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其艰也巨

江南拙翁

今天是我母亲诞生一百零五周年纪念日，四年前我写了一篇短文，纪念我的母亲，今天以这篇短文，再次缅怀我亲爱的母亲。

2025年4月14日晨5：30

特立独行 其艰也巨

－－ 纪念母亲101周年诞辰

母亲留给儿子的思念是永远的， 在过去几年母亲的诞辰纪念日，我写了我心中的思念。随着时光的流逝，自己也到了经常回忆往事的年纪，近年来母亲的另一面，一个诙谐、大胆、特立独行的女性形象浮现在我的脑海，久久不能忘怀。

母亲在九十高龄时与世长辞，于今已有十一載了，而我有时好像仍然看到了那鼻梁上戴着的眼镜上方透过来的母亲的目光，目光中时而流露出的是精明和强悍，时而流露出的是心满意得的骄傲，有时还流露出一絲狡黠的自负。母亲的目光使人对于她的任何询问，不敢有半点的含糊。

母亲的一生，在我看来是传奇的一生，是充满了挑战的一生。1965年我初中毕业，考入了长沙水泵厂半工半读学校，没有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母亲作为曾经的居委会主任，成了冲击的对象，连带我也受到了牵连，在工厂成了被歧视和欺负的对象，原因是街道上认为母亲有日特（日本特务）嫌 疑。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在工厂的处境可想而知，但我百思不得其解，母亲作为新中国的拥护者为什么会有日特嫌疑？我想弄明白，终于有一个星期三我休息在家，鼓起勇气向母亲提出了这个问题，母亲闻听后，不以为然的对我说起了一段往事：民国33年（1944年）日本人攻陷长沙，全家人走兵（逃难），当时滌哥5岁多，春哥才两、三岁，一家人好像还有外婆也在一起，一家人逃到乡下，困难之处可想而知，没有多久，因无法生存，加上有很多逃难的人已经返回了城里，一家人又回到了城边上的家中，那时长沙已被日军占领，回城后也是无法生活，当时父亲又病了（打摆子）。为了生活，母亲在马路边一个废弃的压路机旁摆了一个摊子，卖些香烟什么的赚钱度日。有一天一个日本人来买香烟，他拿了烟不给钱就径直走了，母亲急了，急忙中抄起了一根扁担，追了上去，拦住日本人要钱，直到日本人给了后才罢手。当时有街坊邻居看到了这一幕，还有人讲母亲不怕死，胆子真大。文革开始了，有人向街道等反映了这件事，还加油添醋地讲母亲有一口流利的日语，这真的是无稽之谈。于是母亲就揹上了“日特”的嫌疑。理由”很充分”：如果不是日特，为什么敢追着日本人讨要香烟钱。我听了母亲的叙述后，心中释然了。但心中的释然，並不代表现实也释然了，对我的影响依然存在，母亲莫须有的罪名，使我的毕业分配推迟了将近半年，无形有形的压力下，使得我只能夹着尾巴做人，我们学的专业是铸造，也就是翻砂工，工作脏累，工作环境也很差，要说愿意做这个工作，那不是心里话，大都想脱离那个“苦海”，所以参军都不要动员，同学们都踊跃报名，我也不例外，心想我有两个哥哥都参军了，我可能也能吧，但现实给了我无情的一击，参军报名没有通过。眼看着几个同学雄糾纠，气昂昂地走了，心中是莫名的失落。更有甚者，车间出的某些案件，我也成了怀疑的对象。但我还是从心底里佩服母亲，母亲就是一个胆大不怕事的人，但这样的人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是相当大的，由于当时我在工厂居住，每周只有一天回家，发生在母亲身上的事有些我是不知道的。近年才听小妹讲，母亲最难熬的时候，曾经想到过要轻生。轻生对母亲这样性格的人来讲，不是极端地无法忍受了，是不会有这样的念头的。当时我听小妹一讲，心里一惊，也深感母亲这一生的不易。也可以想见有些人在折磨人这方面是何等的丧心病狂。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和父亲可能是由于性格上的不合，两人经常为一些琐事争吵。有人讲：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但我的父亲和母亲在大难来时，却是默契的配合，可以讲是天衣无缝。这件事也是听小妹讲的，有一次母亲又被办事处抓了，关了起来，家里每天要送饭（真是没有道理，把人关了还不给饭吃），小妹送饭给母亲，等母亲吃完再把碗筷带回。有一次，回家后发现饭碗底部粘了一张纸条，是给父亲的，写的什么不知道，父亲看了后，在下次送饭时，要小妹在口袋里倒插一把梳子，並说要让母亲看到。到后来小妹才了解到，这是父亲告诉母亲，她传出的纸条已收到（梳倒）。真的是佩服他们能够如此完美地演绎了谍战片的情节。其实母亲从49年8月长沙解放起一直是人民共和国的坚定拥趸，在共和国建立之初，民主建政、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都紧跟共产党为共和国基层政权的建立和完善，贡献了她的力量，所以连我对当时的一些政治名词，都耳熟能详。母亲曾是城北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当时很小，也有印象，母亲是高票当选的，还参加过区的妇女代表大会，可以想见像一个只读过一、两年书的妇女的积极性了，但母亲不会逢迎的性格，注定了她永远无法发挥她的全部聪明才智。

