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砖”名将陶侃传奇（二）

艾亲

此时的西晋王朝就像一艘严重漏水即将下沉的船，船上有的人忙着堵漏洞，有的人在争抢方向舵，有的人干脆跳到水里跑路了。坐在“船”上的陶侃无意两岸的风景，而是密切关注司马氏中谁最有可能抢到“方向舵”。

公元306年，陶侃的母亲去世，其离职回乡服丧。数月后，辅佐朝政的东海王司马越任命陶侃为扬武将军，驻军夏口。陶侃清醒地看到，司马越大权独揽、杀戮朝臣，绝非兴国之人；而镇守建邺的琅玡王司马睿正在采取一系列举措收拢江南地区的人心，似有中兴之志。于是，陶侃把侄儿陶臻安排到司马睿身边当参军，其目的是“两边下注”。司马睿正是用人之际，遂加授陶侃为奋威将军，至此，陶侃就投到了司马睿的麾下。

果然，司马越诛杀忠良，排除异己，不臣之心引起世人不满。到了公元311年，“五胡乱华”的刘渊、石勒等北方少数民族势力趁机起兵，先是于平城歼灭晋军十余万，俘杀太尉王衍等人；之后又攻陷洛阳，晋怀帝被掳。司马越忧惧成疾，并于当年死亡。这段历史就是“永嘉之乱”。

同年六月，各地组建讨伐前赵的联盟，司马睿被推为盟主。这相当于司马睿在乱局中组建了临时朝廷，有了号令之权。

司马睿在王导的辅佐下制定了“镇之以静”之策，由当地名士为引导，获得了世族的拥护，进而北方世族及皇族来到建康，江南诸州也次第归附。这就是史上第三次“衣冠南渡”。

司马睿在布局军事时，陶侃凭借忠诚和军事才能成为得力助手，其被任命为龙骧将军，兼任武昌太守，扼守南北通道。

武昌常有蛮贼抢劫长江上的船只。陶侃安排部下假扮商人引诱盗贼，并一举擒获之，从此水陆交通安全顺畅。当逃亡在外的百姓相继归来时，陶侃竭尽财力予以资助，让他们能安家定居；同时又在郡东设立与夷人交易的市场，此举不但鼓励了贸易，州府也得到了很大的盈利。

公元312年，巴蜀难民首领杜弢、傅密不满官府歧视政策而聚众起兵，义军攻破郡县，大败官军，成为重要的内患。司马睿派陶侃迎击。陶侃命振威将军周访、广武将军赵诱为前锋，侄儿陶舆为左翼，向杜弢义军发起进攻，并将义军击败。

第二年，杜弢义军将荆州刺史周觊围困在浔水城。陶侃从大局出发，派部将朱伺率军救援。杜弢退守泠口。陶侃判断杜弢一定会偷袭武昌，于是令朱伺从小路回武昌，并于要道设伏。果然，杜弢率军攻武昌城，朱伺大破杜弢，缴获大批辎重，杜弢逃向长沙郡。

陶侃向左将军王敦报捷，王敦认为没有陶侃会失去荆州，于是上表司马睿推荐并任命陶侃为荆州刺史，驻防沔江。

击溃了杜弢，陶侃的军事能力得到晋朝上下一致的肯定。接下来陶侃再续湖湘情缘，其依然是那么的指挥若定。

公元314年，陶侃统军直抵长沙，屯兵于城西。晋军无绝对优势，陶侃的战略设计是以时间换空间、拖垮杜弢。于是，陶侃在岳麓山山北至溁湾镇广筑关獈，与杜弢的义军隔江对峙。布置妥当，陶侃在岳麓山脚下的结庵读书。偶有一战，义军即败。前后经过数十战，杜弢义军大败，其死于败退途中。

暴乱告平，陶侃率军进入长沙，其十分关心百姓疾苦，致力恢复生产。长沙百姓感恩陶将军，就把陶军驻扎过的伏龙山叫成大王山了。

进入长沙的陶侃是第二次与湖湘文化亲密接触。如果说陶侃在武冈当县令时让其体悟到了湖湘文化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精神，而这次就是感悟到了心怀天下的境界。可以说长沙是陶侃思想升华之地。

陶侃选择湘江东岸的贾谊故居作为其读书休憩、料理军政事务的居所。陶侃在这里反复研读了贾谊的《过秦论》，通过总结秦朝兴亡的教训，其对当前的内外矛盾以及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了然于胸，并且坚定地认为不解决“外患”，“内忧”将更甚。

