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从古至今都无愧于“坚韧、忠勇、开放、争先”英雄城市的美誉。

老宋

继续参观‌这个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并被誉为一座集巴渝文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移民文化和城市文化等为特色的历史艺术类综合性博物馆‌‌。

重庆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名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316年巴人建立的巴国。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巴县更名为渝州，这是重庆名称的起源。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宋光宗赵惇因潜藩于恭州而将恭州升为重庆府，重庆由此得名‌‌。

100年前的重庆，是一座既保留着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又开始接受外来文化影响，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城市。它的风貌是复杂多变的，既有历史的沉淀，也有时代的变迁，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独特而丰富的历史画卷。

重庆开埠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三月三十一日，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开为商埠。

次年三月一日，重庆海关成立，英人霍伯森担任重庆海关税务司的职务，掌握海关行政和征收关税的大权并兼管港口事务。各国在重庆纷纷设立领事馆，开辟租界，建立“国中之国”。重庆开埠以后，川江航运逐渐被外人控制。随着川江航运权的丧失，西方列强在重庆开设洋行、公司，建立工厂，开采矿山，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输出资本。

邹容路是为了纪念邹容这位革命烈士而命名的。邹容出生于1885年，是重庆本地人，因创作《革命军》一书而闻名，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宣传革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的著作。他因“苏报案”被捕入狱，1905年在上海牺牲，年仅20岁。

‌重庆建市的始末可以追溯到1929年‌。在这一年，刘湘将巴县城区改为市，并改市政厅为市政府，标志着重庆正式建市‌‌。

在19世纪末，重庆开埠后，其经济、军事和政治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在辛亥革命、护国战争等历史事件中，重庆成为重要的政治中心。1921年，刘湘设立重庆商埠督办处，标志着重庆市政的萌芽。1926年，重庆商埠督办改为市政公所，次年又改为市政厅。最终在1929年，重庆正式建市‌‌。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进一步提升了其地位。1940年，重庆被定为中华民国“陪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名城‌‌1。1949年，重庆解放，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1953年，重庆改为中央直辖市，1954年并入四川省，成为四川省辖市。1983年，重庆成为全国第一个城市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城市‌‌。

1997年6月18日，重庆正式成为直辖市，标志着其作为独立行政单位的地位进一步巩。

民国时期重庆建市第一任市长潘文华简介

‌潘文华（1886—1950年），字仲三，号潘鹞子，四川仁寿县人，是民国时期重庆建市的第一任市长‌‌‌。

潘文华早年投身军旅，1906年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1909年毕业后随清军进藏平叛。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在西藏响应起义并回国。1925年，潘文华被任命为重庆市督办，负责建市筹备事宜。1929年2月15日，重庆正式设立为普通市，潘文华被任命为第一任市长‌‌。

在担任市长期间，潘文华致力于改善民生，创办了自来水厂和电力厂，解决了市民的饮水和照明问题。他还修建了公园，改善了市民的文化生活。此外，潘文华还参与了重庆的城市建设和管理，推动了重庆的发展‌‌。

潘文华在军事和政治上也有显著成就。他曾在川军中担任多个职务，包括川军第四师师长、川军第二军师长等。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国民党政府军陆军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十三军军长等职。1949年，潘文华与刘文辉、邓锡侯一同在四川彭县率部起义‌‌。

建国后，潘文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并于1950年病逝‌‌。

重庆的近代工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尽管重庆的近代工业起步较晚，但在20世纪初，随着外国资本的进入和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重庆的工业开始逐步兴起。特别是1902年重庆开埠后，外国资本开始在重庆投资建厂，推动了重庆近代工业的发展‌。

其次，‌重庆的近代工业主要集中在纺织、面粉、火柴、榨油等轻工业领域‌。这些行业在当时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且技术相对简单，适合初期的发展。例如，1902年，英商在重庆设立了第一家面粉厂，随后又有多家面粉厂相继建立。此外，火柴厂和榨油厂也在这一时期相继出现‌。

‌重庆的近代工业发展受到了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外国资本的进入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重庆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国内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也对重庆的工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抗日战争期间，为了躲避战乱，大量工厂内迁至重庆，进一步推动了重庆工业的发展‌。

