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一例释法明理（九）

蓝天

一案一例释法明理(210)

张学诚辑

非机动车道上违法停车致路人绕行被撞身亡

宣城中院判决违停车车主和肇事车司机承担赔偿责任

　　因有人在非机动车道上违法停放汽车阻挡道路正常通行，行人在绕行过程中与一辆电动车相撞倒地受伤，后不治身亡，谁该担责？近日，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宣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违规停放车辆的所有人李某承担60%的赔偿责任，肇事的电动车驾驶人鲁某承担40%的赔偿责任。

2022年9月18日，受害人程某步行至宣州区古泉镇某非机动车道路口时，遇前方非机动车道内范某、邵某分别停放的两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程某由辅道绕行，与道路前方迎面驶来鲁某驾驶的无号牌电动三轮车发生碰擦，造成程某倒地受伤的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鲁某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范某、邵某共同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程某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程某即被送往医院治疗。9月26日，程某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死亡，共花费医疗费23279.89元，其中鲁某垫付了9200元。经交警部门委托，安徽某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认为，程某符合因交通事故机械性暴力致重型颅脑损伤而死亡。另查明，事故车辆的实际车主为李某，该两辆车挂靠在宿州市某物流公司名下从事运输经营，事发时未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某、邵某系李某聘请的驾驶员。程某的妻子迟某、四名子女作为原告，将鲁某、范某、邵某、李某、宿州市某物流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上述被告共同赔偿各项损失33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对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和作出的责任划分予以采纳。

　　法院审理后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范某、邵某在停放车辆的过程中违规停车并由此引发交通事故，造成程某受伤，系因提供劳务造成他人损害，应由接受劳务一方即李某对上述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若范某、邵某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李某可在承担赔偿责任后依法向范某、邵某进行追偿。案涉车辆均挂靠在宿州市某物流公司名下，该公司应对李某承担的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因案涉的两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及其牵引的自卸半挂车、电动三轮车均未投保交强险，赔偿义务人应否在各自的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对鲁某被鉴定为机动车的电动车辆能否依照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法院认为，鲁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虽经鉴定属于机动车，但因其无法登记机动车号牌，驾驶人员也无法申领到相应的驾驶资格证书，客观上无法投保交强险，不应强加其投保交强险的义务，故不能以其作为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承担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赔偿责任。对案涉违规停放车辆的责任承担应否适用交强险的限额比例规则，法院认为，李某对其所有的车辆依法具有购买交强险的义务，若由车辆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肇事人鲁某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公平原则，则明显不公。据此，结合五名原告的诉请，法院核定交通事故致程某死亡的经济损失合计33.6万余元，确定由李某承担60%的赔偿责任，鲁某承担40%的赔偿责任；宿州市某物流公司对确定的李某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鲁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4年4月10日3版《人民法院报》]

（作者：周瑞平 胡光月 李雯）

（2025年11月转）

一案一例释法明理(208)

张学诚辑

“千年鸟道”遭遇“鸟盗”

湖南蓝山法院：打击破坏候鸟迁徙违法犯罪行为

[2024年4月1日3版《人民法院报》]

（作者：陶琛 晏斐斤 卢康蕾）

【导读】

万里雁南去，三春又北飞。近年来，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环境保护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我国鸟类种群数量总体呈现恢复性增长，候鸟停歇地和迁飞通道生态质量得到了有效改善。然而，盗猎、捕杀、食用、贩卖等破坏鸟类正常迁徙的现象和陋习，仍时有发生。近日，湖南省蓝山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在“千年鸟道”非法猎捕、收购、贩卖野生鸟类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人民法院在综合考量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认罪悔罪态度、积极赔偿生态环境损失以及承担生态修复责任的情况下，对猎捕者、贩卖者、购买食用者分别作出了判决。该案的判决，不仅使两名被告人因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受到了刑事处罚，同时也承担起野生动物资源损失的赔偿，还让购买食用野生鸟类的人共同承担野生动物资源损害的赔偿责任，并以此在社会上倡导保护野生动物、爱护生态环境的价值导向。

【群众举报有人藏匿野生鸟类】

　　每年候鸟迁徙季节，全球会有数十亿只候鸟进行洲际迁徙，8条迁徙路线中有3条经过中国，地处中部地区的湖南就是南迁候鸟途径地之一。

　　蓝山县地处南岭山脉、九嶷山东麓，是湖南母亲河湘江的源头，现有野生动物200余种，其中哺乳类28种、两栖爬行类25种、昆虫类28种、鱼类16种、野生鸟类120多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鸟类20余种，素有“千年鸟道”之称。

　　每年有100余种350多万只候鸟经过蓝田县迁徙到南方越冬或北方繁殖。在候鸟迁徙季，这里可以看到万羽齐飞的壮观场景，也可以看到候鸟三五成群惬意觅食的温馨画面。

　　为保护野生动物，共建良好生态，蓝山县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开展依法严厉打击猎捕候鸟等相关违法犯罪集中整治行动，印发《关于禁止违法经营和猎捕野生动物的通告》，开展保护“千年鸟道”安全专项行动，要求“捕鸟人”禁捕退捕，重拳打击捕鸟违法犯罪行为，探索建立长效护鸟机制，推动在全社会形成保护“千年鸟道”，守护候鸟迁徙的良好氛围。

　　然而，个别盗猎者仍存有侥幸心理，暗动“杀机”——

　　“警察同志，我要举报，我们村那个张某武家里的冰箱里面有好多鸟，你们赶紧去看一看。”2023年10月的一天，蓝山县森林公安局接到群众匿名举报，称某村村民张某武家的冰箱内藏匿了猎捕的野生动物。公安机关迅速对该线索展开侦查，民警第一时间赶到张某武家，在其厨房的冰箱中，发现了用红色纤维袋装着的被拔毛的鸟类。

　　“这些鸟不是我打的，是黄某生打了后放到我这里的，顺便喊我帮他找买家。”

　　在张某武辩解和指认下，办案民警在冰箱中搜出鸟类49只，其中有40只系同村村民黄某生非法狩猎鸟类后藏匿在冰箱内，并让张某武帮其对外出售；还有9只鸟类是张某武在路上捡拾而得。

【为赚钱不惜触碰法律“红线”】

　　“我晓得哪些人想吃，我就直接打电话问他们有新鲜的鸟要不要买。有的按斤数卖，有的大一点的就按个数卖。”张某武在获得这些鸟类后，便联系买家将其卖出，以此牟利。

　　2023年10月8日，张某武将黄某生藏匿在冰箱内的数十斤非法猎捕的鸟类以及其收购的3只活鸟，以3100元的价格出售给杨某食用。几天后，再次将黄某生藏匿在冰箱内的十余斤野生鸟类以及从他人处收购的5斤野生蛙类，以1700元的价格出售给盘某民食用。

　　案发后，经湖南省野生动物专家鉴定，涉案的鸟均为国家保护的“三有”（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野生动物，分别为39只池鹭、1只大白鹭、3只牛背鹭、1只喜鹊、1只棕背伯劳、2只灰背鸫、1只丘鹬、1只黑水鸡，价值23300元。

　　临近秋季，天气渐凉，正值候鸟南飞的时节，迁徙通道附近的山岭，就是过境候鸟的临时栖息地和休息所。家住蓝山县某村的黄某生，其所在村庄刚好在这条“生命通道”上。面对漫山遍野、数不胜数的野生鸟类，黄某生压抑不住心中的贪念，萌生了捕鸟赚钱的想法。

　　“我们村旁的石岭有个斜坡，每当山上有雾、云层很低时，我就会拿着工具，攀爬一个小时，去到那片石岭打鸟，那时候鸟飞得低……”

