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决策的分析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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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摘要：朝鲜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介入的第一场对外战争。本文主要分析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决策所涉及的三个问题：首先，1950至1951年中国的主要军事目标是解放台湾，在收复台湾前不愿意看到朝鲜战争爆发。在苏联和朝鲜已经商定对韩国采取军事进攻的情况下，毛泽东被迫做出了支持发动战争的决策，就战争爆发而言，是苏联和朝鲜绑架了中国。其次，在美国对战争进行干预后，毛泽东即主张出兵援助朝鲜，其决策过程虽然曲折，目标和动机也有变化，但最根本目的在于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借助中苏同盟的威慑力和苏联的援助，稳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再次，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并已达到原定目标的情况下，中国错误地认为可以取得全胜，因而拒绝联合国的停火议案，错失了实现停战的有利机会，结果陷入全面被动。中国出兵朝鲜达到了所有预设的目标，是合理的、正确的决策，问题出在没有抓住最有利的时机及时收兵。

　　朝鲜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介入的第一场对外战争，这一决策的结果，对于中国、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战后亚洲和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改变，朝鲜半岛则从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成为世人关注的火药桶。对于中国来说，朝鲜战争作为一个分水岭，最终确定了新政权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走向，甚至确定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道路。正因如此，这场战争才成为国际学界和中国学者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也是中国坊间津津乐道的谈资。

　　中国介入这场战争的决策主要涉及三个方面：战争策划和爆发时的决策；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决策；越过北纬三十八度线（三八线）、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由于档案和重要史料的缺乏，过去有关中国决策的很多基本史实都弄不清楚。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还有西方学者哀叹：中国参与朝鲜战争的真实"决策过程"可能永远都无法得知。然而，随着中国档案文献开始系列性地编辑出版，与此同时，苏联与中国之间关于朝鲜战争的往来函电也在俄罗斯大量披露，这些文献对于了解中国决策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甚至不亚于中国本身的档案。在此基础上，冷战结束后出现了大量关于中国参战的研究论著，中国在战争中决策的主要过程已经愈来愈清楚，目前研究者对基本史实的认定也有共识，尽管对一些文件的理解还存在差别。

　　显然，只有在基本史实形成大体共识的基础上，研究者才能展开对中国决策目标和动机的讨论，对决策结果的评判。不过，必须承认，对于中国决策目标、动机和结果的判断存在很大困难，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决策程序的独断性和保密性。与西方民主国家不同，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缺乏系统的决策文件，尤其是在中国，很多决策过程甚至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即使存在一些决策性文件，其保密规定也令研究者望而却步。而那些已经公开的文件，研究者则需要认真区分，哪些是决策者的真实想法，哪些是用以说服执行者和鼓动民众的表面理由。尽管如此，历史学家仍然要在掌握基本史实的情况下，对决策目标和动机做出推断，对决策结果作出评判，否则就无法将历史进程的链条连接起来。此外，朝鲜战争还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话题，"政治正确"对各国研究者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在中国固然如此，即使在以"民主国家"自居的美国，朝鲜战争也曾"被高度政治化""恶性政治化"。因此，历史学者只有鼓足勇气，突破意识形态的藩篱，坚持客观中立的理念，才能去追寻真实的历史和正确的历史记忆。

　　本文参与关于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决策问题的讨论，目的在于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于中国战争期间的一系列决策进行检讨，尤其是面对国际政治危机，应该如何交替采取军事与外交手段，及时实现战争与和谈的转换，从而把握时机，减少代价，消除危机及其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

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决策的分析和反思（上）：朝鲜的战争潜力有多强？

一、关于朝鲜战争的爆发

　　关于战争发动者的问题，冷战时期一度出现的"南方入侵"的说法在朝鲜以外已经不复存在，美国修正学派的"内战说"在西方学界也大致销声匿迹。面对大量无法否定的史实，目前学术界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这场战争是在苏联和中国的同意、支持和帮助下由朝鲜发动的。但是，斯大林为什么同意和支持发动这场战争？这与苏联的对华政策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特别是中国对于这场战争究竟持怎样的立场和态度？这些问题在研究者之间仍然存在很大争议。