‌具体案例包括民生公司的成立和发展‌。民生公司是由卢作孚创建的，主要从事航运业务。在抗日战争期间，民生公司承担了大量战略物资的运输任务，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重庆近代手工业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重庆的手工业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逐渐融入了近代工业的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虽然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难，但重庆的手工业仍然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后来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民斋的由来可以追溯到1926年，由石尊荣先生创建‌。石尊荣在1924年来到合川，被小南街的繁华景象吸引，决定在这里开设自己的斋铺。经过多方考察和努力，他最终接手了淡香村斋铺，并将其更名为“三民斋”‌。

三民斋的名称来源于其创办者的理想和愿景。石尊荣希望斋铺能够成为民众的福祉之地，因此取名“三民斋”，寓意着为民服务、为民谋利‌。

三民斋的主要产品是合川桃片，这种桃片使用上等糯米、核桃仁、川白糖、蜜玫瑰等原料精制加工而成，粉质细润，口感绵软，香味浓郁，备受消费者喜爱‌。1936年，三民斋的合川桃片在四川省展会上获奖，名震“天府之国”，被誉为“桃片大王”‌。

三民斋在抗日战争期间经历了严峻考验，但也抓住了机遇发展壮大。解放初期，三民斋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实行公私合营，成为国营糖果厂的一部分，继续传承和发展这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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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由李敬可创立，早期为专营副食品的“油腊铺”，以酱油、酱菜、腐乳等产品闻名，因泡菜技艺独特（聘请四川技师廖兴元）而广受欢迎。

‌名称寓意‌：源自顾客对产品风味的赞誉，意为“人们称道的美味”。

‌公私合营‌：1958年并入重庆市蔬菜公司，后经历多次改制，现为商投集团下属企业。

在20世纪初，重庆城内有约2万名挑水夫，他们每天肩挑水桶，沿着陡峭的石梯上下，为居民提供饮用水。这种生活方式在当时的重庆非常普遍，挑水夫们常常在江边挑水，然后徒步返回城市内部分发‌。此外，还有一些人使用竹筒引水的方法，将江水引入竹筒中，再通过竹筒将水引到家中‌。

这种挑水和竹筒引水的方式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重庆的地形复杂，江水含泥沙重，不能直接饮用，需要经过处理才能使用。挑水夫们的工作非常辛苦，他们不仅要面对陡峭的地形，还要在春冬季节应对江边露出的沙滩或乱石堆，行走更加艰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重庆，市民生活充满了艰辛与挑战。‌在那个时代，重庆的市民生活并不轻松。城市依山而建，道路狭窄拥挤，冬天冷得刺骨，夏天热得难以忍受。许多地方还保留着古老的样貌，如破旧的吊脚楼和狭窄的街道。尽管有一些古建筑显得气派，但更多的是艰难生存的百姓‌。

重庆被长江和嘉陵江环抱，地势险峻，进出不易。这种地形限制了城市的发展，狭窄的街道和陈旧的建筑使得城市扩展困难。尽管重庆是西南的重要工商业重镇，但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

‌在二三十年代的重庆，洗衣女是一个常见的职业群体。她们主要从事手工洗衣工作，通常在河边或家庭中操作。由于当时机械化洗衣设备尚未普及，洗衣工作主要依靠手工完成。洗衣女们需要长时间浸泡、搓洗衣物，工作辛苦且收入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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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上半叶的剃头行业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剃头匠们背着工具包走街串巷，提供包括剃头、梳辫、剪发等服务，早期主要是剃光、梳辫、剪齐等基本服务。随着推剪的使用，出现了平头、学生头等样式。剃头店通常挂一缕头发或布幌子作为标志，逐渐形成正规的理发业‌。

30-40年代是重庆老字号商号的集中创立期，多与抗战背景下的经济迁移相关。

‌重庆二三十年代的手艺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剃头匠‌、磨刀匠、篾匠‌、打铁匠‌、皮匠‌、石匠‌……

这些手艺人不仅为当时的生活提供了便利，还传承了丰富的文化和技术。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传统手工艺逐渐被现代化生产取代，但他们的技艺和精神仍然值得我们铭记和尊重。

重庆二三十年代弹棉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这项技艺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弹棉花，又称“弹棉”、“弹棉絮”、“弹花”，是中国传统手工艺之一，无论是新棉花还是旧棉絮，都需经过弹制，方能使棉纤维充分舒展，进而顺利纺纱或续制里子‌。

‌重庆二三十年代的裁衣铺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当时手艺好的裁缝师傅开设了门店，并收了徒弟，形成了裁缝铺的雏形‌‌。

