中才有传本。

　　《元命苞》，春秋纬书的一种，书佚已久，古微书中有辑本。

　　2．承制

　　承制，即五行之气之间各有所约制和防制的意义。如五行只是无原则的相生，而无所约束，这是一定会影响事物的正常发展的；因而，在相生的同时，必须相制。王安道说：

　　“承犹随也，然不言随而言承者，以下言之，则有上奉之象，故曰承。虽谓之承，而有防之之义存焉。……制者，克胜之也，然所承者，其不亢则随之而已，故虽承而不见。”(《医经溯洄集》)

　　是承制也就是后人所言的克制，但是它是属于正常的克制，也就是王安道所谓随而防之之义。如何承制呢？《素问》说：

　　“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六微旨大论》)

　　这样就构成了水克火、土克水、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相互承制的关系。相互承制之间，各就其阴阳性质之不同，而发生不同的承制作用。《素问》说：

　　“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宝命全形论》)

　　金坚能伐木，木壮则土裂(达)，土厚则水阻，水多能灭火，火焚可灼金。是其相互承制，实亦本于物性的自然，自然物性虽如此，亦不过是明确事物之间有相互约制之理如是而已，不能真以实物况之。故《白虎通》说：

　　“众胜寡，故水胜火也。精胜坚，故火胜金。刚胜柔，故金胜木。专胜散，故木胜土。实胜虚，故土胜水也。”(《五行》)

　　如此众寡、精坚、刚柔、专散、实虚相互约制，隐于生治之中，而不亢极，一生一制，得以维持事物发展的常态，正如《六微旨大论》所谓“制生则化”也。也就是说，一制一生，而变化无穷。

　　3．亢乘

　　盛之极而为亢，凡事物亢极则乖，而强凌弱，众暴寡，这便叫做乘。事物之至于亢极，往往是由于失所承制而然。亢而无制，则强者愈强，而如《易传》所说：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乾·文言》)

　　象这样亢极之气，而无所承制，势必乖乱日盛，而乘其所胜。《素问》说：

　　“未至而至，此谓太过，则薄(迫)所不胜，而乘所胜也，命曰气淫。”(《六节藏象论》)

　　淫气，即恃其亢盛之气而肆为淫虐之义。

　　以上所谈的五行克制，都叫做所胜。金克木，即木为金之所胜；木克土，即土为木之所胜；土克水，即水为土之所胜；水克火，即火为水之所胜；火克金，即金为火之所胜。金假其亢盛之气而乘木，木假其亢盛之气而乘土；土假其亢盛之气而乘水，水假其亢盛之气而乘火，火假其亢盛之气而乘金，便为五行之气的亢乘。

　　这亢乘和承制是有所不同的：承制是正常的克制，或约制，是与生治的关系相互为用，而维系五行运动正常的规律的；亢乘则为亢胜之气，过分地加之于所胜之气，而起到非常的危害作用；《六微旨大论》所谓“亢则害，承乃制”，就是说明了“亢乘”与“承制”的基本区分。

　　4．胜侮

　　胜侮，即被克之气胜而有余，反而欺侮着克我者之气，也就是一般所称的反克。如《素问》说：

　　“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都而悔之。”(《五运行大论》)

　　如金本克木，但木气有余，反能欺侮着金气，这就是“气有余，而悔所不胜。”又如金气衰，木气乘其衰而欺侮之，这就是“已所胜轻而侮之。”木本克土，但土气有余，反能欺侮着木气；木气衰，土亦能乘其衰而欺侮之。土本克水，但水气有余，反能欺侮着土气；土气衰，水亦能乘其衰而欺侮之。水本克火，但火气有余，反能欺悔着水气；水气衰，火亦能乘其衰而欺侮之。火本克金，但金气有余；反能欺侮着火气；火气衰，金亦能乘其衰而欺侮之。

　　总之，亢乘胜侮，都是凭其太过之气而乘胁或欺侮，乘胁为承制之气有余，而危害于被克制者；欺侮为受制者之气有余，而反侮其承制者。如此亢乘胜侮，则五行中生治、承制的运动，便因此而遭到破坏。《六微旨大论》云：“害则败乱，生化大病。”即是说亢而无制，则为危害，其结果使五行生治、承制的运动败乱失常，则不生不化，病变逐由是而发生了。

　　以上说明阴阳五行说，在古代不仅具有素朴的唯物观，而且还富有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方法。

六、阴阳五行学说

在医学中的运用

　　祖国医学无论在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摄生各方面，都有其特殊的理论体系，其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都贯通于阴阳五行学说中，正如《素问》说：

　　“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处名；谿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阴阳应象大论》)

　　故学习祖国医学，如不首先贯通阴阳五行的道理，便无从升堂入室。所以郑康成(16)在驳《尚书》今古文五行互异时说：“今医疾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瘳也；若反其术，不死为剧。”(《礼月令·祭先脾孔疏》)

　　郑康成，名玄，汉高密人，约生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到献帝建安五年(纪元127-200)，是马融的学生，博通诸经、三统历、九章算术等，为一代纯儒。黄巾起义时，特别优待他。凡易、诗、礼、仪礼、论语，孝经、尚书大传等都由他加过注，著有《天文七政篇》、《鲁礼禘祫义》、《六艺论》等。死后，门人集其问答言论，称为《郑志》，凡八卷。

　　的确，如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渺冥不可究诘，置而弗问，于治疗时是颇难下手的。兹就阴阳五行学说运用于医学中的几个主要方面，分述如次：

　　1．生理

　　正如苏联B.Γ.华格拉立克教授所说：“在中医的概念中，认为藏器不仅是形态学上的一个单位，而且是一个机能单位。”所以，祖国医学在关于生理方面的阐述，并不十分着重谈藏器的形态，而主要是演绎其功能作用。在阐述功能作用时，又必以阴阳五行说为其最基本的理论。《素问》说：

　　“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藏府中阴阳，则藏(读平声)者为阴，府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府皆为阳。”(《金匮真言论》)

　　这说明藏府内外、形体内外，同样可以用阴阳的属性来概括它。

　　苏联B.Γ.华格拉立克教授，曾来华任我国卫生部顾问，1956年返国前，会在中华医学会等五个学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学习中医问题的报告，其题目为《对中医学研究和科学论证方面的见解》，全文曾刊载全国各中西医学杂志，本文所引据《新中医药》七卷八期。

　　古人认为肝、心(包括心主包络)、脾、肺、肾五藏，“均为贮藏精气的器官，它的主要功能在储藏阴精而不泄漏，《素问》说：“阴者，藏精而起亟也。”(《生气通天论》)五藏既能藏精气来适应全身的需要(起亟)，所以藏便属阴。胆、胃、大肠、小勿、膀胱、三焦六府，均为消磨水谷，灌输气化，排泄液汁和糟粕的器官，它的主要功能在排泄灌注而无阻滞，《素问》说：“阳者，卫外而为固也。”(《生气通天论》)六府既能消磨水谷而化气，并排泄液汁糟粕于体外，所以府便属阳。《素问》说：