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陶侃在长沙大力整顿军备，希望有朝一日能奉命北上。

公元315年，权臣王敦出于猜忌，便“举荐”陶侃出任广州刺史。在那个年代，人们把到广州为官当成苦差事。陶侃知道被人“摆了一道”，却没有意志消沉，其身子远在广州，心里仍想着收复中原。

无事可做时，陶侃每天早上把百把块砖搬到屋外，傍晚又把这些砖搬回房内。众人看了都觉得奇怪，陶侃笑着说：我打算进军中原，如果现在过于安逸，我怕以后就做不了事啦！为此《晋书》评价陶侃是“励志勤力”。

杜弢死了，其“阴魂”似乎不散。陶侃到广州上任不到半年，杜弢的余部杜弘与温劭占据了交州。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杜弘太过自负，其使出诈降之计，被老谋深算的陶侃识破，陶侃布兵设阵，反让杜弘中计，并一举击败之。之后，陶侃也不急于追击温劭，而是发出捉拿温劭的布告。布告发出后，温劭如惊弓之鸟，其害怕被手下人出卖，独自行动时被抓获。陶侃因功进封为柴桑侯，食邑增至四千户。

陶侃聪敏豁达，勤于职事，其对部将说：大禹是圣人，珍惜寸阴，我们是凡人，必须珍惜分阴；如果生前无益于世，死后怎么会留下名字呢？正是有这种“功利存乎百姓”的志向和境界，陶侃虽屡遭打击、常处逆境，却始终不屈、不坠其志。

公元318年，司马睿称帝，是为晋元帝。陶侃进号平南将军，都督交州军事。

话说东晋开国就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意思是东晋天下由王导、王敦代表的王家和司马睿代表的司马家共同来坐。晋元帝对此格局非常不满，而王敦随着权力的集中，其野心也越来越膨胀。

王敦与堂弟王导都是东晋的开国功臣。由于王氏的相权威胁到了君权，司马睿一心想着削弱王敦的势力，就提拔了刘隗、刁协等一批将领；又让刘隗和戴渊以防备北方胡人为名领兵出镇。如此布局让王敦十分不爽，其预感司马睿下一步就会直接“摊牌”了。

公元322年，王敦以讨伐奸臣刘隗为名在武昌起兵，并进攻建康。情急之下的司马睿下诏湘州刺史甘卓、广州刺史陶侃等重臣勤王侍君。由于王敦叛乱之前已经向甘卓做过工作，故甘卓骑墙观望。远在广州的陶侃的军事实力无法越过甘卓的地盘，其只能派人据实向司马睿报告。

第三年，王敦之乱平息，晋明帝司马绍正需用人，于是陶侃再回荆州任刺史，并且都督荆、湘、雍、梁四州的军事，士民们很欢迎陶侃，史称“楚郢士女莫不相庆”。由于荆州兵祸数年，百姓饿死较多，陶侃就派人在秋收之时到各地买米，然后平价卖给百姓，此举让许多百姓依靠救济得以生存下来。经过三年的治理，荆州社会稳定，经济有所发展，史称“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

公元327年，陶侃平定了“苏峻之乱”保全了东晋朝廷，其升迁为侍中、太尉，并封为长沙郡公，长沙成为其“食邑”。

陶侃的权力达到巅峰时愈发勤勉谨慎，夙夜在公。坐镇荆州十年，陶侃不忘力复中原，其先是派儿子陶斌和桓宣一道打败了石勒的进攻，后又收复了军事要地樊城。

年过七旬的陶侃知道时日不多，就把曾经给过其恩惠的人的后代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比如，将范逵的儿子范跳任为湘东太守，将刘弘的曾孙刘安任命为椽属等。

公元334年，陶侃决定告老还乡，其把官印符节全都送还给朝廷，把所有的兵马钱粮器械全都封存交给朝廷来处理。

陶侃生命的最后数月居住在武昌，其心心念念要回到自己的“食邑”长沙，其后来在回长沙的途中去世，享年七十六岁，安葬于长沙城南二十里的陶公山，湘潭窑湾也有其衣冠冢。

陶侃曾孙、著名诗人陶渊明写有《命子》一诗，历述祖辈荣光，节选如下：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肃矣我祖，慎终如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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