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博物馆特展：吴国的北方朋友

乡间小道

公元前584年、吴王寿梦在即位的第二年突袭楚国东部边境，楚人猝不及防，吴国大胜。经此，吴楚关系再未修复。吴国凭此战向中原列国纳上了投名状，从楚国北上争霸的跟从堂而皇之地登上春秋争霸的舞台。不过同时期的史官有着更敏锐的洞察力，将晋国大夫巫臣刚刚结束的访吴之行与吴、楚决裂并书于简帛。文献中晋、吴本是姬姓同宗，吴乃大王之昭，晋为武王之穆。吴国困于东南泽沼，除泰伯、仲雍让贤之名，先君事迹失载于诗书经传；晋国起于河汾之东，至两周之际经文侯勤王、曲沃代翼、并国服邦、尽去公族等重大事件，实现政权更替与疆域扩张，遂成表里山河之势。际遇迥异的二邦越山渡水相会，既缺少了伍子胥奔吴复仇的戏剧，也设有句践卧薪尝胆的传奇，但背后是春秋战国诡谲局势下真实的交攻之道，亦隐见宗法制崩溃前的一丝气血连枝。按《左传》所记，晋吴交往是晋以兵车和战法补吴人所阙，而三晋地区丰富的两周考古遗存再造了更为鲜活的互动场景。自清同治以来，山西地区出土了数量与样式繁多的吴国有铭青铜器，其中有泥留指爪的零星偶见，更多的则与晋式青铜礼器同处一室，尽显玄缪吴钩在晋地贵族中掀起的吉金风尚。晋人赠予吴国的也不止于鼎簋、钟磬与圭璋，生产技术的分享、审美艺术的熏陶、仪礼习俗的传教拉近了吴人与中原的距离，方才成就“穆穆延陵子，均灼光诸华”的儒学典范。本次展觅主要借用出土文物，以巫臣的视角走入晋、吴的百年交往，重现两国的兴衰成败、随着这段历史还原展示的，还有春秋时期国与国之间的联盟和干戈，人与人之间的誓言和背弃。海内无远近，相知即为邻。姑苏城内重遇吴国故人、重温春秋故事，离不开远方友朋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蚌埠市博物馆和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倾力支持，在此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本次展览，以晋、楚、吴三国的文化交流为明线，以春秋时期诸侯争霸与礼制文化为暗线，呈现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故事。展览共计展出文物116件/套，涵盖春秋时期的青铜礼器、玉器等门类，除苏州博物馆馆藏外，也得到了山西博物院、河南博物院、蚌埠市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及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等多家单位的支持。春秋五霸晋文公作器——晋公盘，也将首次来苏展出。 委质 巫臣带着夏姬匆匆奔至晋国国都绛，求见彼时的晋国君主景公姬獳。只见巫臣将献礼陈放于地，行委质之礼。自晋文公霸兴以来，由诸国出奔而来投效者已有多人，景公对流程已是轻车熟路，收下献礼，回溯公室筚路蓝缕，再命巫臣为邢地大夫，“新晋人”岂能不与有荣焉。委质是春秋战国时期卑幼往见尊长的见面礼仪，其特点是礼物献给受礼者后不再返还，而经进一步引申，可与策名行为一道成为确立君臣关系的礼节。 