　　“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阴阳应象大论》)

　　前面已经谈到，阴阳是两体合一的，那末，五藏藏精属阴，为阳府之内守；六府行气属阳，为阴藏的外使。这就充分表明阴藏阳府之间的两体合一作用了。

　　五藏六府的阴阳属性既已确定，还须用五行的素朴辩证方法来分析它。《素问》说：

　　“人有五藏化五气，……木生酸，酸生肝；……火生苦，苦生心(包括心主包络)；……土生甘，甘生脾；……金生辛，辛生肺；……水生咸，咸生肾。”(《阴阳应象大论》)

　　所谓生，就是养的意思。所谓酸、苦、甘、辛、咸，也不是真如食味的酸咸，无非各代表五行的气和性而已。换句话说，也就是用五行的道理来抽象地演绎五藏的功能。而五藏与六府又是表里相配合的，诚如《素问·调经论》所说：“五藏者，故得六府与为表里。”其表里配合的顺序如下：

　　肝藏合胆府，肝主里，属于足厥阴经；胆主表，属于足少阳经。

　　心藏合小肠府，心主里，属于手少阴经；小肠主表，属于手太阳经。

　　心主包络藏合三焦府，心主包络主里，属于手厥阴经；三焦主表，属于手少阳经。

　　脾藏合胃府，脾主里，属于足太阴经；胃主表，属于足阳明经。

　　肺藏合大肠府，肺主里，属于手太阴经；大肠主表，属于手阳明经。

　　肾藏合膀胱府，肾主里，属于足少阴经；膀胱主表，属于足太阳经。

　　所谓经，即各藏各府的经络，经络通于足的，即称为足经；通于手的，便称为手经。于此看出，无论藏府经潞，总是一阴一阳相配合的，因而在五行方面，六府之五行，即随其属藏之五行而确定。如肝属木，胆亦属木；心属火(君火)，小肠亦属火；心主包络属火(相火)，三焦亦属火；脾属土，胃亦属土；肺属金，大肠亦属金；肾属水，膀胱亦属水。不过，在藏的五行，统属于阴；在府的五行，统属于阳。阴阳中各具五行、五行中各有阴阳之理，于此益足以说明了。

　　2．病变

　　以上说明人体的五藏六府，无非是阴阳五行相依为用的统一体。这统一体的关系破坏了，即是病变的所由发生。《素问》说：

　　“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重寒则热；重热则寒。”(《阴阳应象大论》)

　　阴阳各有偏胜，就是由于对立统一的遭到了破坏。阳胜之极则为热，阴胜之极则为寒。阳之性为热，阴之性为寒，阳热偏胜，阴寒不仅不能适应，反而阴从阳化，便是阳胜而为热了；阴寒偏胜，阳热不仅不能适应，反而阳从阴变，便是阴胜而为寒了。阴从阳化，是火反侮水；阳从阴变，是水来乘火。此即寒热病变之所由攸分。但是，阴阳偏胜达到两极以后，势必随其“反复”的运动规律而转化，又特化为“重寒则热，重热则寒”相反的两个极端。例如，寒冷愈甚，干燥亦愈甚，寒为阴而燥为阳，即是“重寒则热”之变。炎热愈甚，潮湿亦愈甚，热为阳而湿为阴，是为“重热则寒”之变。重寒则热，为水极似火，阴盛格阳；重热则寒，为火极似水，阳盛格阴。在临床上，重寒则热，往往为真寒假热证。如，许多退行性的慢性疾病，患者各部分的机能异常衰弱，衰弱之极，可能一时出现精神焕发，食欲增进，脉大而快，发热等旺盛或紧张的现象；衰弱是其本来面目，外表的现象是属于虚性兴奋的假象，这便是“重寒则热”病变的具体表现。相反，重热则寒，往往为真热假寒证。如许多进行性的急性疾病，在体温过高的时候，患者反而会出现四支厥冷，皮肤青紫，脉搏微细种种衰竭的现象；高热是其本来面目，外表的现象是由高热而引起机能障碍的假象，这便是“重热则寒”病变的具体表现。

　　这阴阳偏胜发生疾病的过程中，亦必须用五行的生克乘侮关系来分析它，《素问》说：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死生，以决成败，而定五藏之气，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藏气法时论》)

　　贵贱即是盛衰，更贵更贱，也就是五行各有阴阳而互为盛衰。由其盛衰不同，五藏六府病变的间、甚、成、败、死、生等，都可以从此而判断了。究竟如何分析判断呢？《素问》说：

　　“肝主春(木)，足厥阴(肝)少阳(胆)主消，其日甲乙(木)，……病在肝，愈在夏(火)，……甚于秋(金)，……持于冬(水)，起于春(木)。

　　心主夏(火)，手少阴(心)太阳(小肠)主治，其日丙丁(火)，……病在心，愈在长夏(土)，……甚于冬(水)，……持于春(木)，起于夏(火)。

　　脾主长夏(土)，足太阴(脾)阳明(胃)主治，其日戊己(土)，……病在脾，愈在秋(金)，……甚于春(木)……持于夏(火)，起于长夏(土)。

　　肺主秋(金)，手太阴(肺)阳明(大肠)主治，其日庚辛(金)，……病在肺，愈在冬(水)，……甚于夏(火)，……持于长夏(土)，起于秋(金)。

　　肾主冬(水)，足少阴(肾)太阳(膀胱)主治，其日壬癸(水)，……病在肾，愈在春(木)，……甚于长夏(土)，……持于秋(金)，起于冬(水)。(《藏气法时论》)

　　以上的春、夏、长夏、秋、冬，都不是指的实际的节令，而是代表着木、火、土、金、水五行的性质。这五行的性质，又包涵着外在的五运六气的变化，内在的五藏六府的生克关系。例如：肝在五行属甲乙木，肝的本身属于足厥阴经，与足少阳经的胆府是一表一里。肝藏为里为阴木，胆府为表，为阳木。无论阴木的肝和阳木的胆发生了病变，如按五行相互生克的规律来分析它，木能生火，因而木病得着火气便能好转(愈于夏)。金能克木，因而木病又遇着金气，便会严重(甚于秋)。水能生木，如木病而遇着水气，便甚平稳(持于冬)。肝为木，春亦为木，如木病而遇着木气，是得着同气的帮助，也会有好的转机(起于春)。其它各藏府亦依此类推。这个规律的分析，在中医临床上是有丰富的经验的，因为它能帮助我们在临床时辨识疾病，确定治疗的方向，因而这是很可宝贵的。

