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学收蒇

月亮

窗台那棵向日葵（遇见）

许 锋

《人民日报》（2025年04月14日 第 20 版）

　　莫艳辉展开信，“要做莫老师那样的向日葵，籽实埋在土里，花盘朝着娃们”。是考上大学的学生写来。

　　广东西北部有个瑶族自治县叫连南，连南从前有个乡叫盘石。许多年前，莫艳辉转学到盘石小学读三年级时，父亲是那所小学的语文老师。小艳辉没见过父亲上课，父亲也没给她上过课，但隐隐的，她就想当老师，玩“过家家”时总扮先生。母亲打趣：“用丝瓜花搓手，长大就能当老师。”她当真，夏天总攥着丝瓜花，指甲缝里渗着黄汁，晚上睡觉都不肯洗。

　　1992年那年夏天，不满20岁的莫艳辉从师范毕业，哪儿都不愿去，只想去盘石——连南最偏远的角落，也是父亲守了一辈子的地方。她被分配到盘石中学，离盘石小学不过一里路。下班回家很方便，家就是小学校园的一间平房，虽小却温暖。父亲已是盘石小学的校长。

　　“妹，瑶山孩子读个书不容易，要好好教。”父亲语重心长。她使劲点点头。

　　瑶乡的课堂总比别处静些。山里的孩子腼腆。近半瑶族孩子说普通话时，该送气的声音总含在喉咙里——瑶语本无送气音。她不急，慢慢磨。每日课前腾三分钟练嘴皮子。顺口溜打头阵，“四是四，十是十”脆生生响满屋；接着有孩子红着脸讲新闻，或说段瑶寨传说。渐渐地，朗读声漫出教室，孩子们的脸像初春的杜鹃，一茬茬红起来。

　　春末夏初，她带着学生去寨子里寻访传统手艺人。老人坐在门槛上绣瑶锦，长针穿来绕去，讲起盘王节的故事。学生举着本子记，清风拂来阵阵兰花的幽香。

　　学生们都喜欢她。20多年前，莫艳辉调到县民族中学教书。一个初二的女孩在本子上写：“莫老师念课文时，声音像清泉敲响我的心田。”一个初三毕业班的孩子留言：“不知往后能否再相遇，此刻只想说：谢谢你，老莫。”她捧着这些本子抹眼泪。

　　父与女，均出类拔萃。2016年春天，莫艳辉被评为“特级教师”，这年秋天，父亲获“乡村学校从教30年”荣誉证书。因为教得好，珠三角的学校来请，她总说：“瑶乡孩子更需要我。”有私立学校开几倍工资“挖”，她指指操场边的桂花树：“挪了根，这花就不香了。”行政部门要调她，她头摇得像拨浪鼓，转头去带年轻教师。

　　担任副校长那年，兰花开得早。校长说：“管初中部就够忙了。”她攥着课程表，执拗地说：“我喜欢教语文！”最后讨价还价，从两个班减到一个班。

　　她的办公桌抽屉里总备着小零食。发现有男生蹲在办公室门口，她牵他：“来，别怕，吃块糖，这里就是你的加油站。”学生有心事，总爱找她倾诉。周末，即便下雨，她也深一脚浅一脚走一两个小时山路去家访。一次她生病，在邻县住院，十几个学生跋山涉水来看她，带来枇杷花，说这花煮水止咳，一旁的病友无不羡慕。

　　“她是一缕光，让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学生们说。“用青春丈量父辈走过的山路，被需要的感觉很幸福。”她说。师生情像寨子里的火塘，暖洋洋。有一年中考前，一名学生因家庭矛盾欲弃考，她得知后立即赶往调解，母女和好，学生参加考试，以语文满分的成绩摘取全县桂冠。

　　期末改试卷，年轻教师嘀咕：“莫校怎么还跟咱们一起？”她笑：“咱是流水线上的‘小伙伴’。”红笔尖沙沙划过3000多道题，有人抱怨眼花，她摸出小盒：“含片薄荷糖，当年改作业全靠它提神。”