　　2023年9月至10月间，趁着山间大雾，黄某生多次携带电瓶和灯，登上蓝山县某乡的山场，采用电瓶灯强光照明、竹竿敲落的方式非法猎捕野生鸟类。

　　“每天打鸟碰运气，运气好的时候，一晚上可以打五六只，有时候运气差点，只能打到1只。从农历8月初开始，陆陆续续上山打的鸟也应该有四五十只左右了。”

　　黄某生非法猎捕鸟类后，为躲避监管，将猎得的鸟类拔毛，并分数次藏匿于张某武实际使用的冰箱中，并请张某武帮忙对外出售，从中牟利。

【猎捕收购贩卖野生动物触法】

　　蓝山县人民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涉非法猎捕、收购、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黄某生在村子里打鸟蛮出名的，最近打鸟查得很严格，他觉得放到自己家里不安全，所以放到我这里保管。还有9个 鸟是我在垃圾桶里面捡到的，都是拔了毛的，那时候就想着捡回去一起卖了。我也没得 其他的想法，就是有人想买，我就帮忙打听给他卖点，顺便和他们搞好关系，包点工程，赚点钱。” 张某武在法庭上哽咽地说道，“我晓得这个行为是犯法了，我不应该帮忙去买鸟、卖鸟，我错了。”

　　“我知道我们村子那边那个石岭是禁止狩猎的区域，那时候就想着 地方这么大，我又熟门熟路，只要自己小心点，警察和巡山的人不得 那么快发现我，最主要的还是想靠打鸟卖点钱，贪婪心在作祟。”黄某生在庭审中忏悔道，“现在特别后悔当初的行为，我认罪认罚，诚恳向社会公众道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违法行为……”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黄某生违反狩猎法规和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在禁猎区，使用禁用的方法多次狩猎“三有”野生动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并以食用为目的予以出售，情节严重，应当以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定罪处罚。被告人张某武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以食用为目的，非法收购、出售“三有”野生动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

　　黄某生非法猎捕并出售池鹭、大白鹭、牛背鹭等国家保护的“三有”野生动物，张某武非法收购、销售上述野生鸟类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杨某、盘某民从张某武处非法购买野生动物用于食用，破坏了野生动物资源，同时带来公共卫生安全隐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均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黄某生仗着对地势熟悉，怀有侥幸心理，多次上山猎捕野生鸟类；张某武为了建好人际关系，在得知他人想买鸟用于食用，便主动收购、贩卖野生鸟类；盘某民、杨某为了口腹之欲，找“渠道”购买野生鸟类食用。

　　最终，蓝山法院以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判处被告人黄某生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以非法收购、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武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黄某生、张某武、盘某民、杨某分别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并在县级以上新闻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裁判解析

　　猎捕者、贩卖者、食用者应当共同担责

　　野生动物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基础。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另，根据该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原告请求修复生态环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被告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修复费用；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修复期间的监测、监管费用，以及修复完成后的验收费用、修复效果后评估费用等。

　　本案中，公诉机关作为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原告提起公益诉讼，要求黄某生、张某武、盘某民、杨某共同承担起野生动物资源损失。作为直接猎捕野生鸟类的黄某生，藏匿、收购、贩卖野生动物的张某武，两人通过猎捕、贩卖野生动物来获取非法收入，形成了“猎捕—藏匿—贩卖”的利益链。“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盘某民、杨某为了一己之私，向张某武购买野生动物，由于其的购买行为以及需求，导致野生动物的买卖存在市场，致使类似黄某生、张某武之流为了利益，铤而走险，猎捕、贩卖野生动物，触碰法律“红线”。综上所述，四名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的行为均在直接或者间接上造成了野生动物的灭失，破坏了野生动物资源，这不仅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冲击，也对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了隐患，因此，四人均应承担野生动物资源损失的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专家点评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应当凝聚司法合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宝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野生鸟类作为重要的野生动物资源，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保护野生鸟类不仅对维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蓝山县人民法院在审理该案时，做到了“一判三赢”，既惩治了违法犯罪，又赔偿了野生动物资源损失，还对公众进行了宣传教育，实现了野生动物保护案件审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首先，从严从重打击，震慑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分子的气焰。依法严惩在候鸟迁徙季破坏“千年鸟道”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大审判力度，加快案件办理进度，最大限度减少环境损害。坚决做到山林无捕鸟网具、市场无候鸟交易、酒店无候鸟经营，杜绝破坏候鸟资源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以实际行动守护绿色生态屏障，护航“湘江源头”名片，保护“千年鸟道”安全。

　　其次，用活公益诉讼，建立完善“生态修复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法院通过建立完善“生态修复制度”，采取“缴纳生态修复金”“补种复绿”“护林护鸟”“劳务代偿”等责任承担方式，达到惩治违法犯罪、修复生态环境、赔偿经济损失的“多赢”效果，实现刑事制裁、民事赔偿与生态补偿有机衔接，逐步构建“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的审判工作新机制。

　　再次，用好宣传资源，营造护鸟爱鸟良好氛围。充分发挥生态保护巡回法庭立足乡村、直面群众的优势，开展“以案释法”活动，用鲜活的案例警示人；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的要求，通过现场庭审教育、法官后语等形式，教育和促进公民自觉尊崇法律、遵守法律；通过微信公众号、政府门户网站等发布、推送涉野生动物典型案例等多种方式，营造全社会参与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减少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2025年10月转）

　　你以为93阅兵最让西方破防的，是东风导弹吗？错了。真正让他们从骨子里感到恐惧和绝望的，是每一个士兵手腕上那个像 “电话手表” 一样的小东西 —— “战争神经”。 当徒步方阵踩着正步走过城楼时，西方军事观察员的镜头死死盯着士兵手腕： 银灰色的终端比烟盒略大，屏幕亮着淡蓝色的光，和士兵的作训服融为一体，看起来普通得像学生用的电子表。 可五角大楼的实时研判群里，消息已经炸了锅：“不是简单的通讯设备，是单兵战术节点，能直连卫星和火力单元！” 去年朱日和演习的实战场景，早把这块 “手表” 的威力藏不住了。 一名侦察兵在荒漠里发现 “蓝军” 隐藏的雷达站，没等他用对讲机汇报，手腕上的终端已经自动识别出目标型号 ——“AN/TPQ-53 反炮兵雷达”，同时弹出三个可调用的火力选项： 10 公里外的迫击炮班、25 公里外的无人机分队、50 公里外的远程火箭炮。 AI 还标红了最优方案：“无人机携带温压弹，打击后迫击炮补射，耗时最短且暴露风险低”。 侦察兵点下确认键，12 分钟后，无人机传回的画面里，雷达站已经成了一片火海。 这种 “发现即摧毁” 的效率，美军到现在还在试验场里摸索，他们的单兵终端还得靠人工输入坐标，一套流程走下来，至少要半小时。 西方网友在直播弹幕里刷 “这是 AI 合成的吧”，却不知道这块终端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域的 “作战云”。 天上的高分卫星实时传地形数据，空中的预警机筛选目标，地面的装甲车辆共享位置，甚至后方的医疗站都能通过终端查看士兵的生命体征 。 有次演习，一名士兵模拟中弹，终端立刻自动向最近的救护直升机发送坐标，还同步上传了他的血型和过敏史，比人工汇报快了 4 倍。 这种 “千人千面” 的战场服务，美军根本做不到： 他们的陆军终端连空军的战机数据都调不出来，还在为 “各军种通讯频段不兼容” 每年花几十亿美金改造，而我们的士兵抬手就能看无人机的侦察画面，低头就能调火箭炮的打击参数。 更让西方绝望的是 “成本”。美军的 “联合战术终端” 一套要 1.2 万美元，还只配给特种部队，算上配套的卫星和服务器，整个系统花了 200 多亿美金，覆盖范围却不到 30%。 而我们的 “战争神经”，成本只有他们的五分之一，连边防的普通巡逻兵都能人手一个。 去年加勒万河谷的冬天，巡逻兵靠终端实时传回高原的风速和积雪数据，后方根据这些信息调整巡逻路线，还能提前把暖宝宝和高热量口粮送到补给点。 这种 “高科技下放到基层” 的能力，恰恰戳中了美军的死穴。 他们依赖昂贵的大型装备撑场面，一旦装备受损，战斗力就断了腿；而我们靠 “分布式” 的节点，就算个别终端出问题，其他士兵的设备还能补位，整个战场网络不会瘫痪。 《简氏防务周刊》的军事专家在评论里写：“中国的单兵终端，把‘平台中心战’彻底掀翻了。” 过去美军靠航母、隐形战机当 “战场主角”，现在我们的每一个士兵都是 “主角”—— 他们能当侦察兵，能当引导员，甚至能临时指挥火力单元，组成一张灵活的 “杀人蜂群网”。 就像阅兵时，那些士兵迈着整齐的步伐，手腕上的终端屏幕偶尔闪过数据的微光，外人看不出门道，可西方军事圈心里清楚： 这不是一块简单的设备，是一套全新战争体系的 “神经末梢”，从士兵的手腕到战场的 “大脑”，数据流转比光速还快。 东风导弹的尾焰是 “硬威慑”，而这块 “电话手表” 是 “软颠覆”—— 它宣告着 “单兵作战” 时代的结束，也宣告着西方依赖了几十年的战争模式，已经跟不上节奏了。 信源：西方集体破防！九三阅兵6大“黑科技”颠覆认知！