　　关于斯大林同意发动战争的原因，目前学界常见的主要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为了"推进亚洲革命"，即由于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下简称"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使斯大林看到了根据中国经验在亚洲推进革命的希望和机会，通过在朝鲜发动战争，可以减轻苏联因封锁柏林失败在欧洲面临的压力，并压制日本军国主义抬头，扩大苏联在东亚的势力。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G. Acheson）1950年1月12日关于朝鲜半岛不在美国防御范围的演说不过是为此准备了另一个条件——美国直接干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第二种是为了"防止中国与美国接近"，即由于斯大林担心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Josip B. Tito），因此通过挑起军事冲突令美国陷入战争泥沼，再让中国卷入其中，从而阻止中国与美国和西方接近，把中国牢牢地绑在苏联的战车上。

　　上述两种解释都存在某种缺陷。第一种解释的前提是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以后，苏联的冷战战略（至少在亚洲）已经由防御转为进攻。这与基本史实不符。尽管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直到1950年初斯大林仍然十分谨慎，苏联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整顿和清洗还在进行中（直到1952年底才基本完成），虽然鼓励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加强反美斗争，但并没有提倡"武装暴动"，更没有真正认可和推广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经验（对刘少奇在世界工联会议讲话的认可和宣传不过是为签署中苏同盟条约做铺垫的一时之需），斯大林拒绝毛泽东成立"东方情报局"的建议就是证明。如果说在朝鲜采取的军事行动只是一种尝试，是一盘"大棋"落下的第一子，那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斯大林对亚洲革命已有"通盘"考虑。

　　关于第二种解释，斯大林的确担心中国与美国接近，也忌惮毛泽东成为不听话的属下和盟友，这一点没有任何争议。但是，如果认为斯大林想通过发动朝鲜战争来达到这一目的，则在逻辑上说不通。首先，1950年1月13日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是与中国领导人充分协商后采取的有准备的措施，其目的是期望毛泽东感恩戴德，在中苏同盟条约下一步谈判中作出让步，而绝非有意将中国隔绝于国际社会之外，更说不上是发动战争的前奏。其次，斯大林与金日成在商定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时，预计的是美国不会或来不及进行武装干涉；让朝鲜去寻求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只是为出现万一情况下准备的后手而已。最后，战争初期毛泽东和金日成向莫斯科建议中国可以提供军事援助，而斯大林一再拒绝中国出兵，就是考虑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使战争扩大化。实际上，在朝鲜发动战争并非斯大林"深思熟虑"的预先计划或战略构想的一部分，而是临时决定的紧急措施。

　　已经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整个1949年，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反对金日成对南方发动武装进攻。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给平壤发电报，第一次表示可以考虑金日成的要求。4月8日金日成秘密到达莫斯科，与斯大林商定了发动战争的日期。5月13日金日成访问北京，要求毛泽东同意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在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后，15日毛泽东表示支持金日成发动进攻。6月25日，在中国不了解具体计划也未事先得到通知的情况下，朝鲜战争爆发。因此，问题就集中在1950年1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显然，这里最值得注意的国际背景是中苏同盟条约谈判，特别是在谈判过程中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对艾奇逊演说进行反驳的方式引起的中苏之间的分歧和不快；签署《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引起的中苏之间的矛盾和争执。正是这两个事件的发生，导致斯大林匆忙做出了为金日成开"绿灯"的决定。

　　毛泽东访苏期间在是否签订新条约的问题上与斯大林发生争执，甚至一度闭门不出，引起美国和西方的关注。前面提到，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发表长篇演说，指出在历史上侵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不是美国而是俄国，苏联已经和正在吞并中国的蒙古、新疆和满洲，其主旨是挑拨中苏关系。演说还提到，台湾和朝鲜半岛都不在太平洋防御线之内。这与5日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宣布美国无意使用武力干预台湾局势的说法一脉相承，重点是表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而朝鲜半岛只是顺便提到而已。这些公开讲话引起了斯大林的警觉，他一直对毛泽东不放心，现在美国趁中苏谈判出现分歧之际趁机挑拨，更让他不安。几天后，斯大林又看到来自苏联驻华使馆的情报：美国担心"中国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希望借助贸易让中国在经济上依附美国，然后"对中国施加政治影响"；美国正在利用英国承认新中国的机会进行试探，"以建立未来同人民政府的关系"。与中国建立同盟是苏联亚洲安全战略的基础，美国人这样做无异于釜底抽薪，因此斯大林非常重视中国对此事的态度。
　　新中国的头等大事，除了巩固政权，就是解放台湾。早在1949年夏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时，毛泽东就提出请苏联帮助解放台湾的要求。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即向苏联通报，进攻台湾的战役安排在1950年9至10月。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访苏的第一天，又提出解放台湾问题，斯大林答应给予帮助。毛泽东不会看不出美国人的用意，但他在1950年1月17日与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В.М.Молотов）会谈时却特意提出美国是否在台湾问题上释放"烟幕弹"的问题，这说明中国的关注点与苏联有所不同。莫洛托夫明确指出，美国是"借助欺骗和诽谤在苏中关系方面造成隔阂"，并要求中国以政府名义发表声明，予以驳斥。尽管毛泽东已经明确答应按照莫斯科的安排，以外交部的名义发表驳斥美国的声明，但一个星期后《人民日报》刊登的却是新闻总署署长的声明。斯大林为此非常恼怒，当面指责毛泽东自行其是，没有"信守诺言"，并认为中国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声明"一文不值"。毛泽东为什么没有"信守诺言"？有可能是不愿意听从莫洛托夫摆布的意气用事，但也有可能是有意为中美关系留下转圜的空间。斯大林宁愿相信后者。

