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第一次合作早期矛盾

加木

国共第一次合作早期矛盾—1923-1925年

上篇

一．中共内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及分歧

1921年中共在成立后发布第一个决议中明确提出，为保持自身完全独立性，排斥与其他党派的合作。同时还决定中国共产党要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但在当时，也有个别党员表达不同意见。认为，“同其他党派共同行动，并不违反我们党的原则”，因而“应当竭尽全力与一切分子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即使不能立刻夺得政权，但至少可以加强自己”，从而进一步进行斗争，最终“推翻那个获得了政权的阶级”。不过，该观点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可见领导中国革命是中共创党时的核心纲领。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而中共创立初期只有百余人，虽得到苏俄的援助，但发展较慢；这也促使党内开始探索与其他革命势力建立联合战线。在1922年5月的广州会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转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各阶级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要求中共支持孙中山，并首次提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广州会议肯定了建立联合战线的必要性，但就国共两党的具体方式上，中共党内分歧很大。瞿秋白等认为中共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联合非常必要，张国焘等人则明确反对。来源：[前苏]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0-91页。

作为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此时也反对国共合作，并致信维经斯基，从两党宗旨等多个方面陈述反对的理由。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载《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案（节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4-346页。

中共中央此时坚持只与国民党进行党外的平等合作，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及号召力。面对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提议，中共党内分歧仍然很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依据其在爪哇的工作经验，坚持认为共产党应与国民党开始党内合作，以促进自身力量的发展。他认为国民党党纲的民族主义性使社会主义者可以加入；国民党松散的组织结构，也给共产党员加入后形成党内集团创造了良机，并推动群众运动，实现自身力量的壮大。马林遂提议在保持中共独立的前提下，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活动，但遭到中共中央的拒绝。来源伊罗生：《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版载《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020-1923年的中国问题》，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27页

很快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进一步意识到与国民党等其他党派合作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陈独秀此时也改变反对两党合作的态度，遂致信维经斯基，表示希望国共两党携手合作。但孙中山不接受两党党外合作的方法，只同意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即“容共”政策。来源《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载《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6月30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65页。

同年8月底，在马林的提议下，中共召开西湖会议（1922年8月17～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的特别会议）。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张太雷，蔡和森，高君宇等人参加。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国共两党党内合作问题，但分歧还是很大。马林认为，中国长时间内难以出现社会主义革命，只有民族民主革命。中国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各阶级革命分子的联盟，是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党。中共需要尊重共产国际的权威，执行其“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如果加入国民党，可以推动其革命化，从而影响民众，促成革命势力的团结。马林坚持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并称这是共产国际的决策，必须执行。李大钊等人对党内合作方式遂表示赞同，但张国焘、蔡和森等仍明确反对，认为国民党属资产阶级政党，党内合作会使共产党丧失独立性，混淆自身的阶级组织与政策。而李大钊则持“调和立场”。他理智的看到工人阶级力量太薄弱，还不能胜任领导国民革命的重任。他提出中国革命“还应由力量较雄厚的资产阶级来领导”。1923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前一个多月他还说：”除了使中国国民党更大更有力量外，一点其他道路都没有。现在国民党还没有什么实力，然而这个团体尚有容纳我们考虑问题的包容力。而且孙文氏具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加上我们对它的不适当之处的改良，从而使该党形成更加有力的团体”。正因如此，李大钊也深受孙中山的信任，还被孙指定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委托在华北开展国民党的工作和扩建国民党的组织。不过，他也预感“多数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工作后，将引起两党间许多纠纷”。

最终马林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迫使中共中央通过了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提议。然而，西湖会议后，除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宣布加入国民党外，在很长时间内，共产党员与国民党联系很少。可见，西湖会议的决议在很长时间并未得到贯彻。来源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41-243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载《蔡和森谈西湖会议》1926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页。

1922年底，共产国际四大通过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提纲指出，在殖民地的东方进行革命需要建立反帝统一战线。1923年1月，共产国际就国共关系做出决议，明确要求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开展两党合作。此时，随着“二七”罢工失败，工人运动跌入低潮，更迫使中共党人意识到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势力集中的革命党来领导，各革命分子应集合于中国国民党，使之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领导革命。是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中共三大确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与国民党合作。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载《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1922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的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363页，436-437页。《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子载《怎么打倒军阀》1923年4月18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对国共合作的认知与孙中山及国民党，存在明显偏差。孙中山和国民党始终认为是“容共”，而中共和共产国际认为是平等“联共”。最意味深长的是，直到1925年国民党内部才正式以文件形式将与中共关系，定性为“容共”。而中共则直到1926年3月，陈独秀才首次提出“联共”和三大纲领这两大概念（下期文章将详解）。正是这种意识形态认知的差距，造成了双方合作开始就矛盾不断。

尽管共产国际以其强力推进了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但中共内部的分岐并未因此平息。张国焘等仍坚持认为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工作会使党丧失独立性。他反对马林所提议的产业工人全部加入国民党的意见，以免沦为国民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应牢牢掌握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同时张国焘提出国民革命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但不是“中共的唯一任务”，中共还有阶级斗争的目标，因而反对马林提出的国民革命囊括一切的主张，认为中国革命需要包括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任务在同。此外，对国民党性质的不同认识，也是党内分岐另一个原因。马林认为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拥有很多优秀的革命分子与工人阶级。张国焘则认为，国民党成分复杂，组织混乱，中共党员加入后难以有所作为，因而反对党内合作。还有无产阶级力量与独立性的不同认识，也成为主要分岐之一。马林、瞿秋白等人均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脆弱，而张国焘则认为中国工人阶级虽数量不多，但精干团结，必将成为国民革命的领导力量。来源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87-293页。

笔者认为张国焘看到国民党的问题，还有双方的矛盾，但对当时的实际困境没有清醒的认识。最终张国焘等人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劝说下，同意党内合作。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方式上的分歧，并没有结束；也对国共第一次合作产生了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

二．孙中山力促第一次国共合作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对国共合作也存在一定抵触。但当时的国民党确实组织涣散，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党员成分复杂，忠诚度低，又脱离民众，没有革命党的朝气和血性。孙中山意识到若想革命成功必须加强国民党自身建设，同时获得苏俄的援助。来源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8卷载《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0-284页。

遂在马林建议下，孙中山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允许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宣传共产主义；这给中共在国民党内形成党内集团，并迅速扩张创造了契机。1922年8月14日孙中山从广州回到上海。马林也带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第二次来到中国。8月25日，马林会见孙中山，孙表示愿意容纳中共党人加入国民党。中共还要求各地方组织成员也立刻加入国民党。来源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载《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页。

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向孙中山明确表示，他是第三国际党员，不能脱离第三国际，孙中山当即向李大钊说明：“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孙中山这种包容开放的政策使得此后中共党员加入人数不断增多。张太雷、陈独秀等相继加入。同时，孙中山党内合作的初衷是为了获得苏俄的支持，实现革命的成功。“他只要求人们拥护他的革命，并不十分注重其信仰的革命主义究竟是什么”，他认为在他的革命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甚至认为“共产主义的革命小圈子”应该放在他的大圈子里面，不可让它在大圈子外面。尤为重要的是，孙中山认为中国两千多年前的经典学说已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各项理论。孙中山指出，这种合作互助有益，绝无大害。他强调国共合作拥有共同基础。但他始终不接纳共产主义。孙还通过《越飞宣言》，成功迫使苏俄公开承认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民党可继续坚持三民主义，并答应中国统一后，将撤兵外蒙和中东路。来源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现代史料编刊1980年版第247页；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版《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3年的中国问题》，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载《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1924年1月21日，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1-112页。

笔者认为，孙中山的“容共”是“联苏”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包含其“融入”中共，帮助完成国民党改造的目的。

三．国民党改组及右派形成

1922年，孙中山决定对国民党进行改组。这次改组却将中苏两国政府，国共两党，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都卷了进来，而且把国际上的意识形态和革命道路上的斗争也带到了中国。国民党则首当其冲，这也成为右派形成的导火索。

欲改组国民党，首先要明确改组的指导思想，为此就必须动员国民党的骨干来参与。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召集在上海和部分国民党人士如张继等53个开会商讨改组事宜，与会者均赞成改组。9月6日，孙中山指定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由九人组织：丁惟芬，管鹏，茅祖权，陈独秀，覃振，田桐，张秋白，吕志伊，陈树人。共产党人林祖涵（即林伯渠—笔者注）也参与。来源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305页。中华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学术论著编著委员会主编：《国父年谱》下，第854页。

经过一个多的准备，他们先后提出《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国国民党总章》草案。1922年11月15日孙中山又召集张继等59人开会审定。“会议中，代表们认为应该发表一个宣言，以说明党纲、党章的来历以及国民党今后的政策。经孙中山同意后，会议推定汪精卫、胡汉民为《国民党改进宣言》起草人。后来参与讨论的人员又有增加，到12月16日有65个参加审查中国国民党改进案、党纲和党章。18日，居正将誊正的《中国国民党改进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总章》呈报孙中山”。这也奠定了汪精卫、胡汉民在党内的地位，并逐渐形成了汪、胡党内接班人的局面。来源茅家琦，徐梁伯等：《中国国民党史》上册，鹭江出版社2009年第188页。

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除向世界宣布国民党“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还明确表示要避免欧美的革命和纷争，把土地改革放在首位，说在一定时期内保证私人拥有和使用土地，同时指出国家在必要时“得以报价收买”土地等。

对于城市工人状况的改善，文件也同样以“徐谋劳资间地位之平等”，一个“徐”字否定了苏俄式暴力革命的做法，没有采纳推翻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文件明确要吸收工人参加生产管理，实行普选等民主权利。这标志着中国国民党已经开始整顿队伍，朝着以党治国的路前进。但这一宣言，却引起共产国际高层的不满。共产国际认为该宣言没有苏式共产主义的印迹，这乃是莫斯科决定“经常批评国民党”的原因。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载《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

不过莫斯科方面仍采纳越飞和马林的建议，不再援助中国任何一派军阀（实际仍援助冯玉祥国民军），而只援助国民党，这对孙中山和国民党一个重大的际遇，改变其长期孤立无望的危局。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共政治局正式决定向国民党提供援助，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在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即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此时的国民党坚持三民主义的立场更加坚定且公开化；甚至从小范围的同莫斯科代表的争论变为通过舆论表态，这也显示国民党的立场转向强硬。特别是《孙文越飞联合声明》，迫使共产国际公开承认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又拿到苏俄的援助。这是孙中山坚持其思想体系的一大成功，以至苏俄媒体一直未公布这一声明，仅仅强调苏俄对中国革命的援助。来源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99-101页。《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6页。上海工部局档案：《警务日报》1923年1月20-31日。

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主持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党的骨干胡汉民、于右任、张继、李烈钧、张秋白、杨庶堪与会。会上明令自此废止1920年版《中国国民党总章》和《中国国民党规约》。孙中山发表了讲话，号召全党今后重现“宣传党的主义，党的纲领”，要借鉴俄国经验，“俄国五六年，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这标志着国民党开始领导中国革命！来源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页。

1923年1月24日和28日审议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的会议上，对共产党人双重党籍问题进行讨论。先是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上海大学教授何世祯在24 日的审查草案会议上提出，应增加“国民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款。但该提议因多数反对而撤回。28 日与会代表方瑞麟在讨论草案的大会上亦提出，应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虽获10人以上附议，照规定得交大会讨论，但公开发言附议者，也仅两三人而己。不仅廖仲陆、汪精卫、胡汉民发言为共产党人的双重党籍问题辩护，其他发言者也大都反对方瑞麟的提议。足以见当时国民党内对“容共”持支持态度。来源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史述》第2卷，第443-444页；《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51-54页。

1923年4月1日，邓泽如主持国民党广东支部的恢复典礼。已加入国民党的陈独秀，以及徐绍桢等人应邀发言。6月1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成立宣传委员会，陈独秀被孙中山任命为委员长。宣言内容，自然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绩》第276页。

但在宣传内容上，国共两党却首次出现不和谐的声音。由于年初，中国政治形势引发共产国际极左派对国民党的不满。特别是京汉路事件一个月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便于3月8日作出决定：“认为以完整作战单位的形式，在中国西部为一支革命军队的建立奠定基础是合宜的”。会上决定向国民党提供200万墨西哥元的援助。但会议为此设置了前提：国民党必须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因俄共（布）中共委员会“政治局为孙中山过去注重军事行动但忽略组织准备工作而非常担心”。李玉贞：《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载《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第53号记录节录1923年3月8日》，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182页。

这反映出共产国际内部的分歧。共产国际左派代表吴廷康就认为：“至今国民党还不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而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军阀集团继续其活动罢了。国民党甚至连近来的工人罢工和遭到枪杀，以及学生受镇压这样的事，都没有加以利用，以开始政治宣传和吸收广大劳动人民，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反对北京（直系）军阀的斗争。显示国民党的领导人依然主要寄希望于联合某一个军阀集团，借助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来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我们党能够无条件地支持吴孙中山做这样的联合吗？”但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士，认为按苏俄式的劳资斗争，政治宣传，与三民主义精神相悖。李玉贞：《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185页。

不过左派的观点并未影响到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援助，相反，从1923年初起共产国际同国民党的关系得到迅速有效的发展。是年5月1日，苏俄政府在研究越飞关于孙越会谈的报告后，就孙中山的长远计划和近期计划作出回答，由在日本热海的越飞经马林转告孙中山：“我们认为广泛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您的革命军事行动和您的领导的尽可能集中的机构的建立都应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学校（而非作战部队）。这就可以为在北部和西部的革命军队准备好举办政治和军事训练班的条件”。但又要求孙中山“严守苏俄援助秘密”，莫斯科称“即令在今后，对国民党谋求民族解放运动的意向，我们也只能表示积极同情而已”。李玉贞：《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171页。

由于莫斯科的使者们常常把俄共（布）的工作方式和指导思想搬用到中国，而一些国民党人士由于个人的教育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对这些十分警惕，时时防范“赤化”危险。这些人也成为最早的“反共右派”。针对苏俄致孙中山的电报中要求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一项，孙中山在1923年5月24日回电答应立即开始党的改组和宣传工作，明确“当然不可能宣传苏式共产主义”。李玉贞：《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178页。

国民党的改组计划是孙中山亲自委托马林和陈独秀拟定，两人建议把莫斯科援款的“三分之一用于重新组织革命的国民党和反帝宣传，余款用来在北方或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军事组织”。孙中山接受了这个方案，并从宣传入手促进计划的落实，立即开展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在宣传方面，拟在广州、上海、哈尔滨办日报；在北京、上海办周报；在上海设新闻通讯社；在广州办月刊；并在北方士兵中开始宣传。是年8月1日《广州民国日报》创刊，11月《国民党周刊》出第1期。也成为国共第一次合作的重要成果之一。李玉贞：《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页。

但是，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在宣传内容上却天壤地别。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对国民党改进会议的参加者以古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相告诫，号召进行国民党的宣传，使国人之心倾向国民党。他还特别引用俄国经验，以说明“宣传这种武器比军队还强”。但马林、陈独秀等共产国际、中共党人却“保持共产党人政治上的独立性”，以示立场鲜明。从《向导》周报的文章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强调苏俄革命道路及其实践的正确性、权威性，很明显与孙中山主张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不兼容。甚至马林、张太雷、蔡和森等人对国民党多有批评，对国民党政策另有一套主张。这很快引发国民党强烈的对抗、不满，甚至公认“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廖仲恺也颇有微词，他对马林说：中国人做事，并非时时“把党抬出来”。孙中山也时常对共产国际、中共频繁的批评和不同的声音愤怒，他曾向马林直言不满：“向导周报上的批评是无法接受的”。如果陈独秀不放弃这样的的做法，他，孙就“一定要把他开除出党”。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载《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拉狄克和萨法罗夫的信1923年5月30日》《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13日，7月20日》，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页，283页，296页。

四．孙中山与马林决裂及国共合作第一次危机

在改组国民党前，孙中山决定先清除陈炯明集团，统一广东。1923年5月25日，陈炯明部攻陷潮安、汕头，孙中山依靠的许崇智部被迫退向揭阳。陈部逼迫离方向仅50公里的惠州，准备向广州挺进。6月1日，孙中山亲自到前线督战，在石龙、博罗、北江一带准备迎击陈炯明。同时，孙还积极联络滇、闽、粤、桂各军，争取张作霖奉系组成反直三角同盟，并提供奉系不少经费。但这给南方政府财政造成很大负担。

在军事上，此时南方政府主要依赖许崇智的滇军，约1.2万的部队。但陈炯明得到了吴佩孚的直系支持。在经济方面，广州市民已对税收过重不满。富有的资本家不得不缴纳战争税。另外香港工人给了150万元，但杯水车薪。为了筹措款项，孙中山不得不拍卖土地和公共建筑，甚至拍卖官位，这引发社会风气的日趋恶化。但都无法解决经费问题。因广东税收大都为滇桂驻军就地截留，孙中山屡次严令交还，但均无成效。他曾命邹鲁任广东财政厅长，整顿财政，但已积重难返。他只得积极寻求苏俄援助，反复通过马林催促共产国际援助尽快兑现。冯双编著：《邹鲁年谱》上卷，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8-160页；《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载马林《收发函电记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5页。