一案一例释法明理(207)

张学诚辑

把自身的过敏体质开发成“生财之道”

一男子因敲诈勒索被判刑

明知对麻药过敏，却多次前往不同的牙科诊所要求打麻药拔牙，并借此索要钱财。近日，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费某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

江某在海宁经营着一家牙科诊所。2023年10月的某天，费某来到诊所要求拔一颗蛀牙。经检查，费某确实有一颗牙齿已经蛀掉需要拔除。经过询问，得知费某没有高血压等疾病史后，江某开始给费某注射麻药准备拔牙。麻药注射了一半，费某突然表示头晕、呼吸困难，并出现了脸红、出汗等症状。江某立刻停止注射，主动要求带费某前往医院诊治。但费某一口认定自己是麻药过敏，并称自己朋友众多，如果让他们知道了，担心会过来砸了江某的诊所，不如让江某转账5000元，自己前往医院诊治。

由于诊所里还有其他病人就诊，不愿过多纠缠的江某只能按费某所说转账了结此事。事后，江某越想越觉得有问题，于是前往派出所报警。

原来，费某早知自己对麻药过敏，一打麻药就会出现流汗、心慌等症状，但过一会儿就会自行好转。利用这样的特殊体质，费某先后前往了十余家牙科诊所，每次都以看牙的名义让医生给自己注射麻药，随后以麻药过敏为由要挟对方并索要钱财。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费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要挟的方法，多次强行索要他人钱财，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被告人费某系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人民法院报》2024.3.28＊3版）

（记者 余建华 通讯员 海 萱）

（2025年9月转）

一案一例释法明理(206)

张学诚辑

为弱小的他们找到靠谱的“家长”——江苏南通中院强化涉弱势群体监护权案件审理

【导读】

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梳理并公布了一批撤销监护权、指定监护人案例并进行解析，以期引导法官在审理类似个案、特别是对涉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未成年人权益等案件时，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综合立法精神、法律原则和社会共识、伦理道德等多角度进行判断、权衡和选择，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充分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努力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一、母亲家暴孩子 被依法撤销监护权

张欣出生于2010年5月30日，系刘燕与张健的婚生女。陈慧芳系刘燕的母亲、张欣的外婆。2012年6月13日，刘燕与张健协议离婚，约定张欣跟随母亲刘燕共同生活。

自2019年起，刘燕时常因张欣不能及时完成由其布置的课外作业等原因对张欣实施辱骂、殴打等家庭暴力行为。其中，2021年5月3日，因张欣背单词问题，刘燕将书甩到张欣头部，致张欣面部及额头肿胀。经鉴定，张欣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后派出所向刘燕发出家庭暴力告诫书，要求刘燕及时纠正不法行为，严禁对家庭成员再次实施家庭暴力行为。2022年1月18日，因张欣没有完成测试，刘燕用指甲抓伤张欣面部。后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向刘燕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刘燕实施家庭暴力。2022年5月11日，因张欣未能完成作业，刘燕使用烧热的铁铲烫伤张欣的手部。

刘燕实施家庭暴力行为后，张健曾多次发现张欣受伤的情况，且在派出所、社区通知其履行监护职责后，张健仍未采取有效措施。

之后，陈慧芳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刘燕和张健对张欣的监护权，由其担任监护人。

崇川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刘燕作为未成年人张欣的监护人之一，本应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抚养教育张欣，使其健康快乐成长，在面对张欣成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学习问题时应正确对待，采取理性方式进行教育和引导。但刘燕罔顾未成年人成长学习的客观规律，急功近利，在张欣不能顺利完成其布置的课外作业时，对张欣进行辱骂、殴打，致使张欣身体多处受伤，严重损害了张欣的身心健康。特别是在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发出家庭暴力告诫书和人身安全保护令后，刘燕非但没有认识自身错误，反而升级家暴行为，性质极其恶劣。张健作为张欣的另一监护人，在明知张欣被刘燕多次家暴的情况下，怠于履行监护职责。

因此，刘燕、张健不适合作为张欣的监护人，依法应当被撤销监护权。因张欣曾与陈慧芳共同生活，具有较深的感情基础，张欣与陈慧芳共同生活对其健康成长更为有利，且陈慧芳愿意履行监护职责，故法院对陈慧芳申请作为张欣监护人的主张予以支持。

【法官讲法典】

关于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法定事由，民法典概括性地列举了三种情形：一是实施了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例如监护人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被监护人。二是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例如，监护人因有吸毒、酗酒、赌博等恶习不照料被监护人，或者因外出务工等无法照料被监护人且未委托他人照料被监护人，使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三是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这属于兜底性条款，主要是指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或者监护人滥用财产管理权，为自己的利益（目的）处分被监护人财产，导致被监护人的财产权益遭受严重侵害。

本案中，刘燕作为张欣的母亲，亦是其法定监护人，应当用心履行抚养义务，妥善履行监护职责。但是刘燕在张欣不能完成其布置的作业时，多次实施辱骂、殴打行为，且在法院签发人身保护令后仍然实施家暴行为，严重损害了张欣的身心健康，依法应当被撤销监护权。

二、长期实际抚养孩子 福利院可为监护人

张敏丽幼年时生父去世，母亲下落不明，亦无其他兄弟姐妹，一人独自生活。2012年3月12日，张敏丽以未婚身份在医院生育一子张嘉伟，但孩子生父身份不明。

2015年4月3日，张敏丽因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于2021年4月刑满释放。

在张敏丽被拘留前，经征求其意见，公安机关将张嘉伟送至福利院代为抚养。张嘉伟在福利院生活期间，由相对固定的工作人员予以照料，其学习辅导等亦由工作人员负责，且为解决上学问题，相关部门将其落户至福利院。

张敏丽被释放后，福利院多次要求其将张嘉伟接回家中亲自抚养。后经协商一致，2021年6月，张敏丽将张嘉伟接回家中。但同年8月，在福利院工作人员至张敏丽家中回访时发现张敏丽不仅不照顾张嘉伟，甚至对其进行殴打、辱骂，致使张嘉伟的某些行为出现严重偏差。经与相关部门商议，且经张嘉伟同意，福利院将其接回。

