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的印象

陶家汇 （47829902）

　　从前人们十分看重居住的地方，若非不得已，绝不轻易搬离，因而相互做上几十年的邻居，是那个时代的寻常风景。后来，以土为根的观念慢慢淡薄，好儿女志在四方成了实现梦中理想的口号，随之户籍政策也有了些松动。当邻居不再是一成不变后，那些前后更迭的邻里关系，回想起来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这个时代的变迁。

我印象中的邻居，有儿时老家的，有下乡插队时“陶家汇”村的，也有返城后因换房结识的。这些片段连缀起来，就成了我生活经历所留下的轨迹。

　　小时候，我住在新塍镇陆家桥北的吴家弄。这狭小的弄堂也就六十来米长，记忆中那石板铺筑成的老街，不少邻居已是住了几代人，整条街也是多年未见半点变化，仿佛被时光凝固了起来似的。

我家的北邻是姚颂椒先生，他在镇上颇负盛名，能书会画，相传家中是四代行医，想必会有不少治病的秘方吧？熟悉的人都唤他姚老虎。虎不是他的属相，大概是说他画虎栩栩如生而得名吧？也有人说他用药如虎势凶猛而得名。我幼年时多病，因有了这位中医邻居，也就没了看病难的问题。也许是老邻居了，有时拒收邻居诊疗费的情景至今还是有些印象的。

南邻的两家是铁匠铺。因当时手艺多靠师徒相授，要是吴家弄谁家孩子想拜师学打铁，两家都会热心引荐，其中周家还把这手艺传给了小个子的儿子。记得那时只要说起吴家弄的小铁匠，镇上有点年纪的人大多知道。

后来工作改由统一分配，这种带着体温的传承便渐渐地消逝了。

也许吴家弄住久了，尽管自己还只是个小孩，老街上的一些往事仍能回忆起来。比如，谁家经济上要是遇到点难处，邻里就有个“凑份子”解困的传统，待经济宽松点后再还。这种邻居间的信任，如今想来，仍能感觉到这其中包含着的温情。要是当年也存在人们痛恨的老赖现象，这“份子”在吴家弄那是没法“凑”起来的。

不过邻里之间相处也并非全然和睦，关键时刻得讲立场、讲原则，万不可粗枝大叶。记得吴家弄底有个长得胖胖乎乎的人姓袁，对小孩总是笑嘻嘻的，挺有人缘。要是从来不笑，脸上老像阴天，这性格是否能称好就难说了。

但居委会分管治保的李主任，应该是例外。他讲究立场，对袁也总是板着脸，有时还会训斥。时间一长孩子们似乎也觉察到了一点，慢慢拉开了距离。后来知道，这个笑呵呵的胖叔原来是镇上草棚戏馆的一个老板。

老板这称呼，今天与昨天在听后的感受，可完全是不一样的！

　　少年时光倏忽而过，怀着美好的愿望，想象着公平的未来，我于是与家里，也与吴家弄的那些老邻居们来了个说再见，一脚跨进了政府号召最需要去的地方，由此我开始认识了“陶家汇”村的新邻居。

“陶家汇”村与新塍镇也就相隔十多里的路程，只是当年交通不便，感觉就像去了一个偏远的小村一样。不过那时的我，却认为，自己来到的正是个见世面的地方，生活上要开始接受经风雨的考验了。

面对下乡的欢送会，我觉得似乎已有了革命青年桂冠似的，但想要继续下去还得紧跟形势。

    记得有一年上级发出如同要革春节命一般的号召，要求全体知青不回老家过年，继续在田头地角干农活。那时，干活这常用语已开始用时髦的战斗一词来替代，换成口号就是要在革命的战斗中与新邻居一起过春节，一起破四旧，一起移风移俗。

对号召，知青大多会从“表现”一词的要求去考虑，因而决心不回家过年。但人心毕竟善良，看似对自己号召很狠心，却非常关心同胞的年该如何过好，比如节日期间暂停了炮击，就是想让对岸安安稳稳地过一个和平的年。如今回想起来，多少感觉有些荒诞。

“陶家汇”村有二十来户村民，与吴家弄差不多，都可算成是我前后不同时期的邻居。村里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不少在祖上还有些亲戚关系，平时也有相互走动聚聚的习俗。