而此时，马林对孙中山和国民党有颇多不满。最重要是两大问题：一是国民党害怕帝国主义列强；二是不愿意全力抓紧国民党改组。1923年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广州途经香港时曾对香港大学师生和香港工界代表发表演说，表明自己不拥护“极端主义”，他要的革命也不是苏式“极端主义”革命，而是争取建立一个“良好稳健之政府”。还郑重声明：“吾人必须以英国为模范，以英国式之良政治传播于中国全国”。他的讲话很快在上海《民国日报》刊出。马林看后十分不快。遂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

孙中山不想采纳共产国际政治优先，以政治统率军事行动的建议；更不愿意接受苏俄式的“改造”。他只想拿着苏俄援助，消灭陈炯明集团。甚至有一个快速消灭北京政府的计划，为此还聘请了一百多名美国飞行员并购买了飞机。“一俟轰炸成功，他本人也坐飞机到北京建立一个好政府”。而共产国际擅长的宣传和组织群众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方式，孙中山却什么冷淡，特别不愿意以党的面目来宣传群众。

为此，马林力图在国民党改组工作中把苏俄的建党模式和经验搬到国民党内来。他认为1923年夏天具备开展群众运动的条件。临城劫车案在交涉中，湖南长沙市民和学生又举反日游行，要求收回旅顺、大连和21条（袁世凯北洋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卖国条约）。结果日本“伏见”号兵舰竟派兵登陆，向手无寸铁的和平游行群众开枪，造成“六一”惨案。抗议活动迅速展开，发展成13万人的大游行的大规模的罢市、罢工、罢课。当地许多国民党人也参加了反日活动。中国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在《向导》周报撰写文章《日本杀害长沙同胞》以示抗议。但中国国民党竟没有发表任何表态性文章，这令马林十分失望。

1923年6月3日，马林到了石龙，在战场会见孙中山。他不仅批评孙中山在临城劫车案中让伍朝枢从上海向外交团发出的要求外国不承认北京政府的电报，同时指出后者1923年初在香港赞赏英国政治制度并希望建立英式“好政府”的讲话，以及孙自称“稳健”而暗示不造成俄共“激烈派”的表态。马林批评国民党及其领袖没有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关键时刻站出来领导反帝运动。于是便建议孙中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抓紧完成国民党改组。

孙中山回答：“论行动，则只能是军事行动，党不应该插手人民中的运动，至少不要以党的名义去插手”。就连被称为左派的廖仲恺也支持孙的看法。当马林同廖谈到国民党改组和党建问题时，廖仲恺同样予以反驳：“总是把党抬出来，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马林十分失望。孙坚持“在解决广东问题之后，我们就能着手进行”改组工作。关于派遣代表到莫斯科一事，孙中山“未置可否”。马林通过张继了解到孙有意在广东战事结束后，亲自到俄国去，此时孙只是向马林强调，他的政府此时迫切需要军事援助。并请马林催促莫斯科尽快提供已经许诺的援助。来源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载《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年7月13日》，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82-283页。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7卷载《在香港大学的演说》，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6页。

马林前线之行没有任何成果，甚至考虑是否应该给孙中山援助，以及如何“帮助”国民党。他于是亲自在《向导》周报撰文，批评孙中山及其拥挤者“缺乏明了的帝国主义的真正性质，真是令人惊异”，并且直言不讳地说：“假设明天孙中山靠了外国的帮助得着机会做了民国的总统，岂可说中国已距离他的自决和独立近了一步吗？决没有，只造成了使孙中山丧失他是一位忠实的革命党的名誉的机会”。《向导》周报第29期第214页载孙铎《中国改造之外国援助》。

在马林的带领下，中共张太雷也撰文批评国民党，“国民党有意在国民群众中不把旗子树起来，因为恐怕国民党的旗子树起来了反把群众吓跑了”，他尖锐地抨击国民党，说群众这所以怕它，是因为国民党过去的政策与方法“和一切混蛋的政团如安福系、交通系、直系、奉系的无什差别”。但这些文章不仅对孙没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加深了他同中共和共产国际的隔阂。《向导》周报第29期第213页载春木《羞见国民的国民党》。

不久，北京政府陷入危机。1923年6月6日张绍曾内阁指责黎元洪破坏内阁权限，提出总辞职，并于晚间前往天津。以示倒黎。此后北京城内谣言四起，军警罢岗，人心严重动荡。黎元洪只得匆忙出逃，但在赴天津的路上又遭到王承斌拦道抢走印章。6月14日北京内务总长高凌霞组织摄政府，代行国务院职务。北京出现无内阁无总统的局面。一些国会议员便致函孙中山，请他北上，“速正名位，复总统职”。孙中山认为这是极好的统一机会，更加迫切立即结束南方的战事，为此他急需苏俄援助。马林也知道这一点，他几乎从所有国民党领导人口中听到要求援助尽快到位的呼声。

6月19日，马林又一次来到孙中山面前，劝孙中山利用北京政府的危机状态，立即转变方向，加快国民党改组的步伐，“设法抓住反对北庭运动的领导权”，并劝他往上海一行，尽快派遣代表赴莫斯科。然而马林得到的又是拒绝。孙中山此时认为能否“抓住”全国领导权并不重要，他还是要把南方战事先了结，两个月后再赴莫斯科和柏林一行。他还打算实施“中德俄”计划，即靠俄国的军事援助，德国的技术共同建设新中国，并认为最迟5年就能达成。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载《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年6月20日》，光明日报出版1989年版第262页。

马林和中共党人产生了抛开国民党另外建立一个“好一些”的党的想法。随后《向导》周报接连不断的刊发批评孙中山“太右的和平妥协政策”，并“高唱与各派军阀大调！”张国焘甚至提出抛开国民党，马林则在5月底对布哈林说：“如果国民党因其领导上的种种错误而垮台，那就一定要另建一个革命的国民党”。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1989年版第196页。

马林和中共的态度转变，已经被孙中山察觉。遂在1923年7月同马林最后一次谈话中，十分严厉地表明，“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向导》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马林则直说文章虽署了陈独秀的名字，事实上出自他本人之手。这让孙先生怒气有增无减。马林与孙中山的关系已经开始不和睦了。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左派却将马林斥为“右派”。《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载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第394页。

马林在绝望中，建议从俄中给孙中山的援款中拿出2.1万元来帮助“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从事国民党的宣传”。他还向莫斯科汇报称，如果包括廖仲恺在内的国民党左派顽固坚持只有在关键时刻国民党才以政党的面目出现，那就必须抛开国民党，“由别人来接手这一工作”。更有甚者，他“坚决主张，如果国民党因其领导上的种种错误而垮台，那就一定要另建一个革命的国民党”。来源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载《致布哈林的信1923年5月31日》，光明日报出版1989年版第196页。

孙中山得知后十分愤怒，他宣布，如果陈独秀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党的语气，我定要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孙中山甚至不惜以放弃对苏关系为代价来坚持三民主义，多次对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地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要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在反对苏俄”。就这样，孙中山同马林的关系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位。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载《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年7月18日》，光明日报出版1989年版第294页。《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94页载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为了取得苏俄援助。孙中山两次致电苏俄，答应了后者提出的“一切建议”，盼望援助尽快到位，好把他的十万士兵装备起来，并实施其西北计划。国民党被要求配合苏俄外交，必须首先“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改变对苏俄关系的强硬态度。其次，还要帮助苏俄维护中东铁路的利益，向张作霖施压，让他接受：成立一个中东铁路管理委员会，并保证苏方在十名委员会中占七个席位，即一个“苏7：3中=7：3”的方案。

尽管当时孙中山认为苏俄过分强调本国利益，在损害中国利益。况且对奉张（指奉系张作霖）也不能“紧逼”，然而还是应越飞之请派汪精卫、张继赴奉天与张作霖商洽。张作霖果然拒绝了，认为“如果他接受7：3，吴佩孚就很容易煽动人们反对他”。之后，越飞便向孙中山提出进一步要求，请孙中山“亲自到张作霖那里去处理铁路问题，因他把我们的要求看成是单方面的，这是绝对错误的。而且……我们给中国人民的太多了，这个不能再给了”。这表露了苏俄援助的真面目，就是付出就要更多利益回报。那就是外蒙、中东路。

孙中山本人当然不会去东北，只好多次派人游说张作霖。与此同时，孙中山多次通过马林，越飞催促苏俄政府支付已经答应的援款和物资，鉴于汪精卫，张继等在广州—奉天间的徒劳奔波，孙中山认为要应付广州局势，消灭陈炯明部，武器是首当其冲。1923年6月，他再次致电苏俄把“有关中东铁路问题的谈判推迟到适当时候”，但这些举措并未收到效果。1923年8月马林离开中国回到共产国际。直到1924年10月，苏俄援助物资才运抵广州（指平定广州商团事件—笔者注）。李玉贞主编：《收发函电记录1923年4月30至7月18日》，光明日报出版1989年版第151-152页。

五．鲍罗庭手腕及帮助国民党改组

很快鲍罗庭来了。鲍罗庭接替马林奉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派遣前来中国担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庭原名格鲁津贝格，1884年7月9日出生于维帖布省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十几岁就开始参加社会民主党的活动。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04年根据党的安排开始侨居瑞士。1905年1月9日“流血的星期日”事件后，他奉党的指派把一个秘密命令从国外送到俄国，历尽艰险完成这一重任。后来他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侨居伦敦，波士顿，芝加哥期间，在俄国政治流亡者中间开展了广泛的工作。1918年7月回到革命后的苏俄。时正苏俄内战，在国际上处境十分不利。鲍罗庭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列宁。在列宁看来鲍罗庭热情拥护苏维埃革命，知识素养好，能够代表西方工人阶级的情感和他们的新生力量。雅科布：《斯大林派往中国的人—鲍罗庭》，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页。

1918年8月20日，列宁著名的《给美国工人的信》便是由鲍罗庭送往美洲。从此得到列宁的信任，1919年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被派遣到西班牙、墨西哥、英国、美国等地完成秘密使命 。1922年回到苏俄。

1923年6月27日，苏俄政府任命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为苏俄驻中国全权代表，继越飞之后同中国政府谈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鉴于当时中国南北对立的形势，莫斯科依然采取“双管齐下”的对华政策，一方面公开与北京政府接洽，另一方面，与孙中山和国民党合作，同时在华输入苏俄“世界革命”。9月2日，加拉罕到达北京。他与鲍罗庭在北京研究了中国形势。孙中山曾提出中苏谈判（指北京政府）出现波折时建议加拉罕到广州同国民党谈判。他对苏俄采取”团结这个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并且争取援助。他重视的是两者间事实上的友好关系“。

9月下旬，鲍罗庭由波利亚克陪同离开北京。10月6日到达广州。当日，孙中山为鲍罗庭举行欢迎宴会。他号召中国国民党人以苏俄红军为楷模。席间，鲍罗庭应孙中山之请介绍苏俄革命史，言谈间表达了对孙中山的尊敬。此时，莫斯科吸取马林的教训，改变策略，指示鲍罗庭“服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绝对不要热衷于在中国树立共产主义的目标”。故鲍罗庭一改之前“革命的机会主义”即一面同国民党合作，一面却时时批评国民党的做法。孙中山也看重鲍“办党的经验”对国民党是可取的。李玉贞主编：《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19页；

孙鲍关系开了个好头。孙中山向鲍罗庭“长时间地询问列宁的情况，不仅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而且以一个医生的口吻关注伊里奇的健康。他称列宁为中国最好的朋友，再三衷心感激我国（指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因后者“迅速而真诚的回答了他吁请援助的要求”。鲍罗庭娜：《孙中山的顾问鲍罗庭》，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6-248页。

鲍罗庭到来后，加快国民党改组步伐。尽管鲍罗庭的使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总战略促进中国的“世界革命”，但他在具体工作中比前任马林更加注意协调各个方面的关系。这改善了国共两党的关系。鲍罗庭很快发现了国民党的问题，他认为广东35万名工人和手工业者因局势不稳定，没有良好的经营环境，农民则苦于苛重的捐税，根本不理解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战争。国民党本身状况也同样堪忧。某些党员连“住居休息，所执何业，亦莫不悉。故名有十万党员，实者贤者人自为战，莫收统一之效。或自由进退，组织不完，因而训练不能周到”。在思想上就更加混乱，许多人“不明党义，遑言政策”。孙中山当然知道这些状况。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315页。

鲍罗庭遂提出国民党改组三大任务：1.在全国广泛开展国民党的宣传，使其党纲普遍为国人知晓，加强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声音；2.保住广东并将其建设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基地。为此就必须由政府提出工人立法，改善农民经济状况等措施，把工农争取过来“建立强有力的社会基础”。3.改组现有的五万至十万的军队，使之归为国民党领导。为此莫斯科必须保证对国民党的援助。鲍罗庭的建议均切中要害，更打开了苏俄援助国民党的道路。李玉贞：《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载《鲍罗庭关于华南形势的报告1923年12月10日》，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306-307页。

1923年10月18日，孙中山聘任鲍罗庭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孙中山决定通过鲍罗庭借用苏俄“办党的经验”来帮助国民党的组织建设。邹鲁回忆“今日改组，应保持本党之情感，采取苏俄之组织，则得其益而无其弊”。孙中山也归结对苏俄办党的经验为“非言主义，乃言组织”。之后成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上海执行部。中国台湾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编印：《国父全集》第5集，第559页。

10月19日，孙中山致电上海国民党事务所，告知他们已委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并通过孙伯兰（即孙洪伊），催促李大钊到上海会商有关事宜，此举旨在解决国民党组织的涣散的状态。24日廖仲恺、邓泽如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国民党改组的具体问题。25日，孙中山任命胡汉民、邓泽如、林森、廖仲恺、谭平山、陈树人、孙科、吴铁城、杨庶堪九人组织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有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鲍罗廷为顾问。10月28日，廖钟恺受孙中山之命主持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同日，该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成立，廖仲恺奉派前往组织。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0页，第534页。

在廖仲恺的主持或参与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自11月1日起，至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召开28次会议，议决四百多案件。其中包括改组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委员会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章、党纲，办理分部登陆，并准备于1924年1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316页。

《国民党周刊》也在1923年11月25日创刊。原来的宣传机关，大本营党务处，大本营直辖委员会等一律裁撤，归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统一办理。这都显示国民党在广州已经有了明确的比较统一的组织和开展活动的保障。

11月29日，廖仲恺受孙中山的委派赶到上海，与各省支部商讨改组问题，并召集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叶楚伧和戴季陶五人筹组国民党上海临时机构。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举行了上海七个区的分区会议，成立了各区分部，还投票选举了上海市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名代表。12月17日上海执行部由廖仲恺主持举行会议，选举了胡汉民、张继、汪精卫负责该部日学点工作。彭素民、瞿秋白为候补委员。次日会议决定北京方面党务由李大钊负责。

在宣传方面，拟将世界新闻社改为国民党的通讯社，上海《民国日报》作为党报，由汪精卫、胡汉民和共产党人瞿秋白主持编辑，决定把上海大学作为党的大学，国民党也有了自己的党校。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二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年版第401-402页；

自此国民党改组工作正式启动，国共两党领导层开始全面合作。广州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开始建立，并分头调查农工及中产阶级状况。上海方面也有明显起色。显然得益于鲍罗廷的建议、协调。《国民党周刊》第1期。

鲍罗廷来华初期部分地遵从了俄共给予的指示。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以左派代表萨法罗夫、吴廷康等人相比，鲍罗庭确实手腕高强。他相当灵活且善于同孙中山打交道，在实际工作中让后者不知不觉地开始接受他从莫斯科带来的“指示”。《萨法罗夫致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年4月4日》，PRACIIN全宗514目录1，案卷40第40页。

在国民党军事行动上，鲍罗庭也更加务实。在不激怒国民党领导的情况下，为顺利进行国改组创造了有利条件。如，他同孙中山一道视察军事设施时，发生有人打暗枪的情况，鲍罗庭便趁机向孙中山说明团结民众的重要性。在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鲍罗庭在初期至少表面上更多地倾听孙中山的意见，他本人几乎参加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每一次会议。

然而，实质上“加拉罕—鲍罗庭新搭档”认为“必须监督”国民党的“每一个步骤，让他们把弦绷紧”，因为“不能期望国民党自己明白以后过来而且能够把事情做好…..所以必须把他们紧紧抓在手里”。其目的是让即将举行的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一个尽可能激进些的决议（即革命外交），明里暗里推着国民党走上苏俄和共产国际设计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越飞致加拉罕、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信》1922年不晚于10月20日，PRACIIN全宗514目录1，案卷2145第22页。李玉贞：《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载《加拉罕致鲍罗庭的信1923年10月6日》，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41-243页。

但1924年初，苏俄同北京政府的谈判已有很大进展，正处于关系正常化的前夜。所以不会同一个偏安华南的南方政府签约。另一方面，俄共（布）党、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担心国民党成为第二个土耳其凯末尔；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同孙中山签订的条约，不可能取代同北京政府的条约，同孙的条件不过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1924年5月31日，顾维钧和加拉罕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随后两国互派大使，实现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继续玩弄两手政策。为缓解国民党的反弹，同时拉近与国民党的关系。在《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涉及的重要问题上，均给国民党留下了发声的空间。特别是同年7月，中国国民党终于发表宣言欢迎中苏关系新发展，同时又在文中抨击北京“伪政府“。苏俄自然是照单全收。

但就在苏联与北京政府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的三四月期间，中共党人与国民党人言论却大相径庭。其为配合苏联政府对华外交谈判，且基于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观点，他们不仅公开主张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相互承认，而且公开发表文章主张予外蒙古以自决权，这极大地刺激了否认北京政府合法地位，并坚决要求收同外蒙古的大批国民党人。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的公开争论，以及针对共产党人最早的检举和弹刻事件，也因此而发生。