玉圭春秋早期，苏州博物馆 玉立人西周晚期·晋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8出土山西博物院玉人正向站立，头顶盘有龙形头饰，脑后刻划坡发，浓眉、大眼、阔鼻；龙首嫁接人身作为双臂：双背间刻画高领衣，领下右侧开短任，有束腰，裳呈梯形，领、腰和裳周缘刻交叉科格纹带；膝前有垂叶形饰，此垂饰在西周金文中写作“巿”或“芾”，后世文献常称“蔽膝”，即跪坐时腰腿部位的遮蔽物。M8墓主被认为是《史记·晋世家》记载的晋献侯，大致活动于西周晚期，而此类人龙组合形象除在晋墓地出现外，丰镐张家坡墓地、虢国墓地、应国墓地等姬姓贵族墓中也有出土。 休簋西周晚期·晋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64出土山西博物院四件形制、尺寸、花纹均相同，盖、颈、腹、方座饰相同的竖棱纹，方座每面有五至六个长方形孔。簋内有铸铭四行二十五字。M64墓主为M8晋献侯之子晋穆侯，是《史记晋世家》中第一位记有较详尽生平的晋国君主。除随葬铜簋四件外，还有铜鼎五件，其父献侯随葬亦如此，符合晋侯在西周礼制中的宗法地位。 立鸟人足筒形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晋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63出土山西博物院盖上立一鸟形促手，鸟长勾喙，矮冠垂尾，双足分立，与下垂的尾部形成三个支点。中部盖沿及筒形器口下各有一对管状贯耳，可能原有插销。下部方盒四面各撑立一人形足，小人背向盒身，屈膝下蹲，反手抬盒，头顶有凸起装饰，但身体似裸露。方座底斜挂小铃两只。从盖缘至方盒依次装饰着窃曲纹、波带纹、重环纹与波带纹，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经典的纹饰配，但细节刻画略显粗糙。 龙耳人足方盒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晋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63出土山西博物院扁长方形盒体顶部有对开小盖，一侧盖上铸卧虎作为提手。盒身四角各出一道云形扉棱，四面则各有一条双角龙，作吐舌回首状。盒身长边下侧对铸两个人形足。人物状态与筒形器中的人物一致，背身抬盒，头饰有别，作瓜皮形，胸前似有兽面纹图案。盖面饰箭头纹及双首吐舌龙纹，盒身上部饰S形窃曲纹，下部饰波带纹。M63所出几件形态复杂，尺寸较小的器物，在两周之际到春秋早期相当常见，部分出土器物中还留有化妆品痕迹。 晋姜鼎M64、M63以及M62为晋侯墓地内唯一一组三人并穴合葬墓，M62、M63为晋穆侯的两位夫人。关于两位夫人的出身有较详尽的研究，孙庆伟认为其中一位为姞姓某国女子，因早亡或不能生育，穆侯又迎娶第二位夫人齐国姜氏，即《晋世家》中记载的： “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七年，伐条。生太子仇。十年，伐千亩，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师。”同时他还将齐姜与北宋著名的铜器晋姜鼎相联系，认为齐姜作为重要的政治人物，一直活跃到其孙子昭侯在位期间。 晋叔家父方壶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晋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93出土山西博物院壶盖与器身以子母口相接，壶盖子口较长，多认为翻倒即可作为饮杯。