　　莫艳辉52岁生日那天，女儿给她寄来新钩的毛线向日葵，花盘有碗口大，金黄金黄的，茎叶绿油油。她摆在办公室窗台上。女儿说，妈妈特别像这棵向日葵。

天坛手语（遇见）

肖复兴

《人民日报》（2025年04月12日 第 08 版）

　　祈年殿西有个出口，下了高台阶，对面的柏树林边上，有一块天坛的景观指示牌。从这里进去往西不远，直走便是双环亭。我要去双环亭，见到几个年轻男女，围着指示牌在看。从他们身边走过时，他们向我招招手，我走过去，他们指着指示牌上的斋宫，张着嘴巴，似乎在问怎么走，但没有发出声音。我看出来了，是几位听障人士。这是我在天坛第一次遇见听障人士。

　　想他们一定是刚刚参观完祈年殿，从西门出来，下了高高的台阶，走到了这块指示牌前，看去斋宫的路怎么走。我向他们比划着手势，意思是让他们跟我走。

　　我曾经学过一点点手语。那是20多年前，一年春天，我跟随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一起出访土耳其和波兰。第一次看他们的演出，那些男孩女孩站在舞台上，英姿飒爽，比划的手语是那样的漂亮。在舞台下，在生活中，他们的手语依然那样地美。记得一次在汽车上，我和当时跳《千手观音》的领舞邰丽华坐前后排，我比划着手指和她交流，她和她的同座另一位听障女孩一起用手语，尽管她们说不出一句话来，但那无限丰富的表情与表达，却都倾诉在她们手指间的变化之中，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路上，我向这些残疾人艺术家学会了几句简单的手语。不过，这么多年过去，都忘光了，不知道刚才瞎比划的手指，这几位听障人士是否明白。

　　他们真的明白了，笑着跟我走。一路上，看他们边走边不停地挥动着手臂，比划着手指，准确地说，是他们的手指带动着手臂在舞动，像风带动袅袅的柳枝，是那样地充满韵律。我们正常人可以学他们的手语，但我这样笨拙的动作，很难做到他们那样美，正如没有经过正规舞蹈训练的人，只能跳跳广场舞一样。

　　即使我一句也看不懂他们的手语，但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年轻，他们的快乐。而且，让我忍不住想起20多年前和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在一起的日子。眼前这几个年轻人，虽然不是艺术家，但他们的手语一样漂亮，让我想起风中的树林，那一排排树木摇曳多姿的枝条，像波浪一样起伏着、摇曳着，无声而温馨。我真的觉得手语丰富了人类的表情与语言，甚至觉得我们现代的舞蹈语汇，肯定从听障人士的手语中汲取过营养，否则肢体语言不可能与听障人士的手语有那样多的相似和延伸。

　　我们很快来到了斋宫门前。大门上，“斋宫”两个字很醒目。他们指着那两个字，笑得很开心。然后，他们纷纷向我点着手指，这个手语，我知道是“谢谢”的意思。我也连忙向他们摆摆手。但总觉得我的摆手是那样拙劣，无法和他们美丽的手语相比。

　　他们向我告别，走上汉白玉小桥，走到斋宫门口，又转过身，向我挥着手，打着手语。他们年轻的手语，如同轻盈的鸟，迅速地从那个枝头飞落在这个枝头，飞落在我的心里。真的是那么美妙无比，是有声的语言无法比拟的。

　　几只灰喜鹊，抖动着漂亮的尾巴，正从斋宫绿色的琉璃瓦顶上飞过。

寻访“特别老人”（遇见）

崔红玲

《人民日报》（2025年04月09日 第 20 版）

　　王勇从裤袋掏出钥匙，打开门上的锁。我提脚迈入，跟随他一个展室一个展室走下去，目光从一架架旧独轮车，移至一根压弯的老扁担、一双老棉鞋……再移至一张张年近百岁的老人照片。最后，王勇带我进入一间墙面挂了一圈儿小屏幕的房间。