部分身为国民党员的共产党人，公开向北京政府请愿，并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这件事也引起了孙中山的严重不满。4 月，针对孙镜亚检控李大钊等“违反党纪承认北京政府”，孙中山明确批示：“ 着中央执行委员会查明有无其事，另行酌夺。” 而对朱和中上书批评上海《民国日报》和《新青年》等在中苏条约及外蒙古问题上“出言不慎，招惹是非，影响本党甚巨” 。孙更是严厉批示“ 着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颁纪律，禁止本党各报之狂妄。” 杨奎松：《“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转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00-302页。

中篇

一．孙中山两手政策及国民党第一次“反共”上书

很快，鲍罗庭等莫斯科特使们，又触及到了国民党人的“神经”。首先，国民党内一些敏感人士如邓泽如等，认为陈独秀等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本来应该是“群然来归”。他们认为共产党是“归顺”国民党，从而认定共产党人宣传共产国际理论便是不顺从，甚至认为中共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指责“陈独秀欲借俄人之力，耸动我总理……使我党隐为彼共产所指挥”。对于党章草案厘定的选举产生总理一事他们更加敏感的意识到，日后“恐事实随环境变迁，五年之后将见陈独秀被选为总理”，大权会落入中共之手。再加有消息称“俄人替我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

早在1923年11月国民党发表改组宣言时，被称为“右派”的邹鲁、邓泽如等人就私下向孙中山告状，批评陈独秀、鲍罗庭。邓等人又很快在改组宣言发表后仅6天（11月29日）便上书孙中山，指责中共领导特别是陈独秀、谭平山等“奸人谋杀吾党，其计甚毒，不可不防”。这11人全是国民党广东支部的负责人。领衔者邓泽如是广东支部长，为孙中山委派的9名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之一，并被授权与廖仲皑一同召集特别会议，参与负责改组事宜。“联名人有林直勉、黄心恃、曾克祺、黄隆生、朱赤霓、赵士觐、邓慕韩、吴新荣、林达存、陈占梅，都是对革命卓著贡献的华侨老同志”。来源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中国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64年版第402页。

既然加拉罕明确提出中共要把国民党“紧紧抓在手里”，那邓等人只不过敏感的看透了鲍罗庭等人的野心；维护本党利益。况且，邓等所说：中共利用吴佩孚，“颂吴佩孚之功德，指吴为社会主义实行家”，乃是事实，这本是共产国际试图制造的一个失败的亲苏“孙、吴联合‘政府。再如，邓等所说陈独秀“在学界倡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绝无学理的根据，指斥我党为落伍的政党”，这也是事实。

邓泽如等人的弹劾引起党内外广泛注意，孙中山先对邓等人晓之以理，针对中共贬低三民主义的某些人士他称“此乃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之态度”。同时又尖锐指出，一些人对国民党的批评和“疵毁”是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显然孙中山点出自己也注意到国共两党在领导权争夺的问题。

而对鲍罗庭，孙中山则缓和的多，认为他有眼光，“乃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学问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遇，且窥破彼等伎俩”，孙中山甚至对鲍罗庭在处理国共关系时，对那些少年“大不以彼等为然”，还流露了一定感激和肯定。孙的话对邓等人起到一定安抚作用，同时也表露了捍卫国民党领导权的态度。

在对俄关系上，孙中山向邓等表达，俄国若要合作则“只有与我党合作”，至于陈独秀等共产党“自应与吾党一致动作；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孙中山明确了自己的政治倾向和底线。同时叮嘱邓等人，对中共要宽容，“不能以彼人往时反对吾人，则绝其向善之路”。他把邓等当“自己人”，请他们有问题可直接来面谈。至于对中共某些人，他所说不要绝其“向善之呼”，显然指的是陈独秀等必须与国民党“取一致动作”。至起草党章党纲一事，孙中山明确告诉他们，陈独秀并未插手此事。鲍罗庭乃受他本人之请所做。就这样孙中山凭着自己的威望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承诺这些文件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来源孙中山：《孙中山全集》载《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年11月29日）》，中华书局1986年彼第458-459页。这表明孙中山的两手政策，是垄断苏俄援助，同时将中共“融入”国民党；不成“则可弃之“。但共产国际只认可中共为其与国民党合作的唯一渠道，同时中共党员进入国民党内部形成党内集团，不断发展壮士，并逐步控制国民党。进而掌握整个中国革命领导权。

二．不可调和的“土地政策“矛盾

但在土地农民问题政策上。早在1923年11月，鲍罗庭就与国民党上不睦。在接触到国民党根本政策和指导思想时，双方出现严重对峙。共产国际认为苏俄1917年《土地法令》应成为世界革命的典范。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东方各国的革命党必须明确制定自己的土地纲领……提出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及其残余的要求，为了使农民群众积极参与民族解放斗争，必须宣布坚决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基础，同时也必须强迫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尽可能接受这一革命的土地纲领”。国民党自当接受。

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季员会就十分明确地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在孙中山军队的占领地区，必须实行有利于贫苦农民的没收土地政策”。并要求中共立即行动起来在广东等国民党力量所及的地区采取苏俄十月革命后和做法：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推翻当地的政权后建立农民自治机构，也就是人们熟悉的“打土豪，分田地”。

但当时广东的形势一直不稳定，孙中山忙于战事。直到1923年春夏间难以落实，中共亦无可奈何。可鲍罗庭却对国民党步步紧逼，到同年11月陈炯明部逼迫广州，战事危急时，孙中山甚至设想万一广州不守，他即不到上海，更不能去香港，“英国人会要他的命”，他打算逃亡日本。

对此，鲍罗庭可谓“用心良苦”，他建议孙中山万一广州不守，可途经日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今海参崴），再转到莫斯科。孙中山欣然接受邀请，还意味深长的说他也想到德国一行。但鲍罗庭却不失时机的提出首先要颁布类似苏俄《土地法令》的文件，以争取贫苦农民。很快遭到孙中山、廖仲恺的抵制，而且上司加拉罕也批评。加拉罕认为这将激化广东农民与地主的矛盾，甚至会引发“中国内战”。等于说鲍罗庭“领导广州政府的（布尔什维克化），到那个时候，我们莫斯科就不仅有引来列强扼杀孙中山之虞，而且还会招致帝国主义的‘抗议’和指责，说它‘旨在煽动别国的革命’”。

不久，孙中山审定了邹鲁的一个报告，并且以大本营的名义颁布了《广东田地业佃保证章程》，明确指示保证“农民业佃双方利益”。《章程》贯穿着“调剂业佃利益”，要的是“增进社会和平”而不是激化农村阶级斗争，显然对苏俄式的“打土豪，分田地”说不。

1923年底，孙中山向幕僚和军官讲解三民主义时，公开而系统地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充分表达了他主张社会和谐的意愿和政治倾向。1924年8月10日，以孙中山、廖仲恺为一方，同鲍罗庭为另一方间，甚至当面就土地农民问题的政策发生激烈的争议。孙中山坚定地表示：“目前……进行任何反对地主的鼓动都是策略上的错误”。

三．国共矛盾的形成和孙中山的“平衡“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举行；因列宁逝世而宣布休会以示哀悼。这表明国民党同莫斯科的关系已公开化。在与共产国际，中共讨论国民党的立党原则和指导思想上，双方分歧演化成矛盾，乃至双方不得不就某些问题摊牌，在原则问题上互不相让。不过，事态基本在孙中山的掌握中。最终在宣传和加强国民党组织方面，国民党明确要建立的是一个三民主义的中国，但接受的是苏俄建国的方法：建立一个党国，一个由国民党独掌政权的国家。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后，鲍罗庭和委员会成员一起于1923年12月初从广州到上海，准备起草大会文件。陈独秀生病，不能参加大会工作。为了当面聆听加拉罕的指示，鲍罗庭于12日到北京。

国民党改组中，中共积极参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从1923年秋就在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内直接参加工作。中共三大以后，中共党员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相继加入国民党，中共党员据1923年11月底中共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广泛地扩大国民党组织，在“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如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处，同志们一并加入”。“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对于新建的组织，依然用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发的党纲章程及党证”。可见，在扩大国民党组织上，中共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从第一次国共合作酝酿时就形成的保持共产党人独立性及加拉罕提出把国民党“牢牢抓在手里”的观念，时刻提醒着中共党人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在国民党内为一秘密组织”，还时刻不忘记跨党也要关注本党在国民党内的领导权。

早在1923年12月30日，鲍罗庭在上海收到同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过了两天即1924年1月1日便在上海召开中共和青年团的联席会议，鲍罗庭积极动员中共党员和团员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鼓励跨党的同志随时随地都同组织保持联系，并且在国民党组织内贯彻其决定，从而不断增强中共力量，而且使国民党越来越“坚强”。不久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正式建立革命联合战线。中共也进入第一个飞跃的发展时期。

1924年1月18日，鲍罗庭在中共党团会议上发言，强调共产党人“要尽力把国民党变成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真正的政策党”。他首次提出加强左派，反对乃至清除右派的策略，这引发了后来与国民党严重的冲突。这便是后来鲍罗庭自称的“楔子策略”。同时，他把大会文件制定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会者介绍，说在汪精卫等人不接受共产国际关于没收土地的方案。在谈及胡汉民等国民党人对立即没收地主土地等问题时，毛泽东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很理智的说：“农村的种田人还看不懂我们的宣言”，“我们党组织力量还不够强大，我们的影响力还没有触及群众”。共产党在农村的支部还不够“坚强有力。若不进行短时间的鼓动工作，我们就不能采取激烈反对比较富裕地主的决策”。否则农民不仅不会支持我们，“反而恨我们”。

国共两党在土地政策上的矛盾，非常严重。为此，孙中山1924年曾邀请德国单维廉博士到广州时，廖仲恺也曾与其共同研究制定一项土地法原则。孙中山说他本人推崇德国人“单维廉博士的办法…..是根据社会主义政策所定的，曾在中国山东胶州试行过”。但鲍罗庭自然不同意孙中山关于“平均地权”，国家照地价收税，照地价收买等做法。1923年12月底上海执行部起草《宣言》，讨论到土地农民问题量，形成了以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张秋白一方，鲍罗庭、瞿秋白一方。鲍罗庭在会上传达了11月28日决议，但胡汉民等国民党人仅表示应当实施国民党主张的“耕田有其田”。用和平的方法组织农民，分配土地。这等于公开抵制共产国际的道路，“他们根本未接受共产国际决议中关于没收土地提法”。双方为此讨论十五个小时之久，但毫无结果。请参看笔者前作《谈孙中山“中德俄”联盟到“中日俄”联盟构想》。

鲍罗庭认定，胡汉民等“国民党左派们”水平低，“他们一方面干脆不懂，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真诚地想了解现代社会的机制”；对复杂的社会问题“采取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鲍罗庭又以共产国际理念权威高度，认为国民党的精英们“思想理念落后”。但令鲍罗庭惊讶的是，连李大钊、毛泽东也持与国民党人相同的见解。李大钊甚至对鲍罗庭说：“我们可以坚持说农民应得到土地，但不提土地从何处来”。显然，此时的李大钊并不赞成照搬苏俄“清洗”的政治手段进行土地革命。

由于争议没有结果，文件起草者们只得把各自的观点又带到广州。廖仲恺等在12月底到了广州。在《宣言》起草过程中，就工人阶级问题的讨论也同样不顺利。汪精卫提出的草案“由于中国工人以勤劳著称于世，故应改善其地位作为回报”。汪草案显然没有鲍罗庭所希望的共产国际理论式的表述，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人用或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更没有突出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孙中山在某处甚至写过，中国工人欢迎资本家开办“榨取工人血汗的工厂来剥削他们”。鲍罗庭将这种观点界定为“谬误”。但鲍罗庭完全删除汪精卫草案中关于中国工人“勤劳”之类的话，竟最后被采纳了。

在代表大会第二天，即1924年1月21日，孙中山就在国民党的民生主义做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发言。他明确指出存在于“老同志”和“新同志”间的歧见。“称老同志为稳健思想（指国民党右派-笔者注），新同志为猛进思想（指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稳健者可说是不及，猛进者可说是太过”。表面上他说二者“均未明白民生主义之真谛”，这是不言而喻的。孙中山批评了北京一些青年“非常崇拜新思想，及闻俄国共产之主义，便以此为极新鲜之主义，遂派代表往俄，拟与之联合，并代俄宣传主义，认定’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为不同之二种主义”。

孙中山又指出稳健者，“我们老同志亦认定‘民生‘与’共产‘为不同之二种主义，于是群起排斥，暗潮便因之而生”。为使稳健者与猛进者消除歧见，他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说明：画了一个大圆圈，把社会主义、集产主义和共产主义通通包括在内。说明“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他希望“新旧同志因误，怀疑而生之暗潮，从此便可打消”。孙中山企图各打五十大板，以将社会主义融入民生主义，来弥合双方的矛盾。

他还把苏俄政策与洪秀全相比，使人想起“均贫富”和“打土豪，分田地”。最后通过的大会宣言载入的还是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宣言》中没有载入阶级斗争之类的词语，只是笼统提到要谋求“工人之解放”，显然只是给苏俄和共产国际一个交待。至于中国工农的作用，《宣言》表明了国民党的态度，即辅助国民党的组织，支持改善自身状况而努力奋斗，但承认了他们在社会历史上的重大作用，鲍罗庭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不过会后，鲍罗庭在向共产国际报告中，说这些人“根本不接受共产国际决议中关于没收土地的提法”。而《宣言》中也没有“没收”这个字眼。

四．孙中山“联苏”转折点：关余事件

孙中山在外政策上，一方面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至死都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为此奋斗。另一方面，也很重视国民党海外党员的想法。因这些海外党员，长期从财政和道义上支持该党，而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上，许多国家对新生的苏俄和共产主义怀有严重的畏惧。华侨则害怕与布尔什维克有牵连而被驱逐出山所在国家。对于海外党员，华侨的担忧，孙中山就“联苏容共政策”上只能表态“不是国民党变成共产党，而是共产党接受了国民党的纲领”。以消除海外党员的恐惧情绪。

鲍罗庭对此，则理解为“国民党在主观上并不反帝”，对于群众的反帝运动或“冷眼旁观，或躲”在一边。至于孙中山本人，鲍罗庭认为“美国精神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孙中山在反帝问题上态度十分慎重，但广州关余事件很快成为转折点。

关余问题是近代不平等条件的产物。按照辛丑条约，列强要中国把海关税收作为庚子赔款的抵押，偿还债务后剩下的部分叫做关余。各列强国一直将关余交由北京中央政府，但是海关被洋税务司把持。1919年广东军政府得到关余收入的13.7%，连贯6个月按时收款。但1920年3月开始，广州军政府分裂，孙中山离开广州到上海，北京政府自然不愿停付。由于缺钱，孙中山决定要回关余。于1923年9月5日，孙中山照会北京公使团，说明关余分配属于中国内政，外国没有必要干预，特请各公使命银行委员会立即将关余交总税务司，由该司把广州政府应得之部分拨交广州中央银行，孙中山并且要求把1920年后未付的部分一起补交。

但照会发出后10多天没有回音。10月7日伍朝枢又电北京外交团，重申孙的要求。而北京外交团认为广州政府垮台在即，孙中山会再度逃亡，便不予理会。但孙中山态度强硬。11月20日，英国驻方向总领事杰弥逊爵士致函英国驻中国公使麻克类爵士，要他不宜再托延不答，因孙中山已表示不怕与英国人冲突，并准备按排一个广州政府的人去接替总税务司。12月1日，外交团电广州领事，不允许任何人干预中国海关事务。这显示是针对孙中山的电报。12月3日，电报送达孙中山，指责孙先生“不俟使团答应9月5日照会，拨迳行胁迫收管广州税关，此种干涉税关之举动，使团继难承认。倘若竟然为此，当以相当之强硬手段对付”。同日，麻克类也致函伍朝枢表达同样的意思。此后，孙中山态度缓和，便在12月5日复电外交团，称海关在广州政府辖内，自应遵守政府法令。如将其关余交付北京政府“不啻资助其战事，以肆其侵略政策”。况且，关税的分配纯粹是中国内政，外国不得干涉。但是为了不激化矛盾，孙中山答应延期两周行动。

而法国、意大利、日本、葡萄和美国却将军舰开进广州水域。美国驻中国公使舒尔曼，建议美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阻止孙中山截留关余，美国海军部长也命令亚西亚舰队司令以广州为目标集结军队并采取除战争以外的任何手段。美国国务卿休斯则更甚，竟建议总统柯立芝命令美国南海舰队开往广州示威。12月5日，孙中山电复北京外交团，广州水域已大军压境—9个国家的17艘军舰。不久，列强又向北京政府发出正式照会，将联合派出海军保护海关。

孙中山于是转而在舆论界掀起强大的宣传攻势，反复强调关余处理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国家无权干预。关余事件令孙中山对西方列强援助的最后希望破灭。12月20日，孙中山发表致美国国民书，揭露了美国派遣炮舰至不设防的广州压制争取自由的中国人民。“设若贵国以海军向我所辖境内争取关余，而令北方不良之军阀得获胜利，实为一种愆咎，及无穷耻辱也”。同时，他先后接见了《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字林西报》的记者，对外宣传其正当性。此时，孙中山陷入愤怒，利用各种传播媒体抗议。毫无疑问，关余事件不仅影响了孙中山晚年的外交政策及国民党改组，更坚定了其“联苏容共”政策。并开始转向共产国际希望的“革命”外交政策。

