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记忆（中）——忆二十一军团以上干部赴京参加毛主席接见

鲁宁

编辑：夏鲁宁

毛主席、刘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北京、济南部队军事训练时和受阅官兵合影。

毛主席接见民主人士。

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刘学基回忆：

在"文化大革命"中,从军队到地方、从领导干部到普通群众,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是最最幸福的事情。"运动"开始初期,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西郊机场等地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在人民大会堂、工人体育馆两次接见了军队团以上干部。我是第二批被接见的。1968年8月的一天，我们从兰州出发,乘火车到达北京长辛店,住进第二坦克学校,等候毛主席接见。由于毛主席正领导全国“运动”,时间一推再推,那段日子,难熬极了。1968年的国庆节临近了,突然接到通知,第二批等待接见的军队团以上干部,将参加国庆观礼,这是我们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一时间,大家兴奋到了极点,到处奔走相告,互相勉励,心里乐开了花。盼啊盼,等啊等,终于盼到了国庆节的到来。9月30日晚上,我们高兴得一夜没有合眼，刮胡须、擦皮鞋、钉领章,对着镜子整军容,生怕有什么考虑不周到、出纰漏的地方。10月1日,我们早上5时开饭,5时40分集合，然后乘大轿车向北京城驶去。8时,我们登上天安门城楼西观礼台，不时地张望天安门城楼,等待毛主席的出现。上午10时，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同志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庆祝活动开始,我们的心就像大海的波涛一样,此起彼伏,激动不已。很快,群众游行队伍和体现各条战线丰硕成果的大型彩车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兴高采烈,不时地向人民群众招手示意,整个天安门广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站在观礼台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毛主席那慈祥的面容和矫健的体魄，大家一直沉浸在无比激动的幸福当中。

10月下旬,毛主席在工人体育馆接见了第二批军队团以上干部。每当和第一批被接见的同志谈起被主席接见的时刻,他们对我们都羡慕不已。他们去北京往返只有三天时间,可谓去也匆匆,回也匆匆。而我们却在北京停留了三个月，不仅参观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人民大会堂等重要场馆，增长了许多见识,而且还参加了国庆观礼,并同样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比他们的收获大多了。多少年来，我一直为之欣慰,此次北京之行，乃一生殊荣。

1968年 ，毛主席接见军队干部。兰州军区的代表在天安门前合影，刘学基为左三。

二十一军北京城接待小客人

耿耿回忆录：

1966年11月10日上午9时之前，21军组织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汽车方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东长安街，和其他部队组织的汽车方队一道整整齐齐地排列好了。卡车上，解放军指战员指挥学生们唱歌、喊口号,井然有序,整装待发。

上午10时,检阅开始了。

汽车方队沿着长安街，缓缓向西开进。毛主席身穿草绿色军装，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卡车上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招手致意。

当卡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时，学生们的情绪达到了高潮，又蹦又跳,不停地向天安门城楼欢呼。卡车上的指战员各负其责,注意维持秩序,防止有人跳下卡车,往天安门城楼跑。每个驾驶员的身边,都坐了一名干部或班长。驾驶员们按照事先的要求,只能集中精力注意方队队列整齐,而不能朝天安门城楼张望。

汽车方队顺利地通过了天安门广场。令刘建德和许多干部最为担心的汽车熄火问题没有发生，通过广场以后，大家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曲宝福回忆说:“有一些红卫兵讨厌得很!汽车方队经过天安门广场时，他们想多停留一会儿,使劲拍打驾驶舱的顶盖,朝司机喊:‘开慢点!开慢点!’驾驶员被他们拍得头疼。我们哪能听他的!这些红卫兵被卡车上的部队同志发现以后,当时就制止住了，训了一通。”

1966年11月25-26日,毛主席连续两天第八次接见外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约250万人受到了接见。这也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据统计，从“八一八”以来,毛主席一共接见了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

第八次接见分两天进行: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一天在西郊机场。

21军组织的红卫兵,是在西郊机场参加接见。

就像战争年代常做的那样,接受任务以后,刘建德、徐治中马上就要求各团派出先遣组，前去查看行进路线，到西郊机场看地形,明确自己的区域和位置。

“我们63师工作做得好,做得细,有预见性!”

