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红风景线--知青生活散记（之二十三）

茶江闲云

二十四、恢复高考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亦经历过不少关系人生命运重大转折的节点。

1977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于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中国大地上因恢复高考而掀起的激情，曾经感天动地。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全国各地历届生和高中应届生毕业生都磨拳擦掌，准备投入高考。作为已毕业两年的高中生，我也雄心勃勃跃跃欲试地投入到高考大军队伍之中。

想想看，已经10来年没有高考了。也就是说，自我们读小学起就取消高考。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时兴推荐上大学，即从工农兵中推选出优秀分子，勿用文化考试，只要根正苗红政治思想表现好，有一定的劳动实践经历，经有关部门推荐就可直接上大学。那个年代，提倡所谓的“开门办学”。走出去请进来，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领域，学校有工宣队，领导学校的教育革命。老师不能正常教书，知识贬值。老师则带领学生们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真正是读书无用啊！

更为可悲的是，1972年秋，教育部门开始整顿，学校迎来了重视文化的一缕曙光。而1973年6月，辽宁的张铁生被县里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在物理化学考试时，大部分考题不会回答。于是在卷子背面写了《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这位先生竟然成为“白卷英雄”。再次把知识打入十八层地狱。

而此时，国家选拔人才倡导考试了，卷子面前人人平等。这对我们来说，是何等鼓舞人心的壮举啊！

然而，首次参加高考，我失利了，惨惨地落榜了。

这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时间太紧。10月21日公布恢复高考的消息，12月10日便举行考试。也就是说，从知道考试消息，到走进考场，不到两个月时间。要知道，我们走出校门扔下书本已两年多了啊。

我们首先得从繁杂的劳动中回过神来，从田头回归校园。然而，此事在当时谈何容易？！先从政治而论，纵然参加高考对我们来说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但因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恢复高考的政治含义。尤其到了贫下中农社员们那里，更不是那么回事了。你参加高考？这就意味着你不安心农村插队，向往大城市的生活。其思想上首先有问题。故而，请假参加复习，自然受到百般刁难。好在我和队长的关系还不错，在我提上一瓶桂林三花酒和猪肉排散请他饱饱地喝了几餐后，队长迷迷糊糊中终于答应给了我半个月假。队长怕其他人有意见，还反复叮嘱我不要声张，若有人知道了，就说是病假。

虽说得到半个月的复习时间，然那几年读书都是学的大多是领袖语录，最多是多认识了几个字，没有学到什么能够应付考试的东西。对照公布的高考复习大纲，数理化几乎有一半连学都没学过。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开考了，想把原来没学过的东西补回来，这无异于扯着自己的头发想登天。

我只能扬长避短，放弃理科，选择了文科。虽说文科的录取率低些，但文科是我的长项。读书时喜欢文学，读了不少“三突出”的大本头。当时流行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春潮激》等时长篇小说都读过，高中时竟然还学写过所谓的小说，写过一些打油诗顺口溜之类的狗屁诗歌，自认为还有点文字功底。文科的历史地理政治主要靠死记硬背，我那时记忆力还好，不怕。

为排除干扰，安心复习，我回到了矿山家里。

那段时间，真可谓是头悬梁锥刺股。每天鸡叫便起床，背数学公式，背时事政治背诵历史年代，天天都熬到12点多钟。肚子饿了，热点冷饭吃了又接着背。说实在的，复习那段时间。比在生产队出工辛苦得多。出工只是劳累身子骨，而复习既伤身子又损脑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得到了体检通知。也就是说，我的成绩上了录取分数线。

那时还没有估分这道程序，也不知道自己大约得了多少分。当时正可谓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省一级的大学根本看不上，向往名牌重点大学。填报志愿时只给报三所大学，三个专业。我喜欢哲学，文学，于是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大学，第二志愿复旦大学，为保险起见，还不太心甘情愿地报了广西大学。专业依次为哲学，汉语语言文学，新闻。

当时的我，确实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好像这些大学就是为我开办的，非这三所大学不读。颇有种大明奇才唐伯虎当年赶考“天下舍我其谁”也的确狂妄气概。还竟然在“是否服从分配”一栏上，又填上个“不服从”。