‌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重庆市民渡江过河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木船和轮渡。‌

望龙门缆车由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主持设计建造1944年7月动工，1945年4月竣工，5月16日正式载客通车。因纱乍直达江边，受江水涨落的影响，缆车道在码头的石级上建筑栈桥，桥上铺轨，轨上行车，车用缆牵，缆由机挽，机动则用电力。缆车全长178米；上下高差46.9米有两节车厢，每节戰客50人，日客运量达7000人以上。1996年，长江滨江路修通后缆车停运：此为望龙门缆车最早使用的主动力——西门子电动机。

‌重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了火车。‌1937年，成渝铁路开始修筑，但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重新开工，并于1952年7月1日建成通车‌。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创刊于1938年1月11日。该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全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略，展示中国军队的抗战战绩，揭露法西斯罪行，分析国际国内战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倡导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新华日报》在抗战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动员人民抗战、发展抗战力量、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争取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报社在重庆出版期间，深受读者欢迎，成为当时重要的新闻来源和信息传播平台‌。

《新华日报》的副刊也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副刊第4版曾定名为《团结》，刊登有关抗战的实际知识、工作经验和文艺作品。后来，副刊内容进一步丰富，包括诗歌、杂文、文艺评论等，成为促进团结和拥护抗战的重要阵地‌。

枪子装配机

用途：枪弹生产线的机器之一。用于将装好底火的弹壳、弹丸、发射药组装成枪弹。

来历：德国制造。1875年（清光绪元年）江南制造局建龙华枪子厂时购置。这条枪弹生产线于1932年淞沪战争后交给巩县兵工厂，1938年初转给在建的株洲兵工厂，同年4月迁四川巴县，建制为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五工厂。

魁星阁原是清代文庙的一处楼阁，为五层八角飞檐斗拱式建筑。据《重庆府志》记载：雍正三年(1725)知府张光鏻在文庙内建尊经、魁星二阁；雍正九年(1731)，巴县令朱介珪重新修之；嘉庆十六年(1811)，知县叶文馥再修魁星阁。抗战时期(1941年)，因年久失修部分倒塌，将五层减拆为四层，仍保留原建筑样式。20世纪50年代，因该阁为危险建筑，被拆除。

石朝门；重庆地区大户人家的院落大门，一般以石质材料为多，俗称“石朝门”。大门左右有门坊，用以贴桃符或对联；门的上端是门楣，一般越高大，越显示出主人门第的显赫；门扇上一般安有兽面铺首。

此石朝门原位于重庆陈家桥地区，时代为清朝晚期。

‌九一八事变‌，又称柳条湖事件，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始。

九一八事变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在一战后受到英美列强的遏制，中国北伐战争使日本在华利益受到削弱，促使日本政府加快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步伐。此外，20世纪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日本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陷入极端困境，政治危机加剧，日本法西斯势力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夺取东北，以摆脱困境并图谋争霸世界‌。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标志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军随后相继占领了东北三省‌。

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此次事件使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并导致大量人口流离失所，经济损失巨大。此外，九一八事变也标志着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由此开始。与此遥相呼应，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重庆人民通过开展反日斗争，取得了收回王家沱日租界的胜利。1934年7月，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北上抗日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抗日，随后三大主力红军转战重庆，奔赴抗日前线。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6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学生、青年职员、文化工作者、妇女等群体纷纷响应。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重庆地方党组织尚待恢复重建的时刻，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迅速成为巴渝大地群众性救亡运动的核心力量。

‌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没有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谎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中国驻军严词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一部奋起抵抗，双方展开激战‌。

七七事变的背景可以追溯到日本自明治维新后逐渐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制定了以中国、朝鲜为主要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20世纪初，日本通过日俄战争后取代俄国，在中国东北扩大殖民势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极力扩大对华侵略，出兵山东，胁迫袁世凯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此后，日本继续向华北扩张，策划“华北自治”，最终在1937年全面发动侵华战争。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卢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并谎称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

中国驻军拒绝后，日军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

中国第29军奋起抵抗，双方展开激烈战斗。

7月8日，日军继续进攻宛平城，中国守军英勇抵抗。

7月11日起，日军以大炮轰击宛平城及其附近地区，战事扩大到八宝山、长辛店、廊坊等地。

7月28日，日军向驻守在北平四郊的中国第29军发起猛烈攻击，经过5个多小时的战斗，中国守军伤亡2000余人，北平沦陷‌。

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卢沟桥事变”之后，标志着全国抗日战争的爆发。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标志着全国抗日战争的爆发。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根据国共两党协议，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37年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也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合法地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背景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剧，中国内部各阶层人民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战线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全民族的团结和抗战，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中国大量领土，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而西部部分地区由于地理优势和战略纵深得以保留。