母亲喜欢打麻将，而且打的很好。七十年代末，麻将开禁了，其实当时母亲已经“解放”了，但居委会主任是不能当了，搞了一个街办厂子（做水磨石），让她当厂长，开始的时候，我看她还是有干劲的，估计是和人搞不来，或许是不想时刻见到那些曾经搞她的人，也或许是参透了人生，没有多久，就辞职不干了。于是有大量的空闲时间，正好打麻将。她们当时打麻将是老式打法，算方的，十方起和，不玩钱，玩戴帽子的，大都在四楼杨二娭毑家玩。杨二娭毑以前也是搞街道工作的，杨二娭毑戴付眼镜，人很和霭，还有侯五嗲等人，侯五嗲碰了人总是笑嘻嘻地说“休息，回来哒”，当时邻里之间关系还是蛮融洽的。我星期三休息，如果家里没人径直去四楼，母亲十有八九在那里。当时我家的安置房在三楼，这是当年卜占亚修八一路跨线桥（跨京广线铁路），拆了我家老屋后分的。分的房子不太好，是个过路屋，说到这里，安置房为什么分得不好，还是和母亲的性格有关，听说，当时负责分房的人（姓什么，我不记得了），有点搞名堂，要人巴结他，送点礼什么的，这应该是普通寻常事，母亲却硬是看不惯，好像还向上面反映了，结果他沒事，却分了一套过路屋给母亲，隔壁的粟家就分得好些。不讲这些了，还是讲打麻将的事，后来打麻将慢慢都带点彩了，母亲也不能免俗，当时她们只玩五角钱一片子的，开始还好，后来年轻一点的嫌小，玩起不过瘾，要玩一块两块一片子的，母亲就不参加了，然而有的时候就硬是“三缺一”又只好邀母亲玩，母亲当时就搞了一个“一桌两制”，比“一国两制”还早些，就是四个人玩麻将，母亲的酬码是五角钱一片子，其余三人是一块或两块钱一片子随他们，母亲不管他们的结算，只管自己和牌或放炮只按五角结算，你说我母亲头脑是不是很活泛。

母亲做事有自己的原则，同情弱者，也不依附强者，什么事首先遵从自己的意愿，想做的事，什么人也拦不了，什么风险也敢承担。小时候曾听母亲讲过一件事，有点像沙家浜里发生的事，只不过人物不是阿庆嫂，而是母亲，另一个人不是胡传奎，而是一个普通的国民党逃兵。事情发生在解放前，有一天，一个人急匆匆跑到我家，当时还是住在老房子那里，央求母亲把他藏起来，母亲估计他是一个被抓壮丁的人，想逃回家，就把他藏在家里，等追他的兵走了之后，才叫他出来，那人出来后，对母亲磕了一个头，就走了。不知道那人的结局如何。你说我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够不够特立独行四个字？这应该是母亲做的一个风险极大的大善事。母亲也做小善事，但做小善事基本是量力而为，我猜测母亲认为的小善事，不会决定人的生死，而只是对别人的一点点助力，同时这个助力，如果你不认同，那也无所谓，就权当没有这回事。关于这点，母亲曾经有过一个很奇葩的事，可以印证。有一天，有一个叫花子讨钱讨到了母亲面前，母亲看他有点作孽，想给他五角钱，但身上没有五角的零票子，就拿了一张一块的给他，但要他找五角钱。这个叫花子心气也有蛮高，可能他想：你拿五角钱给我，真是在打发叫花子，就很生气，五角钱也不要，头也不回就走了。我曾问过母亲是不是有这回事，母亲说：有。我讲那不就把一块钱算哒，母亲说我只想把五角，他嫌少，那我就正好省哒五角钱。我想想也是，叫花子嫌饭馊，他也不看看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拿钱把你这个后生子，能给五角钱就蛮不错了。母亲还说那个人身长个大，年纪轻轻，做什么都能养活自己，偏偏做叫花子来讨钱，还不是个懒人子，多把又怎么样呢？搞得他心安理得的。现在想来，母亲的做法恐怕还是有道理的。从另一个角度看母亲其实在启迪这个身体健全的乞讨者，不要这样下去了，靠别人施舍过日子，就不要嫌弃多少，而自食其力的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是不是这样，母亲没有和我讲。

悠悠岁月，一晃而过。母亲的音容笑貌犹在，暖语唠叨难聆。一生独行特立，历尽人世艰辛。常倚窗前追忆，留却无限想思情。今天写下的这些往事，是一个儿子脑海里众多画面中的一小部分，今天用以纪念我的母亲。

母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二零二一年四月廿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