随后，福利院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张敏丽监护权，由其作为张嘉伟监护人。对此，张敏丽表示同意。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家庭能提供最适宜未成年人成长和发展的环境，未成年人脱离家庭通常会给未成年人的成长造成不利影响。法院在考虑撤销及指定监护人资格时，从未成年人优先保护及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并综合考虑未成年人的家庭情况、法律规定的监护人顺序、未成年人实际生活学习状态、未成年人意愿、实际监护状况等因素。

本案中，张敏丽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在其生父无法找寻，亦无其他监护人可委托照料的情况下，不仅对孩子生活不管不问，反而打骂孩子，未能履行监护职责。若孩子继续随张敏丽共同生活，对孩子生活及身心健康成长等均有严重危害。因无其他家人亲属等监护人可有效履行监护职责，加之福利院已长期对孩子进行了实际抚养，且孩子亦愿意在福利院继续生活学习，故张敏丽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及侵害被监护未成年人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撤销其监护资格的规定，由福利院取得张嘉伟的监护权并继续收留抚养。

【法官讲法典】

我国民法典构建的监护制度是以家庭监护为基础、以社会监护为补充、以国家监护为保障的监护制度，加强了政府部门在监护制度中的作用。家庭监护中，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法定监护自未成年人出生开始，且不受父母婚姻关系的影响。法院判决撤销父母监护资格极为慎重，因为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父母的关爱和家庭的温暖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如果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条件过于宽松，不仅会损害未成年人的权益，也会引发社会家庭的动荡不安。在撤销父母监护资格后，如果有其他监护人，应先由其他监护人承担监护职责。在没有其他监护人的情况下，则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有资格的个人或组织中指定；如果没有合适的个人或组织担任监护人，则由民政部门兜底保障。

本案中，张敏丽作为张嘉伟的生母，其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其服刑期间，因张嘉伟无其他监护人，故由福利院代为抚养孩子，履行监护职责，发挥了民政部门对未成年人兜底监护的社会保障作用，体现了民法典“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

三、对监护人确定有争议 依据最有利原则指定

史倩出生于1990年，系陈梅与史思明之女，自幼患有智力障碍，为智力二级残疾人。2013年，史倩经人介绍与王威相识并登记结婚。婚后因王威在外打工，史倩仍在陈梅家中居住，即育才村10组，由陈梅照顾其日常起居。而王威家在育英村8组，两村距离5公里左右，但王威很少去陈梅家探望史倩，二人感情日渐淡薄。

2016年，史倩向法院起诉欲与王威离婚，后经双方父母调解申请撤诉，法院裁定准许撤诉。

2021年12月，史倩因身体不适住院，期间王威亦很少探望，出院后史倩仍在陈梅家中生活。

2023年1月11日，陈梅向法院起诉，要求变更史倩监护人，由其监护。审理中，经法院委托，南通精神卫生中心鉴定史倩罹患精神发育迟滞，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庭审过程中，王威抗辩称其与家人曾努力照顾史倩，但因史倩患有智力障碍，难以沟通交流，且史倩不愿到其家中生活，而自己因经常外出打工亦不能经常去陈梅家中探望。因此，二人并无根本性矛盾，其作为丈夫已经履行了监护职责，不同意变更监护人。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成年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应按配偶，父母、子女，其他近亲属的顺序确定；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法院应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指定监护人。配偶虽系第一顺位的监护人人选，但在配偶不适宜担任监护人时，法院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申请，按照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予以变更。

本案中，史倩因患有智力障碍，经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多年来，陈梅夫妇悉心照顾史倩日常起居，履行了监护义务，双方建立了深厚的血缘亲情。王威与史倩结婚后，长期打工，加之史倩因智力障碍所限以及生活习惯差异等原因，史倩仍随陈梅生活较多。因陈梅具备担任监护人的能力，且具有强烈的担任监护人的意愿，是史倩最适宜的监护人人选。而王威从履行监护责任的角度并不具有强烈的监护意愿，且史倩曾因夫妻感情破裂起诉离婚，如仍由王威担任监护人，不利于保障史倩的合法权益。因此，法院指定陈梅为史倩的监护人。

【法官讲法典】

根据民法典规定，成年人监护应体现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所谓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是指监护人在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管理和人身监护过程中，必须优先考虑被监护人的希望与福祉，并充分考虑被监护人的情感、精神、生活方便和财产效用等需求。例如，针对因疾病等原因导致辨识认知能力欠缺的成年人，指定监护时除应考虑其基本的生活需要外，还应适当考虑其精神需求。

本案中，史倩系患有智力障碍而被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监护。在确定监护人发生争议时，法院并非简单依照法定监护人顺序，而是依据最有利原则，考量史倩的日常起居、生活方便以及精神需求等因素加以指定，选择对其最为有利的陈梅为其监护人。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十七条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姐；（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第三十一条 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有关当事人对指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有关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指定监护人。

第三十六条 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三）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人民法院报》2024.3.17＊3版）

（吉雨馨 古 林）

（2025年8月转）

一案一例释法明理(205)

张学诚辑

老人因躲避车辆掉下道路受伤

重庆南岸区法院判决司机担主责

简要：

乡村道路上，八旬老人周某因避让小轿车掉下道路受伤，由于无法明确人车是否有接触，双方闹上法院。近日，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酌定交强险不赔付部分由司机陈某承担90%的责任，周某承担10%的责任。

案情：

2022年10月3日，周某在南岸区金竹村的一段乡村道路上行走，为躲避陈某驾驶的迎面而来的小轿车，周某走到了路边堡坎处避让。由于陈某的小轿车后视镜距离周某过近，周某侧身避让时不小心掉下堡坎，导致身体多处骨折，并伴有脑震荡等伤情。后经司法鉴定，周某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伤残等级为十级。

经查，陈某驾驶的轿车登记在其本人名下，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此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发时，陈某驾驶的车辆前部右边缘横向至车行方向右侧边白实线外边缘约为0.41米。

事后，周某要求陈某及保险公司赔偿其因事故产生的损失。但因多次调查均不能明确事发时周某是否与轿车车身右侧发生接触，无法判定事故责任，所以陈某和保险公司均拒绝赔偿。周某遂将二者诉至南岸区法院，要求二者共同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0.4万元。

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财产权益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陈某驾驶车辆行驶在乡村道路上，其危险性较大，需要承担更多的谨慎注意义务。虽然本案未能明确人车是否接触，但根据现场视频显示，事故发生时，周某已向道路边缘避让陈某驾驶的车辆，此时陈某未采取措施予以避让和减速，而是继续沿周某侧行驶，客观上造成了危险局面，应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周某发现车辆向其驶来，因本能避让而掉下路边堡坎，与陈某的驾驶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但因周某系案涉乡村道路周边居民，对事故发生的道路比较熟悉，事故发生前，周某走在道路中间并向堡坎一侧避让，再结合其年龄和身体原因，其自身亦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法院遂综合双方过错程度及责任认定，判决被告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周某7.3万余元。对交强险不赔付部分，法院酌定由被告陈某承担90%的责任，赔偿原告周某1.2万余元。

一审判决后，陈某与保险公司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保险公司向周某支付本次交通事故各项损失7.23万元；陈某向周某支付本次交通事故各项损失9252元。陈某已当庭支付完毕。

[2024年3月14日《人民法院报》3版]

（记者：刘洋 通讯员：范阿峰 陈丽英）

（2025年7月转）

一案一例释法明理(204)

张学诚辑

2024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了13个涉欠薪纠纷的案例（本辑接录8～13例；上辑（203辑）录1～7例）。对一些欠薪纠纷的裁判规则、维权途径等，均有提及，无论是从劳动者维权，还是从用人单位规范管理角度，都非常值得关注。

目录（案情摘要）

1.企业被申请破产，法院通过府院联动机制，争取欠薪应急保障金垫付了其欠薪；

2.施工单位违法分包工程给个人包工头，个人包工头拖欠了农民工工资，法院在审案时向行政机关发出司法建议督促施工单位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之后判决施工单位对个人包工头的欠薪承担连带责任；