冯玉祥将军题写“还我河山”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存在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1944年，冯玉祥在龙峰山石壁上题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另一种说法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有识之士从岳飞的《吊古战场文》碑拓中取字组合成“还我河山”，并临摹岳飞的手迹，虽然冯玉祥并未直接题写，但这一题字成为了激励抗战的精神象征。

冯玉祥在抗日战争中积极支持抗战，发表通电指责国民政府“压制民众、诚心媚外”，并提出抗日救亡的13项主张。他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亲任总司令，收复察东四县，实现了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的壮举‌。这些行动表明了他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对国家危亡的深刻认识。

西安事变12.12 ；

1936年12月12日，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确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前往西安。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针对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局势，充分展示出他预先判定、掌控大局、果敢决策、周密协调的斗争艺术和求同存异的高尚风范。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主张起到了非凡作用。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展现出的斗争艺术和运筹帷幄的策略思想，也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展现出的斗争艺术和运筹帷幄的策略思想，也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为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它打破了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促使国共两党暂时合作，实现了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历史转折。它也显示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的坚决反抗和对民族独立的强烈渴望，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意志。它还影响了国际形势，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赢得世界各国的同情和支持。是抗战重要转折点。

张学良的结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但随即被软禁。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背叛感到极度不满，决定将他长期囚禁。张学良的生活条件艰苦，失去了自由，直到1990年才获得自由。

杨虎城的结局

与张学良不同，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后并未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因此暂时避免了被扣押。然而，蒋介石对他怀有极大的恨意，剥夺了他的兵权并将其派往国外考察。全面抗战爆发后，杨虎城试图回国参战，但被国民党拒绝。1937年，他偷偷回国后，立即被逮捕并关押在贵州息烽的一个山洞监狱中，开始了长达12年的囚禁生活。1949年，国民党在败退台湾前夕，蒋介石下令秘密处决杨虎城。9月6日，杨虎城及其幼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等8人在重庆戴公祠被特务用匕首杀害。为了掩盖罪行，特务还向杨虎城的脸部泼洒强硫酸，毁坏其容貌，并将尸体埋于水泥中。

杨虎城作为西安事变的主要参与者，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2009年，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其遗体后被安葬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的“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供后人凭吊。

‌杨虎城的结局是蒋介石对其发动西安事变的报复，其囚禁期间的悲惨遭遇和最终的残忍杀害，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的牺牲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悲壮篇章。

南京大展杀日军的暴行灭绝人性，无辜的百姓受尽折磨，残绝人寰。街头血流成河。这段屈辱史，中华儿女永远也无法

忘记，更没有一个人能替代先辈原谅那群惨无人道的兽兵，其侵华战争的罪行罄竹难书。

“三光”政策又称“三光”作战。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特别是华北方面军（日语：北支那方面军），自1939年秋开始，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以杀戮当地居民、对粮秣房舍等物资进行彻底的抢劫、焚烧和破坏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并将这一作战方式逐渐系统化、规模化、长期化。中国共产党的党政通告和传播媒介，将日军这种以毁灭抗日地区人力物力、摧残抗日军民抵抗意志为目的的军事策略，简要概括为“烧光、杀光、抢光”，即“三光”。

日军在其作战命令中一般使用“烬灭作战”等术语。这一最早由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提出的策略，由其继任冈村宁次推向顶峰。

汪精卫在1938年12月18日离开重庆飞往昆明，次日由云南飞赴越南河内。12月29日，由林柏生代他发表致蒋介石的“艳电”，公开响应近卫声明，从此踏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

汪精卫的叛逆行为是在中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发生的。1938年底，中日战争进入关键时期，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全国抗战形势异常严峻。汪精卫作为国民政府政治委员会副主席，掌握着重要的政治权力。在与日本秘密谈判后，汪精卫选择了背叛祖国，发表“艳电”支持日本‌。

汪精卫的叛逆行为对中国抗战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叛变不仅是对中国抗战信心的严重打击，还使得抗战形势更加复杂。此外，汪精卫的叛变也暴露了日本通过政治诱降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手段‌。

