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曲阜游（一）——孔子博物馆

君子兰

4月11日早上从枣庄市坐火车来到了曲阜。第一站，孔子博物馆。

孔子博物馆，国家一级博物馆，是社会科学类名人专题博物馆。

主要陈列有序厅和五个部分构成，序厅通过多媒体投影对孔子进行了概括性介绍，五个部分内容分别为孔子的时代、孔子的一生、孔子的智慧、孔子与中华文明、孔子与世界文明。下行展厅为诗礼传家基本陈列展，分余荫百世、孔府档案和阙里遗风三个单元。

孔子博物馆藏品主要源自历史上孔府积累的旧藏，拥有各类馆藏文物70万件、30万件孔府私家文书档案、宋代以来4万多册善本古书、8000多件明清衣冠服饰以及大量的与祭祀孔子有关的礼乐器等。

孔子的时代。山东地区早在数十万年前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西周初年，周公旦获封与洙泗之滨的商奄故地，建立鲁国。即使在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鲁国仍较多地保存了西周的礼乐制度。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他的思想是早期中华文明的结晶。

孔子认为，天为万物之始，地乃万物资生之本。孔子追慕传说时代的圣王先贤，推崇丰富完备的周礼，此前数千年的历史遗产是其思想的重要根基。

周王室东迁后，天子威望骤降，诸侯争霸，干戈不息。在孔子的时代，诸侯国内世卿、大夫摄政擅权，礼崩乐坏，社会动荡，民生维艰。这场翻天覆地的时代变动，也激发了思想者们积极的思考。面对时代的困局，孔子的学说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鲁国是拱卫王室的东方强藩，势力强大，文化昌盛。春秋时期，鲁国局势动荡，但不乏好古知礼、心怀天下的有志之士，孔子是其中的代表。战国末年，楚国吞灭鲁国，然而尊崇礼乐的传统却存续在鲁人的生活习俗之中。鲁国故城见证了鲁国的风雨兴衰，是今人追念孔子及其时代的物质遗存。

上为春秋时期双环耳素面扣盖铜盆、东周时代的提梁铜盉；下为东周的时代双环耳三环盖三足铜缶、双环耳长颈提链铜壶

郑国15号礼器坎复原。春秋时期郑国国都在今河南新郑。1996年秋至1998年底，新郑市区揭露出一处春秋中期祭祀遗址，包括社壝、青铜礼乐器坎、殉马坎等。其中礼器坎7座，最大者编号为15、坎内出士9鼎、8簋、9鬲、1豆、1鉴、2方壶和1圆壶，共计礼器31件。春秋以降，西周古礼渐为新礼取代，过去只有天子可以使用的九鼎八簋之制已普遍通用于各国诸侯。根据礼乐器坎中的用鼎、乐悬等现象可以推知，该遗址应与郑国国君祭社有关。

姬嫞媵器窃曲纹铜盘（春秋）

上为春秋时期铜戈；下为战国时期铜剑

螭耳四足窃曲纹铜匜（西周）

“周公殿”款青花云龙纹五供（清同治）

新石器时代红陶鼎

“鲁白悆”窃曲纹双兽耳虎钮铜盨（西周）

窃曲纹三足簋（西周）

蟠虺纹铺首衔环铜罍（春秋）

镶金银制猿形带钩（战国）

夔龙纹簠（西周）

“鲁中齐”铭窃曲纹兽首鋬（西周）

瓦当

水晶玛瑙串饰（战国）

2018年春，考古工作者在鲁国故城内发掘出4处战国时期的车马坑，可能附属于附近的大型墓葬。坑内马车的车轮拆下埋葬，马多为9至13岁的成年公马。其中编号CMK1的车马坑东西长13米，宽3.8米，现存13匹马，4辆车。其中最高的规制为四马驾一车。两周时期有较为严格的车驾制度，文献记载不尽一致，如《逸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这处车马坑的等级可能较高。这是对CMK1局部的复制。

孔子是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少年立志向学，青年游周适齐，壮年出仕谋政，周游列国，晚年归鲁兴学，纂订六经，垂范后世。由少及壮，由壮至老，孔子以仁者爱人的情怀，以天下万民福祉为己任，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为理想毕生奋斗。

孔子虽为殷商后裔，但父母早亡，家世贫寒。他年轻时担任过一些小的官职，曾入鲁国太庙访求礼乐，赴洛邑问道老子，适齐劝谏景公勤政治国。孔子好学敏求，为后来的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孔子在知命之年开始出仕。他化行中都，辅相定公，赴夹谷之会，定堕三都之策，尊崇公室，捍卫国家的利益。尽管仕途短暂，孔子仍展现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才能和魄力。

