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弟

孺子牛

我的二弟

2008年，二弟站在上海新买的店铺门口，阳光照在他黝黑的脸上，那笑容比阳光还亮。谁能想到，这个被村里人交口称赞的"老板"，十几年前在村里是个连十块钱都借不到的穷小子呢？

（一）

二弟本来是可以考上大学的。记得读初三的那一年，担任班长的弟弟因为没筷子吃饭，想借同桌放在抽屉中的调羹用一下，结果被教室外路过的一个老师以偷拿同学东西的恶名告到班主任处。班主任也不听二弟解释，不问青红皂白，先是撤了二弟班长职务，再就是在班上一顿批评，搞得二弟颜面扫地。面对老师的冤枉，同学们的不理解而不能辩驳，二弟虽然看上去很平静，但自尊心很强的他，心肯定是很痛很痛。结果，本来排在班上前几名的二弟，一个月后参加中考，居然与重点高中擦肩而过（差几分），最后进入到一所较差的普通高中，在普通高中只学了半年，二弟就辍学了。（说实在的，二弟没能进入重点高中，我一直心有愧疚，恨自己弱小无能，不能阻止班主任的行为。尽管二弟一直认为自己打工获得的比读大学强，但如果要是考上了，哪至于以后受这么多苦，过得如此艰难呢？）

（二）

回到家的二弟，一来是无所事事，觉得很无聊，二来也是不愿天天听妈唠叨，没过多久，就开始跟着表哥“闯天下”一一去广州贩衣服回来卖。当时的表哥，三十多岁，做过很多生意，什么东西赚钱就做什么，总之是赚了很多钱，很早就是当地的“万元户”了。

当时去广州坐的还是那种窗子可打开、速度很慢的绿皮火车，因车少人多，进入车厢，别说找座位，就是站都没地方站，连厕所都被人占了，因为没法上厕所，乘客把大、小便拉在裤子里的现象屡见不鲜。上车后，二弟没地方坐，只好蜷缩在别人的座位底下，头顶上是陌生人的脚丫子，地上到处是别人吐的痰，一路上闻到的是一阵阵的的混杂着汗臭、屁臭和泡面味的怪味。

"睡不着就数火车的声音，"他曾跟我说，"哐当哐当，数着数着就迷糊过去了。"

贩衣服回来摆摊卖的确是比较赚钱，但经常要躲躲藏藏（躲避城管的追查，一被城管查到，轻则罚款，重则没收）。二弟跟着去了几次，除去没收的，基本上也没赚到多少钱。

有一次，夜里凌晨三点，表哥把一个麻袋塞给二弟，叫弟弟趁天黑拿去火车站赶火车。

二弟虽然来过市里几次，但去火车站的路一点不熟，何况深更半夜又没人问。

就这样，在漆黑的夜晚，可怜我二弟手里提着一个沉重的麻袋，又累又怕又急，在城里转悠了两个多小时，愣是找不到火车站。天蒙蒙亮时，误了车的表哥气急败坏地找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大骂："连路都不认识，还想发财？做梦去吧。"。那次之后，表哥再不带他"做生意"了。

（三）

生意做不成，正好那几年乡下时兴养猪，二弟就开始养猪了。开始时，是跟人合伙养。那猪棚是用竹竿和塑料布搭的，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风直往里灌。二弟就睡在猪圈旁边的小棚里，蚊虫多得能抬人走，猪粪味熏得人睁不开眼。半夜常被猪拱醒，他后来跟我开玩笑说，"就当是闹钟了，正好起来喂食。"。

第一次养猪还比较顺利，但后来因各种原因没再合伙。二弟开始单干，第二次养猪时也还算顺利，但卖猪却又碰见难事：猪养大了，卖不出去。养过猪的人都知道，猪养到200斤左右就要出栏，再养下去，猪吃的饲料多，长得慢，就会亏本。二弟那些猪长到200多斤后，天天求爷爷告奶奶地请人上门收，就是没人上门，最后长到300多斤，只好低价卖掉。算下成本，这第二次养猪也就没赚到钱。

（四）

后来，二弟听说从义乌贩东西回来卖能赚钱，就又开始转战义乌了。义乌的经历，是二弟后来告诉我的。他说第一次到义乌小商品市场时，整个人都懵了。"那么大！东西那么多！便宜得让人不敢相信！"

二哥用带来的钱批发了袜子、毛巾、发卡、钮扣、油画……之类的小商品，足足装了滿满的六个蛇皮袋。"我一个人拖着那些袋子往火车站走，路上摔了三跤，膝盖都磕出血了。"他苦笑着摇头，一副欲哭无泪的表情，"那时候年轻，不知道什么叫累。"

最艰难的是上火车。春运期间，站台上人山人海。二弟用绳子绑住蛇皮袋，一边肩上背两个，两手一手提一个，像蜗牛背着沉重的壳，被人群挤来挤去。"有个袋子破了，袜子撒了一地，我跪在地上捡，被人踩了好几脚。"说到这里，二哥的声音哽咽了，"当时真想哭，但想到家里等着钱用，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

临上车时，两个戴红袖章的"协管"盯上了他。"检查！"其中一人伸手就要翻他的包。二弟把带来的钱都进了货，只剩下一百元零用，藏鞋垫下。“协管”在包里没搜到钱，就要检查他的鞋子，千钧一发之际，二弟用食指和中指夹着鞋垫，顺势用手掌把钱挡住了。"同志，行个方便吧。"他弓着腰，声音都在发抖。那人看看没搜到钱，捞不到油水，终于摆摆手放行了。