　　3．诊断

　　人体的生理和病变，既是根源于阴阳五行运动规律的正常与否，则中医所用的望、闻、问、切等诊断方法，其主要即在观察其阴阳五行变化之所在。《素问》说：

　　“诊法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欲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藏有余不足，六府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脉要精微论》)

　　施行望、闻、问、切等诊断方法，古人强调要在黎明平旦的理由，是由于被诊断者的“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那末，诊断的基本精神，是在诊察阴阳气的盛衰，可想而知。所以，《素问》又说：

　　“持脉之道，先后阴阳而持之。……诊合微之事，追阴阳之变，章五中之情。……是以切阴不得阳，诊消亡；得阳不得阴，守学不湛。”(《方盛衰论》)

　　阴阳的概念，是很广泛的，诸如阳动阴静，阳刚阴柔；阳倡阴随，阳施阴受；阳升阴降，阳前阴后；阳上阴下，阳左阴右；数者为阳，迟者为阴；进者为阳，退者为阴；表者为阳，里者为阴；至者为阳，去者为阴；发生者为阳，收藏者为阴；阳之行速，阴之行迟。……这一切一切的阴阳变化，都可以通过望、闻、问、切各种诊法，从各个方面分析尽致。这就叫做“诊合微之事，追阴阳之变，章五中(指藏府)之情。”同时，前面已经谈到阴阳并不是绝对孤立的，所以，还要更细致地从阴病中省察其阳的变态，从阳病中省察其阴的变态。反之，便不能算是尽到诊断的能事。不仅此也，还要求如《素问》所说：

　　“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纪，从阴阳始；始之有经，从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时为宜。……是故声合五音，色合五行，脉合阴阳。”(《脉要精微论》)

　　无论望、闻、问、切任何一种诊断方法，不仅在分辨阴阳，还要细细地分辨五行。如：肝属木为角音，心属火为征音，脾属土为宫音，肺属金为商音，肾属水为羽音。角为木音，其音长；征为火音，其音躁；宫为土音，其音浊；商为金音，其音响；羽为水音，其音清。又五色：肝木青，心火赤，脾土黄，肺金白，肾水黑。《素问》说：

　　“赤欲如帛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青欲如苍璧之泽，不欲如蓝；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黄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苍。”(《脉要精微论》)

　　帛裹朱、鹅羽、苍璧之泽、罗裹雄黄、重漆色等，是藏府形色的神气充足，虽病，尚未至阴阳两竭，都为吉兆。赭、盐、蓝、黄土、地苍(尘土)，是藏府阴阳气都已败坏，毫无神气可言的死色。

　　以脉言，肝主木，脉应弦。所谓弦，即长劲而有力，太过不及，均为肝病。心主火，脉应钩，所谓钩，即脉搏来时很有力量，脉搏去时势衰而微，如曲钩之环大而末梢细，太过不及，均为心病。脾主土，脉应缓，所谓缓，即耎而不弱，有一种冲和的气象，太过不及，均为脾病。肺主金，脉应毛，所谓毛，即浮中带濇，有缓缓下沉的气象，但确乎不沉，太过不及，均为肺病。肾主水，脉应石，所谓石，即脉于深部沉而实在，太过不及，均为肾病。凡此脉象，“脉从阴阳病易已，脉逆阴阳病难已。”(《平人气象论》)阴病得阴脉，阳病得阳脉，为从；病脉阴阳相反，为逆。从则病变单纯，较易已；逆则病变复杂，便难已。

　　4．治疗

　　素朴的难物主义的阴阳五行学说，既然能用于解释生理、病变、诊断各个方面，因而，关于治疗理论，当然亦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依据。所以《素问》说：

　　“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藏六府，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疏五过》)

　　人在自然界中生活着，自然界的阴阳四时变化，必然是很密切地影响着人体，这是外在的环境。藏府有雌雄(阴阳)，经络有表里(阴阳)，这是内在的环境。在治疗时，如果不善于掌握内外在的阴阳变化，便很难适当地安排刺、灸、砭石、毒药种种治疗方法的运用。但如何具体掌握内外在的阴阳变化来进行治疗呢？《灵枢》说：

　　“春夏先治其标，后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后治其标。”(《师傅篇》)

　　春夏为阳，阳气主发越于外，因而病常在外，外为内之标，所以应治其外在的标病，再图其内在的本。

　　秋冬为阴，阴气主敛藏于内，因而病常生于内，内为外之本，所以应治其内在的本病，再图其外在的标。

　　这是联系四时阴阳变化而治疗的常则，有常则有变，常则虽如此，但不必视为定法。又如《素问》说：

　　“调气之方，必别阴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内者内治，外者外治，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汗之下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至真要大论》)

　　中(内)外即是阴阳，要审阴阳，便得先定内外；病在内即治其内，病在外即治其外，这样，阴阳攸分，是不容颠倒的，这是治疗的先决问题。阴阳既分辨清楚了，便当随其病变的轻重，进行治疗。如小有寒邪，调之以温药；小有热邪，调之以凉药；这就是“微者调之”。病有大寒，平之以热药；病有大热，平之以寒药；这就是“其次平之”。如实邪亢盛至极，便非直攻而夺取之不可，如邪盛于外，可以发汗夺取之；邪实于内，可以攻下夺取之。寒盛，则夺之以热；热盛，则夺之以寒；温盛，则夺之以凉；凉盛，则夺之以温。诸如此类，无一不是随其阴阳变化之所在，而“衰之以属”也。

　　至于治疗的药物，亦不外运用五行气味的阴阳升降作用。《素问》说：

　　“五味阴阳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耎、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至真要大论》)

　　辛、甘、酸、苦、咸、淡六者之性，实即五行之味，辛为金味，酸为木味，甘、淡为土味，咸为水味，苦为火味。辛味主散主润，甘味主缓，酸味主收主急，苦味主燥主坚，咸味主耎，淡味主渗泄。凡此气味，升而轻者为阳，降而重者为阴。能掌握了这五行气味的阴阳作用，便能各因其所利而行之，达到调气使平的目的。

　　5．摄生

　　古人早已明确了人体能适应自然界的阴阳五行变化，便不会发生疾病的道理，于是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摄生之道来，唤起人们对摄生的注意。摄生之道如何讲求呢？唯一是在注意适应四时阴阳的变化。《素问》说：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四气调神大论》)

　　上面不少的地方，已经谈到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阴以阳生、阳以阴长的道理。人们能从春夏季里善于保养阳气，以为秋冬之用；在秋冬季里善于保养阴气，以为春夏之用；这就是讲求摄生的最根本工夫。

