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中共一大召开的一些细节

涧滨

（一）那个突然闯入一大会场的法租界密探是谁？

1921年7月30日晚，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公馆”——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家中召开。

盛夏，天气闷热。

那天晚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都来参加会议，15名代表中只有周佛海因突发疾病上吐下泻，无法出门，只好躺在代表们住宿的博文女校的宿舍里，而缺席了会议。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参加完7月23日第一天的会议后，因为是外国人，目标太大，本打算是不参加后面几天会议的，由中共一大会议主席张国焘在每天会议结束后，向他们汇报会议情况。

但由于中共代表们在会议中不同意马林的“中国共产党应当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这也是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决议）”的主张，代表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可以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但不必在组织上明确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更不应明确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因此，代表们主张在党纲中写明“联合共产国际”。

“联合”一词表明，中国共产党不接受马林的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是“上下级关系”的主张。

马林听了张国焘的汇报后，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认为自己应当不折不扣地贯彻共产国际的决定。因此，他决定出席当天的会议，亲自向中共代表们说明共产国际二大所通过的决议。

晚上8点多，会议开始才几分钟，马林正准备讲话时，李公馆虚掩的后门，被人推开了，一个穿灰长衫的陌生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眼光不停地朝屋里众人扫视着。

李汉俊一见，忙问他找谁。众人开始以为是李公馆的熟人，见李汉俊问话了，才知道是个陌生人（李汉俊是李书城的弟弟，李汉俊当时住在李书城家，也算是李公馆的主人）。陌生人说了句，“对不起，找错地方了”。就匆匆退了出去。

马林有秘密工作的经验，在奥地利维也纳还被捕过，警惕性很高，当机立断，说那人一定是巡捕房的密探，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伙赶紧撤离李公馆。

代表们一听，立刻站起来，打开李公馆的前门，快速地离开了李公馆。

只有李汉俊和陈公博没有离开。

李汉俊是李书城的弟弟，就住在李公馆里，是李公馆的主人，自然不会离开；陈公博当时觉得马林有点神经过敏，不认为那个不速之客就一定是巡捕房的密探，想看看究竟，也想陪陪李汉俊，就没有走。

但事实证明，马林的预感和决断是对的，那人真是个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很快，两辆警车就来了，法国警察冲进了李公馆。好在那时，中共代表们都已撤离了。

那个突然闯进中共一大会场的密探，究竟是谁呢？这曾长时间是一个历史之谜。

后来，还是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的原巡捕薛耕莘揭开了谜底。

薛耕莘1949年解放后被捕入狱，一直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一所劳改农场服刑。1968年6月1日，他亲笔书写交代材料，说1921年7月30日晚上，闯入李公馆中共一大会场那个不速之客的密探，是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探长、中国科科长、自己的顶头上司程子卿。

原来，那天晚上，程子卿得到报告，有一个“赤色分子”，在李公馆召集会议，就过去看了看。只是当时，他并不知道那个“赤色分子”就是马林，也不知道正在召开的是中共一大会议。

尽管薛耕莘交代的内容十分重要，但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在内蒙古一个偏远的劳改农场里，没有人注意到他提供的这一重要信息。

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这一历史谜团才被解开，公之于众。

只是程子卿早在1961年就去世了，也无法核实相关细节了。

程子卿虽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但他八面玲珑，反共并不坚决。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保护过孙中山、宋庆龄在法租界的安全，对中共地下党员在法租界、在上海的工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暗中施救中共党员的事也没少干过。

解放后，程子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请罪信，请托宋庆龄代为转交。信中表示自己也曾为共产党做过一些工作，请求宽恕。宋庆龄将他的那封信转交给毛泽东时，也向毛泽东讲述了他为营救革命人士所做的一些工作。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程子卿虽然在1954年、1955年两次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批捕，但都未予处理，不曾入狱。

只是那时，还没有人知道，他就是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那个密探。如果当时知道了，他会不会受到处理呢？

（二）哪几位中共一大代表参加了南湖会议？

1921年7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召开的。

这是因为7月30日晚，中共一大会场——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家中，法国巡捕房的密探程子卿闯了进来，后又遭到法国警察的搜查和盘问。代表们连夜商定，会议第二天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召开。

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有15位，但有几位是没有去嘉兴参加南湖会议的。

哪几位代表没有去参加南湖会议？又是什么原因呢？

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这两人是外国人，长相与中国人差别明显，目标太大，自然是不能去的。

李汉俊也去不得的。因为中共一大前几天的会议都是在他家召开的，他家被法国巡捕房搜查后，他很有可能已经成为了重点监控的对象。

陈公博也没有去嘉兴。陈公博是带着自己新婚的妻子来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他没有与其他代表一道住在博文女校里，而是单独住在一家名叫“大东”的旅社里。

陈公博原本是应该参加南湖会议的。但是7月30日晚，法租界的密探程子卿闯入一大会场离开后，其他代表撤退了，陈公博没有离开，而是选择留下来陪着李汉俊，遭到了法租界巡捕房法国警察和巡捕的审问。

陈公博很晚才回到大东旅社，不料第二天（7月31日 ）凌晨时分，大东旅社又发生了凶杀案，就发生在陈公博的隔壁房间。

凌晨5时左右，陈公博听见隔壁房间传来一声尖利的枪声，接着就听见一名女子的惨叫声。他知道发生刑事案件了。他不敢再在旅社里逗留，也没敢告诉旅社里的人，说自己听见了枪声，他害怕警方找他作证。

他再也无心思去嘉兴参加南湖会议了，匆匆地和大东旅社的总经理打了个招呼，把行李寄存在大东旅社，总经理是广东人，是他的老乡。他就这样，在案子被人发现前，带着新婚的妻子去杭州游玩去了。

但现在还有另一种说法，说是当夜事发突然，而陈公博又没有和代表们住在一起，因而第二天去南湖开会一事未能通知到陈公博。也就是说，陈公博不是主动放弃参加南湖会议的。

何叔衡有没有参加南湖会议，是有争论的，有人说他参加了，也有人说他有事提前回长沙了，都没有直接证据。但是，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写过一封信，十分详细地向何叔衡介绍了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情况。历史学家据此推断，何叔衡当时可能没有参加南湖会议，否则，董必武也就没有如此详细介绍情况的必要。

如此说来，中共一大代表中，马林、尼克尔斯基、李汉俊、陈公博、何叔衡都没有参加嘉兴南湖会议，参加的代表只有10人，他们是李达、毛泽东、周佛海、董必武、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陈潭秋、刘仁静、包惠僧。

（未完待续）

整理于乙巳三月十六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