齐国施压，季氏轻慢，孔子在鲁国政坛遭到挫折。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孔子愤然离开鲁国，周游列国。此后的十四年间，他历尽艰辛，到过卫、曹、宋、郑、陈、蔡等国，但其政治抱负均未得以施展。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应季康子邀召，孔子自卫返鲁。年近古稀的孔子专注于教育和文化传承，他广收弟子，不遗余力地整理古代典籍，成为中国早期文化知识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的光芒超越了有限的生命。

黄玉马（战国）

马车配件

夹谷会盟故事。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夏，齐鲁两国在其交界处的夹谷会盟。齐国大夫黎鉏认为孔子知礼而无智勇，因而建议齐景公趁会盟之机劫持鲁定公，迫使鲁国臣服于齐国。会盟之前，孔子建议“有文事必有武备‘’，鲁国做了相应的准备。会盟中，黎鉏故意安排非礼的舞蹈表演，企图羞辱并威胁鲁定公。孔子临危不乱，斥责齐国悖德乱礼，在道义上掌握主动权。缔约时，孔子又进一步挫败了齐国的阴谋。孔子以理服人，以武备为后盾，先敌制胜，展现出他杰出的政治才能。齐国后来被迫归还了先前侵占的鲁国的土地。

八佾舞于庭故事。讲的是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季孙氏在家庙祭祀中使用八佾舞的故事。周礼规定，天子的舞蹈队列由八行八列六十四人组成，称为“八佾”；诸侯六行六列三十六人，称为“六佾”；卿大夫四行四列十六人，称为“四佾”。季氏的身份为大夫，理应用四佾舞，却用天子的八佾舞。孔子闻知后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以表达对季氏僭越周礼行为的愤慨。

孔子观明堂故事。明堂是周天子宣明政教，举行祭祀和朝会的建筑。在周都洛邑，孔子曾参观周明堂，看到四面门墙上绘有尧舜等圣王，以及桀纣等暴君的画像；而周公辅佐成王的画面更令他印象深刻。孔子看罢，感叹说：“此周之所以盛也！‘’周都游学，强化了孔子恢复周礼的决心。

在齐闻韶故事。相传《韶》为虞舜时期的乐舞，春秋时期，舜的后裔将其带人齐国。孔子游齐的最大收获便是听到《韶》乐，《论语·述而》云：‘’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子崇重礼乐，他曾比较舜时的《韶》和周人的《大武》，认为《韶》尽善尽美，《大武》尽美而未尽善。

陈蔡绝粮故事。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离开陈国，前往蔡国。其时恰逢吴国伐陈，陈国崩乱，孔子与弟子绝粮于陈、蔡之间。许多弟子饿病了，而孔子却坚持诵诗讲学，弦歌不辍。孔子知道弟子有怨怒之心，便分别问他们：我们的学说难道不对吗？为何沦落如此境地？子路说：想必是因为我们没有达到仁的标准，还不够有智慧。子贡说：夫子的学说至高至大，只有降低自己的标准，才能被天下容纳。颜回答道：夫子之道至高至大，所以才不被容纳。尽管如此，夫子仍坚持推广自己的学说，以求其落实。如果学说不完善，便是我们的责任。现在学说已经很完善而不能为人所用，那便是当权者的耻辱。不被容纳怕什么？不被容纳，才能显出君子本色！孔子欣然称赞颜回说的有道理。

孔子晚年喜好读《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他用功至勤，以至于熟牛皮绳制作的编绑简牍的“韦”多次被翻断，即所谓“韦编三绝”。

泰山其颓故事。孔子病重，子贡前来探望。孔子叹道：‘’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七天后，孔子离世。

司马迁过鲁。孔子去世近四百年后，史家司马迁来到鲁地。他在孔庙内见到孔子生前的衣、冠、琴、车、书，并见诸生以时习礼，司马迁为之徘徊，不忍离去。他在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中，将孔子列入“世家”，与诸侯并列，并为孔门弟子作传。哲人已逝，斯文在兹，其学在鲁，其事在史。

孔子的学说即是中国人修身养性、向上向善的箴言，也是历朝历代治国理政、富民安邦的圭臬。在古代，大批仁人志士深受儒学思想的熏陶，以为天下苍生谋求福祉为己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中”即中正、中和，“庸”与“用”相通，中庸之道即用中之道，意思是按照合适的方式做事。孔子的中庸思想将早期政治道德中“执中”的理念提升为道，用于指导人们的行为。他主张“执两用中”，即抓住事物的两端，在矛盾之中探求最恰当的解决途径。