1924年1月23日，在讨论大会上。鲍罗庭趁机请孙中山等人抉择，“是同全世界的民族革命运动一道前进，还是继续游说舒尔曼，说他的对华态度有失公允，甚至等待他或其他类似国家的代表来干涉中国事务”。“要么跟着有两千五百万人口的帝国主义阵营走，要么跟着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十亿七千五百万人口走”。

孙中山听说问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邹鲁：“现在准备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你有什么意见？”邹鲁迅速表示支持。孙意味深长地说：“假如不通过这点，大会就毫无意义”。就在这天，孙中山做了《对于中国国民党宣言旨超之说明》，在对外政策方面明确强调：“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他还突出说明今后既然有此宣言，就“决不能又蹈从前之覆辙，做到中间又来妥协。以后应当把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他还向与会者指出，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是我们做彻底革命的大错”。到1月30日会上，廖仲恺见依然有人反对，便给孙中山递一个便条，但孙中山态度坚决，发表讲话称他从辛亥革命起就提出过这样的口号。

同时国民党一大《宣言》关于民权主义的解释，也采纳了鲍罗庭的建议，明确表述“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求”。在国民党历史经验的总结上，也基本采纳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议的观点。鲍罗庭评价：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文件，“是社会党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所努力追求的目标”。可见关余事件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影响之巨。

五．孙中山压服国民党右派第一次反弹

《宣言》分歧结束后。在《中国国民党章程》讨论中，对于“跨党”上双方分歧严重。1924年1月28日，在国民党一大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的会议上，围绕着中共党员跨党问题发生激烈的争议。国民党元老方瑞麟提议加入“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内容。这实际否认孙中山“容共”政策，限制了中共党员不能有两个党籍。

对此，李大钊发言：“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这表明中共跨党是坦荡的。

“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我们觉得刚是革命派的联合战线，力量还是不够用，所以要投入本党中，简直编成一个队伍，在本党总理指挥之下，在本党整齐纪律之下，以同一的步骤，为国民革命的奋斗”。这承认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

“我等加入本党，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夺于本党的”。“有一部分同志肄惑因为我们加入本党，本党便成了共产党，这亦是一种的误会。我们加入本党是来接受本党的政纲，不是强本党接受共产党的党纲。试看本党新定的政纲，丝毫没有共产主义在内，便知本党并没有因为我们一部分加入，便变成了共产党了”。这表明尊重国民党的意识形态。

“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党的组织…..我们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去从事于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中国国民党而脱离了国际的组织”。李大钊最理想的国共合作，但实际是难以实现的。

“不过我们即经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我们所希望于先辈诸同志者，本党即许我们以参加，即不必对于我们发生肄猜，而在在加以防制。倘认我们参加本党为不合，则尽可详细磋商，苟有利于本党，则我们之为本党而来者，亦不难为发展本党而去。”李大钊再次表态了合作的诚意。

李大钊的发言感动了与会的大部分人，“会场情势几乎顿之逆转”。会前，中共党团会上。就达成共识：“共产党员不应在分部或委员会中争职位”。鲍罗庭也带头表示不为中共党员争取席位。这得到了汪精卫、李永声等支持，只有江伟藩、黄季陆仍同意方瑞麟的建议。汪精卫以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曾是无政府党，今已被承认为国民党员，“如何对于共产党员，又不允许他，这是什么道理？“主持会议的胡汉民，把双方争论的意见予以归纳：”讨论之焦点，在怕违反本党党义和违反党德党章，但此种顾虑，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在纪律已定有专章……唯申明纪律可也“。这样，国民党”右派“第一次反对容共提议被否决”。

国民党新选举产生的领导成员中，实现新老并存，国共兼顾。虽然“就整个中央执行委员组成分子看，共产分子共占10人，为总人数四十一之四分之一弱，但已足以形成牵制会务进行的破坏力量“。而作为中央党部不仅移驻广州，脱离了老党员聚集的上海，而且新选用的干部大都是支持“容共”政策的党员或是共产党人，组织、工人农民等部部务则基本上落入共产党人的掌控中。北京、上海等执行部中‘支持“容共”政策的党员和共产党人也是身居要津。各地新成立的省党部中，亦因不少的组织部和执行部掌握在共产党入手中及所派筹备员多为共产党人的缘故，有相当部分实际上为共产党人所控制。

这造成一直分任总务及党务负责人的居正、谢持等人，或不辞而别，或去乡下务农，态度极为消极。就连曾备受孙中山倚重，协助发起组织中华革命党，长期协助孙中山从事党务和宣传活动的回桐，得知“一大”结果后专程从上海赶去广州，向孙中山“抗争三次”，不得结果而归。更有甚者，“一大”刚一确定联俄容共政策，广州和香港就开始有了国民党已经“赤化”的流言，此事使得部分原本反对共产主义的国民党人如坐针毡。而中央所辖六部中有两部长为中共党员，其他中共党员也担当重要职务。这引发这些老党员的不满和抗议，进而引发各项反共活动。

1924年2月，冯自由，刘成禹，邓泽如，方瑞麟，刘成禺，谢英伯，萧佛成，徐清和，张秋白，王祺，凌毅等50多名国民党党员违反党纪，私自在广州太平沙开会，通过“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攘窃国民党党统案”。其警告书尚未发出，即被鲍罗庭，廖仲恺与李大钊发现，并上报孙中山。来源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6页。

冯自由等人在为行动辩解时，向孙中山表示：“共产党人甚至可以有自己的党，而我们这些忠于先生您的老国民党员，连开会都不行”。孙中山斥责了冯自由等人，并指出：“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及枪毙”。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1920-1925》，北京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7页。

对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要求“不得再起暗潮，如有怀疑，当来直问总理为是”。尽管孙中山不断强调对中共的信任与吸收政策，并依靠个人权威压制国民党内的分歧，严重处理反对势力，但依然没有办法消除国民党内的反共声音。陈旭麓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9-310页。

六．党团事件加剧国共双方矛盾

1924年黄埔军校建立尹始，正逢共产国际提出“世界革命”。莫斯科以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自居。故把“世界革命”概念引入学校教育，其“政治经济地理”课程中明确“随时随地把学生对于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情绪和观念联系起来”。虽然共产国际和国民党领导人对“世界革命”的理解各有不同，孙中山早在1921年就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中国和俄国携手可以解放亚洲，但他并不想建立类似第三国际式的组织。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10-11期连载李玉贞《浅析孙中山关于中德俄联盟与民族国际的设想》

后来孙中山又提出“民族国际”的世界革命架构，明确中国要当这一被压迫民族国际组织的“盟主”，表达了国民党在国际政治中有所作为的愿望。国民党“革命”外交也在共产国际的代表们暗助中开始萌芽。这也影响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史料》（续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0页。

国民党青年部把反帝运动列入日常工作。1924年9月7日，广东各界举行纪念1901年辛丑和约签字大会，首次公开提出建立“反帝国主义大联盟”的动议，经12个团体筹备初具规模。邹鲁以青年部长的身份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建立“广东反对帝国主义大联盟”方案，并在该会第53次会上形成决议：“通告各党转各同志，在该大联盟内，依据提案积极活动”。提案共13项，其中收回旅顺、大连；收回威海卫、广州湾，各省区所有租借地；收回关税；批驳一切侵略历史的罪恶等。这形成了国民党“革命外交”的基本思想。显然国民党走的是“世界民族主义革命”道路，与共产国际提出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即建立“世界苏维埃”不同，完全是两条路。《国民党周刊》第83期，1924年9月14日出版。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存《中央执行委员会第53次会议记录（1924年9月8日）》

在黄埔军校内，也很快就出现了国民党员、中共党员各自不同的世界革命活动及文章。而这种对“世界革命”不同理论和不同主义的碰撞，很快就引发了校内的矛盾。而校长蒋介石表面上在校内反复说明，“苏俄同志对于本党，以亲爱之精神，同志之资格，遇事互相讨论，求得真理”。实际，他与孙中山一样，看重的是苏俄的军事援助，能够迅速完成国民党建军，能够建立起国民党自己的强有力的军队，而不再受制于各地方实力派。黄埔建校前，1924年6月1日，广州市党部黄季陆，孙科等就向孙中山提交提案，称对某些共产党人予制裁。蒋介石：《黄埔军校史料》（续编）载《忠告本党同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9页。《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7编第1页。

以1923年6月17日（中共三大期间）成立的“广东新学生社”为例，阮啸仙兼任社长，负责人还有刘尔崧、周其鉴、张善铭、邹师贞等。其纲领明确提出“对内打倒封建制度，对外打倒资本帝国主义”，目标是“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该社办有机关刊物《新学生》。该社以宣传共产主义为主要内容，兼宣传国民革命。该社会一些活跃分子阮啸仙、刘尔崧、张善铭、郭寿华等积极参加了国民党改组，被选为各区党部，区分部负责人。翌年1月国民党“一大”后，团广州地委书记张善铭还被选进国民党中央党部任青年干事。在邹鲁手下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新学生社仅仅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外围，即非青年团也非共产党组织。但很快就与中共关系越来越密切。以致成为中共吸引青年党员最重要的渠道之一。邹鲁：《回顾录》，南京独立出版社1947年版第159页。

很快各种党团，商团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并迅速引发党团事件。作为青年部长邹鲁迅速向孙中山汇报。孙中山明确指示：“容共只是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实行本党主义，断不能让他们在党内做不合乎本党主义的活动。所以你办党和办教育，应该坚决保持本党的立场，如若共产党有法外的活动，当加以严防”。邹鲁遂认定共产党人的活动已是“法外”，便秘密组织一个团体与新学生社对抗，“秘密叫各校员生组织党团来对付它”。邹鲁聚集起来与共产党对抗的人多在广东大学，除他本人外还有“教职员和各单位的学生的代表混合组织一执行委员会…..有黄兆栋，梁明致，莫耀焜，刘克等一批骨干。此外另有女员生的组织，其中坚分子为刘衡静、钟婉如、陈逸云等。钟婉如复主持女权运动会，以抵抗共产党。学生私人方面更有民权社、民社等，与新民社对抗”。邹鲁：《回顾录》，南京独立出版社1947年版第159页。朱汇林编：《戴传贤与现代中国》载陈伯中《戴季陶校长与国立中山大学》，中国台北国史馆1989年版第111-117页。

很快波及黄埔军校，甚至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内很快形成两种思想主义的冲撞。而青年军人联合会则是以中共和倾向中共的青年军队组成的组织。1925年1月25日，该组织草定临时简章，并推荐蒋先云、贺震寒（另一说贺衷寒）、曾扩清、何畏能组成筹备会。2月1日在广东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加入的除黄埔学校学员外，还有粤军讲武学校，桂军军官学校，滇军干部学校，铁甲车队，福安军舰，舞风兵舰，飞鹰兵舰，军用飞机学校的学员及部分已毕业的学员。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就有约600余人参加。甚至省政府，中央党部，许多工会，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都有代表参加，且举行的游行人数竟达5000多人。市民观者，“途为之塞”。《黄埔军校史料》载《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组织缘起》，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0，331-334页。

虽然青年军人联合会仅宣扬一般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但该组织的活动经常安排青年军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许多已参加国民党的青年军队，同中共党员接触后，也向共产党靠拢。同时，军校内的中共党团也意识到，无政府主义在青年军人中的影响很深，许多青年人参加了巴枯宁、克鲁泡特金著作的学习小组，气氛一度相当紧急，校方甚至考虑将三十名拥护无政府主义的学员除名。足见黄埔军校内共产党的影响度。《黄埔军校史料》载王逸党《周恩来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0-331页。

另一方面，青年军人联合会还在军校政治部指导下开展了对工农群众的宣传工作。中共刊物《向导》周报公开在军校内散发，有很大影响力。甚至连汪精卫也介绍一些人加入。这很快引发国民党人士的担忧，他们见到一般学员中某些“认识不溥，意志不定的人，多加入他们的组织，在我们各组织中发生其党团作用，弄得鱼目混珠，简直似乎为他做嫁。有心人，悬然忧之。如任此以往，不必一二年，共产党就可以偷天换日，替代国民党了”。很快，军校内出现了与该联合会公开对立的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这也拉开了军校内的党团之争。《黄埔军校史料》载王柏龄《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7页。

至1925年春（孙中山病逝前），许多地方就出现了反对共产国际的“孙文主义运动”，其活动范围遍及广东，福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四川，北京等省市，甚至海外。其成员中有“国民党最高级领导干部理论家，老党员，教授，学生”等。戴季陶理论对该学生的思想影响不言而喻。曾在1923年随蒋介石访苏的邵元冲就公开表示反对共产国际理论的立场，紧随戴季陶发文，提出中国社会应以戴季陶的理论“作为指路牌”。孙文主义学会酝酿期间，共产国际称之为左派的汪精卫也同样支持戴季陶的理论。

类似性质的组织还有中山主义研究社，甘乃光便是广州孙文主义研究社的发起人。该社还办了刊物《孙文主义丛刊》，1925年4月15日同为左派领袖的廖仲恺还为其撰写序言。最后这些组织均统一为孙文主义学会。这表明国民党内反苏反共势力已开始形成，连左派也出现了明显转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集载李云汉《介绍孙文主义学会及其有关文件》，中国台北1974年版497页-500页，第510页。

而国民党右派如谢持等，在军校开学典礼上，就“拉拢军校教职员中的右翼分子，如王柏龄、贺衷寒、潘佐强、冷欣等”。谢持“断定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组织不是一般青年军人的联合，而是作为共产党组织的据点，从而决定采取以组织对付组织的行动”。《黄埔军校史料》载曾扩情《黄埔同学会如末》节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9页。

国民党这一新行动很快在黄埔军校内引发了强烈凡向。贺衷寒、潘佑强找廖仲恺，得到了廖的支持，还公开称愿为其后盾：“我正焦虑了许久，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居然被你们想着了。好！好！就这样子进行吧，我为你们的后盾”。贺衷寒、潘佑强等十分高兴，便开始“按手续成立，征求会员，武的呢，以黄埔军校为目的，文的呢，以中山大学为目的，尤其对广州的工人，远而至于上海，北平的青年”都是征求的对象。其宗旨：“我们既为中国国民党员，当然要明了国民党的主义……中山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且它是许多地方是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本党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很多，但致力于中山主义研究的则很不多见，所以非组织中山主义学会，不足以唤起同志切实的研究”。陈诚亦积极参加该组织的成立。中国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先总统蒋中正思想言论总集》，中国台北1984年版第40页。

军校内的党团斗争，很快引起苏俄顾问加伦的注意。他公开对孙文主义学会的发起者“攻击中共党员的做法”进行了抵制。甚至找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廖仲恺，指出“这是不能允许的”。

但加伦也意识到中共在国民党建立的黄埔军校内外“千方百计鼓吹阶级斗争”是不妥的，而且是国民党反弹的根源。但他已经无力控制双方的矛盾。加伦：《加伦在中国》，莫斯科2003年版第157页，第66页。

1925年11月10日，孙文主义学会发表《孙文主义学会阐明宗旨之宣言》，驳斥了一些对国民党人的“毁谤”，拟以“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之团结力，高举青天白日之鲜明旗帜……不辞劳怨，以努力从事于孙文主义”。

同年11月29日，孙文主义学会在广州开成立大会，发表《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宣言》，公开宣布“孙文主义学会之组织，实孙文主义信徒团结之集体”，表示要继承“先总理所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得以实现孙文主义之国家得以成功”。至于联俄，《宣言》称：“苏俄今日援助中国孙文主义之革命，与革命孙文主义之中国”，“今日之联俄，实为事实上之要求”，“孙文主义学会必本其孙文主义之反国际帝国主义之精神，与世界被压迫各民族之反帝国主义运动相结合，而期早日消灭世界一切帝国主义之侵略。”还剑拨弩张称“如遇障碍主义或弁髦主义之事实与问题，学会同志当即本其竭诚拥挤与牺牲之精神，而为维护主义之牺牲者”。同日，广州学生联合会也集会表示响，发表《告全国民众书》。

上海国民党部是一个重要据点，马超俊、黄季陆等表现活跃，对广州做出积极响应，上海孙文主义学会在同一天开成立大会，孙科、杨杏佛到会祝贺并发表演说。随着1925年11月第二次东征，革命军所到的潮汕也有冷欣建立的孙文主义学会。反苏反共势力日趋活跃，各地孙文主义研究形成一股新的运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集载李云汉《介绍孙文主义学会及其有关文件》，中国台北1974年版497页-500页，第512-514页，第520-521页。

中共派遣蒋先云秘密加入孙文主义学会，以争取国民党学员。这让一些国民党学员知道后非常不满。受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矛盾，国共关系又开始紧张。1926年2月2日，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召集两会负责干部会议，决定两会得互相加入，并受校长领导，校内团以上干部不得入会，遇有不谅解时，应当请示校长。1926年2月28日，孙文主义学会举行决议。由汪精卫主持并讲话。会上据2月2日干部会议精神通过相应决议。并明确两会在本军开会时，得有党代表参加，会员言论仅代表个人等。