器物自上而下分别有 S形窃曲纹、三角云纹、十字络带纹以及斜角云纹。此件器物中还有多处双首龙纹造型，如盖顶为缠绕的双首龙纹，器身两侧环耳为吐舌龙加双角龙，十字络带纹的四个区间内各为一条双首龙。壶盖长口外壁有铸铭，字间有阳线方格。李学勤结合M64出土的晋候邦父铜器，认为器主“晋叔家父”可能是其兄弟，邦父为晋穆侯，叔家父则是日后篡位的弟弟殇叔。 晋叔家父盘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晋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93出土山西博物院盘侧设双附耳，以小横梗相连，圈足亦附接三兽首小矮足。器腹及圈足均饰窃曲纹，耳饰重环纹。盘内底铸有铭文，与晋叔家父壶为同一器主。由于M93与M102出土的陶器及部分青铜器表现出较明显的春秋初年特证，彼时的发掘者推测此二墓当是晋文侯与其夫人墓。只是照文献记载，晋文侯在殇叔篡位四年后重夺君位，殇叔铜器却随葬于M93墓中，这也是有学者不赞同M93为晋文侯墓的原因之一。 窃曲纹匜春秋早期·晋山西曲沃羊舌墓地M4出土山西博物院铜匜长流上翘不封口，后部环形作一双耳小兽紧咬沿口，匜身下接四足为小龙造型，环形鋬上的重环纹、口沿下缘的S形窃曲纹以及匜身下腹装饰的瓦楞纹，均是西周晚期以来的经典纹样。羊舌墓地与晋侯墓地隔河相望，目前发现5座带双墓道的中字型大墓和227座祭祀坑，墓葬规模超过北赵晋侯墓，可惜被盗严重。有学者认为羊舌墓地当是晋侯墓地的延续，埋葬着春秋早期的翼城晋君。 虎首流匜春秋早期·晋山西闻喜上郭墓地1989M33出土，山西搏物院闻喜在《汉书，地理志》中被注为“古曲沃”，而伴随着上世纪70年代以来闻喜上郭墓地的发掘，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闻喜一带即为古曲沃所在。这件铜匜流口上部封闭，作虎首状，是春秋早期部分器物上出现的新特证，而与同时期青铜器更加不同的是，匜身通体使用虎纹装饰，匜的四足也参考虎足，与器身，器流构成统一的动物形象。全器唯一不符合老虎拟态的是匜鋬，采取了与羊舌M4铜匜相似的传统龙首衔沿形态。这种组合暗示着在闻喜地区发生的青铜器风格转型。 晋公车戈春秋早期·晋苏州博物馆三角圭形首，长条形援上扬，刃锋明显，援本上端一方形小穿，胡上二长穿，内上有一横穿。胡部铸铭两行十一字：“晋公择其金，用○车戈三千”。台湾古越阁旧藏有一件晋公戈，有学者综合晋君称公、铭文纪年和戈的形制等几个方面指出，晋公戈可能是曲沃武公为纪念周釐王承认其晋君身份而特地制作的一批兵器。该件晋公车戈外观与古越阁旧藏铜戈区别不大，可能也是这批兵器中的一件。 鳞纹盖鼎春秋中期·晋山西闻喜上郭墓地1989M211出土，山西搏物院盖为平顶，上有四环形钮，两附耳竖直，器腹圆鼓，腹下接相当粗壮的蹄形足。上腹装饰水平向鳞纹，鳞纹在西周时已出现，但多见垂直而下的式样，称为垂鳞纹。侯马铸铜遗址也发现有水平向鳞纹陶模范，这表明此鼎年代可能相对较迟。与铜鼎同出有一套九件的钮钟，显示了该墓较高的规格，墓主身份当是留守曲沃的卿大夫一级的贵族。 虎首流匜鼎春秋中期·晋山西侯马上马墓地M14出土山西博物院这件鼎形体微缩，远小于祭祀、宴饮所用铜鼎，口沿一侧还探出张口虎首，可倾倒酒水。