3.退休人员遭拖欠工资，法院通过支付令、司法确认等督促程序为其实现了快速维权；

4.施工单位将其名义借给个人对外承揽工程，致拖欠农民工工资，法院判该施工单位对欠薪承担连带责任；

5.某公司变更工资发放方式致员工工资降低，员工诉求支付工资差额获法院支持；

6.某员工被公司安排“线上加班”，诉求支付加班工资，获法院支持；

7.员工工伤后遭拖欠工资，公司称已付但无法提供工资支付记录，法院认为公司至少要保存3年工资支付记录，现公司无法举证，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支付工资；

8.员工遭公司拖欠工资，曾向劳动监察投诉，之后才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委调取了劳动监察的笔录，认定了公司的拖欠金额——劳动监察与劳动仲裁证据互认；

9.某公司拖欠49 名员工工资，劳动者申请劳动仲裁后，经多部门介入，部分员工协商后撤诉、部分员工协商达成和解，部分员工坚持仲裁，仲裁委为其安排了速裁绿色通道。

10.某公司拖欠了一批员工工资,员工向区工会求助，区工会安排了律师申请仲裁，但因员工证据为电子证据，来源及真实性存疑，仲裁未胜诉。区工会一审阶段申请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检察机关通过调查取证，使电子证据真实性获核实及固定，一审胜诉。

（注：劳动仲裁委不是司法机关，无法像法院那样开展调查取证，但一审阶段，法援律师其实可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只是区工会为了更稳妥，申请了自带强大调查权的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大幅提高了胜诉率。）

11.数名农民工遭工资拖欠，向镇职工法律服务一体化基地求助，镇总工会向公司发出法律监督提示函，且通报多部门参与协商，促成了双方和解。

12.多名农民工遭工资拖欠，向工会求助，工会发现当地法院已经在其他案件司法拘留了欠薪的老板，促成了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及进行了司法确认。

13.30多名员工遭楼盘工地拖欠工资，向12351热线求助，平台受理后向属地工会派发工单，经当地多部门联合居中协调，建设公司支付了全部工资。

案例详情及简要分析（8～13例）

8.某劳动者遭某房地产公司拖欠工资，劳动监察大队曾约谈过该公司负责人，督促其支付了部分工资。劳动者认为公司未足额支付，于是申请了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委调取了劳动监察大队的调查笔录，认定了工资支付数额，并裁定房地产公司要支付其余工资5000余元。

劳动仲裁委裁判观点：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条规定“农民工有按时足额获得工资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

案件典型意义：

劳动保障监察、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均为劳动者法定维权渠道。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护薪”行动全力做好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处理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9〕80号）规定“根据劳动争议仲裁、劳动保障监察职责特点和优势，按照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原则，引导农民工依法理性选择维权方式。仲裁机构要与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加强协调配合，完善信息共享、事实互认、情况会商、协调处置等联动工作机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庭建设专项行动的通知》（人社厅函〔2023〕69号）规定“对已经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行政处理意见认定的事实，除当事人已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外，速裁庭予以认可。”

笔者注：

从劳动者角度，由于两个机构的信息可以共享，事实可以互认，故通过劳动仲裁维权前，也可以先通过劳动监察部门进行维权，之后请求劳动仲裁委调取相关证据及笔录。

9.某制造公司因经营困难，拖欠李某等48 名劳动者工资，并与部分劳动者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导致双方矛盾计划。李某等人申请了劳动仲裁，诉求支付工资、经济补偿等。后经当地多个部门协调、调解，部分员工经协调匹配岗位后自愿撤诉，部分员工与公司达成了调解并现场履行完毕，部分员工坚持仲裁，仲裁委也为其开通了速裁绿色通道。

处理结果：

案件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法院、工会、司法、信访等部门建立五方联调机制，常态化开展纠纷预防化解工作。

（1）区总工会

区总工会征求劳动者意见，协调提供多个匹配工作岗位，率先促成12名申请人撤诉。

（2）劳动仲裁委、司法局

耐心调解，解答疑惑，提供咨询。最终32名劳动者与制造公司签订调解协议，由劳动仲裁委现场制作调解书，制造公司当场支付工资、经济补偿共计183万元。

（3）劳动仲裁委为其余4名未调解员工开通速裁绿色通道。

笔者注：

（1）仲裁调解书也具备法律效力，本案用人单位能够当场履行，从某种程度上也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

（2）调解实行自愿的原则，双方确实无法调解的，可以申请仲裁委开通速裁绿色通道，予以尽快仲裁审理。

10.牛某等14名务工人员在某餐饮公司工作，后该餐饮公司歇业，未结清劳动报酬。牛某等人向区总工会求助，区总工会指派了法援律师代为申请劳动仲裁，但因主要证据为电子证据，来源和真实性难以固定，致仲裁未支持相关诉求。区总工会于是协调联系了检察机关，启动了“民事支持起诉”机制。检察机关会同区总工会，前往留存电子证据的公司调查取证，核实了案件关键证据的真实性，在取得关键证明并固定证据后，检察机关向法院发出“支持起诉书”，因关键证据得到查证及固定，法院支持了牛某等劳动者的诉求。

笔者注：

如果案件关键证据均为电子证据，需要申请有调查权的部门进行调查取证，并取得关键证明和固定证据。

该案虽然仲裁阶段申请了法律援助律师，但由于律师调查权较弱，而劳动仲裁部门不像法院那样具备司法调查权，因此无法确认相关电子证据的效力，未能支持劳动者的诉求。

案件进入法院审判阶段后，区总工会申请了检察机关介入，由于检察机关具有较为强大的调查权，最终使相关电子证据得到核实及固定，并使得案件在法院阶段得到了支持。

（笔者注：其实，区总工会在一审阶段，也可以选择继续指派法律援助律师，虽然现阶段律师的调查权较弱，但在案件进入法院阶段后，律师可以向法院申请律师调查令并持令开展相关调查取证工作，或者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也可以使相关电子证据得到核实和固定的。当然，如果能够启动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由于检察机关本身就具有调查权，取证效率方面会更高一些。）

11.某装修公司与某装饰公司签订工程施工装修项目合同。装修公司招用了多名农民工，但因资金周转问题，拖欠肖某等9名农民工工资。肖某等人到镇职工法律服务一体化基地寻求帮助。镇总工会先是向当地镇政府等多个部门进行了通报，之后向装修公司发出了《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之后经多部门组织当事人协商，促成了和解，农民工领取到了工资。

镇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受理后，第一时间通报了镇政府、司法所、劳动保障所、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单位。之后，镇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经核实，向某装修公司发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提示其要遵守劳动法律法规。之后，镇总工会联合镇司法所、劳动保障所、人民调解委员会，多次组织相关当事人协商，最终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农民工已领取工资。

笔者注：

在遭遇工资拖欠时，可以向当地“职工法律服务一体化基地”求助。

“职工法律服务一体化基地”受理后，会启动园区枫桥机制。

其中，工会经核实，可以向企业发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促使企业主动纠正拖欠工资的违法行为。

另外，经向有关单位通报，通过多方联动机制，也可以通过调解等方式，帮助农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资。

12. 颜某等11名农民工在承包商商某的维修改造项目中承担涂料工作。工程完工后，颜某等人遭拖欠工资6万余元，由于商某一直没有支付，于是颜某等人到某县“法院＋工会”诉调对接工作室请求帮助。工会调解员了解到，商某因不履行其他案件判决，已被法院拘留，于是与法院联系，促成商某向法院出具了该案的还款计划。之后，经工会调解员调解，颜某等8名农民工与商某达成协议并签字，另3名在外地的农民工则通过“法院网上调节平台”与商某达成了调解协议。之后，法院对相关调解协议进行了司法确认。调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