此时，恰逢国民党酝酿和组织力量并举行西山会议的时期。共产国际的驻华代表们面临前相当严峻的形势。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转向紧张。仅仅20天后，便发生了“3.20”事件。正在谋划北伐的蒋介石，决定先稳定黄埔军校。4月20日，孙文主义学会解散。校内暂时平静下来。但没有根本解决两组织的问题。蒋介石为校长的黄埔军校在创办初期对共产国际和中共采取了实用主义的立场，即接受援助，又拒绝其主义和革命道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集载李云汉《介绍孙文主义学会及其有关文件》，中国台北1974年版第503页，516-517页。

但就苏俄政府而言，对国民党建军建校的援助是附带政治条件的，甚至带有干预内政的色彩。“孙、吴联合政府”失败之后不久，1924年，苏俄转而支持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苏俄同时设立了由加拉罕负责的北京中心，直接援助冯玉祥的国民军，意在彻底排除张作霖奉系，以维护苏俄在外蒙，中东路的权益；同时陪植冯玉祥势力来控制北方，使苏俄在华利益最大化。同时，还计划另组吸收国民党参加的冯玉祥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的新政府。《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146，152-153，第156，第158页。

在援助国民党建军建校的同时。1925年，在苏俄支持下。中共成立了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的军事部，开始建立自己的军队，这一举措意义深远。这也拉开了，国共矛盾新的阶段。

七.孙中山和国民党压制鲍罗庭“楔子战略”

划分左中右派是共产国际领导世界革命的一贯策略，以达分裂其内部的目的。鲍罗庭来中国接触国民党后不久，就开始制定中国左中右派的标准：是否造成按苏俄模式没收地主土地，是否造成“与俄国结成统一战线”，以及是否造成共产党人跨党。但这些都是涉及国民党的基本指导思想，鲍罗庭很快碰到钉子。

在筹备国民党一大时，鲍罗庭就要求中共“对右派要有所警惕，要同他们斗争……但不可因噎废食，不能象那个泼污水把孩子也泼走”的接生婆。他解释说，同右派斗争的“真谛，就在于我们通过此举，把那些企图使党附入深渊的国民党右派清除出去，从而推动国民党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对于左派，鲍罗庭说：“之所以要同右派斗争，就是要你们加强‘左派’，并在加强‘左’派的同时，巩固这个国民革命政党，使它……能够把国民运动领导起来并顺利达到目标”。李玉贞《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载《鲍罗庭笔记和报告记录摘要》，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360-362页。

但1924年5月中共中央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中共中央特别提出了开展国民党内的派别斗争问题，主张“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同时规定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性质，要求把产业无产阶级掌握在自己手里，阻击其加入国民党。陈独秀根据几个月的国共合作实践已认识到，国民党内的派别并非只是左右两派，还包含着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中派集团，孙中山等人就是代表着中派的势力。像主张左倾分子均不再介绍加入国民党，自然也是对这次会议中不再发展产业工人入党的策略的一种发展。显然陈独秀已对国民党中孙中山一派开始失去信心，以至准备与国民党分裂后，而组织新的国民党。此时正是国民党右冀势力抬头，孙中山公开准备召开二中全会，讨论国民党右派提出弹劾共党案的前夕。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领导人公然同意讨论这样一个明显地对共产党怀有敌意的弹劾案，表示强烈的不满和严重的反感。他们坚决地主张提高警惕并考虑到未来可能的政治出路。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233页。

但实际上，鲍罗庭并没有掌握很多国民党的“左派”。而且在“左派”的界定上，也存在问题。如廖仲恺，是莫斯科信使顾问们高度认可的“左派领袖”，实际是廖仲恺奉行的是孙中山的“联苏容共”政策。明确对共产主义感冒。直到1927年国共分裂的最后时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派驻中国的代表们也没有就国民党领导的左中右派标准达成一致，对鲍罗庭之前制的标准却一直套用。这也影响了中共，乃至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共领导人认定，真正的依靠力量只有中共，他们才是国民党左派。这对之后的国共关系，造成很大负面影响。鲍罗庭甚至向中共提出如果国民党不听指挥，就“拒绝援助”。所以一些国民党人不时排斥中共党员，或独揽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以确保国民党的领导地位。李玉贞《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载《陈独秀致维金斯基信1924年7月13日》《加拉罕致鲍罗庭的信1924年7月12日》，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13页，第415页。

孙中山明确拒绝鲍罗庭关于左中右派的划分。随后孙中山的四个动作颇引人注意：（1）他暗示孙科等向中共表示不满；（2）他支持联络委员会的设立，力图协调国共纠纷并解决与共产国际的联系；（3）他向国民党人再三解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没有区别，告诫那些“兴风作浪”的人不要制造麻烦；（4）特别是他又作出维护国共产关系的积极姿态，严厉表示要把冯自由开除出国民党。这一切显然表明他的立场：国民党没有左中右派之分。他本人不赞成这样做。李玉贞《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载《鲍罗庭笔记和报告记录摘要》，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352-353页。

1923年11月邓泽如告“中共状”事件被孙中山平息后。新的右派人士出现，戏剧性的是为首的竟是其长子孙科。北京方面的石瑛，汉口的刘成禹、覃振、詹大悲、谢持、茅祖权、张继，广东的邓泽如、冯自由、蔡元培、方瑞麟、吴铁城等。自然这些人也被鲍罗庭圈定为右派。《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28页。

孙中山为此采取“两手”意味深长的政治性举措。一是他特意安排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开始讲解三民主义，系统介绍他的学说，直到1924年8月。二是他在国民党此次大会后不久的一次谈话。即1925年2月，公开向舆论表明自己的立场：首先是说明中国与苏俄的接近，并非赤化，因“俄国与中国，今为对等之国家。彼等于不平等条件，有共同之目的，诚为中国之友邦，其援助中国也，乃当然之事“。至于中国是否会被赤化，孙的答案是否定的，因这样做，”必受中国国内之资本家，智识阶级及军人社会之反对“。

其次，他就国共关系和国民党内的思想状况作出分析。孙的此次谈话一方面带有明显的庇护右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对待共产党人也相当严厉。对共产党人“为其独特之活动“，他不仅表示非议，而且表态对待共产党的做法”不能必言其提携“。此时孙先生对与中共的合作，已转为”提携“，而非”容纳“，就更谈不上”联合“。

同时，他对共产国际左中右派的划分，再次提出反对。对于被认做右派的冯自由、张继等人，孙中山知道他们”反对与共产派接近“，也知道冯认为”共产派为破坏民国之毒瓦斯弹“，但他丝毫没有批评冯自由的意思，相反，他还表态肯定冯是”热诚勇敢之人“，是国民党员”之先辈中，次于张继之德望家，亦一器局雄伟之政治家“。

至于徐谦和共产党人谭平山，孙中山知道他们“最近任共产派之领袖“，但绝没有取共产国际的做法，冠以”左派头衔“，只肯定他们是”多年为国民党尽力，辅助我活动之功劳者也“。对于谭、徐等人，孙中山不无保护之意，说”彼等之所以为共产派，并非俄国之走狗“。孙知道他们主张苏俄式的激烈的阶级斗争道路，但也肯定他们”并非脱退国民党，不过为国民党之急先锋，而促国民之自觉，否认妥协政治“。在谈到国民党内是否有派别之争时，孙中山很不情愿的表示，这样做“亦不得已之举“，他把国民党内的”急进派与稳健派“视为情绪的不同，而非根本的对立。

具体在某些人属性上，孙中山坚拒左中右的划分法，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张继，冯自由，谢英伯为稳健派；徐谦，谭平山等为急进派；孙中山本人和汪清卫，胡汉民则为综合派。对于各派人士，孙中山认为他们“各人心中毫无私见“，都有一个共同目标”依然奉行大国民党主义“，而且这些人未来”定可支配大局无肄也“。此次谈话中，最具分量的是孙中山严厉表态：“若共产党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绝其提携“。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载《与日人某君之谈话1924年2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6页。

当然孙中山为了继续联苏，依然顾全国共关系的大局，不想激化矛盾。他转而采取迂回战术，示意广州市党部的执行委员孙科、黄季陆在1924年6月1日向孙中山送交提案，要求制裁共产党。他们虽然把矛头指向中共党员谭平山”把持“和”操纵“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实际上将矛头指向中共背后的鲍罗庭。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册载《组党》，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68页。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7册第1页。

孙中山的态度明显地鼓舞了过去因怀疑共产党人而受到压制的国民党老党员们。邓泽如迅速致函上海谢持，提议利用上海远离广州，“工于规避”的条件，深入调查李大钊等“不守党义事”。上海老党员终于在5 月间得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一份，内中可以看出，共产党人确是以党团的方式在国民党内存在，并且有试图左右国民党政策和扩大自己组织的某种意图。该文件称：本团团员加入国民党，当受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之指挥，但本团之各级执行委员会当受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执行委员会对于团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之种种指挥。本团团员在国民党中：( 1) 应赞助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主张，与其言语行动完全一致； (2) 本团应保存本团独立的严密的组织。

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我们在国民党中须注意下列各事： ( 一) 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 ( 二)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 ( 三)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之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 (四)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 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杨奎松《“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转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上）第142页；《革命文献》第9辑载《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案》，第72-74页。

谢持、居正、张继等老党员迅速商议行动计划，决定由张继和谢持赶往广州，准备会同邓泽如等联名提案检控共产党人。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后的两天，即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又向孙中山提交弹劾书。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和《团刊》第8号（1924年6月15日）专员上登载一些内部规定提出批判，如：共产党人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后，仍保持自己独立的组织；党和青年团要团结一致；应接受相应各级执行委员会指挥，赞助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有觉悟的分子加入共产党；促使国民党接近苏俄，时时警醒国民党等。《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6-77页。

邓泽如、张继、谢持据此认为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便是“纯系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一种党团作用”，这样便“失去其为国民党党员之实质与精神，完全是不忠实，其行为尤不光明”。他们还建议“为国民党之生存发展起见，绝不宜党中有党”。关于共产党员跨党，他们提出的理解是，孙中山之所以同意，乃“系为联络世界革命”。但《团刊》第8号（1924年6月15日）却公开表明“共产党之议决，社会主义青年团之议决，皆属秘密”。故向孙中山提议：这是共产党和青年团“欺蒙先生，以售其狡计，阴狠极矣！”。

至于中共按共产国际理论称国民革命为“资产阶级革命”，他们也不满，更不能容忍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可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却坚持“革命机会主义”，时时批评国民党，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来说保持政治独立性和共产主义不可或缺和“日常工作”。同时，中共党员以开办工作补习学校及在各地吸收党员等形式迅速发展，引起了邓泽如，张继，谢持的警醒，他们认为“本党进行，取公开。而彼党进行系秘密，此种行动，已摧破合作之界限”。并要求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从速严重处分，以维根本”。《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21-327页。

而谢持等把中央监委立案弹劾共产党的消息四散传播出去，更使整个事态复杂化，公开化了。这刺激了各地国民党人对共产党的敌视情绪，不满共产党人跨党的国民党人因此纷纷集会，一时间联名提交检控信和弹劾案的国民党人就有2000 人之多。冯自由也在此时致信孙中山，指责廖仲恺等人“以身跨两党之故，仍首鼠两端，多方为共产党袒护”，要求孙中山“引咎道歉，以平多数党员之公愤”，开除党内一切共产党员，惩办廖仲恺等人。来源《档案与历史》载《冯自由致孙中山先生函稿》1986年第1期。

为尽快平息事态，执委会还委托汪精卫和邵元冲起草宣言，以表明中央的态度。宣言中不仅没有直接批评共产党，反而重申了“容共”政策， 批评了反对派。宣言称：数月以来， 党内有人误会“已加入本党之共产派党人，其言论行动尚有分道而驰之倾向。于是反对派得藉此而肆其挑拨。同志间遂由怀疑而发生隔阂。”“ 为解免党内外之误会及隔阂起见，不能不再为郑重之声明，即本党既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故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宣言，严格说来是反映了孙中山这时的态度的。孙针对中共强硬的态度，并不意味着他自己的“容共”政策发生了动摇。既然了解共产党的“第三国际”背景，而这恰恰又是实行“容共”政策的重要考量之一，孙中山当然清楚共产党人绝难不受苏联政策左右，而完全与国民党同步调。

6月25日，谢持、张继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同鲍罗庭谈话。明确提出四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共产党和青年团系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那就不应有党团，否则违背跨党实质的精神。中共跨党“使许多小团体在一范围内相倾轧相竞争“，对于一个党来说，这是”致死之道“。

（2）况且中共在国民党内还有党团，尤其是其活动属于秘密，如前述《团刊》第七号所载内容，说明“共产党持永久之计划。日日以如何对付国民党为切要目的。国民党不能不认共产党团为本党本体上之大问题“。

（3）张、谢二人认为中共本无什么力量，“不过第三国际之差遣。第三国际为苏俄所创。俄国对中国革命政策，将由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国民党以操纵左右也。俄国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俄国之子。中国国民党或可为俄国之友，尚不可知“。

（4）张、谢称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意“欲令国民党复活者，实足以使国民党死亡耳“，目前已经引起后者相当强烈的反感，他们认为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文章和行为太过失当。

鲍罗庭也毫不掩饰对国民党的不满，指责该党在重大问题上如金法郎案，德国债务问题，吴佩孚杀害工人等重大事件上没有作出一个“革命“政党应有的反应。甚至公开声称”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能说有国民党员，不能说有国民党“。关于党内划分左中右派，鲍罗庭认为”党中分派，是不可免“。关于国民党内谁是左派，鲍毫不含糊的承认，只有跨党的中共党员才是左派。”如方端麟等对中俄协定之宣言，可认为右派“。可见，对苏俄态度是划分左中右派铁定因素。

关于中共跨党问题，成为双方交锋的核心。鲍罗庭相当强硬的表明立场：任何党派都存在这种现象。之所以让中共加入国民党乃“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他依然阐述自己的良好愿望：”今日两者本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

对了鲍罗庭的回应，张、谢二人依然不依不挠。他们不仅指责《团刊》和日常中共对国民党批评，而且中共加入国民党就应服从三民主义的承认，二人甚至愤怒的表示要与共产党厘清关系，让莫如新生的共产党离开国民党。

但之后，谢持、张继又表明根本态度：“素来赞成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共同从事革命。此次问题发生，仍主张友谊解决“。鲍罗庭也认为”假令将共产党分出云，共产党或更改党史，而主义仍与国民党同，徒分离革命实力也。前途必不利“。这次交锋，未达成任何共识，最终定”改日再继续讨论“。《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27-329页。

很快，他们就进行再一次交锋。1924年7月3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0次会议。与会者中只有谭平山、林祖涵两名中共党员。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张继、谢持两人前几天对鲍罗庭的弹劾。张继坚持反对鲍罗庭在国民党内划分左右派的做法，说国民党内没有什么左派右派之分，仅仅“在国共两党之间有反对派“。他认为既然鲍罗庭说过国民党已经死亡之类的话，那他就不适合担任国民党的问题，张继指责共产国际想”谋取东方革命的操纵和控制权“，说鲍罗庭”居心不善“等等。至于跨党的中共党员，张继认为中共加入国民党后”净是给我们找麻烦“。而且会控制国民党；提出中止国共第一次合作。而中共在国民党内设立党团等事，依然受到张继的指责。李玉贞《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00-402页。

不久，刘禹成也向孙中山表示，中共利用国民党内有裂痕的机会加入国民党，是要吞并，消化国民党，进而推翻中国社会原有农工商各阶级的安定生活，“以行其全国恐怖计划，侵入国民党，为喧宾夺主之计，失败则吾党受人唾弃，成功则共党横行全国，国民党亦遂而消灭，所谓浑然一体，无从分别也”，劝孙中山勿“为一时之冲动，收纳共党，使国民党将来贻国家民人无穷之忧”。广州国民党中央为撇清与苏联以及共产党的关系，在同意组织纪念俄国十月革命活动的同时，甚至公开声明：此“非赞成共产之实行，非媚外，更非讨好俄罗斯，乃庆祝被压迫阶级之成功，乃庆祝民族解放之实现，同时并鼓励国人对于革命之勇气“

7月7日，中执会发布党务宣言，明确规定了党员标准，“不问其平日属何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并决定呈请孙中山召开中执会全体会议，解决弹劾共产党案。8月底，国民党一届二中执会召开，通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及《关于在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决定设立国际联络处，解决两党争端。虽然彻底否定了“弹劾共党案”，但党内反共声浪明显反弹。

谭平山则替鲍罗庭辩解，而且反复说明中共对国民党的真诚帮助。但这天的会议结果却发人深省。会后，汪精卫、邵元冲根据会议按排起草了一个文件。这就是7月7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对于跨党的中共党员的活动，《宣言》提法相当谨慎：没有批评中共，而把一些指责中共“有分道而驰“的言论及行动定性为“误会”。当然也批评：“对于规范党员，有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及党纲为断。如有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重之制裁，以肃清纪律”。这暗示了国民党对共产国际左中右派划分的否定，又明显消除国共间的隔阂。

但鲍罗庭却没有放弃其在国民党内划分左中右派的做法。1924年7月11日，国民党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有：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伍朝枢和鲍罗庭。照惯例，政治委员会的人员是孙中山指派：除上述人外，还有谭平山、邵元冲。伍朝枢作为秘书，鲍罗庭为顾问。主席自然是孙中山。鲍罗庭又认为委员会内的国民党人可勉强称为左派。但是该委员会成立伊始就遇到人选的麻烦：真正唯一的左派谭平山不想任此职。李玉贞《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载《鲍罗庭致瞿秋白的信1924年7月18日》，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18页。

