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周宁

我的母亲1927年正月十六出生于江苏高邮，2024年12月29日无疾而终，享年98岁。我母亲是外公的独生女儿，三岁时外婆去世，此后再无母爱。若问我母亲这一辈子最缺的是什么？我想她的回答一定是：母爱。

说到我的母亲，自然要说到外公。外公曾为私塾先生，写得一手好字，蝇头小揩卖钱可以养家。外公有一弟弟，我们称他二外公。兄弟二人有一些房产，前后两排，每排有三个三间一厢。两排房之间及房西头数米是院子，形状俯看如同“T”字顺时针旋转90度。院内有一排大扬树，有果树（桃、杏、枣、枇杷等）若干。院子西头有一间柴房，柴房南山墙有一猪圈与厕所，余下为菜地。

文革前，除我们自己住的三间两厢，其余的房屋被公管，原租户的租金也被房管所收取。两排房之间的院落被征用建了一排住宅，西边的院落由医药公司拆掉柴房建一幢仓库。自房屋被公管后外公没有了收入，由母亲赡养。我们小孩最喜欢在里面玩耍的大院子没了。文革初破四旧，外公担心被抄家，将藏书当废纸卖了，收藏的字画当柴火烧了，收藏的篆刻印章让我夜间倒入河中，一箱端砚随便送了人，家里的文化元素就这么处理殆尽。

二外公有一独生儿子，我们称舅舅。舅舅长我母亲一岁，自小与母亲一起长大，两人相处甚好。二外公很重视对舅舅的培养，舅舅毕业于医科大学，后成为脑外科专家。因为外公重男轻女的观念，我母亲只读了小学。

解放前夕，扬州会计训练班在高邮招生，我母亲报了名并被录取。二外公闻讯后写信给外公（二外公在镇江工作），他认为让我母亲出去读书便是开笼放鸟，可能就回不来了，要外公尽力劝阻。外公尝试阻止，我母亲未听。正是这一违拗，改变了我母亲的人生。

训练班大概是1949年初开学，1950年初结业。结业后，我母亲被分到涟水县粮食局工作，国家干部编制，享供给制。

那年头有一股不好的风气，不少领导干部与在农村的老婆离婚，而后在城里找年轻的女学生结婚。我母亲在涟水粮食局工作不久，其局长与原配妻子离了婚，追求我母亲。我母亲随即请假回高邮与我父亲订婚，将订婚照带去涟水。局长知道我母亲已订婚也就作罢。

在涟水工作一段时间后，我母亲申请调到高邮工作，得到批准。由此在高邮粮食局工作直到退休。

我母亲对工作认真负责，执行制度一丝不苟。他在粮食局为总帐会计时，各乡镇粮管所的财务都经她审核。一次，某乡粮管所一份三十几元的报销单据不符合财务制度，我母亲将其退回，要求报销人自己承担。报销人为泄私愤，于晚间躲在我母亲晚上加班回家必经的桥下，当我母亲走到桥上时，他窜上来打我母亲一个嘴巴，然后遁去（后当地派出所破了案）。

计划经济时期，某乡粮站要建库房，没有钢材。局长找到在扬州当厂长的老战友求助，老战友随即按所需将钢材送到，并按计划价与粮食局结算。粮站为还人情，做了三件木制家具送给厂长，其费用作为公用报销。我母亲认为不合制度不予报销。粮站说明：人家送来的钢材按计划价结算，市场价比计划价贵两倍多，且很难买到。我母亲认为：按计划价结算，那是国家这个口袋的钱放到另一个口袋。而送家具则是国家的钱进入了私人的口袋，因此不能报销。

按规定我母亲应该55周岁退休，单位觉得有些工作还需要我母亲，便缓办退休继续工作。58岁这一年，有人向局里反映某粮站有经济问题。局里派一付局长任工作组组长，带队去调查。不久，这位付局长发心脏病需住院医治。他向局长提议，由我母亲接替他当工作组组长继续调查。我母亲去后，查出站长的经济问题，不久站长被抓。当时有人私下提醒我母亲：站长是局长的亲戚。我母亲认为不管是谁，都要按章办事。

我母亲思想比较正统，对党的号召积极响应，对党报上的宣传坚信不移，对组织与领导是充分相信，申请入党更是矢志不渝。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除对入党申请人要认真考察外，还要对社会关系内查外调。我母亲因二外公曾包庇过资本家这一瑕疵，始终不能入党。