　　“有关淮海战役的影像？”

　　“是，不过主人公不是拿枪的战士。”王勇接通了电源。一个个小屏幕亮了起来，出现不同老人娓娓讲述的画面。

　　“可以戴上耳机听听。”

　　我取下其中一个小屏幕上方的耳机，戴上，聆听老人讲述的故事，那是他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记忆——在淮海战役期间推着独轮车运粮支援前线的经历。王勇告诉我，那些小屏幕中影像的主人公，全是支前民工。他们所讲述的，也全是淮海战役时期的支前亲历。

　　像这样曾在淮海战役期间支前的老人，王勇寻访了近200位。

　　王勇今年51岁，在做支前民工寻访之前，他只是单纯爱好摄影。我曾在一次摄影课上见过他，印象中的他并不是很感性的人。可时隔多年再见，聊起那些短期支前的民工，他滔滔不绝，几度哽咽。

　　他的支前民工寻访之路，要从17年前说起。

　　2008年，王勇背着相机走村采风时，遇到了几位“特别老人”——这些看起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村老人，居然都曾在淮海战役时做过支前民工。他们有的曾冒雪给解放军送面粉、送衣服，有的曾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运送伤员。老人的故事深深打动了王勇。2009年，他在河南永城、山东枣庄等地采访了多位支前老人后，选图撰文投至报社，刊发后引发了很多关注。

　　之后，王勇一头扎进对支前民工的寻访中。但这并非易事。据记载，在这场大决战中，河南永城出动了多达27万的支前民工。他们有的跟随部队做了长期的支前民工，有的只是短期支前民工，战斗结束后便恢复了农耕生活。几十年过去，他们有的已经离世。在世的，也少有人明了他们曾在淮海战役中做过什么。

　　之后的日子，王勇背着相机，几乎踏遍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处的每一个村庄，还远赴山东、安徽等省的其他地区。每一位支前民工身上都有让人感动的故事。王勇给我举了几个例子：一位老人去支前的时候穿的是棉袄，回来时变成了夹袄，因为里面的棉花大都拿出来给伤员止血了；有的光着脚踩过雪地去送物资，脚上全是严重的冻疮，战士们要给他上药，他却说药金贵，得留给战士们用；有的要将自家的羊赶过去给战士们改善生活，又担心白山羊被敌军发现，就将自个儿身上的黑棉袄脱下来给羊披上，冒着轰炸冻着身子走几十公里把羊送到前线。“一位老人话都说不利索了，还深情地给我唱了一段：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被，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

　　2021年，王勇完成了100位支前民工的寻访，将拍到的老人自述视频，以及收集到的独轮车、扁担、支前奖章等文物集中至河南省永城市淮海战役陈官庄纪念馆，布展了一个支前民工专题馆。

　　“寻访到的支前民工差不多有200位了，现在线索越来越少，就得多往农村跑，多往养老院跑，多和年岁大的老人聊，多找到一位是一位。”

　　说话间，他的手机响了，是一个朋友打来的，说坐高铁时听前排乘客讲，山东某村有位老人讲过支前故事，年近百岁了。挂断电话，他对我说：“看来，我得赶紧跑山东一趟。”

　　离开展室前，我的目光再次移动到屏幕中的支前民工影像上。那些老人满面皱纹，眼睛深陷，目光浑浊，但深邃又坚定，某一刻，还会像星星般闪亮。

娘

王计兵

《人民日报》（2025年04月07日 第 20 版）

　　父亲过世之后，我们决定把偏瘫的母亲带离故乡。让母亲跟随我们在城里生活的时候，也是费了周章的，母亲执拗地要用余生的时光守着老家的三间瓦房，任凭我们磨破了嘴皮，就是不愿离开。聊着聊着，不知怎么就聊到了长江，说到要经过长江、经过长江大桥时，母亲突然松了口，表示愿意和我们走。就这样，长江冲破了母亲固守故乡的“情感堤坝”。列车一路向东南，经过长江时，母亲却睡着了。