　　既然美国的意图是以表明不向国民党提供援助和保护来拉拢中共，那么苏联当然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停止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以阻止其解放台湾。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之后，周恩来就催促苏联尽快按照协定提交海空军订货。随着进攻台湾的时间推迟到1951年，中国又要求增加军事订货（主要是飞机和军舰），并一再请求苏联按计划及时提交。毛泽东甚至亲自给斯大林本人发电，请求苏联按协定规定的期限发货。然而，苏联采取了各种办法拖延交货，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为准备发动台湾战役（含进攻沿海岛屿）所需的飞机、军舰及主要设备、器材均未运达，而海军订购的所有飞机和海岸炮以及大部分舰船直到1951年初也没有发货。毛泽东不愿意金日成发动进攻，主要就是希望在远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前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而在斯大林看来，正如美国学者斯图克（William Stueck）指出的，蒋介石在中国的最后堡垒一旦被清除，"美国承认新政权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升"。所以，阻止中共解放台湾就能达到防止中美关系缓和的目的，而赶在台湾战役之前打响朝鲜战争则成为阻止中共解放台湾的重要手段。其实，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和中国是否一定会参战，斯大林并没有任何把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行动将阻止中共占领台湾。

　　不过，阻止中共占领台湾并不是斯大林同意发动朝鲜战争唯一和主要的目的，道理很简单：只要苏联继续停止向中国提供飞机和军舰，后者进攻台湾的军事行动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就不会发生。所以，斯大林在1950年初甘愿冒风险，突然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和目标。这就涉及在中苏同盟条约谈判中引发双方矛盾的另一个事件——关于旅顺海军基地和远东不冻港的问题。

　　1945年8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大连地区实际上成为苏联的"国中之国"，旅顺港实际上成为苏联的军事基地，而中国长春铁路（中长铁路）则由中苏共同占有和经营，为期三十年。毛泽东对此非常不满，希望通过签订新条约取消苏联在中国的这一特权。然而，作为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旅顺基地以及与此关联的大连港和中长铁路构成苏联在远东地区地缘战略利益的基础和保障。斯大林被迫同意毛泽东废除旧约的主张后，苏联组织大批专家，重新起草了包括中苏同盟条约、贷款协定、股份公司议定书等双方谈判可能涉及的十二份文件草案。为了维护苏联既得利益，根据这些文件，包含在旧条约内的原中长铁路协定继续有效，原旅顺口协定和大连港协定则待签订对日和约后再重新审议，只是苏联驻军应从1950年开始撤出旅顺基地。毛泽东此前提出的要求是废除对中国主权有所侵害的旧条约，但苏联驻军可以暂时保留，等中国有了自己的海军和空军后再行撤退，而苏联的处理意见与中国的想法恰恰相反。经过短时间的谈判，中国基本接受了苏联起草的同盟条约，但对旅顺口、大连港和中长铁路问题却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方案。 　　1950年1月26日，周恩来向苏方提交了临时起草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的草案。其中的要害条款是：第一，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国。第二，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第三，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看到这个文件，斯大林的惊讶和愤怒可想而知，在一份批注"斯大林不同意"的俄文译稿上，中方原文的内容几乎被删改无遗。然而，28日苏方返回的修改稿却基本接受了中国草案。斯大林当然知道，无论如何他也不能让毛泽东空手而回，因为这正是美国人期待的结果，但斯大林也无法接受失去苏联通向太平洋唯一的出海口和不冻港的结果。那么怎样才能摆脱这个困境呢？