案件典型意义：

本案中，当地工会发挥组织优势，认真听取劳动者的意见和诉求，找准解纷“切入口”，依托法院调解平台，通过线下线上调解结案，充分展现了“法院＋工会”诉调对接快速便民的优势，为农民工解决了追索欠薪的难题。

13.陈某等30多人遭楼盘项目工地拖欠工资，向某省总工会12351服务职工热线求助。12351职工热线平台受理后，及时向属地工会派发工单，要求限期办理。经镇总工会调查核实，发现当地楼盘项目欠付百余名工人工资。经当地镇总工会、人社部门、综治办、公安、社区工联会等部门与某建设公司、劳动者双方协商，某建设公司于当天支付120名工人工资。之后，镇总工会、住建部门等多部门联合居中协调后续欠付工资维权事宜，某建设公司支付了全部剩余工资。

案件典型意义：

12351服务职工热线是职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渠道。

12351职工热线平台实行全省来电统一接听、律师和客服分类解答、工单逐级交办，为职工提供7×24小时、全年无休的服务。

职工向12351职工热线平台提出需求后，平台通过工单系统派发给承办单位，由其签收并办理。工单的办理及结果报送工作，遵守“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承办单位安排专人对工单进行协调处理，在规定期限内办结，实施回访制度，确保职工诉求得到及时回应。

本案中，12351服务职工热线接到投诉举报以后，及时交办属地工会进行调查核实。当地工会协调有关部门合力做好劳动争议协商调处工作，发挥多部门联动机制作用，及时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人民法院报》2024年1月26日2版]

（整理：黄维升律师，深圳职业律师）

（2025年6月转）

一案一例释法明理(203)

张学诚辑

2024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了13个涉欠薪纠纷的案例（本辑录1～7例；下辑（204辑）接录8～13例）。对一些欠薪纠纷的裁判规则、维权途径等，均有提及，无论是从劳动者维权，还是从用人单位规范管理角度，都非常值得关注。

目录（案情摘要）

1.企业被申请破产，法院通过府院联动机制，争取欠薪应急保障金垫付了其欠薪；

2.施工单位违法分包工程给个人包工头，个人包工头拖欠了农民工工资，法院在审案时向行政机关发出司法建议督促施工单位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之后判决施工单位对个人包工头的欠薪承担连带责任；

3.退休人员遭拖欠工资，法院通过支付令、司法确认等督促程序为其实现了快速维权；

4.施工单位将其名义借给个人对外承揽工程，致拖欠农民工工资，法院判该施工单位对欠薪承担连带责任；

5.某公司变更工资发放方式致员工工资降低，员工诉求支付工资差额获法院支持；

6.某员工被公司安排“线上加班”，诉求支付加班工资，获法院支持；

7.员工工伤后遭拖欠工资，公司称已付但无法提供工资支付记录，法院认为公司至少要保存3年工资支付记录，现公司无法举证，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支付工资；

8.员工遭公司拖欠工资，曾向劳动监察投诉，之后才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委调取了劳动监察的笔录，认定了公司的拖欠金额——劳动监察与劳动仲裁证据互认；

9.某公司拖欠49名员工工资，劳动者申请劳动仲裁后，经多部门介入，部分员工协商后撤诉、部分员工协商达成和解，部分员工坚持仲裁，仲裁委为其安排了速裁绿色通道。

10.某公司拖欠了一批员工工资,员工向区工会求助，区工会安排了律师申请仲裁，但因员工证据为电子证据，来源及真实性存疑，仲裁未胜诉。区工会一审阶段申请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检察机关通过调查取证，使电子证据真实性获核实及固定，一审胜诉。

（注：劳动仲裁委不是司法机关，无法像法院那样开展调查取证，但一审阶段，法援律师其实可以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只是区工会为了更稳妥，申请了自带强大调查权的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大幅提高了胜诉率。）

11.数名农民工遭工资拖欠，向镇职工法律服务一体化基地求助，镇总工会向公司发出法律监督提示函，且通报多部门参与协商，促成了双方和解。

12.多名农民工遭工资拖欠，向工会求助，工会发现当地法院已经在其他案件司法拘留了欠薪的老板，促成了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及进行了司法确认。

13.30多名员工遭楼盘工地拖欠工资，向12351热线求助，平台受理后向属地工会派发工单，经当地多部门联合居中协调，建设公司支付了全部工资。

案例详情及简要分析（1~7例）

1.某公司拖欠数亿款项，被申请破产清算。法院受理后发现该公司拖欠了235名职工工资，且长期欠缴社保费。法院在加紧核查债权时，依托府院联动机制，争取“欠薪应急保障金”全额垫付了欠薪550万元，并牵头人社部门举办招聘会，帮助职工实现了再就业。

相关法规：

《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27.企业破产与职工权益保护。破产程序中要依法妥善处理劳动关系，推动完善职工欠薪保障机制，依法保护职工生存权。由第三方垫付的职工债权，原则上按照垫付的职工债权性质进行清偿；由欠薪保障基金垫付的，应按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顺序清偿。债务人欠缴的住房公积金，按照债务人拖欠的职工工资性质清偿。

2.三家公司组成“联合体”中标某交通工程项目，其中一家公司为牵头单位，将部分工程分包给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个人余某，余某雇佣了王某等114名农民工提供劳务，但出现工资拖欠。王某等114名农民工将“余某及三家公司”同时诉至法院。法院审理时发现，本案公司没有依法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向行政部门发出了司法建议。最终，法院判决“余某及三家公司”共同清偿拖欠的工资，相关拖欠工资在20天内执行完毕。

基本案情：

某工程技术公司、某电器公司、某市公路总公司组成联合体中标某交通工程项目，某工程技术公司为牵头单位，余某从某工程技术公司分包部分施工项目，施工过程中雇佣了王某等114名农民工但出现了工资拖欠，之后王某等人提起诉讼，要求余某、某工程技术公司、某电器公司、某市公路总公司支付剩余工资280余万元。

审理过程中，法院发现，本案公司存在“未依法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违法行为（注：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施工总承包单位要按规定存储工资保证金），向行政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主管部门收到建议后高度重视并及时回复。

法院判决：

余某、某工程技术公司、某电器公司、某市公路总公司共同向王某等人支付工资。

法院判决理由：

（1）余某与农民工有8劳务合同关系，要承担支付工资的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余某与王某等114名农民工双方存在劳务合同关系，王某等人按约施工完毕后，余某应向王某等人足额支付工资。

（2）“联合体”将工程分包给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余某，因此要对余某欠付的工资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法院还认为，某工程技术公司、某电器公司、某市公路总公司自愿组成“联合体”，由作为牵头单位的某工程技术公司将案涉项目违法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余某，因此应对余某所欠付的工资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执行情况：

最终，114名农民工的工资在20天内全部执行完毕。

相关法规：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第三十二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存储工资保证金，专项用于支付为所承包工程提供劳动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

工资保证金实行差异化存储办法，对一定时期内未发生工资拖欠的单位实行减免措施，对发生工资拖欠的单位适当提高存储比例。工资保证金可以用金融机构保函替代。

工资保证金的存储比例、存储形式、减免措施等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3.十名退休返聘的老年人，退休后在某单位工作，遭拖欠劳务报酬，金额共计36万元，于是起诉该单位支付劳务报酬。法院受理后，向该单位发布支付令，并通过“诉前调解+司法确定”、诉讼调解等方式，确认了该单位给付劳务报酬的数额。

本案法院使用了“督促程序”，简化了当事人的维权程序。

督促程序，专门用于解决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而债务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偿还债务的非诉案件。

支付令，是在督促程序中，人民法院应债权人的申请作出的要求债务人向债权人给付一定的金钱或者有价证券的命令。债务人在法定期间内没有提出异议，支付令生效，债权人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债务人在法定期间内提出书面异议，支付令则失效。