汪精卫的叛变不仅是对个人意志的崩溃，更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巨大背叛。他的行为对抗日战争的整体形势和民族自信心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使得抗战变得更加艰难

汪精卫于1944年11月10日下午因患多发性骨髓肿病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去世，终年62岁。其死因与1935年遇刺时留在体内的子弹未完全取出有关，铅毒扩散导致病情恶化。

汪精卫死后，其遗体被运回南京，葬于中山陵旁的梅花山。这是汪精卫生前自选的墓地，象征其与孙中山的渊源。

‌1946年1月，蒋介石返回南京后，下令工兵部队炸开汪墓，将其棺木和尸体运往清凉山火葬场焚化，挫骨扬灰。这一举动象征对其汉奸行为的彻底清算。

汪精卫的下场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历史的警示。其叛国行为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成为汉奸的代名词。

汪精卫的一生从革命者到汉奸的转变，以及其最终的下场，深刻反映了个人选择与历史命运的复杂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经历了从普通城市到战时首都的转变，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局部抗战爆发，抗日救亡运动逐步兴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在这场英勇不屈的反侵略战争中，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区统帅部所在地，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抗战岁月》展览、《重庆大轰炸》半景画以及《重庆大隧道惨案》复原场景，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它将我们带回到那场决定民族命运与世界和平的伟大战争中。

战时首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露变爆发，揭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川军纷纷请缨，奔赴战争前线。在淞沪会战失利、南京危急的严峻形势下，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公开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随即，从白山黑水到黄河两岸，从中原大地到苏杭海上，从江汉平原到岭南珠江，数千万同胞以及军政机构、工矿企业、商贸金融、高等院校、文化团体、科研机构等纷纷迁往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由此，重庆从战前普通的省辖市跃升为中国战时首都，从长江上游的商业重镇跃升为抗战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国共两党在1937年正式宣布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在陕甘宁边区设立政府。这一合作持续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期间两党通过多次谈判和磋商，最终达成了全面的合作协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日本侵略中华民族，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国内各阶层人民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促进因素，但不是根本原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背景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剧，中国内部各阶层人民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战线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全民族的团结和抗战，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成立于1939年初，是为了在国民党区域内开展合法活动而设立的公开机关‌。该办事处直接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是南方局机关的组成部分。南方局对外不公开，实际上设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内‌。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成立背景可以追溯到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当时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通称八路军办事处）奉命迁往重庆。1939年初，经过两个月的旅途辗转，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正式成立，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进行了备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同国民政府达成的协议，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在江西、福建、浙江、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安徽8省13个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南方局工作委员会的主要人员包括方方、张文彬、涂振农、王涛、姚铎、郭潜、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廖承志、邓颖超、刘晓、高文华。‌

‌重庆《新华日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重庆《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合法发声，揭露国民党妥协倾向，批判分裂行径‌。通过宣传中共主张，扩大进步力量影响，团结民主人士，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国共合作及战后和平民主运动‌。

其次，‌《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战斗，揭露皖南事变真相‌。1941年1月，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新四军，造成重大损失。《新华日报》准备揭露这一事件的详细报道，但遭到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阻挠。经过反复交涉和修改，最终未能发表。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亲笔题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诗，表达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和国共合作的强烈抗议‌。

此外，‌《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报社人员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打压和日军的轰炸，坚持宣传团结抗战、揭露黑暗、敢说真话，逐步成长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展爱国民主运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战事业的强有力的舆论武器‌。

《新华日报》通过副刊发表大量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文章‌，积极引导抗战文艺的发展，保留了不少重要文献，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南方局工作委员会的主要人员包括方方、张文彬、涂振农、王涛、姚铎、郭潜、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廖承志、邓颖超、刘晓、高文华。‌

抗战岁月中国东方堡壘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的其他战场融为一体。9日，国民政府对日宣战。1942年元旦，中、美、英苏等26国代表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反法西斯同盟正式成立。1月2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董庆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为世界反法西斯名

城，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抗战期间，中国与美、英、苏等国开展了广泛的外交活动，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了平等新约。由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成为构建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大国和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得到重新确立。

重庆大轰炸是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侵华日军对重庆及其周边城市商业区、平民聚居区实施了6年10个月的无差别轰炸。