现居住在山东省泰安市的肖洪川同志谈起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话语中流露出几分自豪，他告诉我说：“从驻地到西郊机场,有好几十里呢! 刘建德、徐治中两位领导考虑问题很细致。师指挥所给我们的指示是各团一定要加强领导，把人员组织好，不能混乱! 部队要提前出发，争取提前到达西郊机场，进入指定位置。早到早好! 早到早安心!’你不知道,机场里人多得不得了!不提前走不行啊!去晚了，根本就挤不进去，划分好了的位置都会被别人占了……。

头一天晚上，63师的指战员们忙了整整一夜，没有顾得上睡觉。他们召集会议,反复动员,宣布纪律,给师生们分发了馒头、面包、榨菜、粉肠等,把师生们的水壶都灌满了开水。

凌晨3时,天还没有亮。63师指战员就带领着外地师生和红卫兵,分别从各个驻地出发了。他们冒着刺骨的寒风,一部分人徒步行进,一部分人(女生和年幼体弱的学生)乘卡车。

起初，街道还没有多少人。越往西郊机场方向走，人越来越多，道路越来越拥挤。拥挤不堪的人群，使汽车无法开进西郊机场。距离机场还有5一6里地时,汽车就被堵塞住了,无法挪动。车上的人不得不下车,徒步行进。

拂晓时分，63师率领的4个红卫兵师、共约6-7万师生，全部提前到达西郊机场的指定区域。他们在机场跑道旁边业已枯萎的草坪上，集合好队伍以后，席地而坐，掏出水壶和干粮，不慌不忙,安安稳稳地吃起了早餐。

此时，到达西郊机场的人数仅有三分之一，机场里的人不算 多，还比较空旷。

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1966年11月26日

由于63 师打了一个“提前量”,因而,刘建德、徐治中和各团领导干部就可以从容安排和调整各支队伍的位置，清查人数，并反复对师生们提出要求,叫他们不要乱跑,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必须坚守自己方队的区域,防止被晚来的人群冲乱了。

果然不出所料。

在京的数百万外地师生和红卫兵,一传十,十传百,都听说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是最后一次接见，以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好事儿了。于是,除了有部队组织的师生,还有很多没人组织的游兵散勇,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纷纷从四面八方拥向西郊机场。

100 多万人聚集一处,仅排泄的大小便,就能以吨计算。西郊机场的空军部队，为了防止外地师生和红卫兵随地大小便，在机场草坪的旁边，搭建了长长一溜数目可观的临时露天厕所，四周围用芦苇席圈着。部队凡事都讲究整齐划一，连临时露天厕所都修建得一模一样,大小一致,像停机坪停着的飞机一样,排列得整整齐齐。左右两边两个门，分别用红笔在芦苇席上刷上两个醒目的大字:“男”、“女”。以示男女有别。

63 师组织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需要大小便的，开始还可以往厕所那边跑。解完大小便,再跑回来。到后来,由于人越来越多，机场上已经是人山人海，一旦有谁挤出去上厕所，再想挤进人群，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那就难上加难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挤不回来了!

那些想上厕所的学生,只好咬着牙,使劲憋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秩序愈加混乱。有时候，不知谁喊了一声:“来了!来了!”大家都以为毛主席来了,轰然站起来一大片,东张西望好一会儿,才知道有人在做恶作剧,上了当。

那些想上厕所的学生不知道毛主席会什么时候来，害怕挤出去上厕所时,突然毛主席来了,自己又挤不回来。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为了上厕所撒一泡尿,耽误了接见,岂不冤枉!那还不后悔一辈子!

所以,学生们都不敢去上厕所。男生还好办,尿憋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叫女生背过脸去,解开裤子就尿。女生脸皮薄,就麻烦了!很多女生被尿憋得脸通红,实在没有法子时,十几个女生围成一圈,形成一道人墙，筑起一道屏障，挡住男生的视线，轮番蹲在中间撒尿。

几乎是等了整整一天，一直等到下午4时，毛主席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才开始接见聚集在西郊机场的100多万外地师生和红卫兵。

下午3点过后，机场跑道上出现了一辆带有高音喇叭的吉普车。吉普车在各方队面前来回跑动,高音喇叭里叫喊着,要求解放军指战员维持好秩序，红卫兵小将要自觉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

刘建德、徐治中知道毛主席真的要来了，站起身来和各团的领导干部一道,大声发布命令,指挥着部队。

他们要求前50排的学生,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必须坐在草坪上。一个挨一个,不能站起来。这样,后边的人即使想闯,也难以闯过来;前10排的官兵和学生，手拉着手，形成一道比较坚固的防线;同时,把女生和个子矮的学生调整到前面几排，以使他们能够见到毛主席,遂其心愿。