该案法院通过发布支付令、“诉前调解+司法确认”等措施，运用督促程序，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程序更为简便迅速、调解成本也比较低），以司法确认赋予调解协议法律强制执行效力，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4.郭某借用某建设公司资质，与某置业公司签订合同，从某置业公司处承包了某“土建、安装”工程。之后郭某与刘某签订劳务施工协议（注：刘某以某劳务公司名义签合同）。接着刘某雇佣了农民工卢某从事“砌墙劳务工作”。刘某向卢某出具了8120元工资欠条，之后刘某付了3000元，某建设公司付了1012元，还欠4108元未付。某置业公司已经按合同约定比例向某建设公司支付工程款。之后卢某起诉刘某、某建设公司、某置业公司支付工资。法院判决刘某、某建设公司支付卢某欠付工资。

法院裁判观点：

（1）卢某与刘某之间为劳务合同关系，刘某应付工资

某建设公司为案涉工程“施工单位”。刘某承包了部分劳务，卢某受刘某雇佣提供劳务，卢某与刘某之间存在劳务合同关系，刘某应支付欠付卢某的工资4108元。

（2）某建设公司允许郭某等以公司名义对外承揽工程，对拖欠的农民工资要承担清偿责任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某建设公司允许郭某等以公司名义对外承揽建设工程，对于拖欠的农民工卢某的工资应承担清偿责任。

（3）某置业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在已按合同支付工程款的情况下，不承担清偿责任。

某置业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其将工程承包给某建设公司，且已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不应承担清偿责任。

相关法规：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第三十六条建设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发包或者分包给个人或者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单位，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建设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位清偿。

施工单位允许其他单位和个人以施工单位的名义对外承揽建设工程，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单位清偿。

5.某公司此前是通过“银行转账、微信、支付宝”等方式发工资，后改为用“购物平台”支付工资，导致员工工资降低，员工多次提出异议，公司仍坚持这样发放。后员工起诉支付差额，获法院支持。

法院裁判观点：

鉴于通过某购物平台支付工资导致杨某每月实得工资低于应得工资，某培训中心应当就改变工资支付方式与杨某协商一致。杨某无法通过某购物平台足额领取工资，已多次向某培训中心表示不希望通过某购物平台发放工资，某培训中心作为用人单位负有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判令某培训中心补足杨某的工资差额。

案件典型意义：

用人单位变更工资支付方式导致员工提取工资不便，甚至被扣除部分费用，导致员工收入下降时，需要与员工协商一致，否则员工有权要求用人单位补足支付相关工资差额。

6.某员工担任短视频运营总监工作，在非工作时间，通过“线上加班”的方式，完成了“回复设计方案、方案改进”等工作，结果在试用期内遭到辞退，于是诉求公司支付加班费，获法院支持。

法院裁判观点：

审理法院认为，加班费数额应当综合劳动者岗位工作情况、用人单位业务特点及报酬给付标准等予以认定。因李某的工作无需在用人单位工作场所完成，且工作时间较为分散，难以量化考勤和进行科学的统计，审理法院根据李某提交的微信内容、自述公司的考勤时间及工资标准，酌情确定某文化传媒公司支付延时加班费1万元；根据微信内容等确定李某存在三天休息日到岗事实，判令某文化传媒公司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5517.24元。

案件典型意义：

“线上加班”发生在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地点，工作安排及成果提交由线下转向线上，具有居家化、碎片化特点，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在用人单位的加班，存在用人单位难以对劳动者进行实时监督管理、劳动者亦难以举证证明其加班时长等难题。

本案中，人民法院在认定“线上加班”加班费时，以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占用其休息时间为认定标准，综合考虑劳动者的加班频率、时长、工资标准、工作内容等因素，酌情认定劳动者的加班费，依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7.某员工与建筑劳务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后在工作中受伤，被认定工伤及进行了伤残等级评定，但公司不愿支付“受伤当月工资”。公司认为该员工当月仅工作十余天，且工资已经结清。某员工于是申请了劳动仲裁，仲裁委认为，公司有保管“工资支付台账和清单”的义务（至少要保存3年），但公司无法提供，因此认定公司存在拖欠，裁定公司要支付员工“受伤当月工资”5000余元。

劳动仲裁委裁判观点：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条规定“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就拖欠工资存在争议，用人单位应当提供依法由其保存的劳动合同、职工名册、工资支付台账和清单等材料；不提供的，依法承担不利后果”。某建筑劳务公司虽然主张唐某受伤当月仅工作十余天并已结清其工资，但未提供工资支付台账和清单等相应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遂认定唐某受伤当月全勤（唐某受伤日为当月最后一天），并根据双方均认可的唐某日工资标准，裁决某建筑劳务公司支付唐某受伤当月工资5000余元。

案件典型意义：

劳动争议案件中，工资支付台账和清单，是认定用人单位是否依法履行了工资支付义务的重要依据。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书面工资支付台账，并至少保存3年。书面工资支付台账应当包括用人单位名称，支付周期，支付日期，支付对象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工作时间，应发工资项目及数额，代扣、代缴、扣除项目和数额，实发工资数额，银行代发工资凭证或者农民工签字等内容。用人单位向农民工支付工资时，应当提供农民工本人的工资清单”。

从用人单位角度，用人单位应当严格落实上述要求，编制、保存好农民工资支付台账和清单，清晰记录工作时间、工资项目及数额等要素，避免在劳动争议仲裁及诉讼过程中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人民法院报》2024年1月26日2版]

（整理：黄维升律师，深圳职业律师。）

（2025年5月转）

一案一例释法明理(202)

张学诚辑

一波三折的官坟侵权再审案

[2024-01-19 《人民法院报 》6版]

作者/郑刚

　

　　安徽省休宁县城西去百余里的江潭村群峰环抱，清澈的率水河沿着村西荆山山脉蜿蜒东去，一片祥和。然而，四百多年前这里发生的一起异地再审官坟侵权案，引起了休宁、歙县、绩溪三县、徽州府及当地许多村民的关注。

案情突变

　　明朝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休宁县衙门前广场突然聚集百余名村民，他们是休宁县江潭、桃源等地的吴氏族人，因江潭吴氏“世祖官坟”被他族毁坏侵占而集体告状。

　　据休宁县茗洲村《茗洲吴氏家记》记载，被侵毁的“世祖官坟”是休宁县龙江村吴氏“世祖吴辅”的墓地。出身龙江寒门的吴辅从小勤奋苦读，南宋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中了进士，后官至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讲书。殁于任上后，葬于江潭的荆山。皇上感其勤政爱民、为政清廉，特赐石人石兽，并刻碑为记。

　　明初，虽然墓地由吴氏族人吴德辉看护，但由于吴氏各支派散居四处，墓地疏于看守、祭扫，渐趋荒芜。到了明朝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官坟被邻坟他族毁坏侵占，由此引发吴氏族人的愤怒，他们集体上告。

　　诉状称：“今月十七日，蓦被地恶柯岩保、岩英、岩隆、岩盛、柯寓、柯廷、柯凤、张来贵、严进才。拴结富翁朱俊、景幸、朱灿、显达、五云、岩乞等，统集不识姓名，并开化县石匠百余人，强将本家官坟发掘。”要求县主“亲提豪恶究治，乞差勘验，追偿人兽，攸竖还业，负屈得伸”。这里所指的毁坟占地人是柯岩保、柯岩英等“地恶”以及毗邻长丰村的朱贵、朱俊等“富翁”。

　　由于此案所告是官坟被毁，参照《大明律·刑律》相类似规定：“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毁坏侵占官坟皆为大逆不道重罪。知县一方面安抚上告民众，一方面急令拘捕肇事“富翁”朱俊以及“地恶”柯岩保到堂。

