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北大戏弄的外语教师老毕

一盅清茶

见过欺负人的，没见过这么欺负人的；见过流氓地痞欺负人的，没见过堂堂大学这么欺负人的，还是中国顶级的最高学府！

这事发生在文革期间，当时这所大学已是豺狼当道，出名的“梁效”之一，所以也不奇怪。不过损人不利己到这个程度，这人性之恶还是难以理解的。

1971，我是在一所完小戴帽子的农村学校任教，因为领袖说过“学制要缩短”，所以小学五年级就毕业。如果能开初一的课，就叫“戴帽子”的学校。

和我前后来到的有两位新人，一位是文革中的大学生，从军训农场刚刚毕业分配来的施老师（以后另外介绍），一位就是我今天要说的毕老师了。

学校不在公社，也不在镇上，而是在离镇上还有几里路的红星大队；又因为有完小又戴“帽子”，所以不叫“红星小学”，而叫个“红星学校”，地位高些。

这个学校人才济济，不下于公社中学。它东面是平坦的圩田和鱼塘，有一条宽阔的土路自南而北直通镇上，是联系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西面是高低起伏的小丘陵，最高也就二十米。

这里没有电。周围的农村也没电，我下乡已经两年了，已经习惯；只是对于刚刚从上海分配到这里的毕老师来说，在“差距太大了”之上，又加大了一倍的差距。

毕老师有几个“怪”。

一是年龄大。刚从北京大学分配来的，怎么就四十多岁了？同时分配来的施老师，华东水利学院的，也不过二十来岁。

二是书多。我注意到除英文外，更多的是法文书（我不懂法文，我是看到有一本“法汉字典”）。

三是不搭理人。非必要不说话，尤其不主动先向对方开口。

毕老师似乎有特权。他的课时很少，只有每周六节的初一英语课，教几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 再有就是刻英语考试的蜡纸自己印试卷，其余时间自由。那个马校长也不敢惹毕老师，只敢给我加课，我教五年级语文数学，直至每周22节。

我是拿农村生产队的劳动强度为对比，觉得不累；其他老师看不下去，悄悄告诉我“应该只有16-18节”，我也没说什么，只不过在心里埋下了革命的火种。

周三下午例行的“政治学习”放学早，照例由那个歪戴军帽的校长马XX结结巴巴地读一篇文章（有时报纸社论，有时“反杜林论”）后，说一段“基辛格以为咸鸭蛋是南京板鸭生的”之类的笑话，然后就是教师们的神仙会。有时也可能留大家嘬一顿（要看马校长搞到什么食材，随机）。

我翻到老毕的桌上的法汉词典。我奇怪农村的初一年级要用到法语人才吗？我把疑问放在心里，有机会找袁老师要答案。

毕老师是“调干生”，这个名词现在没有了，五六十年代从在职人员中选调“又红又专”的人到高校培养，带工资有家庭。毕老师就是从上海港务局选拔的，到北京大学西语系的外交人员培训班学法语，是面向法语国家的外交后备人员，看来前途一片光明。

是文革打破了毕老师的“外交梦”，他分回了原单位，只有“内交”了。那会儿我国和亚非拉走得很近，唤起了他的“外交梦”。在他的不懈努力、不断写信要求“专业对口”下，当时炙手可热、十分邪门的北京大学终于给毕老师回应，让他“把户口粮油组织关系”带到母校，“重新分配”。

毕老师上了他们个大当！

等到毕老师兴冲冲地到了北大，等着他的不是外交部而是一纸报到证把他分到江苏省；走到江苏省，分配到六合专区；走到六合专区，分配到江浦县。你以为到了终点吗？早呢！

到了江浦县文教局，一脚踢到林山公社；公社呢？踢到了红星大队的学校。实在是到底了，否则还要继续。

那会儿，县里分管宣传文教口的军代表是个排长，姓杜，杜代表。他连世界上有没有个国家叫法国可能都不知道！

袁老师告诉我，毕老师的收信地址总是写“桥林镇红星中学”，而不是“林山公社红星大队红星学校”，实际上邮路是一样的，不会兜圈子到公社再过来。他的分析是：毕老师好面子，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已经被贬到中国最底层的“大队”了。

毕老师的心情我很理解，他严防死守的是最后的尊严，是无声的抗议。

其实看他毕业证上的专业是法语，法语是外训班里的主课，英语才是他第一外语。因为我是俄语班的，下乡后自学了英语，但苦于无人指教，连音标都读不准。毕老师见我好学，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精神状态就上来了。

我则帮助他修煤油炉，帮他从学生娃那里买当天早上刚钓的活虾（上海人就好这口），我班上学生的妈妈则帮他拆洗棉被。尤其是放寒假他回上海过年，许多年货都是托我办的，是在农村有钱就能买、在上海有钱也买不来的稀罕货。寒假是毕老师最快乐的时光，包括从上海探亲回校以后若干天。

一年后，埋藏在我心里的革命火种突然爆发（革命事迹略去），后来我也被马校长“活动”（不敢留我）回到了自己大队的初级小学，与毕老师分开了。再过了一年，推荐加考试上大学的机会来了。

1973在考场，师范学院外语系招生的老师急得团团转，因为没几个自愿加试外语的考生。拉到我，出了几个俄语题通过了，又出了几个英语题，他没想到我也会。他问我愿不愿意去外语系（如果录取的话），但他不知道我是跟着法语老师学的英语，我也准备如果被录取到外语系就如实告诉他。

后来我被数学系录取了，与外语系失之交臂。

若干年后，我与孙斯木说起毕老师。孙是我当年的知青朋友，我走后他就接替我到了红星学校。他告诉我，毕老师叫毕汝鑑，后来以“分居”为由终于调回上海了。

又过了若干年，孙斯木告诉我，毕老师已经去世了。

对那个曾经是我心仪的第一志愿的北京大学，令我感到可怕的不是后来的“梁效”的极左和疯狂，而是普通办事员那种“以害人为乐趣”的阴暗心理。毕老师的户口旅行，是我无意中接触到的丑陋。

我有幸遇到教我英语的毕老师，觉得有责任为他写下这段文字。他的晚年应该是在家乡上海度过的，他会偶尔想起那个红星学校吗？他受到的欺骗是他永远也忘不了的，哪怕我和其他善良的同事们再多的善意，也不能弥补他的心灵创伤。一个精通英法两国语言的高材生，就这样被浪费了好多年，还赔上了家庭完满。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该找什么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