上设一盖，盖纽似为一犬侧首斜视，盖面装饰有身尾交缠的双龙，龙首微激抬起，为浅浮雕造型。器身纹饰为两周之际经典的上下分层风格，上部为有目窃曲纹，窃曲纹一端又接有龙首撕咬的图案。下部为常见的双周垂鳞纹。这种兼具铜匜与铜鼎形态的器物被称作“匜鼎”。微型匜鼎集中出土于春秋早期的晋南地区，尤其是上郭墓地，或可视作古曲沃贵族的身份标识之一。随着曲沃小宗势力的扩张，这种实用性并不突出的器物出现在侯马，出现在邻近的虢国，山东临沂、枣庄等地也有类似发现。 蟠螭纹鈚春秋中期·晋山西闻喜上郭墓地1976M7出土，山西搏物院鈚之称谓在典籍中不见，但出土器中与此件相似的，有些自名为“鈚”，功能上与壶相近，用于盛放酒水，是春秋时期出现的新器型。这件铜鈚附带三环耳，一对分置颈侧，一环位于下腹，三环或可使用提链或绳带相连。颈部宽面主纹为一周连续的双首龙纹，龙纹上部为内填云纹的三角形纹。同墓还出土有一件铜鼎、一套盘匜和一件铜盆，是春秋中期晋国小贵族墓葬的常见浴配。 出奔 公元前589年楚人巫臣奉楚共王命出使齐国。巫臣屈姓，是与楚王同宗的王室公族其时亦为申县县公，在楚国北境执掌军政要务，然而这样一位宗室身份与政治地位均极为显赫的重臣，刚抵达郑国，即令副手将献给齐国的礼物带返楚国，自己则接上一位女子夏姬仓皇出奔。出奔在春秋战国时期较为普遍，是指国之公卿离开母国而去往他国的个人行为。这种行为多出于政治因素，像巫臣这样离奇的出奔在文献中较为罕见。 彭子寿簠春秋晚期•楚河南南阳八一路墓地2000M2出土，河南文物保护研究所为盛食器，在楚系青铜器中常与鼎搭配，有礼仪祭祀与标识身份的作用。铜簠口部与腹部的高矮比例暗示着器物年代，这个比例越大，往往年代越迟。器身装饰看似是蟠虺纹，实则为形似蟠虺的纹样匀连成波带，上下起伏，是春秋时期新的纹饰元素与西周传统纹样的结合。器盖与器身内铸相同铭文，由“彭“姓可知与前两件来自同一家族，南阳八一路区域由此可确定为彭氏家族墓地，北边时代较早，南边时代较晚，这与楚国本土责族墓地的排布正相反。 彭无所汤鼎春秋晚期•楚河南南阳八一路墓地2003M1出土，河南文物保护研究所楚鼎体系复杂，分类较多，如此鼎自铭“汤鼎”，与盂鼎相比，口部甚小，或作沐浴烧水，或作烹饪熬煮。器盖与腹部主要装饰连续的方形纹饰单元，单元内为相互缠绕的方折小蛇，除眼睛外，头部其他特证不甚明显，此类纹饰通常被称为“蟠虺纹”，流行时间与蟠螭纹相近。铭文分别位于盖中和器身肩部一圈，铭文中“彭氏”原为申国贵族，楚国为拉拢申地旧族，而给予彭氏优待，如彭仲爽曾出任是令尹，彭宇，彭寿余等人曾任申公。 彭子射盂鼎春秋晚期•楚河南南阳八一路墓地2008M38出土，河南文物保护研究所该鼎上有一盘状提手，提手顶部有一圈鱼环纹，盖面和器身主体均装饰多周相互缠绕的龙形纹饰，小龙圆眼张口，唇部向上卷翘，通常亦被你作“蟠螭纹”，《说文解字》释“螭”为无角之龙，与此类纹饰基本相合，鼎盖内铸有铭文，其中“申公”即为申地县公，是楚国灭掉绿南申国后我置于此的地方长官，南申国，姜姓，西周宣王时期由西北迁到今南襄盆地一带。公元前688年楚文王假道于邓伐申，之后申地在文献中再次出现时已是楚国的县邑。 塞之王戟春秋晚期，楚苏州博物馆直内有胡三穿戈。胡部铸有铭文四字：塞阝之王戟。“阝”指示塞地“邑”的属性，说明该件兵器为塞地所铸，而专供楚王室用。“塞”地与息国有关，息国姬姓，位于今河南信阳息县一带，公元前680年楚文王灭亡息国后于此地设县，称“塞”或“赛”县。申、息达些位于中原与楚之间小国的灭亡显示了楚人北上争霸的决心，申、息地区也成为此后楚国发动与中原诸侯，尤其是与晋国战争的桥头堡。 