　　譬如春季三月，正是阳气生发之时，应该尽量保持心情舒畅，使神志亦和自然界的生命一般，欣欣向荣，不要稍有损害，这便是保养春气生发的摄生之道。

　　夏季三月，是阳气越发壮盛的时候，人们便经常保持着精神的充沛，井适当地使阳气有所疏泄，这是保养夏气壮长的摄生之道。

　　秋季三月，正是天高气爽、风气劲疾的时候，人们的神志应该尽量内敛，不要与这肃杀的秋气有所忤逆，这是保养秋气肃降的摄生之道。

　　冬季三月，正是冰封地冻、阳气内藏的时候，人们更要注意使阳气潜藏，适当的保持温暖，不要受到寒邪的侵胁，这是保养冬气闭藏的摄生之道。

　　在一年四季中，能把养生、养长、辨收、养藏这四步摄养工夫做得很好，也就把肝木、心火、肺金、肾水四藏之气调摄适宜，中央脾土便自然有所寄托，而经常保持其中和之道，健康自如了。相反，如不能分别四时、把握阴阳，便如《素问》所说：

　　“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四气调神大论》)

　　少阳即肝胆木的生发之气，逆春气则木被郁而无所生发，势必病变从而内生。夏令属火，在藏府为心与小肠，小肠为手太阳经，逆夏气则不仅心火衰竭，太阳小肠之火亦无所长养而洞虚于内了。肺主秋，肺气主内敛而清肃下降，如秋气逆，则手太阴肺气不能收敏而降，反而焦燥逆满于上矣。冬令属水，在藏府为肾与膀胱，肾主足少阴经，如果逆冬气，则真阳不藏于下而化气，阴湿邪气便独沉滞于下焦了。凡此病变，统为违逆阴阳变化之道而使然。所以《素问》说：

　　“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谓内格。”(《四气调神大论》)

七、结语

　　阴阳的发现，是人类在较早的时期从生活实践中的体验，逐渐认识而产生的。五行，在最初发现的时候为五方观念，既而则实指人们日常所必需的五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言，所以，又叫做五材。这都是唯物的。

　　到了春秋以后，这种唯物的阴阳五行概念，已经逐步地发展成为一种学说了，而且还建立成为素朴的、唯物主义的、辩证的哲学体系。阴阳着重在阐明许多事物的对立统一和破坏，五行则在更细致地分析事物的相互依存、相互约制的整体观念和复杂的变化发展规律。

　　阴阳五行说在古代，于击破神权迷信方面，是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的。及其运用于祖国医学领域里，无论在生理、病变、诊断、治疗、摄生任何方面，总是以阴阳调和来说明人体内部的矛盾统一，以及人与自然界内外在环境的统一。以五行生治、承制的道理，来具体说明机体内部的联系，以及内外的联系，都是相互依存(相生)，同时又是相互约制(相克)的。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中，当然是规律性地联系和发展(相生相克)；在病变的过程中，则为正常规律的破坏(相乘相侮)。

　　祖国医学对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一向是用以观察自然现象，和说明人体生理、病理诸现象的，而不同于用以解释社会、历史、伦理等观念的唯心论者。因而它是素朴的、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不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附录

河图洛书浅说

任应秋

　　杨雄说：“大易之始，河序龙属，洛出龟书。”（《覈灵赋》）其意思即是说，易理是原始于河图洛书的。谈阴阳的无不始于易，而易又始于河图洛书，那末，讨论阴阳五行牵涉到河图洛书，便很可理解了。

　　河图洛书之说，出于易传，它说：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系辞上传》)

　　颜师古注曰：“则、效也。”古之圣人如何效河图洛书呢？《汉书》说：

　　“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五行志》)

这无异乎说：八卦出自河图，洪范出自洛书。而八卦是阴阳演变的极则，洪范是五行生成的原始，则河图洛书与阴阳五行的关系，便不言而可知了。

　　自从有“河序龙马，洛出龟书”的传说后，许多人都以为真有龙马负图自河而出，灵龟负书自洛而出似的，图即为马体所生之旋毛所构成，书即为龟甲所坼的纹采所显示。这种附会，是很难取信于人的。杭辛斋说：

　　“龙马负图，乾龙坤马，即乾坤也。灵龟吐书：戴九履一，即坎离也。后人不察，必求龙马以实之，泥龟形而坼之，不亦傎乎！(《易楔·图书》)

　　乾坤为先天之数，坎离为后天之数，图书即推数的公程式。然则，所谓河图，即推先天数的公式；洛书，即推后天数的公式而已。

　　其推数的内容究竟如何呢？

　　宋以前则无所考，到了宋初陈希夷氏，始出龙图之数，邵康节因之，定五十五数为河图，四十五数为洛书。

　　兹就河洛两推数公式的内容，分述如次。

　　杨雄说：

　　“一与六共宗，二与七为朋，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五与五相守。”(《太玄经·玄图》)

　　这是构成河图数的基本规律。

　　十数中，一、三、五、七、九为奇数，属阳；二、四、六、八、十为耦数，属阴。

　　一数与六数一阴一阳在下方，是为一与六共宗。

　　二数与七数一阴一阳在上方，是为二与七为朋。

　　三数与八数一阴一阳在左方，是为三与八成友，

　　四数与九数一阴一阳在右方，是为四与九同道。

　　五数与十数一阴一阳在中央，是为五与五相守。

　　本来，是五与十相守，如何言五与五呢？

　　五与五即为十，太玄讲九数，故置十不言；且数止于九，至十则复为一，十为数之盈虚所在也。

　　河图五方之数既定，如何分析其数理呢？

　　中央的五数和十数为衍数的子母数，五为衍数之母，十为衍数之子也。衍即蔓衍无极，变化无穷之谓，《易传系辞》云：“大衍之数五十”，即同此义。

　　四方的数叫做四象数，一、二、三、四四个数，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四个数，为四象之数。