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设立，意味着国民党开始实施其对内对外政策。鲍罗庭认为时机已到，决定迫使国民党“左转”，他希望在国民党内组织左派运动。不久，鲍罗庭提出由国民党内跨党的中共党员尽快创办一个报纸，通过它阐述中共对中国内政外交的主张，以此为中心集结国民党内一切左派力量。他就对中共提出要求不能太多考虑退出国民党的可能性，而要多做“楔人左右两派的工作”。他批评广州的中共党人“没有在国民党内提出任何建议，自然也就没有机会实际考验’左’派”。他要求共产党人“不应惧怕国民党内发生冲突和争论，而应旗帜鲜明，就所有涉及地方性的，全国性的与国际性的问题提出建议和议决案”。只有这样，才有利将来“在国民党内更加兢兢业业履行自己的责任，更有利于在左右派之间打进楔子”。不过他也意识到，在这方面确实“碰到种种极大的困难”。李玉贞《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载《鲍罗庭致瞿秋白的信1924年7月18日》，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19-420页。

但中共广东区提出“脱离国民党”的主张时，鲍罗庭制止了这种主张，提前在当前形势下为脱离国民党作准备的主张使党“走了上了条实际错误的道路”，因为“国民党在实际活动中，尚未完全背离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暂时还有可能利用合法方法在广大群众中开展工作，以深入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和加强工农派的力量”。

作为共产国际公认的左派的廖仲恺公开反对鲍罗庭的“楔子策略”。在1924年，他和孙中山与鲍罗庭讨论土地改革这一国民党民生主义的根本问题时，廖仲恺再次反对鲍罗庭的主张。他举了广宁农村骚乱时件，称农民协会组织已经就绪，但发生了几次军事冲突后，农民被豪绅争取过去了，担任区长的是一位国民党员，他竟也支持豪绅，最后政府派遣一个师的部队才镇压地主的动乱。他强调“政府再也没有能力往广宁派军队了。如果其他地区再出现这样的骚乱，政府的存在就将受到威胁”。廖还强调中国农村存在的宗法关系，认为这是中国农业经济的一大特点，应加以重视，“地主，豪绅和农民都沾亲带故，姓同一个姓。由于农村结构的宗法性质远强于封建性，所以其阶级矛盾相当和缓，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更像是叔侄间的矛盾，而不像敌我那样，不共戴天”。李玉贞《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载《孙中山，廖仲恺，鲍罗庭就中国农民问题的谈话1924年8月10日》，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23-424页。

而孙中山则在1924年8月10日，在讲解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时，阐述了“我们国民党的办法”：“就是政府照地价收税和照价收买”。地价“应该由地主自己决”。这样做的结果是“地主还是很可以安心的”。这显示与共产国际“打土豪，分田地”相左。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载《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年8月10日》第二讲，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8-390页。

10天后，在同鲍罗庭等讨论土地农民问题的会上，孙中山不容反驳的重申自己的观点：“在农会刚刚组织的时期，不应该进行任何公开的反对地主的宣传鼓动”。当共产国际人员步步紧逼追问：“何时能在香山县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土地改革”（香山为孙中山故乡—笔者注）。孙中山依然强调“要有组织上的充分准备工作”。这一系列事件，让鲍罗庭意识到自己的“契子”不知该往哪打。而且在与莫斯科其他使者在如何让国民党“左转”上，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李玉贞《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载《孙中山，廖仲恺，鲍罗庭就中国农民问题的谈话1924年8月30日》，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24页。

事实上，孙中山早就清楚并设法改变中共“包揽”对苏外交的状况。在1924年初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的起草和国民党对外关系等问题的处理过程中，胡汉民认为鲍罗庭的做法在许多方面违背孙中山的意图，代表大会后他便发表其《中国国民党批评之批评》的文章。这是国民党领导人第一个公开在报刊上表露对一些重大问题看法。不久，胡还和廖仲恺联名向孙中山进言：“我们中国民族实在太大，所以中国的民族革命一定要得到国际的联络和帮忙，我们中国民族自己对民族革命当然负责甚重，而对于一般弱小民族也要扶植起来”。孙中山不仅同意胡廖二人的建议，并且接着把鲍罗庭请来，向其说明“拟组织一个主持国际活动，流通国际消息的机关”，胡明确告诉鲍罗庭，国民党“第一步……就要组织国际局”。并要求鲍把国际方面的材料“随时供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他还索性邀请鲍罗庭也参与组织这个国际局。《革命文献》第9期第49-64页。《中国现代史丛刊》第3册载吴相湘《胡汉民先生年谱初稿》第200-210页。胡汉民《胡汉民全集》第3卷载《民族国际与第三国际》第1395页。

1924年7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第41次会议通过了汪精卫、邵元冲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之宣言》。这个文件形成的前因便是张继、谢持的弹劾案。不过《宣言》的语气比他们面对面的谈话柔和得多，仅仅表述了“解免党内外之误会及隔阂”的意图。字里行间透露的是相当严厉的《规范党员》活动的必要性：“否认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如其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重之制裁，以整肃纪律”。还明确规定了党员标准，“不问其平日属何别，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并决定“呈请总理在短期内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关于政治及外交问题由总理或大元帅办理》的决议草案，便是在上述情况下，于7月14日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1次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3次会议记录》。

7月18日，鲍罗庭派瞿秋白为代表参加政治委员会，取代已经由孙中山批准辞职的谭平山。8月13日，政治委员会决定“设立联络部，以解决纠纷。设联络部方法：由本会举代表一人，第三国际代表一人，中国共产党代表一人，商议后，报告本会呈准总理，然后派出代表赴全体会议陈述”。很显示，国民党是要把同共产国际的交往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等于大大减弱了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李玉贞《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载《鲍罗庭致瞿秋白的信1924年7月18日》，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18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藏：《政治会议第5次会议记录1924年8月13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8月15日早晨在广州开会时，瞿秋白出席了会议。从8月19日开始用三天的时间讨论了监察委员会张继和谢持及其他同类性质的弹劾共产党的提案。张继仔细阐述了其弹劾书的主旨，提出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第三国际共产党及其道路是否适宜中国社会情形，至于对俄关系，他认为：“与俄为挚友则可，以俄为宗旨则不可”。这基本概括了此后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一直矛盾重重的实质—国民党拒绝走苏俄的道路，而苏俄却要领导中国革命。

瞿秋白针对张继、王法勤的发言作了答辩称：“实际问题上则所谓团作用（一致行动）之嫌疑，实为惹起此次纠纷之端。实则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个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所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何待团刊之发现乎”？瞿秋白的答辩不无道理，但在会上明显处于弱势。

同日的政治委员会举行第六次会议，经讨论后通过两个草案：一为《国民党之共产派问题》，旨在以国民党的纪律约束跨党的中共党员；二为《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之联络问题》，旨在由国民党直接与共产国际联络。内容计：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内设国际联络委员会，由总理任命该会委员。联络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联络世界平民革命运动；与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联络；与第三国际联系。与第三国际的联络方法为：协商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联络方法；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中国国民党有关系者之联络方法。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中国台北中华学术奖助委员会1996年版第534-536页

8月21日，胡汉民主持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监察委员张继出席，其他中央执行委员：覃振，丁惟芬，于树德，王法勤，恩克巴图，谭平山，邹鲁，柏文蔚。候补中执委员：白云梯，傅汝霖，张苇村，瞿秋白，沈定一，韩麟符，于方舟。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了国共两党纠纷，跨党的共产党人活动和促进国民党党务发展的问题。

会上汪精卫宣读监察委员李石曾的信：“两党既已合作如前，万不宜分裂于后”，主席胡汉民认为《团刊》上的文件“用语不当处固多，而内容确无其他恶意，不能即认为是一个有党团。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比较地照政治委员会草案甚为适当”。瞿秋白表示，应当“以纪律为准，而不宜问共产派是否”。是日会议通过《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和《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文件。

鲍罗庭并非不敏感，他觉察到国民党右派和中派动机是一致的，他们不能让中共“垄断中国革命”领导权。他明知这是企图“切断共产派同共产国际的联络”，以便“一劳永逸地澄清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但他认为组建这个机构的动议主要还是出自中派，所以没有反对。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中国台北中华学术奖助委员会1996年版第537页。李玉贞《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载《关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国共关系问题情况报告（不晚于1924年8月30日）》，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26，第428页。

在最后形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于全体党员之训令》中，明确了中央政治委员会内设立联络委员会的主旨，其中之一，就是设法“了解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本党之关系，如是，则党内之共产派所被党团作用之嫌疑可因此而消灭，党员之对于共产派亦无所用其猜忌”。事实上，这个机构还负有更加广泛的使命：与世界各国平民革命和各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联络，与第三国际联络。对后者的方法也有规定：协商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络方法；协商中共活动中与国民党有关系的联络方法。《中国国民党周刊》第40期，1924年9月28日出刊。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中国台北学术奖助委员会1996年版第327-328页。

但是共产国际后来没有承认该委员会的涉外功能，其驻华代表称“它不直接同共产国际发生关系，不进行国际性（在太平洋范围）的协作”。它只有调整“国共冲突和误解”的功能。这不是国民党的本意，它也就无法保证国民党同共产国际的直接联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发生在孙中山在世时。李玉贞《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载《维金斯基致鲍罗庭的信1925年2月15日》，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73页。

下篇

一.孙中山“以退为进”稳定国共关系

陈独秀得知国民党决定成立联络委员会一事后，认为鲍罗庭没有同中共中央商量，没有识破“孙中山和其他一些人的阴谋”，竟中了他们的“圈套”。这样的决定对中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中共断不能承认这样的决定。参加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瞿秋白也因“没有反击右派试图控制中国共产党的做法”而受到批评。陈独秀还说，“共产国际代表对国民党的成分没有清楚认识，也没有意识到，除了共产党人之外国民党内没有‘左’派这一事实”。在中共中央看来，“被称为’左派’的那一部国民党人实际上不仅不是‘左派’，连中派也未必算得上，因为他们与左路派完全一致，而且总是与右派妥协助来压制‘左’派”。中共中央认为鲍罗庭犯了许多错误，首先是在军事政策方面帮助国民党，从而增强了右派的反共势力。即使国民党的中派满脑子旧思想，“很难让他们走上革命道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国民党的军事行动，只能加强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而“削弱对国民革命的宣传”。《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载《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瞿秋白同志关于广东省政策路线的报告所做的决议（不晚于1924年10月8日）》，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38-440页

陈独秀甚至为此请共产国际警告鲍罗庭。鲍罗庭无奈，只好改变原来向国民党拨款计划，不再向国民党各省党部提供财政援助，而将这部分钱交给中共，通过后者提供给受其控制的某些国民党的省党部。但鲍罗庭并未放弃其“楔子策略”。

与此同时，广州的局势也因孙中山下令“扣留纸老虎枪械”（指广州商团事件）一带而动荡不安。为稳定大局，孙中山亲自出面处理国共摩擦。请参看笔者前作《1924年广州商团事变》。《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载《孙独秀致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信（1924年10月10日）》，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43页。

1924年8月30日，国民党中央举行全会。孙中山出席并致闭幕词。会上的气氛比较紧张，孙中山批评那些“闹磨擦”的人和“那些反对共产派的人根本不懂得我们的主义。我们进行革命已经三十余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同志们不了解党的主义”。他再次肯定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和鲍罗庭的能力，称他们“革命党，人人有自觉性，受过训练，懂得为主义而战。况且俄国革命的方法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因此我请鲍罗庭同志做我们的顾问”。至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孙中山“详细说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区别，只是达到民生主义的道路不同而已”。

对于右派“激进”分子冯自由，孙中山说他尽管有二十年的党龄，“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当选中央执委委员会委员，便掀起反对共产派的运动”。孙知道冯“在同志们中间有一定威信”，所以国民党内才有人“无意识地跟着他‘叫嚷’”。因此，孙中山宣布以党主席的名义开除冯自由的党籍。张继持不同意见，称“党内不理解民生主义者，大有人在”，他本人也是其中之一，请孙中山也予以开除。但孙没有这样做，因为张仅仅是“不明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载《孙中山在最后一次中央全会的讲话（1924年8月30日）》，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31-433页。

但这并没有平息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情绪。最后，孙中山只得表明若国民党党员都不服从他的指示，那么他将抛弃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后，张继才妥协让步。但孙中山利用本人威信的压服，无法解决国民党的分歧。张继等人最担心的，是孙中山等人只“容共”却不“防共”，给中共在国民党内迅猛发展创造了契机，这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分人员的忧心。来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年》载《孙逸仙在国民党中央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26-527页。孙先生在世时尚能利用自身威望压制党内反对意见，但他逝世后国民党就彻底分裂。

二．孙中山北上及在日本提出“大亚洲主义”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以镇威将军自称的张作霖在锦县设立大本营。直军则由吴佩孚任总司令，冯玉祥、王怀庆、彭寿莘为军长。但冯玉祥却趁直军失利出京之际，于10月19日自热河前线班师回北京，并得到胡景翼和孙岳的协助，迫曹锟下野，张作霖回到北京。冯、段、张均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后在天津会议上冯玉祥推举段祺瑞为执政。是谓北京政变或首都革命。

关于国民党是否参与这场革命，现存多个版本。按孙中山的说法，事变前的五六个月他就知道一些国民党人在北京“进行”，并且“成绩很好，军界表同情的很多”。他本人对于“以前的情况不明了”，另外，他还从此次事变中看到，北京也未必像他过去理解的那样，是“空气龌龊，官僚卑下，武人野蛮”的地方。这里同样可以成为“革命的策源地，造成一个革命的基础”。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二编，中国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版第556-565页。

孙中山感到既然冯能够“驱逐元恶，为革命进行扫除障碍”，所以“贯彻十余年来未能实现之主义”也有了保障。这已经是“中央革命的头一步；头一步通了，再走第二，第三步，中央革命一定是可以大功告成的”。他估计，待他到了北京，“极快只要半年便可以达到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主张，极快也不过是要两年工夫便可以成功”。但历史没有给他实现的机会。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载《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1924年11月3日》，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4-265页，308页。

孙中山遂决定北上。1924年10月11日，他在广州发表北上宣言，向世人宣告此行的目的或曰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是：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内问题，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枷锁，从而奏响反帝的旋律。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载《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1924年11月10日》，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4-298页。

而孙中山北上前曾对蒋介石说过一番意深长的话：“鲍尔汀（指鲍罗庭—笔者注）同志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容纳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个样子才好”。蒋介石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也描述过孙中山与鲍罗庭的关系，说孙中山的主张常与鲍罗庭“同志的主张，完全相同。就是以我所见所闻的，总理与鲍同志的主张是或小的地方有些不同，而大的主张，是如出一个人的意思一样的。苏俄同志看见中国有这样的思想伟大主义坚定的革命领袖，将来革命一定可以成功，所以他不辞远道，不惜牺牲一切，不怕艰难辛苦，来同我们真正联合在一起，共生死，同患难，这也可算我们总理的诚心感召所致“。显然，他是希望北上后，蒋介石能继续依靠鲍罗庭的力量，稳定广州局势。特别是应对陈炯明的反攻。积极“联苏”也成为蒋介石初期最重要的政策，也是其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蒋介石先生讲演集》，1926年版第37-38页。

11月13日孙中山离开广州，经香港到上海。耐人寻味的是孙北上途中安排了日本之行。鲍罗庭、加拉罕曾极力劝阻（另一说法鲍罗庭、加拉罕知道孙中山有联日的想法，并未阻止），莫斯科甚至提出孙中山到苏俄访问。但孙中山没有接受，蒋介石也认为“此时访俄，将使共党乘机散播谣诼，来混淆一般国民的耳目，要使我们本党国民革命的前途发生重大的障碍”。孙中山访问苏俄的计划遂作罢。关于他为何特意绕道日本到北京，学界存在诸多说法。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孙中山希望在苏俄援助之外，打苏俄牌以争取日本的支持。《联共，共产国际和中国》载《鲍罗庭关于国民党情况的局面报告》，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64-465页。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国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40页。

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在日本神户演讲时明确提出“大亚洲主义”的基本构想：东方乃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中国和日本是东方的两个大国，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渐强，特别是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俄国，给东方的亚洲人民以希望。所以大亚洲主义有了思想基础。“从日本战胜俄国之日起，亚洲全部民族便想打败欧洲，便发生独立的运动”。孙中山在比较了东西方文化后说，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王道，而不同于西方专以武力征战和压迫弱小民族为特点的“霸道”。他主张以东方的文化为基础，借鉴西方的物质文化，以此作为大亚洲主义的基础。但学习和借鉴绝不是“学欧洲来消灭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我们是学来自卫的”。他反复强调讲道德，说“会义道德就是我们大亚洲主义的基础”。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1924年11月28日》，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3，407页。

同时他也从其“民族主义”理论的角度，尖锐批评日本，指出“所有中国同外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都是要改良，不只是日本所立的二十一条的要求”。他甚至质问：“假若美国对于日本也有二十一条的要求，你们日本是不是情愿承受呢？当然是不情愿的”。他要日本“拿出心和公平的主义出来”，按照中国古语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来处理对中国的关系。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载《与门司新闻记者的谈话1924年12月1日》，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6页。

孙中山鉴于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密切许多，特别苏援的落地，让他更希望中、日、俄能互相“提携”，“尚希望日本速归于亚细亚主义，而尤以承认俄国为其第一步”。他把中、日、俄联盟的构想作为大亚洲主义的核心来反对欧美列强，期望“将日本帝国主义从帝国主义阵营分割出来，这是一相情愿的”。显示孙中山对日本放弃对华侵略，并不抱希望。但他更迫切的是不再依赖，甚至被苏俄所左右；但又需要苏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联苏，到联苏制日+联日制苏。让国民党有更多的空间。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载《对日本采访员的谈话1924年12月5日》，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6页。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13页。