    这看似邻里关系像自家人似的，但有时也会有争吵，当然只要没挂上阶级斗争这根弦，大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邻居矛盾要是发生在吴家弄，一般会让居委会来调解，甚至还会去找工作单位的领导协助处理，据说效果大多还不错，不过这种方法目前好像已失传。

邻居纠纷要是发生在“陶家汇”村上，村官就承担起了这份调解责任了。生产队长是我刚见世面时遇到的第一个当官的，这官看似不大，这在村上说话可是一句顶过一句的。后来上级虽也批评了下面有些做法像土政策，但“土”字在那些年也是个时髦语，什么土法上马、土洋结合，但就是不能用在政策上。

“陶家汇”村那年头自然是讲政策、讲立场的，即使对待有问题的亲戚，也是态度鲜明。比如偶然坐在一条板凳上同吃同叙旧时，会说吃归吃路线要分清这样的话，这自然是说给别人听的，算是对要求讲立场的回音。至于现在流行要讲道理、讲法律、讲逻辑，那时这方面并没有进行宣传，也就受不到应有的教育。记得村上曾规定，头上有帽子的人要做完一定量的义务工，就是干活不给工分，要白干。但我一直不清楚，究竟是上级下达的指示，还是队长自己制定的土政策。

也许是年龄上小了一点，邻居对我这个知青的生活还是比较关心的，毕竟都有自己的子女，知道十几岁就在村里独立生活并不容易。但队长是重视再教育的，对知青是严要求高标准，尽管知道体力上与村民还差了那么一截，仍从改造、锻炼目的出发分配农活。我想队长一定是想让我这个知青能茁壮成长起来。

凡见过大世面的人，往往认为对居委会、生产队长这样的地方官员不值一提，但我却并不这样认为，无论大小，离我最近的一定是最重要的！

在我插队落户十来年后，迎来了知青可返城的新政策，而以前想返城是要凭表现、凭村推荐，有的还会去拼爹拼妈拼关系。记得乡里有个负责人，也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让当知青的儿子放弃“大有作为”的大好前程，早早安排返城，去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了。

现在总算不需要了。

　　返城，对“陶家汇”多年的邻居要说声再见了，我又得从零基础开始，重新去干新分配的工作。

知青返城那些年里正大力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政策，但我晚并不是受政策影响的结果，而是受房子没落实好的影响。

看来住房问题从前也有，只是解决的办法与今天不一样。

当年没商品房自然没高房价的压力，但严重依赖所在单位的分配制度。记得后来成了邻居的小金，曾一起去行政科找领导，但对房子诉求还没说完，就被负责人以充足的理由给堵了回去。

后来还是通过腾出办公室的办法来解决住房短缺问题。尽管每户分配仅十多个平方，还得具有是男职工等多项条件才行，这显然是有点像土政策的味道了。

一年后陆续添丁，每户都成了三人世界，在这狭小的空间里，说如同是挤在一个个砖砌的笼子里倒也不过分。有趣的是，只要有一个婴儿啼哭，就能引发出“交响共鸣”。

用办公用房改成住宅的这几个家庭，成了那时我特殊的邻居了。

　　随着政策的开放，变革的步子迈得越来越快，许多梦想中的分配有可能快要实现时，制度却是一个个停止执行了。住房也从分配改成了商品房交易，邻居能相处几十年的现象变得不太可能。

如今回想起这邻居的印象，有的多年前已失去了联系，有的搬走去了远方，但他们留下的记忆，我至今仍珍藏在心底。

自实行商品房后的新邻居，好多人是同住在一幢楼里，同时进出一个大门，但防盗门和猫眼的安装，又筑起了新的人际藩篱，这与传统印象中邻居，似乎有点不太像，已没了从前的那种感觉，每天看到后如同是公交车上似曾见过的一个个旅客？倒是小金一家，如今改称老金这样的旧邻，还能偶尔小聚，喝茶聊天，叙话当年。

时代在变，居住方式在变，那些相互守望的温情，是否真成了绝响？邻居，我期待着在这钢筋混凝土的新居环境里，心中依然想看到那曾经真诚的一张张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