　　六数为老阴数，九数为老阳数；八数为少阴数，七数为少阳数。

　　《易璇玑六九定名篇》所谓“二老位于西北，二少位于东南”，即指此四象数而言。

　　阴阳分老少，其含义如何呢？

　　这是基于阳顺阴逆的道理而命名的。

　　四象两阳数两阴数，七、九为阳，六、八为阴。

　　阳则从上而下，必须顺数，先七而后九，故七为少阳，九为老阳。

　　阴则从下而上，必须逆数，先八而后六，故八为少阴，六为老阴也。

　　怎样推衍呢？

　　先衍其四位数，在下的一与在右的四相加，适为五数；在上的二与在左的三相加，又适为五数。两个五数加起来，二五得一十，则相当于中央的行数五十矣。

　　再衍其四象数，以四乘下方的六，则为四六二十四；再以六相乘，则为六六三十六。三十六与二十四相加，适为六十。

　　以四乘左方的八，则为四八三十二；再以六相乘，则为六八四十八。三十二与四十八相加，适为八十。

　　以四乘上方的七，则为四七二十八；再以六相乘，则为六七四十二。四十二与二十八相加，适为七十。

　　以四乘右方的九，则为四九三十六；再以六相乘，则为六九五十四，五十四与三十六相加，适为九十。

　　各为其原数的十倍，而成中央衍子之数矣。

　　何以必用四来乘呢？

　　因四象之数，本为四数也。

　　又何以再乘六呢？

　　以十数除去四，只余六也。复以在下的六与在右的九相加，适为十五；在上的七与在左的八相加，又适为十五。

　　邵康节以五十五数为河图的道理，于此便很显明了。

　　又四方之数，何以必称为象呢？

　　即《易传系辞》所谓“天垂象，地成形”之象，亦即万物之形象也。

　　象之中何以又分“位”和“数”呢？郑康成说：

　　“布六于北方以象水，布八于东方以象木，布九于西方以象金，布七于南方以象火。”(《易楔·图书引》)

　　则六在下为北方，七在上为南方，八在左为东方，九在右为西方。如此，不仅四方之位因此而定，即五行之象，亦因数而出。郑康成又说：

　　“天地之气各有五（即易系传所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五行之次，一日水，天数也。二曰火，地数也。三曰木，天数也。四曰金，地数也。五日土，天数也。此五者，阴无匹，阳无耦，故又合之地六为天一匹也，天七为地二耦也，地八为天三匹也，天九为地四耦也，地十为天五匹也。”(《易楔·图书引》)

　　换言之，即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于北；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于南；天三生木，地八成之于东；地四生金，天九成之于西；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于中央。于此知道了河图之数，即天地阴阳生成五行之数也。一、二、三、四、五为五行的阴阳生数，六、七、八、九、十为五行的阴阳成数。天生地成，地生天成，阴阳五行，万象毕见。

　　五行于五方的象数生成，有什么依据呢？

　　曰：数之所起，起于阴阳，阴阳往来，在于日道。

　　以十二月分阴阳，则一年六阴六阳，夏至一阴生，故以五月为一阴，六月为二阴，七月为三阴，八月为四阴，九月为五阴，十月为六阴，阴至此而极矣。冬至一阳生，故以十一月为一阳，十二月为二阳，一月为三阳，二月为四阳，三月为五阳，四月为六阳，阳亦至此而极矣。

　　明乎此，五行的生数，可得而说矣。

　　十一月冬至日，南极阳来而阴往，冬属水，由一阳初生，故以一阳数为水的生数。

　　五月夏至日，北极阴进而阳退，夏属火，由一阴初生，一阴实即二阴，以一为阳之始数，二为阴之始数也。

　　况火既生于阴，不应该为奇数，而应为祸数，故以六月的二阴数为火的生数。

　　从冬至到夏至，当为阳气之渐来，一月属春木，正当三阳数，故以三阳数为木的生数。

从夏至到冬至，当为阴气之渐进，八月属秋金，正当四阴数，故以四阴数为金的生数。

　　土旺于四季，三月季春，六月季夏，九月季秋，十二月季冬，这四个季月，都为土的寄旺月，但以季春三月为首，而三月正当五阳之数，故以五阳数为土之生数。

　　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生数之义，略尽于此。

　　至于六、七、八、九、十的成数，以水、火、木、金四行均成于土数之五而然也。

　　水数一，得土数五则为六，故以六为水之成数。

　　火数二，得土数五则为七，故以七为火之成数。

　　木数三，得土数五则为八，故以八为木之成数。

　　金数四，得土数五则为九，故以九为金之成数。

　　土数本五，再加五则为十，故以十为土之成数。

　　于此并可以悟出《素问》“土常以生”的道理了。

　　总之，河图的天地阴阳十数化生五行，一水居北，二火在南，三木居东，四金在西，五土位于中央。则显然看出一年阴阳变化，由北而东、而南、而中央、而西、而北，由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难怪毛西河说：河图即天地生成数之图也。

　　蔡元定说：

　　“九宫之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龟背之象也。”(《易楔·图书引》)

　　九数在上，一数在下，是为戴九履一。

　　三数在左，七数在右，是为左三右七。

　　二数在上方九数的右角，四数在上方九数的左角，是为二四为肩。

　　六数在下方一数的右角，八数在下方一数的左角，是为六八为足。

　　五数独居于四正四隅的中央，这就构成了洛书的基本规律。

　　如何分析洛书这数的规律呢？

　　首先，应该了解其一、二、三、四，和六、七、八、九的相含。

　　一与六相含而为水，

　　二与七相含而为火，

　　三与八相含而为木，

　　四与九相含而为金；

　　因而，从图上看出，六数在一数的旁边，七数在二数的旁边，八数在三数的旁边，九数在四数的旁边，土的五数在中央而不显现十数，正含有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的道理。

　　其次，应了解其为四正四隅，对待相生。

　　在下方的一数，与在上方的九数相对，一为水而九为金；

　　右下角的六数，与左上角的四数相对，六为水而四为金，便成金生水之数。

　　右上角的二数，与左下角的八数相对，二为火而八为木；

　　在左方的三数，与在右方的七数相对，七为火而三为木，便成木生火之数。

　　以金木而生水火，此后人所以有洛书为坎离数之说也。

　　其次，应了解其无论纵横错综，均能化为十五数。

　　一、六、八横于下共为十五，二、四、九互于上亦为十五，三、四、八竖于左适为十五，二、六、七竖于右仍为十五，三、五、七横划于中为十五，一、五、九竖立于中亦为十五，二、五、八斜插之为十五，四、五、六斜插之亦为十五。要之，四正四隅，无不为十五之数，此邵康节所以以四十五为洛书数也。

　　又其次，应了解其五行相克之序。从北、而西、而南、而东、而中央、而北观之，则下方和右下角一大之水，克右方和左上角二七之火，火克上方和左上角四九之金，金克左方和左下角三八之木，木克中央五之土，土克下方和右下角一六之水。然则，洛书数即阴阳五行生克之数也。

　　尤有进者，河图数与洛书数的阴阳异同，亦不可不知。杭辛斋说：

　　“洛书与河图相异，骤视之似一六与三八未易，而二七、四九乃互易其方者，实用为一、三、五不动，一、三、五者，天阳之生数，不可动者也。周易乾用九，九即一、三、五之积数也，故易道扶阳而抑阴，非阳之有待于扶，而阴必处于抑也。天地阴阳之数，理本如是。论其体，阳生于阴；言其用，则阴统于阳。如河图之六合一为七，七阳也。二合七为九，九阳也。三合八为十一，一阳也。四合九为十三，三阳也。五合十为十五，五阳也。总数五十有五，亦阳也。洛书之对位，则皆阴也，一、九合十，