　　笔者推断，很可能是中方草案中的这样一个条款启发了斯大林："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的侵略而出现战争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以利共同对敌作战。"在接受中国草案的同时，苏联在修改议定书时又增加了一条："苏联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到绥芬河车站以及沿中国长春铁路往返调运。"这就意味着，一旦远东地区发生战争，苏联海军仍旧可以留在旅顺基地并使用中长铁路，有关的旧协定则自然得以恢复。于是，1月30日，斯大林向金日成发出了前文所说的那封同意他采取军事行动的电报。随后，发动战争的计划便紧锣密鼓地制定出来了。所以，与以往人们的想象不同，在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中，不是毛泽东而是斯大林被迫做出了重大让步，以至苏联可能很快就要失去其亚洲战略的基础。中苏同盟条约谈判的结果也不是表面上显示的那样巩固了中苏关系，而是引起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猜疑和不满。为了保障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斯大林既要维持与中国的同盟关系，又必须保留通向太平洋的唯一出海口和不冻港。而根据中苏双方的协定，只要远东地区出现紧张局势，中国就必然要求苏联军队留在旅顺基地，也只有依赖中苏同盟条约来保证自身安全。至于军事冲突地点，既然如上所述苏联不愿看到中国攻占台湾，那么斯大林的选择就只有朝鲜半岛了。

　　剩下的事情就简单多了。苏联与朝鲜商定发动战争的计划后，金日成按照斯大林的指令于5月13日秘密访华，要求中国予以同意和支持，斯大林也来电表明态度。作为"武装夺取政权"这一革命方略的倡导者，毛泽东自然不能提出反对意见。中国所能做的，就是抓紧台湾战役的准备，希望能在朝鲜发动战争前攻占台湾。然而，金日成离开北京后四十天朝鲜战争就爆发了，而且美国立即出兵干涉。此时，毛泽东要面对的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朝鲜战争爆发虽然确是苏、中、朝三方的"杰作"，但在这个问题上三方的作用是很不相同的：朝鲜始终积极主动，苏联中途改变立场，而中国是在最后一刻表示支持的。史实证明，在发动战争的问题上，是朝鲜和苏联一起绑架了中国，而毛泽东则很不情愿地接受了一个既成事实。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我多次说过，不可以打，应该估计到帝国主义会干涉。但金日成"已经决心打了"，斯大林也同意了。既然两国已经同意，"我坚决反对，也是不行的"。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从中共和中国的利益出发，自然不愿意看到在朝鲜发生战争（特别是在收复台湾之前），但作为苏联领导的社会阵营的主要成员和亚洲革命的负责人，他又不得不遵从莫斯科的意愿，不得不照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体利益。对于毛泽东而言，这与其说是自己做出的决策，还不如说是被迫做出的选择。归根结底，朝鲜战争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国际背景，但引起战争爆发的具体原因，则在于：
　　一、斯大林要维护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地缘战略利益——与其冲突不仅有敌人还有盟友；
　　二、中苏同盟的内部张力和矛盾——这一点在中国出兵问题上也有所反映。

未完待遇..........

转载自：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2023年8月号　总第198期

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决策的分析和反思（下）

二、关于派遣志愿军赴朝作战

　　关于派遣志愿军赴朝作战 关于中国派遣军队入朝作战的目标和动机，大概是朝鲜战争研究中争议最大的话题。冷战时期（特别是前期）的学术讨论受意识形态的干扰较大，不过在西方影响最强烈的是怀廷（Allen S. Whiting）在《中国跨过鸭绿江》（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一书中提出的“安全威胁论”，即中国出兵是对手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的必然反应。这一论点的基本逻辑在于中国决策是对手美国政策的“被动回应”，是在外界压力下做出的。对此，陈兼提出了一个与“美国中心论”不同的、更为合理的解释框架：作为一个“新兴的革命大国”，中国的决策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由于中共的革命理念、革命外交以及对新政权国家利益和世界革命命运的关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是主动的，“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这个新的解释框架引发了后冷战时期学界对中国出兵决策问题更加热烈的讨论，因为即使在同一逻辑的轨道上，人们对中朝介入朝鲜战争的目标和动机也有各种各样的推断，如中国革命内在动力的驱使；承担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履行中共的国际主义义务；保障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对国内政治动向的担忧；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等等。不可否认，这些推断都有各自的依据和道理，而笔者想要补充的一点是：中国出兵决策的过程虽然只有四个月，但其中充满变数；随着国内外环境和条件以及战局的变化，中国出兵决策的动机和目标也有不同，即使有些因素一以贯之，其在决策选项中的优先地位也有变化。