轰炸造成重庆32829人直接伤亡、6651人间接伤亡，房屋损毁11814栋、21295间，财产损失约合100亿法币（当时国民政府货币）。

其中，大规模的无差别轰炸持续3年（1939年－1941年）6年多的轰炸造成重庆3万多人直接伤亡、6600多人间接伤亡，财务损失约100亿元法币平民居住区、学校、医院、外国使领馆等均遭到轰炸。

‌重庆大轰炸“六五”大隧道惨案雕塑群被称为“避难者群雕”‌。这些雕塑位于重庆大轰炸“六五”大隧道惨案遗址，长长的阶梯两旁是避难者群雕，表现的是避难者逃出隧道涌向洞外的情景‌。雕塑群通过艺术手段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场景，旨在纪念在轰炸中遇难的同胞，并提醒后人铭记历史‌。

此外，重庆大轰炸“六五”大隧道惨案遗址还包括其他纪念设施，如拥挤的人物雕塑，这些雕塑生动地展现了当时人们的惊恐和绝望‌。遗址内的避难者群雕由重庆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修复和重塑，内部也进行了装饰，以更好地展示历史‌。

‌这次惨案是抗战期间中国发生的三大惨案之一，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创伤。为了纪念这次惨案，重庆市每年都会拉响警报以悼念遇难者‌。

警钟长鸣！不忘国耻！不忘历史！

不屈之城

为了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造成巨大的战略恐慌，从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侵华日军集中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对战时首都重庆及其周边城市进行了长达6年多的大轰炸。其中，尤以1939年、1940年和1941年最为惨毒。日军对重庆实施的战略轰炸是一种无差别轰炸，对包括工厂区、商业区、文化区、住宅区等在内的所有区域进行狂轰滥炸。其轰炸时间之长、次数之多、手段之残忍、灾难之深重，为人类战争史上所罕见。面对日机空中大屠杀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重庆人民表现出高昂的斗志和罕见的乐观。他们英勇不屈，团结一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反轰炸斗争，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对重庆进行“政略”轰炸和“战略”轰炸的阴谋，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经过十四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一寸河山一寸血，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这场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超过3500万军民伤亡，4200万难民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巨大‌。

‌日本投降的真正原因是多因素叠加的结果，包括美国的原子弹打击、苏联对日宣战、盟军的战略封锁以及中国战场的持久消耗，共同迫使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 ‌

日本投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标志性事件，其意义深远，不仅对日本自身，也对全球政治格局、亚洲局势以及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重庆谈判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选择。为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毛泽东肩负民族希望，身系天下安危，亲赴重庆与蒋介石国民政府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在张治中将军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乘飞机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从8月28日到10月10日，谈判先后在林园、桂园、中山四路德安里101号、103号多次举行，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直接会谈达8次之多。经过43天的谈判，国共双方终达成协议，在张治中公馆——桂园，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邵力子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因当天是双十节，该《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是国共合作的重要历史文献，也是重庆谈判的直接成果。

重庆谈判及达成的“双十协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和曙光。虽然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在1946年6月底全面撕毁“双十协定”，但其历史意义和启示仍是非常重大的。

毛主席亲自到重庆谈判，至少体现了他三种可贵品质：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坚定的政治品质、宽广的政治胸怀。

‌重庆谈判的意义‌在于它为中国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重庆进行了43天的谈判，最终达成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该协定包括停止内战、实现民主政治、保障各族人民的基本权利等内容，表达了国共双方对和平的期望，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未来的美好愿景‌。

重庆谈判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其达成的具体协议内容，更在于它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谈判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扩大了其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各民主党派中的影响，为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舆论基础‌。此外，谈判迫使国民党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如果国民党破坏协定、发动内战，将会丧失人心‌。

‌重庆谈判的启示‌在于它揭示了和平是战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实现和平建国方针的努力中，团结了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爱国民主人士及海外华侨，推动了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重庆谈判还表明了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政治地位，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

‌重庆黎明前的黑暗‌主要指的是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对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革命者进行的大规模屠杀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1月27日之间，特别是11月27日的大屠杀惨案，被称为重庆“11·27大屠杀”。‌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国民党特务便开始分批屠杀狱中革命志士。11月27日，重庆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逃跑前，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革命者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制造了屠杀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的重庆“11·27大屠杀”。