三、七合十，二、八合十，四、六合十，总数四十，皆阴数也；而御之以中五，则纵横上下交错无不为五十，总数四十有五，皆阳数矣。洛书之位，一居于北，与河图同，此为万数之本，不可动摇，乾文言曰碻乎其不可拔者此也。”(《易楔·图书》)

　　要而言之，河图之数，五十有五，故统计其全图计数之圈，亦为五十有五。洛书之数，四十有五，故统计其全图计数之圈，亦为四十有五，相合适为一百之数，万物万象，至微至大之数，均穷于此矣。本来天地之数，始于一而终于九，十百之数，则又见其一数之始生，因而，天地之数是无穷无尽的。

阴阳互根论

石寿棠

　　易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相错，万物生焉。”

　　太极，阴含阳也。仪象，阳分阴也。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之父。根阴根阳，天人一理也。

　　以定位言，则阳在上，阴在下，而对待之体立。

　　以气化言，则阴上升，阳下降，而流行之用宏。

　　请以卦论。

　　乾为天，乾之左为坎水，右为兑水，是水行天上也，而非水也，乃水之阴气上升于天也。若阴升于天，而气化之不及，则阴霾四起，而天象变突。

　　坤为地，坤之左为震之雷火，巽之风火，离之正火，是火出地下也，而非火也，乃火之阳气下降于地也。若阳降于地，而气运之不周，则赤卤不毛，而地象变矣。

　　然论卦象犹虚也，请实征诸时。

　　试观一岁之间，夏至以后，酷暑炎蒸，若非阴气潜生，大雨时行，则大地皆成灰烬矣。阴气上升，其明证也。且阴气上升于天，得天之布濩，而阴气乃弥纶于无际。冬至以后，阴凝寒冱，若非阳气潜藏，水泉流动，则世人皆成僵冻矣。阳气下降，其明证也。且阳气下降于地，得地之酝酿，而阳气乃发育于无穷。

　　独是阴气上升，而非自升，必得阳气乃升，地之阳，即天下降之阳，以阳助阴升，故不曰阳升，而曰阴升。阳气下降，而非虚降，必含阴气以降，天之阴，即地上升之阴，以阴随阳化，故不曰阴降，而曰阳降。若是阴阳互根，本是一气，特因升降而为二耳。

　　以人言之：人之阴升，脾胃水谷精微之气，上升于肺，如经所谓“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是即水行天上也。气中有水，故曰阴升，然水不离乎气也。若非气水蒸腾，而为邪水上泛，则水溢高原，而肺胀喘嗽诸证生矣。然气水既生于胃，必胃中水谷充满，而后阴气乃旺。经故曰：“精气生于谷气。”若胃气自病，则生化之源绝，安望阴升乎？且夫阴气非能自升，必借阳气乃升。肾之真阳，即肺下降之阳，惟肺阳下归于肾，得肾之含纳，而阳气乃收藏不越。人之阳降，肺之阳气下降于肾，如天之阳气潜藏于地，是即火出地下也。水由气化，故曰阳降。然气不离乎水也。若非气水涵濡，而为燥阳下降，则金枯水竭，而劳咳骨蒸诸证生矣。然则，阳气不可虚降，必含阴气以降，肺之真阴，即脾胃肾上升之阴，惟脾胃肾之阴上升于肺，得肺之敷布，而阴气乃充周一身。经故曰：“肾上连肺。”又曰：“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

　　然而阴阳升降，不可得而见也，请借证釜甑。釜中之水谷，水也。釜底之火，火也。釜上之气，即为阳气，气中之水，即为阴气。然必釜中水谷充满，又得釜底之火以熏蒸之，釜上之盖以统束之，而后气中之水，絪缊煦育，上蒸下布，气中有水，即是阴升；水由气化，即为阳降。若釜中水谷不充，则无米之炊，将见釜底之火，仅存虚阳；釜上之盖，亦为虚器。又或釜中虽有水谷，而釜底无火，不独精气不能蒸运，即渣滓亦难销熔。釜上无盖，不独统摄无权，亦且漫溢不治。然则，阴阳二气，非相需而不可须臾离者哉！

　　然就二气而权衡之，阴承阳，阳统阴，阳气一分不到即病，阳气一分不尽不死。人自当以阳气为重。然阳气固重，阴气亦重，何也？人事与病多致阴伤者也。经云：“静则神藏，动则消亡”，日用操劳，皆动机也，动则所生之少，不敌所耗之多。病亦动机也，动则六气皆从火化，化火则必伤阴，则又当以阴气为重。譬如行舟，行者气也，行之者水也，水足气始旺也。再譬诸灯，灯火，火也，油，水也，油足火始明也。气为血帅，血又为气航，此阳统阴而基于阴之理也。若无阴，则阳气亦无依而亡矣（阴液脱者死，大肉脱者亦死）。故阴阳二字不读曰阳阴，而读曰阴阳，其亦可以恍然悟矣。

五行生克论

石寿棠

　　水、木、火、土、金五行生克，一阴阳升降之旋相为宫也。生为长养，即是阴升；克为制化，即是阳降。然必阴先升而后阳乃降，亦必阳能降而后阴转升。五行不克则不生，如有妻而无夫也。乃相生之道，人皆知之；相克之道，人多不察。请详言之。

　　肾主地、主阴、主水，五液亦皆主地、主阴、主水；肾中真阳之气，絪緼煦育，上通各藏府之阳，而肾中真阴之气，即因肾阳蒸运，上通各藏府之阴。阳助阴升，以养肝木，则木气敷荣，血充而气畅矣。

　　由是肝得上升之阴气而养心火，则火气温润，血生而脉行矣。

　　由是心得上升之阴气而养脾土，则土气健运，统血而散精矣。

　　由是脾得上升之阴气而养肺金，则金有治节，调元而赞化矣。

　　肺得上升之阴气，转降而入肾，则水精四布，五经并行矣。

　　此五行一气相生，始于肾，终于肺，地所以上交乎天也。

　　肺主天、主阳、主气，敷布阴液，以柔肝木；木得下降之阳气所制，则温柔和缓，不似燥急难平矣。

　　由是木来疏土，土得下降之阳气所制，则宣松运化，不似困钝不灵矣。

　　由是土来治水，水得下降之阳气所制，则知周输泄，不似氾滥无归矣。

　　由是水来济火，火得上升而复下降之阳气所制，则心肾相交，不似火炎水燥矣。

　　由是火来暖金，金得上升而复下降之阳气所制，则津液分布，不似金寒水冷矣。

　　此五行一气相克，始于肺，终于肾，天所以大包乎地也。

　　然则，五行之生，虽五藏之阴递升而生，实肾之阳助肾之阴递升而生。阴之升，天统之而地承之也。五行之克，虽五藏之阳递降而克，实肺之阳统肺之阴递降而克。阳之降，地承之而天统之也。生固为生，克以为生，生克二者，非即阴升阳降，循环而不穷者哉！