“不服从”分配，那就难怪大学不“鸟”你了。

前面已说到，从1966年终止高考，到1977年12月，已中断了10年的高考制度，积攒了10来年的考生，有诸多的竞争对手。尤其是1966年至1968年毕业的“老三届”，虽说他们的年纪偏大，但前期他们受过严格正规的教育，高考大纲所含的考试范围，那些知识他们基本都学过。当时学习成绩好的，只要稍加复习，便可事半功倍。而比我们年纪小的应届毕业生，学的知识也比我们全面。加上他们年纪轻，记忆力好，又还未丢下课本。相比之下，我们是最弱势。即使花上吃奶的气力，也难与他们比肩。事实后来果然如此，那两年考上重点名牌大学的几乎都是“老三届”和应届毕业生，而我们那两届考上一般大学的都少的可怜。

由此已注定了我失败命运。

不仅我如此，与我一同参加高考得到体检的几位插友，都是以这样的心境填写志愿，其结果可想而知。

高考失利，无疑给我的心灵重重一击。

那段时间，不敢见人，面对的是讥笑嘲讽的眼光，恨不能地下有条缝钻进去。

沮丧苦闷烦恼的事情远不止这些。

接着队里开始评工分，我做梦也不会梦到，这插队以来第二次评工分，我竟然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

我还清楚的记得第一次评工分的情景，因当时没有其他太多的想法，拼命地干活，很受队长的器重，分配我干过晒谷子、打农药，用牛等多种农活。社员们对我的表现也很满意，评工分时一致给了我九点五分。别小看这九分五，当时妇女最高的吃九分，男社员最高的吃十分，大多在九分左右，而我的九分五已接近最高分。

而此次评工分我可没有好果子吃了。开始时是评我们另一个插青的。该插友未参加高考，安心在生产队出工，工分比去年提高1.5分。

接着就是评我，情况大为不妙。

队长连问了几声，社员们看看，黄云光评几分？开始时，没人吭声，连向来与我关系比较好的贫协主席杨娃仔，此刻也成了哑巴。最后还是政治队长老金叔发了言。他说，按理说，黄云光的劳动还是不错的，干活舍得出力，什么活都拿的下。听他这样说，我心里想，老金叔肯定了我的劳动成绩，这评工分主要是看劳动，就算工分不提上去，去年的工分应该还有吧？谁想，此刻老金叔此刻来了个“但是”，话锋一转，这个倒霉的“但是”，把我“转”到了十八次地狱！他说， 这段时间，黄云光经常请假复习，参加高考，不安心农村，这就是思想问题了。

（当时的人民日报登载恢复高考文章)

（复习笔记）

（高考场景）

　　乖乖，他给我在政治上定了“调调”，把参加高考等同于有政治思想问题，这就是老金叔的逻辑。在那种非常年代，这逻辑似乎也通。老金叔说完，也没有马上说我可吃几分的事情，但显然他这个调子一定，我也只能悲催了。还是没有人明确我的工分，但有人小声议论，我听见他们也赞同老金叔的意见。队长见再没有人发言，砸吧了口喇叭烟，喷了股浓浓的烟雾道，我看，就九分吧！

天啊！我去年是九分五，今年却降了0.5！别小看这0.5，这是对我参加高考的最大惩罚！

队长一锤定音，没有人再提出反对意见！接着其他三个参加了高考的插友，也都遭到我同样的命运。

工分被降下来了，事情并没有完结。

第二天收工时，作为政治队长的老金叔，没有忘记他的使命职责。又郑重其事地找我“谈心”，说要正确对待这次评工分，心里不要有不满和抵触情绪，不要背上思想包袱。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只要安心农村，表现好了，下次评工分还会提上来的，社员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听他这样说着，我心里直想骂娘。但有何办法？当时就是那样的政治环境。我只能忍声吞气，表面上迎合着他。不仅老金叔找我“谈心”，连贫协主席杨娃仔都做我的思想工作。不过，杨娃仔的话我还有些听得进去。他说，考大学读书并不是坏事，我就是吃了读书少没文化的亏。但关键是既要复习考试又尽量不要耽误生产，这样其他人也就不好说三道四了。杨娃仔的话多少还有点人话。

奶奶的，我发下狠誓，第二年若凡还有高考，就是栗木公社办的学校，也要去了！

时间不觉到了次年的初夏，全国高考复习大纲公布了。似乎在茫茫的一片乌云里，又闪现出几缕温暖灿烂的阳光。

这年的7月20日开考，时间亦够紧张。

然有了第一次经验，这次聪明多了。那段时间，把身上所有的积蓄换成酒换成肉换成香烟，舍得孩子才能套住狼！我要拿这些东西去“狂轰乱炸”。请队长喝，请老金叔喝，请杨娃仔喝。灌得他们迷迷糊糊，五老爷认不得六老爷，我竟然得到一个月假。