1949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溃败前夕，命令国民党特务分批屠杀狱中革命志士；9月6日，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及秘书宋绮云等6人被杀害于松林坡；10月28日，陈然、王朴、成善谋等10人被杀害于大坪剧场；11月14日，毛人凤由台湾飞抵重庆，执行蒋介石交代的屠杀、潜伏、游击、破坏四大任务。是日，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人被枪杀于“中美合作所”电台岚垭；11月27日下午，特务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进行了血腥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惨案”，屠杀中，负责直接指挥的是白公馆看守所长陆景清、副所长谢旭东、看守长杨进兴；11月29日，“新世界”旅馆临时拘留所里的32名革命志士被枪杀在松林坡刑场。

重庆“11·27”大屠杀中，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慷慨就义、壮烈牺牲，以鲜血和生命写就一曲壮烈的英雄赞歌，为人民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不朽功勋。1949年9月6日至11月29日，有案可查的死难者总数是321人，而死于1949年“11·27”大屠杀者共计207人。为了纪念在大屠杀中逝去的革命先烈，修建了歌乐山烈士陵园。

‌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重庆‌‌。重庆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统治的终结，西南地区的解放，并对中国历史和重庆自身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重庆解放‌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解放的最后一座特大城市。这一事件不仅结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还为解放西南全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面对军事上的总崩溃，国民党提出“确保大西南”的方针，力图以重庆为据点，固守西南地区。重庆再次成为国民党的“首都”和统治中心‌‌。

‌1949年11月1日，人民解放军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的千里战线上，向西南之敌发起强大攻势，成功突破了国民党军构筑的川鄂湘边防线‌‌。

‌宋希濂集团在川鄂湘边防线被突破后，快速集结兵力在乌江设立防线。人民解放军在强大攻势下，成功突破了乌江防线‌‌。人民解放军成功突破了白马山防线，最终形成了对重庆的包围态势‌‌。

‌1949年11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所部第十一、十二、四十七军的5个营，分别从西、南、东三个方向进入重庆市区，宣告重庆的解放‌‌。

重庆解放后，国民党政府丧失了在大陆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人民解放军迅速推进，最终导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

‌重庆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清剿国民党残余势力，保障了西南地区的安全稳定，为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创造了有利条件‌‌。

‌重庆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重庆逐渐从战争的废墟中崛起，成为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工业城市和经济中心‌‌。

新重庆上路了

1949年，邓小平同志和刘伯承同志率部进军大西南，与贺龙同志率领的一野部队一起，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摧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防线，让五星红旗飘扬在云、贵、川、康、渝诸省市上空。11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起长江、南至湘桂黔边境的千里战线上，向西南发起强大的攻势。11月30日，西南重镇重庆解放。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在此后主政西南期间，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铸造了一座座历史的丰碑。

‌重庆解放后的第一届政府成立于1949年底，由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西南军政委员会是解放初期西南地区最高行政机关，负责接管和治理西南地区的各项工作。其主要成员包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重要领导人‌。

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背景是1949年11月30日，二野主力与四野积极配合，解放了重庆。12月27日，重庆和成都相继解放，标志着西南战役的基本结束。随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开始进行西南地区各省市的接管工作‌。

西南军政委员会在解放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负责管理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为新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1937年7月，伟大领袖毛主席题词：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兄弟一般的团结起来，为抗日救国而斗争，达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之目的是今日惟一无二之任务。（中央档案馆提供）。

重庆成为战时首都，承担了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的核心功能。1937年，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大量军政机关、文化机构和教育院校随之迁入，使得重庆成为中国抗战的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的中心‌‌。这一决策不仅使重庆成为战时大后方的核心，还促进了其经济和文化的快速发展。

重庆在军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蒋介石退到重庆，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指挥中心。在此期间，重庆的军事工业得到了大力发展，生产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此外，重庆的工人和农民在日军轰炸下仍然坚持生产，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

重庆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有显著贡献。随着大量文化机构和教育院校的迁入，重庆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许多学校在轰炸中坚持办学，培养了大量人才，为抗战胜利后中国的重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重庆人民在抗战中展现了顽强的精神和巨大的牺牲。在长达6年的“重庆大轰炸”中，财产损失巨大‌‌。然而，重庆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生产和生活，展现了顽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

这些贡献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体现在精神层面，激励了全国人民共同抗击侵略者，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结束语

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在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生活在巴渝大地上的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其坚毅勇敢的担当、艰苦卓绝的奋斗和顽强不屈的抗争为最终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近代争取独立自由史册上可歌可泣的一页，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饱经沧桑的一章。在新时代，我们应当紧密团结起来，大力弘扬抗战精神，攻坚克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