此时，孙中山对苏俄的关系，他的基本思想仍然是：苏俄是已经宣布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的国家—在民族主义的意义上，“照革命的关系，实在是一家”。然而“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国的制度，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为中国同俄国的国情彼此向来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那么孙中山真认为苏俄会放弃“对华不平等条件”？他曾对刘成禺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在我成立广州政府以后，英、美、日三国一有机会就给我制造困难，特别是英国！幸好，今天俄国给我们派人来了，还要用一切重要物资支援我们，这并不是说俄国对我们特别友好，它是想通过国民党贯彻它在中国的政策。我们从外交考虑愿意同俄国结成同盟，借以威胁英、美、日。如果英、美、日改善同我们的外交关系，我们为什么只同俄国联盟”。显然孙中山的本意是维持苏援基础上，打苏俄牌以取得美、英、日的支持。充分显示了他的革命实用主义。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载《先总理旧德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33页。

三．南北和谈的矛盾重重及决裂

孙中山在到达北京前，就广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1924年11月19日，他在上海住所举行记者招待会。沪上新闻界人士30多人应邀前来。其中有《商报》陈布雷（日后蒋介石的重要智囊），《申报》康通，《新闻报》严谔声，《大陆报》许建屏等。孙中山向报人说明“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第一点就是打破军阀，第二点是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打破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这两个祸根……和我们人民的福利是永远不能并立的”。

他明确提出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还揭露了列强侵略和不平等条约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斥责帝国主义援助中国反革命势力，把“一万五千万元借款给与袁政府，助其扑灭革命党势力”的恶劣做法，猛烈抨击帝国主义把持中国海关，侵犯中国领土和主权并“皆以中国之主义自居”。从而强调此次北上，一定要与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打破这一枷锁。

值得注意的是，他颂扬了苏俄外交主动放弃了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交回俄国从前在中国所得的特别权利，放弃主人的地位，不认我们是奴隶，认我们是朋友”。“迄今确实归还主权者只有苏联一国”。不过这仅是孙中山主动向苏俄示好，实际中东铁路直到1950年才真正归还中国。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1月20-22日，12月10日

但面对孙中山的谈话，张作霖却着实担心。最令他不安的是，孙中山是否要把中国“赤化”。况且当时舆论界和政界对孙中山抵津的反应也加重了张作霖的担心。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从日本到达天津。当局立即逮捕了一名国民党员，名叫杨凤楼。更令舆论不满的是，5日英国租界竟派巡捕搜查了国民党直隶省党部，传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刘吉祥，直隶省党部委员于方舟，搜获省党部。还查扣了天津市党部敬告市民书及欢迎传单等千余张。其理由是国民党“散发反帝国主义传单，语多不利外人”。 工部局捕头则反客为主，发号施令，宣称什么中国人在外国租界内散发传单。但国民党通过媒体广泛报道杨凤楼的正义言词：“租界地系中国土地，外人岂能认中国人为客人”。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11日。

天津民众迅速掀起欢迎孙中山的热浪，并波及北京。东交民巷里的外国使节们十分警觉。这天上午11时，英、美、日、法、意等国公使在外交团领袖荷兰公使欧登科的馆舍召开会议，谋划应对中国时局的对策。就连孙中山在天津赴国民饭店之事，也由东交民巷遥控天津领事团，经官厅七次交涉才方有结果，还附加一个极为无理的条件：不许孙中山发表任何演说。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14日。

对于孙中山坚持联俄政策，受到北京一班当政者和军界要人的反对。孙抵达北京前后，段祺瑞正同北京外交团谈判，以尊重不平等条约为交换条件来赢得列强对其政府的承认。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在短时间内被迫两次公开表态。

12月4日，孙中山、张作霖在天津附近的曹家花园会谈，接着孙中山在9日给张作霖写了一封信，向其“交底”：

从1922年科我在上海同俄国代表越飞会见后，我们发表了会谈纪要，谈话的内容中外报刊都有披露，想您也是看过的了。从谈话中明确中国需要进行国民革命，以驱除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

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我和你的看法完全不同。从那以后同俄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俄国放弃了沙皇时期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它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从而表明他是中国的好朋友。

同俄国接近的做法是必要的，文（指孙文—笔者注）还要以此迫使世人注意中国的未来。您信中提到的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我认为是XXX（原文件三个字无法辨认—笔者注）。我想他们要解决是容易的，待文到北京就把您的意见告诉加拉罕。总之，同俄国接近是一码事，共产主义则是另一码事。

张作霖次日便复信孙中山：

您说同俄国接受是一码事，而共产主义则是另外一码事—非常清楚，不过，谈论共产主义之风依然很盛，我明白，这不是您的意见，但是已经众口一词，闹得沸沸扬扬，还发表了一些欠考虑的决定，故此，我请先生设法纠正之。东北与俄国接壤，早就有意与俄建立睦邻关系。但中东铁路和内蒙古（原文，应指外蒙古。张作霖是表明外蒙古与现内蒙古为一体—笔者注）问题的情况却不能证明彼一方的诚意。望先生到北京见到加拉罕先生时，务向其证实这一点并说明理由。林一广《国父年谱》下册载《总理史绩稿》第1101页，PRACIIN，全宗514目录1，案卷144第171页。

过了几天，张作霖又在天津约见汪清卫，再次表达了对苏俄的担心和中东铁路、外蒙古问题。张作霖甚至请汪精卫说服孙中山不要以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得罪列强，因为“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大概是因为先生联俄呀。你可否请先生抛弃他联俄的主张”。还承认，只要孙中山放弃联俄，“在我张作霖身上包管叫各国公使都和孙先生要好的”。汪精卫向张解释孙中山的对外政策：“孙先生为什么联俄？因为俄国以平等待我。如果各国都以平等待我国，孙先生便可和他们要好的”。PRACIIN，全宗514目录1，案卷144第169页。《政治周报》第5期载《汪精卫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第14页。

此时，孙中山对外交团的态度无比气愤。他对张作霖已经把话说透了，打算与同切磋对外政策。但由于中东路、中俄东北边境和外蒙古问题上，张与苏俄关系紧张。

至于孙中山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早在孙中山北上途中，段祺瑞宣布执政，外交团一方面直接或间接阻挠孙中山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和为他北上旅途制造各种麻烦，另一方面迫使段祺瑞执政府作出与孙相反的决策：承认已有的不平等条约。段祺瑞已经答应。12月9日公使团照会段政府，承认他的合法地位，并要求他不仅尊重“所有各国订立之条约”，而且“当然履行”。说句公道话，在这场外交斗争中，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给孙中山以有力的支持，他公开斥责帝国主义“不履行华府公约，反阻止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种世界扰乱之源”。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12日。

12月18日，叶恭超、许世英二人受段祺瑞派遣到天津拜访孙中山。将上述信息给孙传达。叶、许二人遭到孙中山的痛斥。孙称段祺瑞“外崇国信”。这表明，他对凡是不平等待我之民族或违背此种思想者，均予以反对。林一广：《国父年谱》下册载《总理史绩稿》第1102-1103页。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抵达北京时，就已重病缠身。即住进协和医院。但为保证国民会议能成功召开。孙中山在病床上提出召开预备会议，并陈述了代表的产生等事项。还宣布的国民党的最小纲领是由这个预备会议“裁决各种主义与方法……以约束国民会议的选举及其行动”。而最大的纲领就是三民主义，“希国家采纳承认并实施”。为了用国民党的主义组织和动员人民投入国民会议运动，孙中山另派一些党员做宣传工作。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载《关于国民党最小纲领之宣言1924年12月22日》，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4页。

共产国际也认为冯玉祥北京政变后，在国内群龙无首的形势下，“能够挺身而出的只有一个党，即国民党。只有这个党能或多或少对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只有国民党真正知道应该做什么。”当然，共产国际也看出，一些国民党人不屑与善后会议的提出者“同流合污”。

然而，段祺瑞并不同意孙中山的提议，他提出召开善后会议的主张。段希望得到公使团的承认。起初，为了尽可能达成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方案，孙中山曾打算作出一定让步，便于1925年1月17日发表著名的“涤”（17日电报代码）电表明自己的立场，对善后会议的条例作出若干修改，如：若能够容纳现代实业团体，商会，农会，工会，各省学联，反对曹锟，吴佩孚和各军以及各党政代表，孙中山可派代表参加此善后会议。

同时，共产国际也支持国民党的北上宣言，“敦促召开国民会议，通过宣传建立由各阶级，各阶层参加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网络”。吴廷康还没法使刚刚举行的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1925年2月7-10日）通过支持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的决议，并责成中共也采取措施积极行动，而最好的办法便是“把全国舆论吸引过来”，用国民会议促成会“实际抗衡善后会议”。《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载《鲍罗庭的书面报告1925年2月14日》《魏金斯基致中共中央委员会和鲍罗庭的信1925年2月1日》，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71，475页。

但段祺瑞认为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不可兼容，拒绝了孙的提议。1925年1月30日中国国民党决定其党员全体概不参加善后会议主。待到善后会议在北京开幕时，国民党公开表态云：“临时执政府所召集之善后会议，其组织方法，并非以人民团体为基础”。而且孙中山提出的上述两条件未被采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仰体本党总理意旨，议决对于善后会议不能赞同”。至此，南北和谈已陷入破裂的边缘，但随着孙中山之后的病逝，彻底结束。中国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汪兆铭东电》。

四．孙中山病逝苏俄高规格悼念及之后“清算”

孙中山在协和医院就治期间，鲍罗庭几乎在他的病榻上日夜守护。加拉罕见孙中山已弥留之际，便在2月1日建议斯大林：苏俄要“高调示威性地”作出反应，举行悼念孙中山的活动。他向斯大林提议全国工厂停工几分钟，举行一系列大型悼念活动，并向孙的家人发出慰问电报等。可见苏俄准备之充分。莫斯科得知孙中山即将不久人世的消息后，也做了周密安排。首先是保持国民党的“领导核心”能由共产国际认为可靠的人组成。原政治委员中只有汪精卫一人到了北京。孙中山便加派于右任、吴敬恒、李煜瀛、陈友仁、李大钊为政治委员。加拉罕告诉斯大林，他本人指派了这五人名单的制定 ，为的是“将其作为日后中国国民党的领导核心”。在加拉罕看来有孙中山的签名或认可，是十分重要的。卡尔图诺娃编选《斯大林，契切林与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的信1923-1926》，莫斯科2008年版第427页。

孙中山在弥留之际于3月11日签署了家事、政治遗嘱等重要文件（何香凝《我的回忆》指孙中山遗嘱早在1925年1月24日已订立），其中有一个致苏俄政府的遗书。关于这个文件汪精卫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介绍说，早在16天前就有一个“经高级负责同志详慎讨论后决定之中文遗嘱”。不过最后采用的是陈友仁与鲍罗庭一道起草的英文稿。3月11日，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字。在场的除鲍罗庭外，还有宋子文、汪精卫、何香凝、孙科、戴季陶、邹鲁、孔祥熙。孙中山临终前告诫国民党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辛亥革命回忆录》（一）载何香凝《我的回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PTACIIN，全宗514目录1，案卷125第18-19页。

孙中山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书（即致苏俄遗书，时间为1925年3月11日）原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

我身患重症，或将不治。此时我念及你们，念我党及我国的前途。

你们领导着自由的共和国联盟，这是名垂千古的列宁留予世界诸被压迫民族真正的遗产。在帝国主义重轭下历尽苦难的人民，凭着这份遗产，定能争得自由，摆脱世世代代国际间那种建立在奴役人民，战争讨伐和非正义基础上的制度。

我就要离国民党而去了。原希望这个党，在谋求中国和一切被压迫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统治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中，同你们携手合作，但命运迫使我放下未竟的工作，将其交与恪守国民党的主义和教义的人，由他们去组织真正拥护我的人。

故此，我嘱咐国民党继续国民革命运动，俾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加于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而获得自由。

为达此目的，我已嘱国民党与你们长期保持联系。相信贵国政府将把业已开始的对我党的援助继续下去。

为此诀别之际，亲爱的同志们，我想表达我殷切的希望：曙光就在前面，苏联将以朋友和同盟者的身份欢迎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两大盟友将携手并肩，走上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而进行的伟大斗争胜利进军的道路。谨致

兄弟般的敬义！

孙逸仙

1925年3月11日签署

当面见证者：宋子文，汪精卫，何香凝，孙科，戴季陶，邹鲁，孔祥熙

第二天即1925年3月12日，他溘然长逝。3月14日《真理报》登载了孙中山致苏联遗书的俄译文和他的肖像。值得注意的是，苏俄《真理报》上没有把它与前几个遗嘱放在同一版上（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二编指该未得到国民党中央接受）。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也许最初仅仅是国民党上层的几个人知道，也许它“带有极浓的左派色彩，或者说极强的亲苏色彩”，甚至在这个文件的“制作程式上带有某种玩弄权术的色彩”。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二编，中国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年版第590页；中国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编《亚洲研究》第55期载[日]石川桢浩《关于孙中山致苏联的遗书》，第73页。

孙中山病逝消息，迅速引起世界震惊。3月12日当天，苏联驻华大使馆加拉罕亲自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陪同下瞻仰孙先生遗容。北京东交民巷里苏联大使馆也首先降半旗致哀，也是第一个以最高规格表示悼念的使馆。其他使馆直到第二乃至第三天才降半旗。

当天，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和俄共总书斯大林：“孙中山今晨逝世，弥留之际神志清醒。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失去了自己的领袖，他为建立一个解放民众免受帝国主义剥削的政治而奋斗终生。在这场斗争中他把全世界被剥削的工人当做革命运动的积极朋友…..孙中山故去了，他遗下的解放中国的伟大工作尚待完成，国民党将把它完全承担起来。艰难险阻当可预料，因为我们处于各种反革命势力的包围之中，它们与帝国主义者狼狈为奸，榨取被压迫人民的膏汁……领袖遗留下的是三民主义和革命方法，遗训字字句句都号召我们拯救被压迫的人类，激励我们披荆斩棘去夺取胜利。我们相信，在这一伟大的事业中，您们作为列宁忠实的学生将与我们—孙中山的后继者携起手来。孙中山临终时表示愿意用防腐剂保留遗体并安葬于南京—革命后他在那里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地方”。《真理报》1925年3月14日。

3月13日俄共（布）举行会议，决定以党中央委员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函国民党，并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向全中国人民出发特别呼吁。责成吴廷康关注群众集会等事。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分别是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了唁电。斯大林在电报称“孙中山的事业将活在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心里……国民党一定会在争取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伟大斗争中高高举起孙中山的旗帜”。季诺维也夫的电报是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的。《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中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475-476页。斯大林《斯大林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5页。

苏联驻中国外交机构在悼念活动中高倡中苏友好。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非常积极。14日，国共两党代表，各社会团体，学界等派代表参加苏联大使馆举行的追悼会。鲍罗庭向与会者介绍了孙中山临终强调中苏友好的动人场景。莫斯科也调动专家为孙中山赶制水晶玻璃棺。

3月19日北京举行孙中山移灵大典。是日，应将遗体由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社稷坛。中外人士矗立在过道旁及楼房上面，恭送孙中山的灵榇。上午11时，国民党要员们自挽灵枢，由张继、汪精卫、于右任、陈友仁、李大钊、邹鲁、李烈钧、林祖函等24人分3组轮流抬柩。在京国民党全体人员执绋送殡。英、美、日、法使馆随员与旅华人士约五千人及12万人送殡队伍，其中“俄国日本人最多”。

送殡的行列里最吸引人的当属加拉罕和苏联大使的队伍。加拉罕亲自执绋，“送孙先生移灵。同行俄人一队，均手持赤旗，最为外人注目”。鲍罗庭手持右绋，跟在右绋执头者的黄昌谷之后。隆重的葬礼开始了，先是鸣放礼炮，孙中山的灵榇在33次炮声中安放在社稷坛大殿正中。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应苏联驻沪使馆邀请派代表于3月14日参加追悼会。苏联驻沪总领事高度评价孙中山，说他“在中国历史上如日月经天，正如列宁之赤日，曾以其赤光照耀自由之苏联与共产主义者”。国民党中央委员叶楚伧致答时，特别强调：“1917年前，吾人实未遇一国家能以平等待我者。有之则今日之苏联。今日承苏俄领事及与会诸君举行此追悼会，并悬列宁与孙中山先生之遗像于一堂，吾人当遵守遗嘱，益敦友谊。”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3月16，21，23，17，19日。

在苏联各地也普遍举行哀悼孙中山活动。1925年3月21日，孙中山逝世九天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其第五次全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提议为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优秀活动家纳里曼诺夫和孙中山默哀。他在发言中把两个意识形态还是历史作用都根本不同的人做了比较：维里曼诺夫和孙中山都是“在工人运动谈不上有大发展的东方环境”里产生的革命者，但是纳里曼诺夫已经“上升到列宁主义”的高度，所以他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而孙中山则不然。他：“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上升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高度”。季诺维也夫还称孙中山的历史作用是“直接帮助被压迫人民与无产阶级逐渐上升到在共产国际旗帜下进行的与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相结合的民族革命运动名符其实的领袖地位“，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所以”孙中山将以20世纪前25年东方人民解放运动最伟大领袖人物而载入史册“。而在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负责人们文章中：孙中山固然伟大，可他的历史地位“低于“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报》载季诺维也夫《纪念孙中山》1925年3月1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1925年3月21-4月6日》，莫斯科彼得格勒1925年版第5-6页。

