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痕札记 第三集 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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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夏，我高中毕业后选择报考中专。当思茅财贸学校计统物价班的录取通知书递到手中时，那份激动难以言喻——这张薄薄的纸片，承载着两年后捧上“铁饭碗”、自食其力的憧憬。邻居周叔叔，这位与父母共事多年的长辈，亲手为我打造了一只实木行李箱，纹理间凝结着温暖的期许；母亲准备了崭新的床品和衣裳，父亲则赠予我一块上海牌手表，表盘在阳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斑，仿佛照亮了未来的路。尽管只是中专，但在当时已属不易，全家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思茅财校毗邻洗马河，校园初具规模：正门左侧是两层教学楼，往前是三排青瓦平房，右侧是教职工宿舍，学生宿舍错落分布其间。我们这届开设两个专业班：50人的计划统计物价班与几乎全是男生的税务班。因专业录取线不同，我们班分数线更高，20名女生与30名男生的组合，常遭税务班男生“欺负”——食堂打饭时，他们总故意挤到前排，女生们只能无奈等候。

我与李云、段金丽、吕红梅、罗茹冰同住一间宿舍。多亏了李云大姐，她走路外八字，生得眉清目秀，行事却十分泼辣，1米6的个子嗓门洪亮，连男同学都忌惮三分。一次打饭，她让我们推着她，硬是在男生堆里挤出一条路来。此后，税务班的男生打饭再不敢挡道。五姐妹总是形影不离，银铃般的笑声常常让班主任打趣：“你们几个一出门，整条街都热闹起来了。”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每月26斤粮票中有半数是杂粮。财校食堂的烤面包成了奢侈品：金黄的表皮散发着甜香，总让我们垂涎欲滴。主食多是硬邦邦的玉米饭，10元助学金加上家里每月15元的汇款，每月开销必须控制在20元以内。每月存下5元钱，作为假期回家的盘缠。相较家里，这里的生活略显艰苦。黄玉米饭又硬又糙，最难下咽。或许是长身体的缘故，刚吃完饭不久便饥肠辘辘，从家里带来的咸菜成了我们的“零食”。晚上下自习后，宿舍里常常回荡着我们吃咸菜时的欢声笑语。

洗马河成了我们的乐园。五月黄泡果成熟时，我们用嫩叶编成食盒，装满野果，坐在水库边大快朵颐。炎炎夏日，洗马河则是避暑胜地，清澈见底的水面上，小鱼穿梭游动，我们常常跳进水里游泳、捉鱼。有一次，我们带着蚊帐去捞鱼，鱼没捞到，蚊帐却破了几个大洞。上一届会计班的佘明、刘少全、王保东常与我们往来，有次他们送来偷摘的芒果，得知是校长家的果树后，五个姑娘竟在期末考试前熬夜帮他们写检查——直到他们毕业，才知道这是一场恶作剧，气得我们牙都痒痒的。

最难忘高鼻梁，大眼睛，慈祥而又严厉的东北汉子珠算课老师吴同义。织毛衣手艺比女工还精巧。珠算晚自习时他总是笑咪咪的手上一边织毛衣一边斜着身体，眼珠子从眼镜框上面抬起又向下扫描同学打算盘，还一边念叨“目过三行，目过四行……注意手，边看边打，不能停顿，要又快又准，算盘珠子还未拨2—3珠子，眼睛马上回到算式，手眼同步。”两年中专学习，最不能大意的就是珠算课，用心用脑费时。它不同其他课程，只要你课堂认真听讲，考试前加以巩固便可以顺利过关。珠算你要练不到位，手是不会乖乖的听从大脑指挥的。每天天没亮，教室都会传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宿舍离教室不远，想睡懒觉都不行。身不由己的快速起床，奔向教室。谁都不愿意别人考过4级5级，自己还在考2级3级，更担心最后一个人座在大会堂考试。这一招，就是吴老师的绝招。正因为是吴老师的严格要求，刻苦训练，思茅财贸学校同学在全省全国组织的珠算比赛中一直名列前茅。

珠算考级在学校大会堂进行，大会堂房子很大也很老旧，财贸学校靠近思茅老街街头。会堂主席台摆放一个红色大鼓，吴同义老师此时非常威严，发完考试卷，手拿敲鼓棒，口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随着大鼓敲响十下，整个会堂便是噼噼啪啪的算盘珠子响声，会堂被紧张的气氛所凝固。时间到倒数十秒，又是十声大鼓振耳欲聋的响声，然后就是悄无声息的同学们一个个轻轻的离开教室。再后来便是相互打听每一题考试题答案。接下来的时间是焦急的等待过级没有？谁也不愿成为最后交卷的考生。吴同义老师独创的击鼓计时法，让考场气氛紧张如战场。