楚公逆短剑西周中期·楚山西绛县横水墓地M2055出土，山西博物院剑身呈柳叶形、茎上设二穿可绑缚剑柄。剑身近格处两面皆饰人面纹，人面头顶上方有铭文。原报告释为“楚公逆○○中戈”，董珊将后四字释为“酌馔(无刀）亡”，指取食饮血。横水墓地为倗国贵族墓区，该墓年代至迟为西周中期稍晚，说明山西地区此时己出现来自楚国的青铜器。有学者认为晋国铸造铜器时亦有部分原料来自楚地，两国在西周即存在资源导向的互动交往。 兽耳（钅和）春秋中期•郑河南新郑李家郑公墓出土，河南博物院 蔡加子提链壶春秋晚期•蔡河南南阳八一路墓地2009M58出土，河南文物保护研究所该壶盖面微隆，盖上一纽出两链节与主提链相连，主提链两端连接壶颈环钮，由一道提梁与四组链节组成。器盖及器身装饰有夔龙纹、对顶三角纹、圆涡纹、桃形云纹等。这些疑似镶嵌的纹饰经检测，是以凤凰石一类的矿物颜料添加有机胶质后填绘而成。盖面环铸的铭文表明这是一件蔡国器。《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蔡国贵族蔡声子以“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的事例劝说楚令尹子木，从而帮助伍子胥祖父伍举返楚复爵。 蟠螭纹簠春秋中期•郑河南博物院盖、身同形，盖口有四个兽面卡扣可作区分，通体饰双首龙相互缠绕的蟠螭纹。同墓出土一件疑为楚令尹子重的“王子婴次”铜炉，兼之共出器物的年代特证，该墓应该为公元前570年左右某位郑国君主墓葬。郑国在春秋早期曾短暂强盛，衰弱后则成为中原列国朝晋暮楚的代表。尤其在公元前六世纪上半叶，郑国于晋楚争霸期间首鼠两端，甚至在同一年多次做出盟晋、叛晋、盟楚、叛楚之举，也成为邲之战、鄢陵之战等晋楚重要战役的导火索。 晋公盘春秋时期口径：40厘米，山西博物院浅腹平底，下接三人形足，人为裸身跪姿，双手背缚。盘外壁饰一周双龙交缠纹样。该盘最初坡露于2014年，2019年由山西公安机关从境外追回，并入藏山西博物院。铭文内容与清代翟世瑛旧藏晋公盆相近，按大意可分三段，依次为晋公追述先祖及皇考功绩、自述功业以及告诚祝福嫁注楚国的长女孟姬。由于这位晋公在文辞中提及父亲为献公，其身份不出公子卓，惠公夷吾，文公重耳三人，再结合作器者对自身事迹的叙述以及嫁女至楚之事，学界多判断此晋公即为晋文公重耳。又有学者进一步推论，此时晋楚关系尚佳。嫁女铸器或发生在晋楚城濮之战之前。 晋公盘内底中央饰两条浮雕盘龙，双龙中央有一只双翅展开的圆雕水鸟，双龙外缘为四只圆雕水鸟和四只浮雕游龟；再向外延，又设四只圆雕尖嘴跳蛙和四条圆雕游鱼，惜各缺一只；最外圈则有四只圆雕圆吻蹲蟾、四只圆雕游鰲和七只浮雕尖嘴游蛙，盘内壁一周还设有四条浮雕游鱼。其中圆雕动物，都能360度转动，部分鸟喙可以开合，鳖首可以伸缩。通过CT扫描，可以知道圆雕动物以一根小立柱与盘底相连，立柱柱头与动物腹部预留的锥卯相接，柱尾铸焊在盘底预留的孔洞中，这种柱卯结构可确保动物在水平旋转的同时不致移位。与之风格相近、工艺类似的器物还有上海博物馆藏子仲姜盘、山西博物院收藏的出土于闻喜上郭墓地的刖守囿车。 “晋公盘”铭文释文：在周历的某年正月初吉丁亥这天，晋公说：我的始祖唐公，接受了大命，辅佐他的父亲武王，以威严的戒令管理众多的非华夏部族，开拓疆域，到达大廷，四方部族都很崇敬（唐公）。成王命唐公建都於京师，在众多被征服的部族的土地上做主宰，建立自己的国家。