其实，这次能得到假，很大程度还是因为这次高考，已不同第一次高考那样阻力大。人心所向，队上的官员们也只能顺应潮流了。

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次我要豁出去了。

早早就开始了复习准备工作，找齐了复习资料，还去栗木中学办的补习班补习了半个月。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正当我满怀信心势在必得准备再次参加高考的时候，也活该是我倒霉。临考的头一天，也不知是复习太紧张太劳累过度，还是别的缘故，我竟然患病了。发高烧，畏寒畏冷，头昏脑涨，全身无力，我多年来还从未病得这么重。

那年栗木中学设有考点，按规定我们矿山考生去栗木考。栗木矿离栗木中学有近四公里路程，若是平时没病走快些半个小时不到。可当时那种状况，四肢无力，双腿软乎乎的，就是走一里路都难。我真担心自己是否能如期参考。

好在我命不该绝，正巧有个从小跟我耍得很好的发小，他家有辆半新的永久单车，他也到栗木参加高考。头天就与他相约，想搭他的单车一道去考试。他爽快地答应了，并保证不再搭别人，我才放下心来。

第二天一大早起来，还好，勉强挣扎着身子。我搭着发小的单车来到栗木，拖着无力的身子走进考场。

我有个姨爷在栗木街，他是当地赤脚医生。上午一考完语文，我便到姨爷家。他见我的状况后，即给我量体温，当时我已发高烧到39点5度。姨爷顾不上吃午饭，即刻到医疗室拿回药品和药水，先让我服下药，接着又忙着帮我打针输液。姨爷关切地劝我休息算了，还是身体要紧。我说不行，再难抵我也要坚持住，鬼晓得明年还有不有考试，前面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要闯了！中午休息了下，又拖着热乎乎软绵绵的身子走进考场。

就这样，边参加考试，便打针输液。显然，这迟不来早不来倒霉的高烧对我这次考试造成相当大的影响。所幸的是，我终于挺过来了。说来也怪，两天考完后烧退了，病亦竟然好了。

虽说是带病参考，总的感觉还考得可以。尤其是语文，我自我感觉基本常识答题可以，特别是作文写得不错。

第二次考完时还是没有估分，但填自愿时，虽仍满怀雄心壮志，但更注重现实了。填完三所我心仪的学校和专业后，在“是否服从分配”栏目里，老老实实工工整整地地填上了“服从分配”四个字。

考完试后，便又回生产队出工。还得装出满怀“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样子。别人问起，只说考得不好，我就是当农民的命了，象似要安心农村，扎根一辈子似的。因有了第一次高考失利倒霉的教训，想着就让我后怕，不得不谨慎些。

有志者事竟成！我终于得到了录取通知书。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上午，当时我正从田里收工回来。公路上不远处邮递员小何骑着单车向我这边驰来，一边踩着单车一边大声朝我喊，“黄云光！有你的挂号信”！

一听是挂号信，我的心“突”的腾了起来。因近日大学录取通知书已陆续发放。我们都知道录取书发放是用挂号信的。小何是我们这一带专线邮递员，我们已跟他混得很熟。说着，小何已把车支在我旁边，从绿色邮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并递上单子和笔让我签收。我几乎是颤抖着手，写下了“黄云光”三个字。小何见我签毕，满怀真情地向我道喜，祝贺你！真不容易！

信封右下角印着“桂林师范学校”几个字。我几乎是抖着着双手，拿着那牛皮信封，又反复凝视默念了几次“桂林师范学校”几个字。拆开信封，里面有这样的文字：“黄云光同学，祝贺你被桂林师范七八级中文大专班录取、、、、、”。成功了！我黄云光终于成功了！那惊喜若狂的神态，我想绝不亚于当年的范进中举。这虽不是什么名牌重点大学，然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这几个字已足令我欢欣愉悦顶礼莫拜了！

这绝非夸大其辞，后来便知道，我们栗木锡矿76级那一届高中毕业三个班，共150多个同学，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参加了高考，考上大专理科两个，文科大专只我一人，其余几个是中专或技校。

再看看下面一组资料，更可见其中的含金量了。据有关资料披露，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次高考时间是在77年的冬天，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政治七门学科。此次高考总共录取了27万人，录取率仅为4.7%。1978年：610万人报考，原计划招生29.3万人，后增加近11万人，共录取40.2万人，录取率约6.6%。这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

这年的金秋时节，我告别了插队两年的永红一队，跳出“农”门，来到美丽的桂林榕湖畔旁的桂师（现桂林师范学院），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课余时间在桂师教室复习功课，后三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