　　已经众所周知的历史过程如下：1950年7月2日，中国主动提出派兵入朝的问题。当时中苏达成一致意见，如果需要援助朝鲜时，中国出陆军、苏联出空军。8月下旬和9月中旬，中国两次提出派兵化装成朝鲜人入朝作战，金日成表示接受，但始终未能得到斯大林的首肯。直到9月底朝鲜人民军（人民军）全军覆没，斯大林才在10月1日要求中国立即出兵。毛泽东最初主张马上派兵入朝，但多数中国领导人对此有异议。在4至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者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定于15日参战。但在10日的黑海会谈中，斯大林要求中国陆军先行入朝，苏联空军两个半月以后再出动，周恩来和林彪拒绝接受苏联的主张。双方遂决定放弃朝鲜，并于11日发出斯大林、周恩来联名电报通知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做出最后的选择。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方针不变后，毛泽东通知斯大林和周恩来，中国军队可于19日先期出动，要求苏联空军和武器装备务必在两个半月后到位。得到中方的答复和要求后，斯大林让莫洛托夫通知周恩来，苏联可以提供武器但空军不会入朝作战。18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中国军队如期参战。19日晚7时，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秘密入朝作战。总体看来，虽然中国领导层确实出现过意见分歧和犹豫不决，但毛泽东本人始终坚持必须出兵援助朝鲜。
　　综合分析各种史料，中国（主要是毛泽东本人）关于出兵朝鲜的决策动机大致有四个方面：
　　一、根据国际分工为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朝鲜）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二、由美国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而引发的对抗美帝国主义的革命激情；
　　三、对中国边境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
　　四、维护中苏同盟的战略态势以保障新生革命政权的巩固。
　　随着战局形势和苏联态度的起伏变化，中国出兵决策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也不断发生改变，因此决策者必然会审时度势，随机调整决策目标，其决策的动机自然也会出现多方面的考虑，其中第一点是贯穿始终的，而其他三点则集中表现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

潘尼迦（左一）

　　关于「先停战后谈判」的说法——中国反对联合国议案的主要理由，潘尼迦解释说，联合国的建议可能在字面上给人留下这种印象，但这里的意思是「先在原则上同意停战，然后在谈判中具体规定停战条件以结束战事」。周恩来答复，「谈判的条件是存在的，但其具体实现当然必须通过谈判」，「谈判的目的在于停战」。潘尼迦认为，按照这种说法，「谈判也就是假定了停火（即『原则上同意停战』），这是很重要的」，中国应该进一步解释自己的立场。在这里，印度人实际上提出了「停火」和「停战」两个不同概念的问题。周恩来坚持「先谈判后停战」，其本意就是要对方先答应中国提出的政治条件，再谈停战问题。但是，如果双方不停火（即「原则上同意停战」），怎么坐下来谈判？

　　中国反对联合国议案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没有参加这个议案的讨论（这也是苏联反对的理由）。潘尼迦解释说，这个建议是「提请中国考虑的谈判基础，如果中国同意则正式协商」；联合国作为交战的一方，不可能先征求中国的意见，然后再提出建议。周恩来有些退让说，「这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我们没有把联合国看为作战一方」。问题是新新中国在联合国应有的合法地位，而这种合法地位至今未得到承认，「因此我们随时要提醒这一点」。周恩来说的是实情，也是中国关注的重点，由此便可以理解中国为什么要强调先召开七国会议，并特意指出会议召开本身就意味着承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关于「先停战是美国政府为了取得喘息时间」的说法，在1月18日与章汉夫的会面中，英国代表解释说，这是中国的一贯态度，但是英国政府认为停战并不会造成联合国军再开战的条件。章汉夫仍然坚持认为：美国就是要争取一个喘息的时间。在这里，中国决策者忽略了一个重要情况——这个议案是美国投了赞成票的。且不说美国是否需要「喘息」，根据英国代表的说法以及联合国的程序，可以想见，作为投赞成票的成员国，面对已经通过的联合国议案，美国出尔反尔所遭遇的政治和外交困境想必远远大于它在投票时的尴尬局面。