　　然而生克又不可太过也，太过则非真阴真阳升降以为生，而为邪水邪火升降以为害也。

　　木赖水生，水泛则木浮，木浮则火湿，火湿则土困，土困则金埋，金埋则永愈泛。五内有水而无火，则泻利、肿、满诸湿病生矣。

　　火赖水克，水盛则火灭，火灭则金寒，金寒则木湿，木湿则土困，土困则水滥，水滥则火愈灭，五内有水而无火，则泻利、肿、满诸湿病亦生矣。

　　火赖木生，木胜则自焚，火焚则土燥，土燥则金枯，金枯则水涸，水涸则木愈焚，五内有火而无水，则风、劳、蛊、膈、三消诸燥病生矣。

　　土赖木克，木强则土弱，土弱则水泛，水泛则火衰，真火衰则虚火旺，阳无以生，阴无由化，阴不化则金燥，金燥则木愈强，火既亏而水亦亏，土无火必滥，则痞、满、肿、胀、泄泻诸湿病生；土无水必干，则蛊、膈、三消诸燥病又相继而生矣。

　　土赖火生，火炎则土燥，土燥则金熔，金熔则水亏，水亏则木炽，木炽则火愈炎，五内有火而无水，则谵、狂、膈、消诸燥病生矣。

　　金赖火克，火炎则金燥，金燥则木炽，木炽则土焦，土焦则水涸，水涸则火愈炽，五内有火而无水，则肺劳、肺痿、咳血诸燥病亦生矣。

　　金赖土生，土重则金埋，金埋则水泛，水泛则木浮，木浮则火困，火困则土杂，五内交困于水火（土包五行，故多兼病）,则痞、满、胀、痛燥湿诸病，又杂沓而生矣。

　　水赖土克，土燥则水竭，水竭则火炎，火炎则金烁，金烁则木枯，木枯则土愈燥，五内有火而无水，则膈、消、窘迫、下利踏燥病生矣。

　　水赖金生，金寒则水冷，水冷则木滥，木滥则火湿，火湿则土困，土困则金埋，金埋则水愈冷，五内有水而无火，则喘、嗽、肿、胀、泻利诸湿病生矣。

　　木赖金克，金亢则木削，木削则土陷，土陷则水亏，水亏则火炎，火炎则金愈亢，五内有火而无水，则劳咳、咽痛、窘迫、下利诸燥病生矣。

　　生克一有太过，则克固为克，生亦为克。且人身真阴真阳，只有此数，凡见太过，实由不及，太过不及，则为浊阴，为燥阳，浊阴则不为阴而为水，燥阳则不为阳而为火。五行生克，不外水火，生克太过不及为病，亦不外水火；水流湿，火就燥，故水火二气为五行之生成，燥湿二气为百病之纲镇。

　　阴阳以气言，水火以形言。

　　坎为水，水色黑，黑属阴；然水外暗而内明，空灵活泼，实为阴中之阳，故坎中满。

　　离为火，火色赤，赤属阳；然火外明而内暗，且返本归根，则其色黑，实为阳中之阴，故离中虚。

　　以形质言，水火质虚，木金土质实，是水火又为木金土之先天矣。火有形无质，必依附于物而乃有质，水虽有质而极虚。故论五行生成之序，则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论五行生克之序，则生始于水，克始于金。知五行气质，阴阳生克，乃知天人一贯道理，玩集中各论自明。

阴阳治法大要论

石寿棠

　　阳，天道也。阴，地道也。非天之阳，地亦不凝，而万物不生；非地之阴，天亦无依，而万物不成。

　　天主动，无一息之静；使稍不动，则失其健运之机，而万物“屯”矣。

　　地主静，无一息之动；使稍不静，则失其贞凝之义，而万物“否”矣。

　　人身之阳，法天者也，一失其流行之机，则百疾起；人身之阴，法地者也，一失其安养之义，则百害生。阴阳二气，固不可稍偏而或失也。

　　夫所谓阳者，乃人身之真阳，真阳、阴中之阳，非燥烈无济之亢阳，亢阳无阴则为火，如天之久旱酷暑，不得不借甘霖以消其亢厉，故丹溪发补阴之论，补阴正所以济阳也；王太仆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者，此也。

　　所谓阴者，乃人身之真阴，真阴、阳中之阴，非坚凝寒结之浊阴，浊阴无阳则为水，如天之重阴凛冽，不得不借皓日以致其晴和，故先哲发扶阳之论，扶阳正所以济阴也；王太仆开“益火之原，以消阴翳”者，此也。

　　夫乾为阳，坤为阴，乾坤化为坎离，是天地为阴阳之体，水火为阴阳之用，用伤则体害，水火有过不及之弊。在天地则不能无旱涝之灾，在人则不能无燥湿之患，其理一也。

　　阴、人之形也。阳、人之气也。大凡形质之失宜，莫不由气行之失序；故地之万物不生，又皆由天之旱涝失节。人身一分阳气不到之处，则此处便有病。然阴阳互根，凡阳所到之处，皆阴所到之处；若阳到而阴不到，则此处亦有病。

　　阴阳又当审其虚实。

　　外感实证，先病阳；内伤虚证，先病阴。病阳者，肺主之；病阴者，脾胃肾主之。

　　外感，上焦阳气郁闭，治以开豁，通天气也；中焦阳气燥结，治以苦辛攻下，苦辛开化，本地气也。

　　内伤，中焦阳气下陷，不能上升于肺，治以升补，使地气上腾乎天也；下焦阳气外越，不能下归于肾，治以温纳，使天气下降于地也。

　　盖先天真一之气，自下而上，与后天胃气相接而生，而为人身之至宝。

　　若人真阴受伤，致精不能化气，气即不能归精，于是肾中龙火内烁，而见骨蒸等证；龙火外越，而见发热、观红、面赤等证。

　　一火兴而五火炽，将见肝之风火、雷火，心之离火，胃之燥火，又必相因而起，而见有余之象。非有余也，实下元不足所致耳。经曰：“少火生气，壮火食气”，火在丹田以下为少火，即真火；火离丹田而上为壮火，即虚火。虚火、水中之火，不得再以水灭之固也，奈何世执丹溪法，而用知母、黄柏之苦寒以扑灭之，势必愈治愈剧，如雨愈大，龙愈腾，欲其潜藏也得乎？不独苦寒不可用也，即甘凉亦当慎投。