“和而不同”和“时中”是孔子对中庸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前者强调在差异中寻求和谐，后者针对复杂的时势讲究权变，以求恰如其分。

明代雕版

《孔子家语·致思》记载了一则农山言志的故事。孔子和子路、子贡、颜回同登鲁国北部的农山，他让三人谈谈各自的志向。子路说：我愿上阵杀敌，以一当百，掠地千里，两位跟着我干吧！孔子赞其“勇”。子贡说：两军对垒时，我能以言辞解除兵患，子路之勇便无用武之地，两位还是跟着我干吧！孔子赞其“辩”。颜回说：我希望辅佐明君，推行礼乐，安平天下，如此则子路之勇、子贡之辩都用不上了。孔子称赞颜回的志向“不伤财，不害民，不繁词，体现了“仁”和“礼”的精神‘’。

风乎舞雩的故事。在《论语·先进》中，保存了孔子与四名弟子的一次谈话。孔子询问他们的人生理想，子路、冉有、公西华分别表达了对治国、富民和践行礼仪的兴趣，只有曾皙勾画出一幅简单而美好的场景：晚春时节，与朋友们一起到沂水沐浴，在舞雩台乘凉，然后唱着歌结伴回家。曾晳所描绘的理想画面是在百姓富足、社会安定的前提下，个体内心达到充盈完满时的生命体验。因此，孔子十分欣赏他的追求。

问人不问马。《论语·乡党》记载了一起火灾事故：‘’厩焚。子退朝，（孔子）曰：＇伤人乎？＇不问马‘’。在孔子的时代，养马的人地位低微，而马却是重要的财富。孔子仁民爱物，强调人的价值。

儒家贵仁崇礼，认为仁是礼乐的灵魂，礼乐是仁的外在表达。礼，以习俗、规则、制度的形式示人；乐，则用节奏、旋律调和人心，二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孔子重视礼的教化作用，他将礼视作修身、齐家、治国的基础，倡导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

从治学弘道到教书育人，从人生哲学到治国理政，从反思历史到认识万物，孔子的智慧钩深致远，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他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以中庸为方法，引导人们建设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

‘‘大吉’’掐丝珐琅葫芦瓶（清）

青花人物图碟（明万历）

竹雕荷蟹摆件（明）

夔龙谷纹青玉壁（战国）

八卦纹鎏金铜编钟（清康熙五十二年）

夔谷纹龙形玉饰（战国）

刻虎纹玉杯（明）

孔庙大成门五彩鎏金斗拱模型

‘’哀公间政”的故事，见于《礼记·中庸》。鲁哀公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修身的关键是契合中庸之道，执政者若能“从容中道‘’，国家的治理自然就能达到一种极为理想的境界。

苛政猛于虎”典出《礼记·檀弓下》，是孔子对弟子的诫语。孔子与弟子路过泰山，偶遇一位妇人在墓前悲哭。经过询问，孔子了解到妇人的公公、丈夫、儿子先后命丧虎口。孔子问她为何不易地而居，妇人回答说，因为这里没有苛政。孔子感叹：“苛政猛于虎也！‘’这个故事表现了孔子的仁政思想和对暴政的谴责。

过庭诗礼故事。《论语·季氏》记载，有一次，孔子在庭院中见儿子孔鲤，问他是否学过诗，孔鲤回答未学。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还有一次，孔子问孔鲤是否学过礼，孔鲤回答未学。孔子又说：‘’不学礼，无以立。‘’在后世，父亲对儿子的教育称为‘’庭训‘’，便出典于此。孔家被誉称“诗礼传家”，也源于此。

鲁壁出书。在秦始皇焚书期间，孔子九世孙孔鲋将一批儒家经典藏于孔子故居的夹墙中。西汉武帝时，鲁恭王刘馀为扩建封国宫室，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垣时，发现了墙中秘藏的先秦古文经书，包括《尚书》、《论语》、《孝经》等经典，史称“古文经”。

竹林七贤。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面对着道教的兴盛和佛教的传入，以及汉末以来儒学的僵化趋势，并称“竹林七贤”的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提倡玄学清谈，寻求精神自由，从另一个角度为儒家思想注人新的生命力。他们摒弃了汉代儒学中某些过分神学化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儒、道、佛三家。这组雕塑表现了“竹林七贤”饮酒纵歌的情景，其中弹琴者为嵇康、奏阮者为阮咸、纵酒者为刘伶。