后来舅舅在武汉成功做了一例脑外科手术，在医学界是一项突破。舅舅不但入了党，还被选为武汉市人大常委。我母亲知道后再次向组织申请，并说明舅舅入党的事实。组织上通过外调得到证实，不久我母亲被批准入党，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

我母亲对党组织近于虔诚，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及时交纳党费。退休后更是认真，每参加党组织生活，一定先在家修饰一番，就象赴宴一样。近九十岁，单位觉得她年事已高，才不再通知她过组织生活。

我母亲比较固执，工作上如此，生活上也如此。看人常常一分法，谁要是给她留下了好印象，这个人在她眼里一辈子都是好人，反之亦然。

我母亲性格温和，从不与人争吵，甚至高言都没有。我父亲脾气不好，在家为点小事常大呼小叫，我母亲既不计较也不理会，好象根本没听见。高龄之后耳朵听力下降，更是如此。

我母亲年龄越大越是乐天派，似乎没有值得她计较的内容。她上会计训练班，建国前开学，建国后分配工作。按入学时间应是离休，按结业时间则是退休。单位因故给她办了退休，我母亲认为离休退休无所谓，不就差几块钱吗（当时是差几块钱，到后来差了一倍多）！她七十多岁体检时查出肝上有肿块，医生建议医治，子女也希望她遵医嘱。她说：我自己没任何不适的感觉，由它去！再说活这么大也知足了！

我母亲工作时，对邻居打麻将很反感。没想到她六十多岁后，竟然对打麻将乐此不疲。她买了一台麻将机，固定几个老同志作牌友，每天下午打八圈麻将。打麻将还有经济刺激，好象是20元进花园。我母亲不论输与赢总是乐呵呵的。我父亲常调侃她：有麻将打眉开眼笑，没麻将打五心烦燥！一打牌就输，赢起来二斤肉，输起来一条猪！

我母亲高龄之后，每天要上街走一圈（保姆只能悄悄的随着），穿着她喜欢的花衣服，顶着遮阳帽，戴着墨镜，拎着小钱包。有邻里看见，说哪来的老华侨！

最有意思的是看我母亲与舅舅通电话，两人高龄之后听力都很差，已影响与人正常交流。但只要两人通上话，说说笑笑能有半小时，其实谁也听不清对方说的什么。

我母亲最不愿意的就是求人办事，但为我求了两次人。我初中毕业全班下放，我因年龄小（14周岁）不在名单中。眼见得同学们纷纷组成6人小组（一组去一个生产队），兴致勃勃准备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成了离群的孤雁。于是悄悄带上户口薄找到校长，要求下放。那年代父母不敢阻止，校长只能批准，这样我随同学们一起下放了农村。

来到农村后，生产队长看我们个头小便安排我们干拾粪这类轻活。我们一边拾粪一边玩耍，遇船划船，遇牛骑牛，什么新鲜玩什么。一次我划船落水，当时正值数九寒冬，冻得要命。母亲不知怎么知道了，烦得睡不着觉，最终下决心求人将我调回城。现在想来，若不是我母亲求人将我调回，我在农村不知要呆几年。

我1976年从无锡机械制造学校毕业，按政策我应回高邮水泵厂工作。其时我大妹还下放在农村，二妹正要分配工作。我如果回水泵厂，二妹又要下放农村（当时的政策是一家身边只许留一个子女）。我母亲再次为我求人，到扬州地委粮食处请处领导帮忙，将我留在扬州工作。母亲的再次求人，保住了二妹工作，让我离开了高邮落户扬州。

我母亲一生勤俭持家，从不浪费，更不奢侈。步入老年后消费观念逐步提高，吃穿用都讲究起来。她中年时常生病，步入老年后几乎不生病。她生活有规律，能自己做的坚持自己做，临终几个月前生活基本自理。由于小脑萎缩，96岁起只认识在身边照顾她的以及常来看望她的人。

我母亲一生最不幸的是自幼失去母亲，最遗憾的是年轻时没能多读书，最幸运的是参加会计训练班改变了人生，最满意的是四世同堂、子女孝顺、孙辈出息，最福气的是有生活质量的高寿，熟悉她的人都说她是福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