时光飞逝，两年的校园生活转瞬即逝。

离校那天，客车驶出思茅车站，班主任周德光老师与留在思茅的同学王德学到车站为我们送行。看着他们的身影渐渐远去，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不停挥手，将这份温暖铭记于心——人生低谷时的点滴关怀，都值得用一生去珍藏。

1982年7月13日，我的人生在滇南的群山间拐了个弯。清晨，我与同窗苏文勇、董智勇、杨继明、罗茹冰挤在开往孟连的班车上，包里的毕业证书还带着油墨的清香。车窗外，亚热带雨林的雾气弥漫在郁郁葱葱的树林间，税务班的罕永忠、付章发两位本地同学未能同行，让我们这几个异乡人更感命运相连。

班车停靠在泥泞的城郊小站，孟连用冷雨迎接了我们。

没想到来车站接我们的也是思矛财贸学校会计班，我们上届校友戴辉。戴辉个头不高，微微有点胖，满脸笑容，很热情。在学校没有什么交往，只知道他是会计班的，或许是同是异乡为异客的原因，也添了几分暖意。

政府招待所里，霉味的被褥间。苏文勇、杨继明、董智勇三个男生总透过墙洞张望，生怕我和罗茹冰躲在蚊帐里哭泣。那年的7月，下着雨，有些寒冷。招待所房间里有两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个橙，还有一把热水瓶，两个塘瓷口缸。晚上睡觉，蚊账放下来，一股难闻的臭味朴鼻而来。被子比较单薄，又脏又臭又冷又有点潮湿。房间没有卫生间 ，晚上上侧所要穿过招待所后面的一条公路，那里有个公侧。没有路灯，没有亮光，漆黑一片，让人毛骨悚然。无奈之下，上侧所只好叫男同学陪伴。等待分配工作的那几天，上届校友戴辉与罕永忠、付章发成了我们的向导，带我们看天电影，介绍孟连的风土人情，游览南垒河畔的山水。

孟连县城虽小，却美得出奇。青山环抱中，南垒河穿城而过，河水清澈见底，小鱼在水中嬉戏。傣族小伙撒网捕鱼，老波陶（老人）用鱼笼捉鱼，小卜哨（少女）将筒裙盘在头上，在河里沐浴。晚霞映照下的南垒河，宛如一幅水墨画卷，我被这片神秘的土地深深吸引。那天，我在惊叹与兴奋中跨过南垒河，回到招待所，夜里辗转难眠，幻想着能分到依山傍水的县医院工作——当时，三层水泥平顶的县医院门诊大楼在小县城里堪称“高大上”，整个县城的水泥平顶房屈指可数，一条街道兼具人行、车行、赶集等多种功能。

孟连是傣族、佤族、拉祜族自治县，多民族和谐共处。少数民族身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服饰：傣族服装鲜艳夺目，小卜哨婀娜多姿，长发盘于头顶，插着鲜花，描眉涂唇，擦肩而过时，正值花季的我们也忍不住多看几眼；拉祜族、爱尼族的服饰同样出彩，银饰点缀，琳琅满目；佤族汉子身佩长刀，苏文勇觉得有些可怕，我却觉得威武神气。孟连的美食也令人难忘：傣族米干、腌番茄、泡牛皮米干、牛干巴糯米饭、傣族水豆豉……尤其是税务班同学罕永忠母亲做的豆石，堪称人间美味，至今想起仍令人垂涎。

第七天，在人事局听到分配结果时，窗外的凤凰花正开得热烈。我如愿被分到孟连县医院担任会计，而茹冰要去勐马乡卫生院，苏文勇到公信乡供销社，董智勇到富岩乡供销社，杨继明到景信乡粮管所。看着红头文件，成长的苦涩涌上心头。傍晚，我们五人沿着南垒河走到城郊，明天就要各奔东西，前途未卜，离别的愁绪与难舍的情谊交织在一起。

从那以后，我们几个同学情同手足，这份情谊至今未改。正如苏文勇所说，这是世间最纯洁、最美好的感情，感恩命运让我们相遇、相识、相知。

县医院坐落在县城南边，前临南垒河，背靠青山。山上石缝中，龙血树郁郁葱葱，大树枝头挂满了各色兰花，红、白、黄、紫，五彩斑斓，正所谓“兰生深山中，馥馥吐幽香”。

卫生局安排罗茹冰在县医院实习一个月再去勐马卫生所工作。卫生局长姓张，叫张克雄，带我们来到县医院，医院院长姓熊，书记叫彭树疆。出纳是周纯铸，上海知青，属虎，人们都称呼他周老虎。会计杨美高因调思茅地区（现在的普洱市）工作，因此由我接替她的会计工作。从院领导到医务人员都很热情。