下午4时,太阳西斜。

机场旁边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了《东方红》庄严雄伟的乐曲声，毛主席身穿草绿色军装,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敞篷吉普车里，缓缓从机场跑道上驰过。跑道两侧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立刻沸腾起来。大家跳啊笑啊,不停地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接见很快就结束了。

有一些个子矮，或因组织不好而被人群挤到后边的学生，此时咧开嘴巴，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哇哇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我什么都没有看着!毛主席还接见不接见我们啦?不接见我们,我们就不回家……”

1975年12月，21军军首长全体接见187团“英雄八连”干部，在军部礼堂前合影。

肖洪川回忆到这里，啼笑皆非地说:“接见一结束，就乱了套!起初，学生们还挺守规矩,叫他们集合就集合,叫他们坐下就坐下,叫他们唱歌就唱歌。接见刚刚结束，他们一哄而散，大部分全都跑了!叫都叫不回来!只有一小部分听话的孩子，还跟着我们。各团的干部也无可奈何,没有办法。刘建德、徐治中只好对我们说:‘各团自行带回!'

西郊机场通往城里的途中,有一座桥,桥栏杆是木制的。有相当一部分人要经过此桥才能返回原驻地。那些不听从解放军指挥的红卫兵，就像一群兵败如山倒、丢盔弃甲的溃兵,千军万马吵吵闹闹、纷纷沓沓、争先恐后,都急着要过桥。桥上的木栏杆被他们挤得左右摇晃,“嘎吱嘎吱”直响。突然间,桥栏杆被挤垮了,十几个学生像下饺子一般,噼里啪啦地掉到了河里。

幸好河水不深，落水的学生狼狈不堪地爬上了岸，一个个都跟落汤鸡似的。

由于道路严重堵塞，沿途的公共汽车全部停运。即使部队有卡车,此时也开不过来。

刘建德、徐治中和部队官兵，分别率领着一小部分听话的学生,徒步向城里走去。等他们返回驻地时,都已经是晚上8-9点钟了。

刘建德、徐治中回到驻地，立刻就叫师指挥所给各团下达通知,要求他们连夜清点人数,及时上报。

谈起第八次接见结束后的情景，肖洪川想起来就觉得可笑，他告诉我:“那一天晚上,有很多学生跑迷了路。他们都是第一次到北京,人生地不熟的,年纪又小,十几岁的娃娃嘛。天又黑了，黑灯瞎火的,问路都找不到人问,分不清东西南北。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有些孩子摸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才摸回驻地。回来以后,饭都不吃，倒头就睡!那还不困?为了能见到毛主席,来回走了百十里地,都折腾两宿没有睡觉了……'

说到最后，肖洪川竖起大拇指，自豪地说:“我们63师在北京接待的红卫兵，两次接见前后相加，一共有十几万人。结果，没有死一个人，没有丢一个人，没有伤一个人。安安全全，顺利完成任务!而且，‘英雄八连’还出了一位闻名全国的英雄一—郭文兴!”

63师师长孙玉水（中左3）、政委魏宏武（中左4）、副政委刘建德（中右2）与宝鸡市群众组织负责人合影。

国防部授予“英雄八连”光荣称号

相对说来，北京军区“英雄八连”被国防部授予称号的时间较晚。其他大区、军兵种早已相继推出了自己的先进连队向总政治部申报。而北京军区的“英雄八连”,一直到1965年9月28日,国防部才为其授予称号。

这里,有一些客观方面原因。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地处京畿的北京军区下辖6个军:太原21军,承德24军,石家庄 63 军,张家口65军,天津 66军,保定69军。

一个步兵师包括师直属部队，建制连队近100个:6个军，建制连队多达2000多个。申报哪一个军的哪一个连队去被授予国家最高级别的光荣称号呢?

作为各个军的领导，理所当然在心底里暗暗都憋足了一股劲头，摩拳擦掌，厉兵秣马，谁都想争一争,把这个 光荣称号争到自己的手里。 作为领导机关的北京军区就要办事公道，一碗水端平。不管给哪一个军的连队授予国家最高级别的光荣称号，都要使大家心服口服。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这项工作促进全区部队基层连队的全面建设。

从 1963年下半年起，全军逐渐掀起了群众性的练兵比武热潮。到了1964年,个人与个人比武,连队与连队比武,专业与专业比武，兄弟部队之间互相进行比武，既广泛深入，又声势浩大，从而,把练兵活动推向了最高潮。