孙中山逝世二十多天后，加拉罕致电斯大林，称对待国民党“不仅要给予道义上而且要给予下海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关于最实际的物质上，加拉罕称：过去我们说过的（指1923年5月）二百万金卢布已经用罄，实际上”一年半来我们已经用去一千一百万卢布“。加拉罕盘点了对国民党的援助后对斯大林说，”我们的成绩是巨大的，我们建立了国民党军事干部的骨干（指黄埔军校—笔者注）力量，它已经成为正在组建中的那个师的核心。这个设有政治部的纯粹国民党的师，经过村庄时会进行宣传鼓动，不抢掠农民，所经之地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就战事而言，”这个师远优于中国任何一个师。我们派往那里的三十五名军工人员没有白干。“为了下一步工作的开展，加拉罕请斯大林增加对国民党的援助”不仅给钱，还要给武器“，如日本步枪，因为武器目前”具有决定性意义“。另外现有一些俄国军队不能用的”已经生锈的子弹和炮弹“，他请斯大林同伏龙芝商量，可否在上乌丁斯克建立一个中转站，以便需要时可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今海参崴—笔者注）或库伦（今乌兰巴托—笔者注）尽快运送中国。

显然，孙中山逝世前一系列亲俄政策，起到了作用。让加拉罕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左派力量，过低估计了国民党右派的能量，他认为“甚至需要立即砍掉右派“了。鲍罗庭认为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领导人有些不知所措，便”天天在那里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们洗脑“。

但随着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的日趋尖锐化，特别是他们在对待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政策上的分歧公开化、激烈化，列宁和共产国际对孙中山评价中仅有的”正面“因素便日趋淡化。不久，共产国际开始严厉批评三民主义。

苏俄鉴于北方冯玉祥在政坛的崛起，特别是鉴于中东铁路的利益受到张作霖的威胁。共产国际很快明确了支持冯玉祥，而且开始争取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第二、三军的工作（即两手政策，南方支持国民党，北方支持冯玉祥国民军）。加拉罕对斯大林说：“如果我们再为胡景翼和冯玉祥好好地办两所军校，那我们在华中和华北就将有两个不可抗拒的铁拳，它们能把张作霖置于死地，不管日本对张的帮助有多么大“。目前冯、胡都十分需要武器，我们不仅要给他们派遣军事人才，而且要尽快给他们武器。”虽然他们不能立即付款“，一点”我丝毫不怀疑“。然而加拉罕在”认真估量“当时冯、胡和国民党的情况及中国政局后，认为他们”不久定能战胜张作霖“。卡尔图诺娃编选：《斯大林，契切林与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的通信1923-1926》载《加拉罕致斯大林的信1925年2月15日》，莫斯科2008年版第429页，477页。

五．国民党右派分裂失败和戴季陶主义出现

1924年底，冯自由利用孙中山北上之机。在上海与章太炎、田桐、居正、马君武、谢良牧、刘成禹等人决定集合团体，以阻碍“共党祸国殃民”，“匡济危局”。与此同时，一些国民党右翼分子聚集北京，组织“各省区国民党护党救国同志驻京办事处”，开展反共活动。

1925 年元旦，各地具有国会议员身份的国民党人，亦纷纷到京，经由田桐组织，在中央公园举行民前同盟会旧友新年恳亲会。到会者200 余人，冯自由、刘捞一、刘成围、谢良牧、周震鳞、李煌派、丁惟汾等均到会捧场，并拍照纪念，但在“容共”“废除不平等条件”“召开国民会议”等议题未能形成共识。 不过，国民党老党员内部存在分歧，并不等于冯自由等在北京的国民党人中就会陷于孤立。《“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转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增订本，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版第1149，1168页。

是年1月7日，冯自由又在北京成立“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公开提出各项反共要求。提出了自己的行动目标，即(1) 将加入共产党之国民党员，开除其国民党党籍；( 2) 国民党党务，不信任汪精卫等包办，请孙中山另外指定公正党员3 人以上，办理党务； (3) 共产党激烈分子谭平山到京，卫党同盟会应注意其行动； (4) 推举冯自由、费公侠、张德惠等5 人为代表，向孙中山要求一切。该会次日复与“各省区国民党护党同志驻京办事处“共同集会，最终议定了联合行动方针，和应向孙中山要求的事项。双方决定，暂不直接提出根本否定“容共”政策且逐共产派的要求，分由两会各自依据护党目的，发布公开文电，争取全党同情，以确保党权不落入共产党人之手。章太炎，唐绍仪等则在上海组建“辛亥同志俱乐部”。《“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转《晨报》载《国民党之纠纷》1924年1月7日第2版。

1月13日，“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向孙中山提出七项要求，明确提出“分共”。他们要求孙中山免除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共产党员的职务，停止向一切与共产党有关的党内印刷所、学校、杂志等发放津贴；有关一切现阶级的政治问题，请非共产党的三人负责处理经办；撤换派驻各省的共产党籍宣传员；尽早在北京举行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不许共产党参加；各地提出的弹劾共产党的提案，应当由纯粹国民党员组织裁判委员会予以裁决，剔除共产党的代表；今后国民党的一切事务不许外国人干涉。很明显将矛头指向跨党的中共党员和鲍罗庭。这也成为1925年底西山会议和西山派成立的前凑。但孙中山一则病重，二则刚刚到北京，需处理的事情太多，故没有对冯自由等人的意见予以答复。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二编载萱沼洋《蒋总统反共奋斗史》，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年版第596页。

这助长了国民党内反对“容共”倾向的进一步发展和这些国民党人在组织上的进一步结合。国民党这时在美国的代表不仅在内部与汪精卫等人的争论中坚决否认孙中山有“ 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这样的观点，而且还在英文《大陆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委婉批评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转《晨报》载《孙文病中之国民党》1925年2月16日第3版。

同年3月8月，冯自由又在北京大学第三院组建“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准备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代之。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章程”规定：“本俱乐部以联络感情，拥护三民主义为宗旨”，“以创行三民主义之孙中山先生为总理”，设总部于北京，“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六十人为总理事，组织总部理事会，辅助总理执行总部一切事务”。凡前同盟会会员，民国元年国民党党员，民国3年中华革命党党员以及民国9年中国国民党党员者，均可加入。但“有跨党行为者”，“有违反三民主义情形者”，“有叛党事实者”，“不得为本俱乐部会员”。 彭养光、冯自由等人甚至公然违背孙中山的意旨，出任段祺瑞组织的善后会议委员。江伟藩更发出快邮代电，针对汪精卫宣布奉孙中山令而让中央政治委员会移京一事，公开抨击，指责廖仲恺、汪精卫包庇袒护共产党，姑息养奸。《“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转天津《大公报》载《国民党俱乐部章程》1925年3月10日第4版。

但这些分裂组织及行动很快得到了国共两党共同反对。广州国民党中央发出通知，声明上述组织与国民党无关，同时要求被列名理事登报否认。嗣后，一些列名其中的国民党党员纷纷登报澄清，甚至右派田桐等人也倒戈发表声明否认。中央监委弹劾共产党案主要提案人张继，在这一点上表现尤为激烈。当他得知反对派成立小组织后，即公开表示不同意见，称“国民党这特性，即是于危急时，能一致行动，吾人今当化除意见， 一致进行”。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成立大会召开之日，他更亲至会场，“拍案大骂，直斥冯等叛党无耻，丧失人格“，然后扬长而去。至3月12日孙中山去世，眼见反对派更为活跃，无可阻遏，他甚至开始对自己当初反对“容共”的做法，有所反省。他说“先生在世时我虽曾主张与共产派分家，但是如今先生刚去世，我可不忍这样主张了。回想先生生前的主意有时与我们的主意不相同，固亦偶然有他错我们对了的时候，但大半是他对我们错。他主张新弟兄们来合伙，而我们不愿意，或许是他对我们错了，亦未，现在决定和新弟兄们分家，我可很是怀疑”。《“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转《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3月27日第3版，《向导》载罗敬（即赵世炎—笔者注）《中山去世之前后》第108期1925年3月28日。

陈独秀、蔡和森等共产党人也纷纷撰文批驳冯自由等人的分裂行动。冯自由等人的主张在国民党人当中之所以得不到多少响应，除了他们违背孙中山转而支持段祺瑞北京政外， 其对共产党作用不顾事实、无所不用其极的夸张宣传，无疑也是原因之一。

但随着国民党内部不断分化，形成了反共的右派势力，以戴季陶为首。不仅认为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完全不同，而且公开反对国共合作。早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戴季陶就认为中国革命需要强有力的国民党。为了形成纯粹的国民党，曾劝说谭平山让中共党人放弃共产党籍，以避免国民党内因有两个中心而产生纠结，并引发分裂。谭平山拒绝了戴季陶的建议。此后戴坚持认为“一党有一党之中心，亦有一党之历史地位，若失却独立之地位与组织之中心，必召他日无穷之纷扰，此乃集团之原则，绝不能违背也”，因而认为国民党改组之动机“殊非适当”。他提出中共人员加入国民党后，“必须造成单纯之党籍，而不能存留两党党籍，以启他日之纠纷”。来源《“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转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影印2版，中国台北及人书局1987年版第240页，第399-400页。

就孙中山逝世后不久。作为其遗嘱签字证明人之一的戴季陶，率先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阐述。从1925年4月至7月，戴先后发表《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小册子，形成了“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的实质就是反对国共合作。很快成为国民党右派“修改孙中山的革命政策，排斥左派，反俄反共的新‘圣经’”。来源《中国青年》第158期载昌群《反中山主义的反赤运动之过去及现在》1927年3月12日。

为此，他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极力宣传他的这一主张。不料，中央执监委中老党员反对者颇多，共产党人中也有异议。前者深恐孙中山自改组以来所阐述的“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毫无冲突“之类的观点和联俄容共政策，会因此成为党的不易方针；后者则不愿意看到在党的文件和会议中过多地出现个人崇拜的迹象。对此，戴季陶显然深感不安。他尖锐地批评“所谓右派之同志，其愚诚不可及，以树立此政策为帮助共产党人之举，群起而反对之，会议以此破裂“。同时他更怀疑共产党方面是“认为树立一思想之中心，则今后国民党将以一独立思想为基础，而不能为共产主义之思想所同化，欲将此一主张消灭之”。《“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转《戴季陶致蒋介石先生书》1925年12月22日，中国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档，汉11134号。

这次中央全会经数日之争论，调和各方之意见，最终通过了几项决议，一方面声明孙中山乃“唯一的崇高伟大仁慈之父师“遵从继承“总理伟大之精神、主义、遗嘱“及其“未竟之工作“乃“最高原则“ 一方面则继续高度肯定国民党“ 一大”改组之意义和“容共”之必要与必然。但在戴季陶看来这些“不左不右之决议“还不足以使党内各派明了孙中山思想之精髓，从而达成思想之真正统一。他的观点是、现在对孙中山思想的解释，还存在着各说各话的情况，而“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和衷共济之实不举，革命势力统一无望“ 。故凡国民党人，必须了解孙中山的主张。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虽然目的相同，然而“哲学的基础和实行的方法，完全不同“ 。因为三民主义哲学的基础是中国道德文化继往开来之至圣法宝，和近代最新科学的结晶，实行方法“在以全民族之共同的努力，完成国民革命，集中国民革命的势力，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建设民国之基础“。戴季陶在这时的文章当中并没有反对“容共“。并且他仍然承认：欧战以后，社会革命的潮流冲入中国，影响到后来的青年起而革命。把这些青年引入将要老衰的革命党，使它得着些新血液“这确是中国的一个生机“。他认为，问题是简单地拿着马克思的方法来解剖中国社会问题的这些革命青年，由不了解“马克斯是社会病理家不是社会生理家“，甚至曲解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难免“就生出一种新的革命幼稚病来“，从而造成一波又一波的纠纷。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演成国民党的自杀，那就可痛极了“ 。《“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转《广州民国日报》载戴季陶《民生哲学系统表》1925年5月27日第2版。

戴季陶一向是孙中山政策的支持者。他对“容共”的结果虽早有忧虑， 担心两党党员做不到水乳交融，将来一定没有好结果。但直至张继等提出弹劾共产党案时他仍然相信国共两党“多无所区别，故不宣有界限存于其间'，为此受到张继等人责骂后， 竟至拒绝出席讨论弹劾案的一届二中全会。 他之所以走到怀疑“容共”政策的地步，根本上是因为他认为“ 党内合作“这种形式对国民党十分不利。在他的眼里，自改组以来，国民党的机关报从没有对共产党有过任何的中伤、挑拨，从不曾发表过使共产党丧失信用的话，作为国民党的朋友，并且身为国民党员，共产党却总是公开批评国民党的政策和国民党的领袖，败坏国民党的信誉。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戴季陶从根本上不赞成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戴深知孙中山虽然也主张革命，但主张的是国民革命、民族革命，而非阶级革命。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如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等等，根本上也是基于仁爱的立场，意在消弭并调和可能发生之阶级斗争，而非像共产党那样推动和鼓励阶级斗争。由此，他就很自然地开始怀疑，信仰阶级斗争学说的共产党人之加入国民党，可能是因为“认中国国民党为C.P.将来之敌，所以取这一种““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将欲弱之，必先强之的老子的残忍策略“与“埋伏战术“ 。《“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转戴季陶：《戴季陶主义研究资料选编》载《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第35-43页。

严格地说，戴季陶的初衷并不是想反对共产党人，而是为救国民党。为此，他既反对“左倾”，也反对“右倾“，一切以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但他发表其主张之际，正是国民党中央一方面极力压制党内反对派， 一方面推动各地选举代表，准备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之时。对选举办法，党内本来就存在分歧;而推举代表的过程，又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国民党部分党员对共产党人的疑惧心理。只因冯自由一派人己受到严厉处分，国民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多有畏惧，国共两党人员之间的纠纷明显少于过去。身为中央执行委员的戴季陶，突然以阐释“孙文主义”，主张在共信、互信基础上谋国民党的团结与生存的姿态，发表这种激烈批评共产党的政治见解，无异于在党内怀疑和反对“容共”政策的党员前面扬起了一面政治旗帜。一时间，戴季陶的文章被印成各种小册子，在国民党人当中广为流传。早先曾被廖仲恺制止过的、以反对跨党分子为主要议题的“中山主义研究会“很快就在各地以“孙文主义学会“的名义，堂而皇之地成立起来，并吸收了大批青年党员。众多激进地反对“容共”政策的年轻党员，也包括谢持等老党员，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戴季陶的文章拿来做他们反对共产党人的理论依据了。也正因为如此，戴季陶自然要遭到共产党方面的激烈抨击。陈独秀明确地把戴季陶与冯自由、马素、谢持等相提并论，而瞿秋白则干脆把戴季陶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断言“戴季陶的主张，根本上还是要C.P. 完全退出国民党，根本上要消灭C.P.，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更多的文章则对戴季陶口诛笔伐， 把他列为与帝国主义军阀同等罪恶的反革命右派，大加声讨。《“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转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411-412页；《广州民国日报》载《浙江国民党部之重要会议》1925年8月6日第5版。

共产党人强烈要求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发出通告，予戴季陶以严厉批评，并下令销毁《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一小册子。但国民党中央的表态，并不能阻遏因戴季陶小册子而急剧升温的国民党内对共产党人的不满情绪。中共与戴季陶主义之论争，不仅是主义之争，还包括对中国革命道路及革命中各阶级地位等问题的争论，将两党理论纷争推出一个高峰。这也显示双方矛盾已无法弥合。

随着各地反对共产党人的组织相继成立，各种反对“容共”的刊物和小册子也纷纷出笼。一方面是国民党内反对共产党人的呼声愈来愈大，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在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的主持下，继续坚持“容共”压制反对意见。廖仲恺甚至公开批评那些反对“容共”的老党员名为老革命，实为反革命。结果， 一向反对“ 容共”的老党员朱卓文等人（胡汉民派系），竟于怨愤中，把矛头指向了廖仲恺，进而导致了1925年8月20日刺杀廖仲恺的严重事件。此一事件显示国民党内因“容共”问题而引发的争论与对立已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转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81页，387页。

廖仲恺被杀事件， 没能够改变国民党权力中心继续坚持“容共”的决心。而且，由于廖仲恺被杀，长期聚集在广州或明或暗地坚持反对“容共”政策的一批老国民党员受到牵连，以致逃的逃，躲的躲，力量受到削弱；国民党中央最高领导层中对“容共”政策不十分坚定的胡汉民、许崇智也因此被排挤出去（蒋介石与汪精卫联手，掌握国民党兵权—笔者注），整个国民党中央看起来甚至更加左倾，鲍罗廷以及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似乎更为巩固了。只是，随着廖案而来的广州权力中心的这一连串剧烈变动，不仅没有消除党内旧有的分歧与矛盾，反而还造成了新的隔阂与对立。原本一直动摇于冯自由等分裂派与汪精卫等国民党权力中心之间的大批国民党人眼见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从而激起他们必欲排斥共产党人的强烈意志。新一轮浪潮开始酝酿。《“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转邵元冲《邵元冲日记》第193页。

编者按：本文来自“抗战史记”博客。

发布于 2025-04-14 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