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母亲

白云山四哥

二十年前的那个春节，我们兄妹几家人全部回家过年，一大家人齐聚，父母脸上成天堆满笑容。

正月初一开始，下了一场大雪，在广东出生长大的几个孩子，第一次看见大雪，自然兴奋，堆雪人，打雪仗，可以玩上大半天，但更多的时候是烤火，刚开始在新屋里用一盆炭火，但人多，火气炽不上身，父亲只好在老房子里用砖围了个火坑，整天都是一大帮人烤火，一个大火坑不停地烧着烘烘火，几天就把父母积攒了半年的一街檐硬柴火烧干净。

正月初六后，我们又各自回到自己工作生活的城市。

二十六半夜，二哥突然打来电话，"姆妈起床摔了一跤，昏迷不醒，而今在医院抢救，老幺，你只怕要回来一下。"

当我驱车赶到时，母亲却没能和我说一句话，她早已停止了呼吸与心跳，但还睁着眼，含着泪，我跪下用手抚了一下她的眼睛，她才闭了眼，从眼角滚下了最后那滴眼泪……

从此，我只能用心呼唤母亲，母亲也只能在我的梦中对我啰嗦了，她永远睡进了泥土，变成了泥土，变成了游子难舍的故土。

母亲有高血压，一直都有吃降压药的。

"为什么走的那么突然？我们才分别了十几天，她就这么走了"。我伤心地质问着二哥。

"还不是怪你们，过年时天天烧烘烘火炽，把一椤柴火都烧干净了。那天咀上伐树，好多树枝没人要，妈说捡点回来，砍成柴收拾好，恐怕明年你们回来再烧火炽。都叫她不要捡的，我说等我下半年有空了，再去搞点柴就行了，她不听，说不要钱的，不捡浪费了。结果，白天同老爸一起，霸蛮捡了几担柴，累了，就早睡了，可能睡前忘了吃药，晚上就出事了。"二哥哽咽着给我说着经过，兄弟姊妹都哭成了泪人。

母亲走时才64岁，还没有真正享到福，如果我们不烧干净那些柴，母亲可能不会那么早走，我时时这么责怪着自己。

父亲却安慰我说:"一切天注定，你妈是劳碌命，没有享福的命，她勤劳惯了的，看见有好柴她肯定会去捡。"

……

母亲17岁嫁给父亲，父亲年轻时一直在大队任职，家里的事基本上都是母亲一个人做，她日里队上出工，晚上煤油灯下做针线活，从来没有半点怨言。

我是家中男丁中的老幺，我懂事时母亲已经三十多了，记忆中她的双手，一年中没有几个月是光滑的，象松树皮一样的手掌，指节同掌关节处常常是深深的裂口，冬天从榆树叶子上，刮下来含有胶质的虫儿屎，收集起来后搓成长条，用煤油灯火烤溶，趁热慢慢滴进手上的裂口中，虫儿屎的胶质就是母亲冬天里的日常护肤品，虫儿屎填平的裂口，能阻止冬天刺骨的冷水直接剌激伤口，那双松树皮的双手每天还是洗衣，做饭，把猪食，还要出工。

父亲有时也会买回一些医用胶布，给母亲缠绑裂口，如果偶尔买回一盒蛙雀儿油，母亲会当奢侈品收藏，只有去走亲戚或者吃酒时才会拿出来用，也会抹一点在我脸上，用双手在我脸上搓:"幺儿，好香不"。

"姆妈，你的手糙咔哒，搓得我好痛。"我并不领情，我是男孩，要擦香干吗？

母亲不管，牵着我去走人家，我斜着脑壳望着母亲，母亲总是比人家好看些。

双抢时队里计工分是计量的，挑谷、板桶板谷按重量计，割谷、栽秧按田亩算，扯秧也按田垅面积丈量。

母亲是个好强的人，双抢时的工分肯定是队里妇女中最高的。

鸡叫头遍，母亲就爬起床，把我也扯起床，用个大包袱把我背上，提着马灯，拿了一把干柴火，来秧田里扯秧，我就在田边帮她打伴。

她把包袱铺在地上，把我放在包袱里继续睡，点着柴火，扯些青艾蒿放在柴火上，艾蒿烟帮我熏赶蚊子，否则，6月天的蚊子肯定会把我抬起走，马灯放在我头边，伸手碰不到的地方，有了马灯和艾蒿烟，蛇起码不会来找我，蚊子还是找机会把我咬的大包小坨的。