　　母亲在昆山和我一起生活了9个月，这9个月，成了母亲老年时期我陪伴她最长的一段时间。每次，我用轮椅推着母亲出门散步，不管遇到认识的人还是不认识的人，母亲都会大声说：“这是我家的儿子，我家有3个儿子，这是最小的一个。”言语之中充满了骄傲，仿佛只有她的孩子才是天下最孝顺的孩子。

　　大多时候，母亲是不愿意下楼的，不想给我们的生活增添麻烦。她坚持一个人留在家里，除了坐在阳台看外面吴淞江上来来往往的船，就是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和自己打牌。母亲打牌，有时把牌分成两份，有时分成3份、4份。最多的时候分成5份。每一场牌局，都会按母亲的意志决定谁输谁赢。母亲把一些看不见的人，从她的心里喊出来，和她一起围坐在沙发上打牌。

　　母亲一生识字不多。她在昆山生活的9个月中，我获得过一次诗歌的奖。当我从外地拿回来奖杯后，金灿灿的奖杯被母亲拿在手里端详了一晚上。我忍不住告诉母亲，奖杯不值钱，不是金子做的，只是镀了一层铜。母亲立刻用一种我非常陌生的、锥子一样的眼神盯着我，足足盯了有几十秒钟，才对我说：“这是一份荣誉，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荣誉。”

　　我和母亲最快乐的时光，莫过于当我结束一天的工作，坐在母亲的床头，为母亲读一首诗。9个月里，我其实只给母亲反复读过一首诗，就是《娘》。每当我读到“我喊一声娘”和“再喊一声娘”时，就会在“娘”字前面停顿一下，然后加重语气，把“娘”单独喊出来。这时母亲就会回应我一声“哎”。我喊得声音响，母亲回应得声音就响；我喊得声音低，母亲回应我的声音就低。就这样喊着、回应着，娘俩就笑了起来。

　　9个月过得很快。实际上，按照原先兄弟轮流为母亲养老的约定，母亲在我家生活6个月就该被二哥接走。由于我们的“耍赖”，才把母亲多留了3个月。母亲该离开了。起程的时候，母亲突然和我提起了长江。我低估了长江在她心中的分量，也忽略了火车发车的时间，当火车经过长江时，天已经黑了，但我还是赶紧告诉母亲，这就是长江。母亲靠着火车车窗，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一个80岁的老人，全神贯注地凝视着窗外，两手遮住眼睛两边的光线，张着嘴，表情像一个童真的孩子。实际窗外的江面上，只能看见一些星星点点的亮，那是长江上来来往往船只的灯光，可母亲依然看得那么专注、那么如醉如痴，直到火车开出了很远很远。

　　我计划着，下一次一定带母亲去长江边走走，好好看看长江。可是回到故乡之后的母亲，又摔了一跤，本就半身不遂的母亲彻底瘫痪了，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不久，便离开了人间，也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言说的遗憾。

　　有一次，我和爱人聊起母亲。聊起母亲最后在我家生活的9个月。我说：“娘糊涂了，9个月，都记不住，其实我每次给她朗诵的都是同一首诗。”我爱人突然说：“娘比你清醒，我相信娘都会背诵那首诗了，之所以每次都装作没听过，是为了让你开心，为了让你多喊一声，娘。”

　　娘

　　岁月把一部长篇连续剧

　　浓缩成一首诗

　　把一首诗浓缩成标题

　　把标题浓缩成一个字

　　把一个字浓缩成一根针

　　我喊一声娘

　　就心疼一下。再喊一声娘

　　就想动用丝线

　　缝补千疮百孔的过往

　　我一声一声地喊娘

　　就像娘用针把灯花挑了一下

　　又挑了一下。然后

　　天就亮了

　　母亲叫包成珍，出生于1941年12月12日，去世于2020年10月9日。

田间“土专家”（遇见）

李冰洁

《人民日报》（2025年03月26日 第 20 版）

　　我要去拜访湖南临湘市聂市镇的“土专家”张兵驹——听说他又搞出了新的“土发明”。电话里传来匆匆忙忙的声音：“我正忙着呢。”好说歹说，他终于答应下午3点半见面。我准时抵达，左等右等，不见张兵驹。似曾相识的“剧情”，让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去年3月。