这就是载入我军史册的赫赫有名的“大比武”。

北京军区也开展了一次自下而上的、轰轰烈烈的建制连队“大比武”。比武的方式是:在团里比武获胜的连队参加师里的比武;在师里比武获胜的连队参加军里的比武;在军里比武获胜的连队参加北京军区的大比武。

这样的“大比武”,逐级比试,层层选拔,真可谓是“真刀真枪，实力的较量”。

1963年12月,正在执行生产任务的步兵第63 师187团3营8连突然接到命令,由生产转入训练,开赴石家庄步校,进行为期4个月的短期集训。

由于8连的干部战士平时注重连队的全面建设，尤其注重培养过硬的作风，在军事训练中扎扎实实，始终着眼于战争，所以，由生产转入训练后，仅仅4个月，就取得了各项课目全部优秀的好成绩。

8 连官兵身负重任,代表21军参加北京军区建制连队大比武。在北京军区建制连队大比武中,8连全体干部战士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分别战胜兄弟部队选派出来的连队，获得了总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其中,政治、歌咏、刺杀、投弹、跨越障碍等项目获得第一名;射击等其他项目，均获第二名。所有的单科评比项目中,全连的总成绩没有一项低于第二名。

获得了响当当、硬邦邦的总分第二名还不算完。接下来,还有很多的软性项目和内容要比:

1965年9月28日，国防部为“英雄八连”命名时授予的锦旗。

比建连的历史,看谁的连队历史悠久;比连队的传统,看谁获得的荣誉最多;比建连以来的战功,看谁在战争年代打的胜仗最多……

187团3营8连建连于抗日战争初期，解放战争中就获得了苏北兵团授予的“英雄连”光荣称号,拥有鲁锐、张春礼两位华东“一级人民英雄”。至于“二级人民英雄”、“三级人民英雄”、“战斗英雄”、立功班排、立功个人……更是数量众多,不胜枚举。

187 团3营8连历史悠久,战功赫赫。

比过来,比过去,北京军区建制连队“大比武”中,兄弟部队名列榜首的几个连队,都比不过187 团的8连。

1964年12月，北京军区授予步兵187团3营8连“英雄八连”的光荣称号。

1965年9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颁布命令,授予步兵187团3营8连“英雄八连”的光荣称号。

1965年10月14日，北京军区在山西省太原市21军军部礼堂隆重举行“英雄八连”命名大会。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国防部副部长兼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中将和军、师首长参加了大会。廖汉生把国防部颁发的“英雄八连”金字锦旗授予8连。陈永贵代表昔阳县大寨大队致贺词。北京军区所属野战军、兵种、省军区、山西省委和省政府均赠送了贺信。会后,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给部队演出了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

人和圩战斗，8连指导员鲁锐、警卫连指导员刘建德,各自率领连队肩并肩地突破敌军前沿,与敌展开肉搏战;众兴战斗，进攻发起前敌军盲目炮击,刘建德被埋到土里,8连3排战士主动赶来扒土,救了刘建德一命;王塘战斗，刘建德在营长鲁锐牺牲后，代理营长指挥,和张春礼一道率部血战王塘……

十多年过去了，尽管现在已经远离战争，尽管刘建德早已离开了 187 团,走上了师一级领导工作岗位,但是,他时时刻刻都关注着8连的每一次进步,关注着8连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

1966年10月，当刘建德、徐治中率领63师的干部战士赴京接待红卫兵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师指挥所和“英雄八连”都住在中国科学院外国专家局的同一栋楼里。抬头不见低头见，早晨晚上都能够见面。

此次进京,“英雄八连”一共来了77名干部战士,是63师赴京人数最多的一个连队，由副连长赵福全同志带队。赴京之前,“英雄八连”正在山西省交城施工。

第八次接见结束以后，按照国务院的指示和要求，本应该尽快安排外地师生和红卫兵离京,让他们返回原地闹革命。然而,有一些学生提出:他们刚到北京不久，还没有好好看一看，玩一玩，想多住几天。

刘建德、徐治中和各团领导干部经过商议，认为学生们的要求不过分,还是比较合理的。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经请示军指挥所,师指挥所通知各团:利用离京前的几天时间,有组织地安排外地师生和红卫兵,在北京进行参观游览。参观游览时,一定要有干部战士带队。不能丢失人!不能出事!在北京出一点事，都要通天!参观游览结束后,尽快安排他们离开北京。

1966年11月27日,也就是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第二天,一部分学生由部队干部战士带领着,外出参观游览。还有一部分学生由于昨天去西郊机场,回来得太晚,过于劳累,留在宿舍里休息。

傍晚时分，突然有一位同志气喘吁吁地跑到师指挥所，上气不接下气地向刘建德、徐治中报告:“刘副政委、徐副参谋长，出事了! 8连的郭文兴被人送到医院去了!”