母亲搞事也占强，每垅秧她都试扯一下，泥活些的秧就好扯，也快洗干净，她就扯那一垅，当快天亮了，其他社员陆续来时，母亲把好扯的几垅都扯了一半，人家只好扯母亲剩下的，常常还会有些口角纷争。

母亲手有一双，嘴也有一张，在队里算是一个蛮狠的女人，不管大道理小道理，她从来不搞输仗，有什么她认为不公平的地方，她一定要讲，以前，队里的队长和会计都有些怕她。

母亲在外面不搞输仗，但在家却从来不大声说话，她与奶奶相处得跟亲母女一样，婆媳一辈子没有红过脸，同父亲也没有吵过架，父亲不当家，从来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连抽的烟都是母亲安置的，父亲在家总是，"老妈子，我的衣在哪？老妈子，我的袜子在哪？"

母亲都会给父亲送到手上，后面，母亲走后，父亲好久都没缓过来，而且身体也越来越差，如果不是母亲早走，父亲肯定也会多活几年。

母亲只读过一年书，字认不得几个，可算帐却蛮很，心算加减可以同会计的算盘比快，或许母亲也会而今流行的心珠算吧，不过她是用她自己的土办法，后来，她经营一个小店店，经常去保河堤进货，批发老板还在使劲按计算机，母亲却已经在付钱了，"是不是这么多，那个几角钱零头你就不算了"。

老板吃惊地望着我母亲，"老人家，您算账这么狠。"

母亲得意地笑笑:"这么几个赫宝数，还用按计算器？"

父母亲在晚年学会了打牌，而且经常打得很晚，熬夜中父亲又教会了母亲抽烟，为此我们兄弟数落他们不少。

父亲打牌长期当书记，而母亲却是乡亲们口中的"精腿"，母亲打牌赢多输少。

母亲打牌有些经典故事，她走了多年后乡亲们都还念叨。母亲晚年有些体胖，熬夜打牌时嘴里叼着烟，等手脚慢的对家出牌时，她睡着了，还打起了鼾，旁边的人拿走了她嘴里烟，她也不知道，忽然对面的摸出一张牌，刚放下来，母亲忽然一声:"千千儿，我糊了，糊了，团圆糊。"

众人惊笑，"老人家，您哪么那么狠？打着鼾都晓得糊牌？"

母亲毫不谦虚地笑道:"你们打牌的这种水平，我就是睏着了也打的赢。"

母亲闲不住，来广州住的日子里，她走路时看见些瓶瓶罐罐，总是喜欢顺手捡回来放在阳台角落，攒多了卖，说过她不要捡，她总有一堆理由教训你，后来也就由得她。

母亲最后在广州住的那一年，我36岁，母亲的印象永远定格在我家的地板上。

那年中秋后的一天，我肾结石发作，刺心裂骨的痛，让我难以忍受，在等待堂弟开车过来送我去医院的过程中，我痛得从沙发上滚到地板上，又从地板上爬上沙发，母亲象做错了什么事的孩子，坐在地板上跟着我转，流着泪，哭着摸着我的后腰:"幺儿，你这么痛？这哪么搞呢？如果好象挑担一样，娘就可以帮你挑了，你这么痛，那个xx那么还没到？车哪么开得这么慢？"母亲还是这么嗦。

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嗦我，几个月后母亲就匆匆地走了。

母亲在时，我不喜欢听她嗦，母亲走了二十年了，我却时时想着她的嗦话流泪，二十年中，母亲很少出现在我的梦中，可能母亲怕我厌烦。

昨晚，自己独处，母亲终于出现在我梦里了，母亲还是没有跟我讲话，坐在远远的晒场边上，还是那双松树皮一样的手，在不停地扎绑柴把子，裂口的手渗出了血，她放进嘴里吮一下，再在满是柴火灰的围裙上抹一下，又扎把子了……

母亲的样子是那么清晰，还是我童年时看到的母亲样子，她总是比别的女人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