下为黄地彩绘缠枝牡丹纹铜胎画珐琅五供（清雍正）

‘’亲尝汤药”讲述了汉文帝刘恒尽心奉养其母薄太后的故事。薄太后卧病三年，文帝为母亲守夜时“日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煎好了，文帝总是先亲自尝一尝，确定不烫之后才给母亲喝。文帝对亲人的爱，推及天下百姓,《史记·孝文本纪》记载他施行仁政，谦让简朴，开创了为后世称道的“文景之治‘’。这个故事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孝》。

诸葛亮诫子。三国时期蜀汉政治家诸葛亮一生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常常顾不上亲自教育儿子，但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诫子书》是他晚年写给八岁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以高度凝练的文字和畅达的语言表达了对儿子的殷殷期望和谆谆教海。其中诸如“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等，成为千古名句。此家书集中体现了儒家的家庭教育观，对中国家庭教育影响深远。其子奉读《诫子书》，犹如在病榻之前当面聆听父亲的教导，这组雕塑即表现了这一意象。

赵普曾铺助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据《宋史·赵普传》记载，赵普年轻时读书少，但熟悉官吏事务,等到做了宰相,宋太祖鼓励他多读书，于是他“手不释卷”。赵普逝世后，家人在他的书箱里发现了《论语》二十篇。又据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赵普答宋太宗问时曾说到：我愿以半部《论语》，辅佐陛下致太平。这就是著名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是南宋末年政治家、文学家文天祥兵败被俘，在过零丁洋时所写的诗句。在诗中，他回顾了自己与国家的坎坷命运，视死如归，正气凛然。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文天祥其言其事流传至今，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志士。

私塾是旧时由宗族、家庭或整师设立的民间教育机构，承担着启蒙教育和举业教育双重任务。根据受教育对象的不同，私塾可以分为蒙馆和经馆两类，前者以儿童为主要施教对象，后者般面向科举应试的成人。作为儒家思想最基层的传播场所，蒙馆生徒的学习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保证了人们自接受最初级的教育时起，就接受到儒家基本价值观的熏陶。这个场景表现的是村童人学时的情景。

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两千多年来，孔子的学说跨山越洋，由近及远向四方传播，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儒学成为多个国家共有的文化基调。通过经典译介等方式，儒学被带到西方世界，为西方近代思想启蒙注入了精神动力。继承了儒家文化优秀传统的中国，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独特的作用。

中国悠久而灿烂的文化首先成为周边邻国竞相效法的对象，朝鲜半岛、日本及东南亚更是深受儒学的影响。儒学极大地推进了各国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其政治、教育、法律、道德，以至于生活习俗、思维方式、价值体系等方面都带有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在古代东方形成一个“儒学文化圈”。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由来已久，儒学从16世纪开始传入西方世界，17、18世纪，曾受到启蒙思想家的重视。西方社会也肯定孔子与儒家文化的价值，儒家的许多理念越来越为各国人民所认同。

西汉初年，儒学渐趋复兴，孔子后裔的地位得到提升。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朝廷封孔子九代孙孔腾为奉嗣君，是为孔子嫡裔受封之始。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封四十六代孙孔宗愿为“衍圣公”，此后该封号虽有短暂变更，但世代沿袭，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改封七十七代孙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衍圣公府的兴起与发展，是历代帝王尊孔崇儒的历史缩影。

孔府档案是明代至民国时期衍圣公府相关活动的文书资料集成，主要包括有关衍圣公袭封、选官、朝觐、祭祀、摄族、修谱等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宗族等领域，从官方公文到寻常书信，形式不一而足。孔府档案共三十余万件，是中国现存数量较大、内容较为广博的家族文献，蕴藏着巨大的文化价值。

历经千年的孔府保存着丰厚的文化遗产，从烹饪饮食，到服饰衣冠，再到历代衍圣公的诗文书画，无不彰显出这一文化世家的风范。孔府的饮食品类丰富，烹任考究，其宴席沿袭古风旧制，仪式庄重，规格严谨。

孔府珍藏的元明清三代衣冠对于研究古代纺织技术、服饰艺术具有重要价值。孔门子孙据德游艺，诗礼传家，其文章书画，是学养与家风的呈现。

这里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一个精神的殿堂，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华与智慧的沉淀。这是一次文化的洗礼，更是一次精神的觉醒。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因，也看到了未来的希望。正如《礼记》所言：“礼之用，和为贵。”愿我们在新的时代，继续传承与发扬礼乐文化，让这份智慧照亮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