　　对于中国一再强调「停火是美国人的阴谋」的说法，潘尼迦透露了一个重要情况：美国是非常勉强地同意联合国议案的。据印度政府的了解，美国政府之所以同意，是因为它预料中国政府会拒绝这一建议。这个情况应该让中国决策者意识到，或许这个停火议案并非是美国人有意鼓动或主动提出的。从周恩来简单的回复「事情并不常常合乎美国的设想」可以看到，他对此似乎已有所领悟。

　　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地点，潘尼迦一再提出「必须选择一个有中立性的地点，使与会者自在而不感到为难」，其中提到了香港、开罗和印度等地。周恩来坚持认为，「这一会议是要解决东方问题，因此在中国最为适宜」。显然，这一要求是不合情理的，以至于瑞典大使在外交部看到中国的文件时就自言自语地说：「嗨，在中国开会！这怕人家不能同意吧！」

　　从周恩来起草的备忘录以及上述谈话记录可以看出，中国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的种种理由均缺乏说服力，特别是在英、印等国代表作出解释后仍坚持己见，其真正原因是决策者（在苏联的支持下）根本就不打算进行认真的停战谈判，至少认为现在还不是时机。这里，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出兵朝鲜的作战目标在第二次战役后发生了重大变化。

　　入朝作战初期，中国的战略目标就是通过打击敌人，「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使战争「局部化」，「争取美帝国主义知难而退」。然而，随着第一、二次战役的胜利，中国的作战目标及对停战和谈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1950年12月3日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时指出，停战的条件是美国「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不过，三八线的界限很快就被抹去了。第二次战役结束时，考虑到部队作战能力下降、后勤补给短缺，彭德怀、聂荣臻和周恩来都主张部队暂停进攻，在三八线以北休整，来年春天再战。但毛泽东不同意，他認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毛泽东当然知道志愿军的实际困难，所以后来又电告彭德怀，打过三八线以后可以再退回来休整，从军事策略上讲，这样做也有利消灭敌军。但必须消除人们头脑中三八线的「旧印象」，必须让部队树立「不消灭朝鲜境内的敌人不回国」的观念。其实，从彭、聂、周的建议中也可以看出，他们所说的「休整后再战」就是一种策略考虑，因为那时中国军事领导人都为战场上的胜利所鼓舞，认为美军并没有预想中那么厉害，其战斗力还不如日军。「速胜论」当然未能实现，但假以时日，把美军赶出或逼迫他们撤出朝鲜半岛是不成问题的。

　　占领汉城后，彭德怀顶住了金日成和苏联顾问要求继续南进的压力，下令全军休整。然而，中国决策层这样安排，并非是想就此罢手，而是考虑如何为下一次决定性战役做好充分准备，以彻底打败美军。毛泽东在1951年1月14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反复强调，为春季攻势做好充分准备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行「最后性质」的作战，「保障最后胜利」，在4至5月「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向斯大林转发了这份电报。既然联合国军迟早要被赶出或被迫退出朝鲜半岛，既然志愿军很快就會大获全胜，为什么现在要进行停战谈判？中国备忘录中所说可以「讨论限期停战」，就是考虑到志愿军「亟需休整两个月」，同时「争取世界人民的同情」。所以，在1月下旬美国发起反攻而彭德怀提出全军撤退、暂时放弃汉城和仁川的建议时，毛泽东则认为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继续南进大量消灭敌军，然后进行谈判。显然，通过与外国使节的谈话，周恩来也意识到中国处理这一事件的策略失当（不应「拒绝」，而应提出「修正」议案）。为了争取国际舆论，中国外交部以答复印度大使的方式，于1月22日又提出了一个修正案，主要内容是：一、只要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的原则被接受，并付诸实施，中国政府将负责劝说志愿部队回国；二、关于停战谈判问题，可分两步进行，首先在七国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商定有限期的停火，并付诸实施，以便继续进行谈判，其次，停战全部条件必须与政治问题联系讨论；三、必须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然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美国不会再给中国人留下任何解释的时间和空间，周恩来的努力淹没在美国一系列的外交和军事行动中。
　　看到中国的答复后，1月18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Warren R. Austin）在联大政委会发表了一篇长篇讲话，指责中国接连三次拒绝国际社会的和平努力，蔑视联合国的和平诚意。奥斯汀还把中国称为侵略者，呼吁联大政委会立即研究并提出制裁侵略者的建议。19日和23日，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直接宣布共产党中国侵略朝鲜，不能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加入联合国。30日，联大政委会否决了印度等十二国关于请中国对联合国13日停火议案的答复做进一步补充和澄清的建议。2月1日，在美国的鼓动和策划下，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认定中国政府「在朝鲜从事侵略」。5月18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一项实际上是以美国要求为蓝本的决议，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禁运。不过，与美国的外交计谋相比，真正使中国陷入困境的是美军在战场采取的军事行动。