　　令人没想到的是，几日后，又有数十人到休宁县衙告状，自称是江潭朱氏、柯氏家人，被告是吴氏族人，诉状所述与不久前吴氏族人所述案情大相径庭。此案顿时扑朔迷离。

孰是孰非

　　具状领头人朱贵，禀状指责吴氏族人告状是“惯骗豪恶结构驾捏虚词诬害良善事”。他们控告吴容、吴玄、吴宗权等人是当地不务正业的“惯骗豪恶”。因之前敲诈朱氏讨要酒食无果而恼羞成怒，便于嘉靖三年十一月趁朱贵将父亲和兄长分葬施工之机，纠集“不知姓名百余人”，赶来朱家坟场寻衅滋事“逐散匠夫，强掘坟臂（通“壁”）”，还虚构他们“发掘御葬官坟打毁翁仲石兽”。

　　朱贵说，双方争执的坟场，是朱家祖上在弘治年间（公元1488至1505年）从本村村民柯岩保祖上购置的一块山地。其兄长病逝后就葬于此，第二年父亲去世后合葬于此，均相安无事，即使本村“邻佑”吴武兴、吴宗权等见状也从未提出异议。

　　吴氏族人阻拦朱家迁坟施工当天，朱贵便向排年、里老和族长报案，经排年等勘查和近邻调查，证明现场没有官坟，朱贵请求县衙“审明究治”。公堂上，朱贵还问，如果是吴氏“世祖官坟”，为何现场没有“石版幔砌”，又没有“管业标挂”？朱贵还说自己葬兄埋父已有五年，当地吴氏族人为何从未提出异议？

　　休宁知县认为，在难以确认是官坟的情形下，这种民间之争仍属“民间细故”，便压案待审，以期“息讼”。

　　到了明朝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知县又收到吴容、吴玄等呈报的催告状。他们认为，作案人百般抵赖，朱贵葬兄埋父而捣毁官坟是否属实，可以派人从购置契约和土地鱼鳞图等证契查明，还可以从地方志和族谱查清。吴氏族人请求休宁知县“乞赐差人，严拿各恶，面理亲勘，追究骸骨，判偿还石人兽物，垒坟还祀，俾屈得伸”。

　　不久，休宁县派出的衙役文金英回来报告，经过当地耆老汪得享勘查和询问，朱贵父兄的原坟地系柯岩保、柯岩盛山场的程村弯处山地，新葬土地系买村民黄宗成、吴士贵“另项山地”，并以契税为证，捣毁官坟一说无真凭实据。

　　知县听后，认为吴家“诬害良善”，对吴兴等“苦打成招”，将其下狱。

真相大白

　　数月后，徽州府衙接到吴兴、吴高等人联名上告朱贵等“地豪违法毁没御葬官坟”和休宁县知县枉法裁判“生死含冤”。要求徽州府“伏乞亲提一干人犯，到案严审。差委公正人员，到所踏勘官坟，古迹显然，追究赔偿，责令改正，救援斯文命脉，免被豪夺占，生死含冤，激切来告。”

　　几日后，徽州府又收到吴兴、吴高等人的催告状。催告状再次状告休宁县知县接到吴宗权报案后敷衍了事，“竟发老人汪得享取供”，造成朱氏族人有机可乘，贿赂衙门中人文金英“将别号遗冢址扯混，抵释蒙蔽”。知县还对告状人“苦打成招”以致枉断成冤，恳请徽州知府“庶屈得伸，幽明共戴”。

　　徽州知府接到上告状和催告状后，调卷审查，认为该案疑点重重：倘若“辅公官坟”确实葬在荆山，可荆山为何不见官坟遗迹？朱贵所述程村弯父兄合葬的原坟为“何人山土”，与官坟“有无干碍”？这些关键问题均未查明，导致该案“难便问结”，因而应重新“拟合委官踏勘”。

　　于是，徽州府指定绩溪县重审此案，并直接给绩溪县丞聂光时发帖文，要求他赶往休宁县带原被告前去争讼山场，传休宁江潭当地地保、值守差人、双方族首和村里耆老、山邻等到场，并带朱贵祖上所购山地出售人吴士贵、黄成宗的子孙一同“逐一踏勘”。徽州府帖文还强调“承委官员务事至公，毋得偏枉，勘报不实，惹罪不便，须至帖者”。

　　数日后，聂光时带着衙役、文书一行赶往百里之外的江潭村，他们翻山越岭实地勘查，访左邻右舍、问地方排年、查方志族谱，终于使得这场历经三年的吴氏世祖“辅公官坟”被毁侵占案水落石出。

　　他们查明：鱼鳞册记载“荆山”面积一分二厘五毫，为吴德辉产业“官坟在山”。该官坟“因子孙各远，标挂稀疏，以致朱贵于嘉靖二年十一月内重做新坟罩上。其坟前翁仲一对、石羊一双，俱倒在地，其碑记未见”。鱼鳞册记载“程村弯”亦系吴德辉产业。显然，朱贵无论是父兄合葬的原坟地还是后迁葬的新坟地，均系吴氏族人吴德辉的山地，而吴德辉正是当年“辅公官坟”的看护人。

　　同到程村弯现场勘查的吴氏后人吴付仪证实自己相关山地均卖与柯岩盛祖上“管业营生”，并非卖与朱贵迁坟。

　　正是由于吴氏后裔各支派散居四处，吴氏世祖“辅公官坟”疏于看守、祭扫，渐趋荒芜，才使得朱贵等人有机可乘，先将父兄葬于此，后重做新坟罩在“御葬官坟”之上，并“打毁翁仲石兽碑记”。

　　绩溪县丞据此勘报徽州府，知府依法裁断朱贵“发掘御葬官坟打毁翁仲石兽”罪行成立，问罪下狱。虚假作证的柯岩盛等人受罚，贪赃枉法的衙役和枉法裁判的休宁知县被依法问责。

　　结案后的第二年，吴氏各分支一起修复“荒驰已久”的祖先坟墓，复兴宗祠，他们还共同订立了《合同宗约》和《宗祠规约》，并在徽州府衙和县衙支持下，申请官府赐印发照，从法律上确认吴氏家族各地宗祠与各处祖坟地产的共产关系，防止毁坏祖坟事件再次发生（以上资料均源自明吴子玉编撰《茗洲吴氏家记》）。

掩卷沉思

　　这场历经三年的官坟侵权案的再审令人深思。

　　重视民众诉求是裁判案件的基础。休宁知县敷衍偏袒，对原告“苦打成招”，但是，因诸多关键案情均未查明，使得该案“难便问结”，导致吴氏族人累讼不休。在徽州知府的重视下，案情才真相大白，错案得以纠正。只有认真对待群众诉求，耐心细致裁断案件，才能真正将矛盾化解在源头。

　　认真调查研究是解决纠纷的关键。农村中最常见的就是邻里纠纷和山林地界纠纷，这些虽然是民间“细故”，但处理不公易导致矛盾激化。对于真假难辨的疑难案件，实地勘查、仔细调查是分清责任、解决纠纷的关键。本案中，正是因为徽州知府认真负责，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分析案情，“拟合委官踏勘”，才使真相最终水落石出。

　　异地审案是杜绝人情案、关系案的保证。徽州知府发现衙役受贿后，如再让休宁县衙重审此案，就会使吴氏族人不服，纠纷难以了结。而上告人中歙县吴氏族人居多，如交付歙县再审，又可能会使案件受到人情世故影响，易造成朱氏族人不满。徽州府将此案交与绩溪县再审，以确保“务事至公，毋得偏枉”。

　　举一反三，预防后患是良策。该案了结后，为了避免再起纠纷，徽州府衙和县衙协助各地吴氏族人将祖坟共产清理造册并请县府发照，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以避免纠纷再发生，这对当下实质性化解纠纷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5年4月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