我的父亲献公，聪明叡哲，坚强而威武，庄重而善良，美名传世，神灵显赫的在天上，遵从天命，以修习我身，让晋国甚为安好。晋公说：我这个小子，效法先王，秉持其德，肃敬如常，安和所有诸侯国，众邦没有谁莫不日日恭顺于晋邦。我蓄养众多俊士，作为左右帮手，保卫治理王国，小心谨慎地辅佐天子，国事不管好坏，都以敬畏之心待之。广开疆土，虔诚的对待诸侯间的盟誓和祖先神灵的祭祀，诚恳的、恭敬的酬答神灵，协调理顺百官。今铸造大女儿孟姬的嫁妆，孟姬你这孩子，（嫁到楚国后）整治好你的家室，作楚国国君的嫡妃，昭显万年，藩翰晋国，世代不断地永宝此器。 貘尊西周中期·倗山西绛县横水地M2158出土，山西博物院此牺形尊整体为一貘形，貘首圆额，耳似蒲扇，眼眉舒展，身近椭圆，尾作三角形，四蹄粗壮，貘身上部设一盖，盖上为一水鸟形钮。貘身满饰羽翎纹，从颈部一直延伸到后臀，盖上亦为同样纹饰，此种装饰以往多用于表现鸟羽、鸟尾；尾部为一圈目云纹及三角云纹；四足外侧均饰有一条蜷曲夔龙。M2158墓主可能为西周中期的一位倗国国君。倗国不见于文献记载，但横水墓地的发现使得这个（女鬼）姓小国逐渐为学界所识。从墓地位置来看，倗国紧邻晋国，或为商周时期晋南地区土著，到西周晚期可能已成为晋国扩张的牺牲品。 人面纹马冠西周早期山西洪洞水凝堡墓地NM9出土，山西博物院休薄、正面兽首形、粗眉、圆目、巨鼻、大口，口内有四对尖齿，两侧伸出一对獠牙。口、目、眉均楼空、马冠边缘有穿线用小孔。 乳丁纹銮铃西周晚期山西洪洞水凝堡墓地BM5出土，山西博物院出土时一般两个一组置于一处。铃部为球形，楼孔，内含弹丸。下有方形基座，可安装在车轭轭首位置。 蝉纹马镳西周晚期山西洪洞永凝堡墓地BM5出土，山西博物院圆头长尾，尾饰蝉形纹，背面二纽。以上车马器均于1980年出土于洪洞永凝堡墓地。洪洞位于晋国恢心区域临汾盆地的最北部，关于西周时期此地的政权性质，有霍国、杨国等说。无论何种政权，他们至迟均在晋献公时被灭国，晋国亦是从献公开始大规模扩张。 蕉叶纹车軎西周早期山西洪洞永凝堡墓地BM9出土，山西博物院 玉鸟春秋早期山西垣曲北白鹅幕地M3出土，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青玉，玉质较硬，多处受沁呈白色。尖喙，圆眼，阴线勾勒双翅，向内收线，分尾。背面腹部平直，有斜向对钻孔。玉鸟与两件践损玉佩同出于棺内，是彼时丧礼中常见的以玉敛葬。北白鹅墓地在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组合以及铜器的制作工艺和纹饰风格等方面，与三门峡虢国、梁带村芮国等有诸多相似之处，时代大致在周平王东迁前后。墓地族属有召公之后、姞姓南蒸等说。北白鹅村位于垣曲县东南方向，其地处于晋国去往东周王城的要道——轵关陉上，攻占该处为此后晋国出晋南、入中原，东向、南向联结打通了道路。 夔龙纹牌饰春秋早期山西垣曲北白鹅幕地M3出土，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一件平面呈等腰三角形，正面隆起，上部镂空装饰一组单首双身龙，龙首顶螺旋双角，张口吐舌，是西周晚期以来的经典造型，龙首下为侧身相对夔龙，夔龙下部为相向风鸟。边缘对称分布有十个小孔，加之出土在棺内，表示此件器物应为缝缀在墓主衣物上的装饰。与之相配的椭圆形牌饰，创作成互咬尾部的象鼻夔龙造型，双龙口中吐出的长舌在圆心交汇。 