　　在志愿军接连击溃联合国军的情况下，美国最初确实考虑过从朝鲜撤军的问题。但是联合国军司令部总司令李奇微（Matthew Ridgway）接任指挥美军地面部队后认为，美军并没有重大损失，只是士气低落，而中国军队由于缺乏现代化装备和后勤保障，其连续进攻最多只能维持一个星期。所以，美军完全有能力守住现有阵地，甚至应该立即组织反攻。1月15日，李奇微就开始了试探性的反攻。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停火议案以后，25日，李奇微集中地面部队及全部炮兵、坦克部队（总兵力约二十五万余人），在空军支援下，发动了全线进攻。其结果不仅彻底破坏了中朝联军休整和准备再战的计划，而且使印度等国试图让中国再做解释和继续呼吁停战谈判的努力变得毫无意义。而此时中国军队的状况，正如志愿军党委8日给中央的报告所言：「战斗单位兵员不足，给养很差，体力削弱，非休整补充，改善运输、供给，难以继续作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勉强发起第四次战役，历经两个多月的艰苦战斗，虽给敌人以重大消耗，但中朝联军进军北纬三十七度线（三七线）以南的作战目标则根本无望。相反，联合国军不仅攻佔了仁川、金浦和汉城等战略要地，而且全线突破中朝联军的阵地，再次进佔三八线以北地区。在随后发动的第五次战役中，中朝联军虽打过三八线，消灭了敌军几个师，但没有达到「粉碎敌人计划，夺回主动权」的战役目标，不得不停止进攻，提前结束战斗。联合国军则于5月20日发起全线反击，中朝军队被迫撤退，并遭受极大损失。

　　与出兵决策的情况不同，中国关于停战谈判的决策前後立场变化很大，开始确定出国作战的目的就是打到三八线，迫使美国进行停战谈判；后来不接受停战谈判的原因是中朝军队必须越过三八线，以实现政治目标；最后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是因为决策者认为可以把美国赶出朝鲜半岛，因此不需要停战谈判。如果说美国在战争中所犯的战略性错误就在于越过三八线，那么同样，中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特别是拒绝停火议案，不仅是军事战略上的失误，也失去了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话语权。

四、反思和结论

　　判断一项决策正确与否，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这一决策的结果是否符合当初决策者设定的目标，而决策动机的合理性，则主要看其决策目标是否符合基本的客观条件。由此出发，对于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以下三个方面的决策，笔者尝试做一些分析和评判。

　　一、关于是否支持在朝鲜发动战争的决策。就目前可以找到的史料，看不出中国被迫接受斯大林和金日成发动战争的决定是否经过中共领导层的讨论，以及出于怎样的考虑。不过，从当时中国所处的环境和地位看，无论是领袖个人还是领导集体，中共最后做出的决策应该有两方面原因：中共既然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就必然要服从莫斯科的领导；毛泽东既然对斯大林不允许中国革命极为不满，就不应该阻止朝鲜革命，何况中共还是亚洲革命的领导者。这是基本逻辑。

　　当斯大林把决定权交给中国的时候，毛泽东所面临的选择是：如果拒绝，就必然与苏联和朝鲜同时结怨；如果接受，就很可能让中国面对一次影响经济建设或安全受到威胁的风险。两害相权取其轻，毛泽东选择了后者。此后中国的目标就是把这种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这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初努力使战争「地方化」或「局部化」的原因，也是毛泽东为何在战争爆发后最初要求中国军队化装赴朝、秘密参战的原因。所以，毛泽东被迫做出的第一次决策无所谓正确与错误——没有第二种选择，只是对苏联与中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差别和冲突估计不足，也未想到斯大林所关注的主要是战争的过程而非结果。