工作安定后，我住在医院青年楼二楼的集体宿舍，这里曾是病房，两人同住，两张床、两张书桌已显得拥挤，没有卫生间和浴室，只能用热水壶到锅炉房打水洗漱。厕所紧挨着停尸房，对胆小的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同屋的李少坤，生得明眸皓齿，皮肤白皙，身材匀称，笑容甜美，待人热情大方。我俩的宿舍也成了茹冰他们四个人到县城的落脚点。条件艰苦，我又不擅长做饭，只能从食堂打饭给他们。有时，少坤和我也会上街买菜改善伙食，苏文勇掌勺，杨继明和董智勇洗碗，我、茹冰和少坤打下手。杨继明是坏主意最多的一个人，有时会“使坏”，让我和茹冰洗碗扫地，这时我们便用“包剪锤”决定，我和茹冰常心有灵犀地出相同手势胜出，最后往往是董智勇或者杨继明洗碗。我们有时也会“同情”董智勇，强迫杨继明去洗碗。苏文勇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他说“男人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能洗碗扫地。还外加一个条件无论任何时候。”那时生活清苦，却充满了青春的快乐。苏文勇伴演着大哥的角色，总是耐心倾听我们的喜怒哀乐，为我们出谋划策。

1984年，厄运降临。不知是乡下生活的枯燥还是其他原因，董智勇不幸患上了疾病，这让我们难以接受。

那是一个阴雨绵绵、阴冷阴沉的日子，杨继明匆匆赶到医院，告诉我董智勇把自己反锁在旅馆房间，房内有一把佤族长刀，苏文勇和他的父母在门外劝说无果。我和杨继明冒雨飞奔到旅馆，看着董智勇父母满脸泪水，我强忍悲痛。苏文勇在门外耐心劝说，杨继明从后窗跳入房间，拿走长刀，打开房门，总算避免了一场悲剧。此后，董智勇第二次住进思茅地区医院。

两年之后，董智勇病痊愈出院，到家里看我，带来了干竹笋和鸡蛋。看到他恢复健康，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1984年，命运给我们出了新的考题，几个同学先后恋爱了。杨继明和茹冰是幸福的一对，苏文勇也找到了漂亮贤惠的景东老乡作为伴侣，我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孟连海关工作的刘建华，董智勇也在富岩乡找到了归宿。1985年6月，我与刘建华结婚，1986年10月29日，女儿出生，生活虽不富裕，却也温馨。

1993年9月我也随丈夫调沧源县税务工作。1994年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分设后，我分配在沧源县国家税务局工作。

1997年苏文勇一家由孟连迁移昆明生活。父亲眼底出血，在昆明住院治疗，刚好单位组织到北京旅游。原打算和到北京的同事坐车到昆明，然后留下来照顾父亲。到了昆明苏文勇夫妻二人要我和同事一起去北京，因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公费旅游，开始我没有同意。因为毕竟他们孩子还小也需要照顾，更不愿给他们增忝麻烦。夫妻俩对我说“机会难得，你放心，你父亲有我俩照顾，开开心心出去玩”在他们的一再坚持下，父亲留给他们照顾，我去了北京。这些细碎的温暖，在往后的岁月里渐渐沉淀成最珍贵的情谊，让我懂得真正的朋友，是在人生风雨里愿意为你撑起半把伞的人。

2008年，杨继明突然离世。这时我已调沧源佤族自治县国家税务局工作。接到茹冰电话，先生和我马上向单位请假，简单收拾行李，驱车前往孟连悼念。一路上，泪水不停的从眼眶夺眶而出，悲伤的心情无法自拔。活泼且调皮的杨继民一幂幂从脑海中闪现。人的生命咋就这么不甚一击，活生生的生命说没就没了，多么残酷的现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孟连，见到茹冰我一滴眼泪没掉，感觉是一路哭干泪水一般。苏文勇也从昆明赶到孟连。我们送走了杨继明，怀着沉痛的心情和茹冰依依惜别，车子开动之时，看着茹冰逐渐远去的身影，泪水再次夺眶而出，沿着脸颊不停的往下流淌。

杨继明去逝之后，茹冰从孟连县卫生局调到了景谷县卫生局工作。回到了阔別多年的故乡，回到了父母亲人身边。

翻开泛黄的笔记本：

董智勇父母蜷缩在旅馆走廊的身影，让我想起佤山风雨中坚韧的龙血树；苏文勇踹门的闷响、杨继明夺刀的惊险，在记忆中凝成了永不褪色的印记。

1983年7月14日的字迹已有些模糊：“今日发工资，智勇从富岩捎来酸笋，文勇做了火腿炒饭。继明放了太多辣子，茹冰呛得直哭，少坤用酒精棉给她擦眼泪。”时光流转，红土地上的往事在南国的雨季里愈发清晰，那些青春岁月里的欢笑与泪水，终将在余生的时光里继续生长，绽放出温暖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