兽面纹带扣春秋早期山西垣曲北白鹅幕地M3出土，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带扣正面隆起，背面内凹，顶部或背部有穿孔或横梁以作穿佩。正面兽面纹样鼻眼部位造型相近，部分强调燎牙的塑造，部分则装饰夸张的双角。 聘问 随着巫臣委身于晋，他在楚国的同宗被大肆屠戮。为报复楚国，巫臣向景公提出出使吴国，从而东向牵制楚国。在吴王宫室外，巫臣执圭行聘问之礼，吴国由此与中原始通，并学习乘车射御之法。同时巫臣留子屈狐庸在吴国为行人，或是为了教授另一项中原文化：交往之礼。聘问是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人与人之间最常见的一种交往行为，并有着繁缛的形式流程。这些程序本身也是对其时礼仪制度与等级关系的一种强调。 玉圭春秋晚期·河南桐柏月河一号基出土，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青黄色，正面中有一脊，脊两边咯鼓，背面内凹，中间由于切割原因留有数条切线，再无其他纹饰，《礼记·礼器》有“大圭不琢…此以素为贵也”，而东周时期长度趋30厘米的玉圭，基本仅见于国君一级的墓葬。根据杨宽的研究，东周时期外交使臣奉命出使他国前，需从国君处受主承命，到达异邦后奉主面见君主，他国君主又要行“辞玉”“受王”“还玉”等礼节，这些行为连贯实施而成两国外交聘问之礼。 玉璋春秋晚期·河南桐柏月河一号基出土，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玉漳是对国者夫人许聘时使用的器物，《礼记，聘义》：“以璋聘，重礼也”。这件王璋黑褐色，长少形柄，柄部有一圆孔，孔上两侧出扉牙，扉牙间以阴刻斜线相连。相似器物多见于二里头文化，在三星堆、后峁等遗址亦有发现，业内称牙璋或歧尖端刃器。且多认为此类器物并非两周聘问所用玉璋。不过月河墓玉璋端首明显经过切割，并修整平齐。不排除有改制而作周礼之璋的可能。 蟠虺纹盖鼎春秋中期·晋山西侯马上马墓地M13出土，山西博物院两件形制相似，盖上均有三环钮，口沿两侧附耳，唯器盖中心装饰略有差异，大鼎盖上卧一微凸小兽，小鼎则无。器身装饰相近，腹壁饰蟠虺纹，下饰蕉叶纹，内填形似兽面的云雷纹。上马墓地早期多埋葬小贵族及平民，春秋中期以后一批新迁入贵族开始使用上马墓地，M13墓主是其中级别最高的一位，应为大夫。上马墓地随葬铜器类型丰富，南北方风格混杂，甚至墓地出土部分晋式铜器成分分析亦显示其中的铅料可能来自长江中游地区。 庚儿鼎春秋中期·徐山西侯马上马墓地M13出土，山西博物院双附耳竖直，兽蹄形足接于腹下。上腹及双耳饰蟠螭纹，下腹饰三角纹内填单线勾连云纹。蹄足根部饰兽面纹。腹内壁铸有铭文29字，发掘者据器物形制与铭文内容判定此鼎为春秋中期徐国器，作器者是徐国国君之子，自称“庚儿”。徐国位于淮河流域的江苏、安徽一带，与吴、楚邻近。徐国王室器能够流入晋地一位并不十分显赫的贵族之手，足见晋国与江淮之间的互动已相当频繁。 龙首流提梁盉春秋中期·钟离安微蚌埠双墩一号墓出土，蚌埠市博物馆缺盖，器身扁圆，腹部极鼓，下接三蹄形足。肩部置一多棱提梁，提梁的两端分别为龙首和龙尾，龙首两角，横眉圆眼，眼上缘还刻画出睫毛，张口咬住提梁根部。龙首提梁一侧腹部铸接一流，流口亦作龙首状，但双眼之间起一矮棱。提梁另一端龙尾翘起，尾下器腹铸透雕鋬，为六根翘起的龙尾相接。器身仅铸四道凸弦纹，相当净素，提梁与流部刻划重环纹充当鳞片，龙尾与鋬上装饰点纹。 