　　其在初病，本原未伤者，甘凉清润，犹可获效；若高年以及久病，本原已伤者，法当治以温润，引火归元，如云开日出，而龙乃潜也。浊阴可温，桂、附、干姜辛热之属，不得不用；若阴中阳虚，而药偏刚燥，恐阳未能扶，而阴又被劫，治当治以温润，纳气归元。经曰：“气纳为宝”，盖气纳则归肾，不纳则不归肾，气不归肾者，谓肺气不得归肾，并谓脾胃之气不得归肾也。

　　夫肾为先天五藏之始，始数一，一、水数也，金为水源，水天本一气也。

　　脾胃为后天五藏之成，成数五，五、土数也，土为万物之母，故精神气血，皆胃气所生，又皆肾气助之以生。

　　胃为人之地，肾为地中之天气，胃肾又本一气。经故曰：“肾为胃关”。

　　夫所谓胃气者，谷气也。经曰：“营为水谷之精气，卫为水谷之悍气”，又曰：“精气生于谷气”，故气字从气从米，精字从青从米，米乃谷之精者也。

　　胃主纳谷，亦主消谷，脾主散精，水谷精气生于胃，输于脾，由脾上输于肺，则为气，从肺回下，入心化血，入肾化精；是生之者胃，升之者脾，降之者肺，地天交泰，胃脾肺又本一气也。经故曰：“脾为谏议之官，知周出焉。”

　　俗谓脾主消谷，以能食不能化为脾不健，是不知脾之功用也，是指鹿为马也。

　　或曰：欲食伤脾，则又何说？曰：饮食不节，遏郁脾气，脾气为其所郁，则不能散精，而湿斯停矣，是谓伤脾，非脾之过也，良由饮食不节所致耳。

　　夫人生天地间，天气固重，地气尤重，盖人在天中，而附于地上。

　　生于天中，一呼一吸，与天气相通，而人莫名其妙，亦莫得自主，故凡天之六气，病人之天气者，人不能尽避之；

　　附于地上，实而可据，人得以自主，故凡七情之病，由人事所致者，多病人之地气，以及天气。

　　病地气，则胃肾为重；然肾虽主地气，而实为地中之天气，肾属天一所生之水，而为人之先天者，此也。其有胎元薄弱，先天不足者，人不得而主之，又恃调摄后天，以补先天之不足，若是者，胃气不尤重哉！重胃气，非即所以重肾气哉！

　　夫胃为中土，胃气赖五藏之气以生化，如地无堤防之土，则水无收束，无水则燥，无火则滥，无木则实，无金则死是也。

　　然五藏之气，又赖胃气以成功，如金无土则不生，木无土则不载，水、火无土则无本原，脾土无胃土则不滋润是也。故脾胃谷气不得到肺，则肺之脾胃虚；脾胃谷气不得到心，则心之脾胃虚；脾胃谷气不得到肝，则肝之脾胃虚；脾胃谷气不得到肾，则肾之脾胃虚；胃之谷气不得到脾，则脾之胃虚。若是者，脾胃顾不重哉！内伤百病，可不首固脾胃哉！

　　请申言之，肺之脾胃虚，则热自内生，热则不能生水，而见虚喘、干咳诸燥证，是肺气不得归肾也；又或肺之脾胃虚，则寒自内生，寒则不能化水，而见喘、嗽、肿、满诸湿证，是亦肺气不得归肾也。医学云：“喘在肾为虚，在肺为实”，夫所谓实者，非其实也，乃肺之阳虚不化，致水上溢高原耳。金寒水冷，非温润纳气不可；邪水射肺，非辛淡输水扶气不可。

　　心之脾胃虚则热，热则燥，君弱者臣自强，血虚者肝自旺，火水未济，致生虚烦、心热、不寐等证，是心气不得归肾也。

　　或曰：心属火，火性炎上，如何下降？肾属水，水性就下，如何上升？

　　曰：心属火，而心中有血，是火中有真阴，故心火随真阴下降，以交于肾水；肾属水，而肾中有气，是水中有真阳，故肾水随真阳上升，以交于心火。夫真阴真阳者，心肾中之真气也。

　　故欲补心者先实肾，使肾得升；欲补肾者须宁心，使心得降。

　　肝之脾胃虚则热，热则燥，肝血一亏，肝气即亢，或风雷激搏，致生头疼、呕吐等证；或木火刑金，致生干咳、吐血等证；或燥木侮土，致生胁痛、呕吐、蛊、膈等证，是肝气不得归肾也。夫治肝较他藏尤难，他藏之邪，可移之出府；若胆虽为肝之府，而一囊胆汁，藏而不泄，而无出路，虽属府，而与藏无殊，故肝病较他藏为难治。则惟有清润以濡之，咸柔以潜之，沃水以生木也；甘润以缓之，培土以载木也；微苦以降之，使木火不上僭也；平润以纳之，导木火得下潜也。血能含气，气不耗血，而肝自平矣。其肝有湿热者，方可用苦降、辛通、酸泄之剂；气不条达者，方可用“木郁达之”之法。彼破气耗血诸品，岂可妄用以伐生气、以耗肝阴也哉！

　　肾之脾胃虚则热，热则燥，肾阴一亏，肾阳即亢，或骨蒸、发热，或吐血、梦遗，或上咳、下利，是肾气不得归肾也。治法亦不外清润温润，以增水养火而已矣；甘润甘平，以固水火中之脾胃而已矣。

　　脾之胃虚，则中土自病，或因思虑过度，或因饥饱失宜，以致气结化湿，血结化燥，湿困脾阳，燥伤脾阴等证。胃病则不能散输精气于脾，脾病则不能上输精气于肺，地气不上腾，则天气不下降，是脾胃之气不得归肾也。此则非寒热温凉所能纳也，法当病燥则治燥，病湿则治湿，取纯甘之味，扶土生金，顺其升降之性以纳之耳。

　　总之，内伤百病，不起于先天，即起于后天；起于后天，又必病及先天。

　　五藏中有一藏不秉生成之气，则形气病，形病不能无害于气，气病不能无害于形，此不易之道、相因之理也。但治之者不可无标本先后之分。

　　夫阴阳藏府血气，有各自为病者，有相因而至者，有去此适彼者，用药之法，如府病宜开通，不得以藏药犯之；藏病宜补益，不得以府药犯之。

　　府病将及藏，治府尤须顾藏；藏病将入府，治藏必兼理府。

　　府入藏，藏入府，又有轻重之异，药亦不得不随其轻重而用之。更有病虽在府，而起原于藏，则重在治藏；病虽在藏，而起原于府，则重在治府。盖病虽在此，不必治此，治此反剧；病已去此，犹当顾此，不顾此则损。此阴阳标本先后轻重之大略也。

　　要之，天地与人，不外阴阳二气；天之阴阳失，相燮理之，人之阴阳失，医燮理之。良相良医，总在调剂阴阳，使之两得其平焉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