　　二、关于是否出兵援助朝鲜作战的决策。无论中国出兵决策的过程和动机多么复杂，人们都不得不承认，这本质上是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判断对方真实意图和己方实力地位的一场心理较量。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只要中国出兵，苏联最终就要承担起全部责任）是准确的，做出的决策也是正确的。其准确性在于，中美开战的第三天，斯大林即下令苏联空军迅速出动，越过鸭绿江赴朝作战，苏联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成为与美国空战的主力部队。此后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滚滚而来，既有力保障了朝鲜前线的军备供给，也全面支援了中国国内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其正确性在于，当志愿军结束第三次战役时，上述毛泽东赖以决定介入战争的四重考虑都已成为现实：中国拯救了朝鲜，履行了作为亚洲革命领导者所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也大大提高了自身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中国敢于独自挑战美国，且能够击退美军，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反帝信念已经得到充分展示；把联合国军赶过三八线，朝鲜成为缓冲地带，对中国主权和周边安全的威胁自然化解，甚至台湾问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都有可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解决；最重要的是，中国出兵朝鲜，解除了斯大林对中共和毛泽东的怀疑，从而加强了中苏同盟的坚实基础，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

　　当然，志愿军初战胜利带有一定的偶然性（麦克阿瑟不相信中国会出兵、美军轻敌冒进），但即使中国军队按照原计划在平壤以北山区构筑防御工事、建立根据地，从而阻击美军，中国出兵决策所构想的几项目标同样已经达成，只是政治影响小一些。至于所谓「得不偿失」的说法，必须看到按照交战双方公布的伤亡和失踪人数，志愿军在整个战争中兵员损失达52.29万人，远远高于美军的14.2万人，但前三次战役的损失只有4.72万人（未计冻伤者）。也就是说，中国军队90%以上的兵员损失不是因为出兵朝鲜造成，而是由于未能及时收兵造成的。军费开支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战争的长期化，中国政府1951年的总预算增加了60%，其中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就占32%。1952年9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五年中再贷款40亿卢布，其中大部分还是用于军事和国防，购买工业设备的仅有8亿卢布。因此，从中国政治本身来说，出兵朝鲜的决策没有错误，错误的是在已经实现预定目标的时候没有及时做出停战的决策。

签署《朝鲜停战协定》

　　三、关于是否接受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决策。1951年1月中国断然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应该说是一次战略性的决策失误。由于这次决策，中国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在朝鲜战场及国际舞台上的有利地位，而在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陷入被动局面。导致这次决策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对敌我力量的判断失误，其实当时志愿军已成强弩之末，真正需要「喘息」机会的不是美军，而是志愿军。其次是情报不准，中国决策者根本不知道美国对这个停火议案的投票情况和白宫面临的尴尬境地，说联合国停火议案是美国人的「阴谋」，纯属臆想。再次是不熟悉国际舞台的游戏规则，不了解国际事务运作的惯例和程序，等到周恩来明白「拒绝联合国议案」的用词不当，为时已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决策者设定了一个超越自身能力的战略目标，这从志愿军的战术从一次战役围歼美军几个师的大兵团作战改为一个军只围歼一个营的「零敲牛皮糖」战法就可以明显看出。

　　那么，中国接受联合国停火议案是否就能够如愿以偿地实现停战谈判？或者说，这种考虑是不是一厢情愿？这要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分析。对内而言，不可否认，战争中的同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的选择，毛泽东被迫同意斯大林和金日成发动战争的决定，与此不无关系。但是必须看到，中国出兵以后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地位，也掌握了对于战争决策的发言权和主导权。后来的事实证明，只要中国下定决心，莫斯科和平壤最终都会服从北京的决定。对外而言，美军当时的确对马上实现停战谈判心有不甘，也想找机会挽回颜面。但是必须看到，美国指挥的是联合国军，其行动在法理上是要经过联合国批准的。正如英国代表对周恩来说，如果联合国通过了停火议案，美国反悔的可能性很小。退一步讲，即使美国再次挑起战端，那时中国不仅在道义和舆论上占据制高点，在军事上也已经恢复元气，补充给养，可以整装再战了。

　　转载自：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2023年8月号　总第19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