“郭文兴?怎么到医院去了?出什么事了?”

听了他没头没脑的这句话,刘建德、徐治中都吃了一惊。他俩负责带队，带着1000名官兵到北京已有一个月，顺顺当当的，没有出任何事故。眼瞅着毛主席接见结束了，部队马上就要撤出

21军军首长在军部礼堂演唱革命歌曲，指挥者为徐治中。

昆明湖上公字号的破冰船

北京了,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难道真的出了什么事?

“郭文兴跳进昆明湖里救人，好像是受了一点伤……”前来报告的同志说话大喘气。

“救人?救谁去了?在哪个医院?"

刘建德、徐治中听说是因为救人郭文兴进了医院，这才松了一口气。他俩正准备问清楚在哪一家医院,好去看望,郭文兴已经在8连战士李怀珠和同去的几位红卫兵的护送下回来了。

郭文兴,河北省衡水人,1965年入伍,8连3排8班战士。11月27日那一天,他带领着几十名外地红卫兵到颐和园游览。

颐和园位于北京市的西北郊，始建于清朝弘历乾隆年间，原是清朝皇家花园和行宫,是我国规模最宏伟、最完整的古典园林。此时,颐和园已经被红卫兵改名为“人民公园”。虽然已是冬季,万木萧瑟，湖面封冻,然而,巍然耸立的万寿山,万寿山一带的佛香阁、大戏楼，昆明湖畔的长廊、石桥、石舫、十七孔桥，仍然使得第一次来到北京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大开眼界，他们玩得兴高采烈,流连忘返。

这一天，到颐和园来游览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川流不息,络绎不绝。

下午4时 30分,在昆明湖十七孔桥西面的南湖岛上突然传来了一阵呼救声:“救人啦!救人啦!”只见南湖岛东北湖面上,离岸100多米处,一个落水的红卫兵正在冰窟中挣扎。来自四川省万县、黑龙江省海林县、依安县、吉林省吉林的几位红卫兵，还有空军某部教员朱潼生、胡炳良等同志先后跳入湖中，奋勇救人。但是，由于湖面冰层太薄， 刚跳下去,走不多远,便纷纷落入冰窟。他们原想去救别人,此刻反倒要自救,或互相救助。

1966年12月7日,新华社播发了《光明日报》记者、《解放军报》通讯员撰写的长篇新闻报道《毛主席教导出来的人——记首都昆明湖上一场破冰抢救红卫兵的战斗》,摘录如下:

在这支勇敢战斗的队伍中，有一位头戴军帽的大个子青年。他挺立在齐脖深的冰水中,正抡起双拳,向坚硬的冰层砸去。冰块撕开了他的衣衫，划破了他的手臂和胸膛。可是他却像一艘无坚不摧的破冰船,前进,前进着……

他就是北京部队某部“英雄八连”的战士，名叫郭文兴，现在是红卫兵的政治工作员。前一天,他带着一个排的红卫兵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这天,又带着小将们到公园来游览。

当他听到呼喊，看到落水者的险状时，毛主席的教导,在他的耳边回响;罗盛教、蔡永祥等英雄形象,重现在他的眼前。他毫不犹豫地从东岸朝湖心奔去,边跑边脱棉衣，决心豁出一切。可是，他刚刚朝落水的人走了20多米,“咔嚓”一声,自己也掉进了冰窟。寒冷彻骨的冰水，一下子淹到头顶。他浮上水面,定了定神,发现前边的一位工人和几位红卫兵也已落进了冰窟，动弹不得，处境困难。他先把就近的红卫兵救上岸,又用拳头从冰上砸开了10米长的通道,把那位工人救回来。这时,郭文兴已感到四肢不灵,站立不稳。冷风一吹,他浑身痉挛,连迈步都感到十分困难。但是,当他看到西岸的落水者还没有救起，毛主席的话:“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又在耳边响起。顿时，他浑身增添了无穷力量,推开了搀扶他的人,穿着湿淋淋的衬衣、短裤,光着脚板跑过十七孔桥，又从桥西投入了战斗……

1977年2月，21军军首长与李瑞山同志在宝鸡军部合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