　　那是第一次和张兵驹见面。约好上午9点见面，8点50分我就到了，却找不到他的影子，连打两次电话都无人接听。等到10点半，才看见一辆满是泥巴的车开来。车一停下，一个“泥人”就从车上跳了下来。仔细一看，除了两只眼睛还透着光亮，头上、脸上、夹克上、裤腿上全是泥点。他咧嘴一笑：“李老师久等啦！今天实在不巧，有条水管破了，水都冲到人家屋里了，我得急着去处理。”

　　能理解，毕竟他种了好几千亩田，恨不得把自己拆成八瓣来用。“走，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发明！”车子在机耕道上一路颠簸，最后在一片大棚前停下。只见一条60来米长的传送带像条巨龙，将一个个秧盘从大棚稳稳地送到秧田里。柴油机“突突突”地响着，张兵驹扯着嗓子大声说：“这叫秧盘输送带，是我照着工厂流水线改造的。”我心想，照猫画虎，这也算发明？张兵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你可别小瞧这玩意儿。以前运送秧盘得35个人忙乎，现在只要5个人就行。省里的专家看了，都夸这是个稀罕宝贝呢！”他指指一旁操作的彭嗲，“就是他，推着我在水田里搞这些发明创造的。”

　　张兵驹田里收的稻谷，以往都靠彭嗲和几个男劳力用肩扛到拖拉机上。有一年丰收，赶上彭嗲他们没在，偏偏又下起大雨，淋湿了上百袋稻谷。这事之后，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张兵驹脑海中萌发。

　　张兵驹在乡农机厂工作多年，懂电焊、懂机械，他想给能下水田的拖拉机安装一个运谷物的漏斗。经过一番努力，他还真成功了，并得意地给这个装置取名为“叉车”。彭嗲见了，对一同搬运的大伙说：“这下可好，我们都要失业咯。”张兵驹笑着说：“我这是为了给你们减轻负担，你们在我这儿干活轻松省力，干到60岁都没问题！”彭嗲撇撇嘴说：“你就吹吧！”张兵驹也不生气，回了句：“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这件事，算是让张兵驹打开了脑袋里发明创造的闸门。这些年，除了“叉车”、秧盘输送带，他还发明了新型抛秧机。以前5个人起早贪黑地干，一天也就抛8亩田。如今2个人配合，一天能抛40亩。他的多项发明获得了国家专利，他本人还被评为全国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这次，他的新发明——平田器，更是让我充满了好奇。

　　到下午4点10分，终于“逮到”张兵驹。过了个年，他看起来精神抖擞，身着一件蓝色棉袄。他“嘿嘿”一笑化解我的埋怨，“伸手不打笑脸人”，我被他直接请上车。

　　随即，他滔滔不绝地介绍起他的平田器。同是一亩田，为啥试验田产量高，普通田产量就不行呢？就是因为普通水田不平整。市面上的平田器，大多安在旋耕机后边，人眼看不到，没法判断平整效果。说着，他把自己的车子当成旋耕机比划起来，“李老师，你看，把平田器放到前边，视线是不是就好多了？”看着他眉飞色舞的样子，听着他的讲述，我仿佛真的坐在旋耕机上，跟着他在散发着泥土芬芳的水田里耕田。

　　说得兴起，张兵驹打电话叫来彭嗲他们。彭嗲一见到我，笑着说：“李老师，你瞧瞧我，今年都59岁了，还能在老张这儿打工呢！”我们正调侃张兵驹，他已从车里拿出一件旧棉袄，三下五除二换下身上的新棉袄。我好奇地瞅了瞅，旧棉袄左口袋下边有三个泥点。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件是干活穿的，刚才换下的是见领导时才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