至于在人挤人的车上，是怎样把这六个蛇皮袋拿回来的，弟弟没说，但我想，一定也经历了很多无法想象的困难吧。

这次义乌回来，把货卖完后，赚了点钱。但后来去的人多了，货就又不好卖了，二弟也就只好作罢。

（五）

就这一年，二弟本来又有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一当兵，却又错失了。这次，部队招特种兵，二弟体检、政审都合格，却因为没有关系，没去成。我后来常常想，凭着二弟扎实的初中文化知识，加上能吃苦，又有上进心，倘若被选入部队，在部队也许真会有一番作为的。

（六）

92年的一天，我回家时，遇到我的一个远亲一一红兰。红兰当时也很年轻，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听红兰说，她在厦门打工，我想到二弟在家也没事，就叫她带二弟去厦门打工，她欣然同意。

刚到厦门，人生地不熟，加上也舍不得花钱租房，就只好住在红兰两夫妻租的小房子里。

红兰租的房子不大，只有六平方左右，晚上，红兰和她侄女睡床上，二弟和红兰丈夫就在薄褥子下面垫上硬纸板，睡在他们床前的地上。 "晚上睡床上的人起夜，"他后来跟我说起时，苦笑着比划，"得从我身上跨过去，跟跨门槛似的。"。

二弟在厦门，找工作到处碰壁，想进厂根本就进不了，就连搬运工这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偶尔看到工地上搬砖、下水泥这种重体力活缺人时，也抢着去干上几个钟头。

找工作的日子辛苦、劳累不说，就是吃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有时，实在饿得不行，才买两馒头就着自来水充饥。有天中午，刚下完水泥的他，洗了洗手，脸上的汗、灰也顾不上擦，就蹲在路边啃馒头，一个穿皮鞋的城里人经过，看到脏兮兮的他随手扔了个硬币在他面前。二弟愣了半天，苦笑着捡起那枚一元硬币，攥在手心良久，直到掌心出汗。现在想起这事，二弟还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这样的生活坚持快一个月，终于在带来的钱快用完，准备打退堂鼓的时候，进了一个厂。进的厂是灿坤电器厂，这个厂当时在厦门很有名。厂子是做电烫斗的。进厂后，厂里效益很好。二弟把赚到的工资大部分寄回家里还债，很快，就把家里的欠款都还清了。

在厦门打工期间，二弟认识了老家邻村的一个姑娘，这就是我后来的弟媳。弟媳勤劳能干、贤慧善良，二弟后来能够创业成功，弟媳应该是功不可没。

在厦门干了几年，虽然赚了一点钱，但考虑到长期在烤漆味很浓、空气不太好的车间干，对身体不利，就决定不干了。正好这时，听说在上海做生意赚钱，就又奔上海去了。说实在的，那时候的上海在农村人眼里，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遥不可及。二弟能够放弃高工资去上海闯荡，真不知是鼓足了多大的勇气。

（七）

1998年，二弟带着弟媳来到上海。初到上海的日子，比二弟想象的还要艰难得多。

从没做过生意的他，听信别人忽悠，进了一大货车蜜饯和果冻，结果全砸在手里。不但把厦门几年打工赚的钱亏掉了，就连借亲戚们的钱也快亏完了。

那段时间，他们租不起房子，只能住在批发市场楼梯下。楼梯下的空间很小，面积不到五平方，勉强能放下一张折叠床。弟媳回忆起那段日子时说："晚上睡觉腿都伸不直，时常有蟑螂爬到脸上。下雨天楼梯漏水，雨水顺着楼梯流下来，被褥总是潮乎乎的。”。

他们吃不起肉，只能买最便宜的鸡架子熬汤。"那鸡架子上真是一点肉都没有，就是骨头熬汤，加点白菜。"弟媳说着说着就红了眼眶。

他们从摆地摊重新开始。二弟靠不卖假货，诚实经营，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很快就赢得了顾客的良好口碑。再加上二弟肯吃苦，善钻研、思考，慢慢地就从摆地摊到租店铺，从零售到批发，生意渐渐地开始好转。

“哥，我在上海买房了！"2003年的一天，二弟兴奋地打电话告诉我，“那是套一百多平米的三居室，而且是在市区。”。电话这头，我好像听到弟媳在小声啜泣。看来，弟媳也很激动。

后来，弟媳告诉我，搬进新房的那天，二弟在阳台上站立了很久，手里一直拿着一张十元的纸币，似在喃喃自语。我知道，弟弟又想起了借钱不到的情景。

接下来的几年，二弟的生意渐渐地大了起来，从在市场进货卖，到慢慢地到义乌进货卖，从租车进货，到自己购货车进货，人手不购，就不断请人。从做地摊生意，慢慢地租了店铺，店铺也越租越大，到现在开始自己购买店铺了。

（八）

“哥，想啥呢？”弟朝我走了过来，他拉起我的手说："哥，你知道我这辈子最骄傲的是什么吗？不是在上海买了房和店铺，而是..."他的声音突然又哽咽了，"而是再也没人敢说咱们借了钱还不起了。"

二弟越说越激动，阳光下，我看见他眼角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动。

我久久地注视着二弟。这个当年没能上成大学，失去当兵机会，曾经睡过猪圈、躺过火车座下、贩过衣服、在火车站被人敲诈、在楼梯下生活过的男人，如今，虽然黑了，瘦了，但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在上海站稳了脚。 像棵终于长成的大树，把根深深地扎进了泥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