凤首流提梁盉战国中期·魏山西长治分水岭幕地M36出土，山西博物院扁鼓腹，三足贴附于下腹。器上设异兽提梁，兽首卷唇，中额有角，前后双足与器身相接，兽身前部塑出羽翅，周身装饰鳞纹与卷云纹。盖部稍鼓，顶置环钮，钮与提梁以三连环相系。兽首一端下方铸凤首流，尖喙张口，顶立羽冠，颈部装饰羽纹，双翅贴于器腹。三件青铜盉结构相似，均为动物形流口、拱形提梁、圆鼓腹接三足，这类提梁委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从其发展来看，最早出现在江淮地区，此后向南、北扩散，这一过程突显了江淮地区之于南北交通的重要性。 兽首流提梁盉春秋晚期·吴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出上，河南博物院器身扁圆鼓腹，下接三蹄状足，足根部装饰卷云纹组成的兽面。器上设提粱，提梁一端同样为云纹组成的兽面，提梁上还有两段卷云纹组成的扉棱，正下方盖中间设环链，腹部一侧为兽首流，小兽头部立两椎形角，两角之间有聚毛，颈部装饰垂鳞纹；腹部另一侧接透雕鋬，造型与提梁雇棱一散，提粱，盖面与器身主要装饰双线S形纹，搭配三角卷云纹，盖外缘装饰一周曲体龙纹。同墓出土一件铜簠，根据铭文知为宋景公嫁妹之嫁妆，其妹称“勾吴夫人”，所嫁之人应为吴国王族，这件铜盉在外观上除了提梁中段，与上海博物馆藏吴王夫差盉几无二致，这也引发了更多联想。 紫水晶串饰春秋晚期·晋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2016M1出土，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发现时置于颈部、晶莹透明，腰鼓形，中有穿孔，大小不一。紫水晶出于晋国，也同晋与海岱地区的交通相关。《左传》中记录申公巫臣出使吴国，即经由位于今天山东日照地区的莒国。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季札聘问诸国，也是经鲁、齐、卫等国，而最终到达晋国。 右走马嘉壶春秋中期，苏州博物馆直口高颈，鼓腹平底，颈部和下腹各有一对环纽。颈部饰变形夔龙纹。腹部外壁铸铭文两行八字。此器与上郭墓地蟠螭鈚纰形制一致，但自铭为“壶”，遂以“壶“称之。铭文中出现的“走马”，又称“趣马”，《尚书·立政》记：趣马，掌马之官。马政对于春秋军事，尤算是车战相当重要。而铭文中的“行”字，可能亦表明该器为军事活动时专用，器身扁平及附带的环钮也便于在军旅时背负携带。 夺簋盖西周晚期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M3出土，山两省考古研究院盖面微隆，中间设喇叭形提手，边缘饰四条解体龙坟，部分龙身已抽象近窃曲纹，靠提手处饰两周瓦愣纹。盖内有铭文12行94字，讲述夺接受周天于册命，负责成周政务和殷八师军务。殷八师是面周时期成周地区的常驻军队，师作为军队的编制单位大致使用到西周晚期，此后由师改军，《周礼·夏官·序官》云：“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晋国由立一军，常备三军，景公时期甚直增设至六军。吴国亦效法中原军制，在巅峰期为上、中、下、左、右五军常备。 车軎辖春秋中期·钟离安徽蚌埠双墩一号墓出土蚌埠市博物馆车辖端头为方形，铸饰浮雕式蟠虺纹组合的兽面纹。车軎呈八棱往状，筒休中下部有一周凸箍，箍上饰斜平行短斜线；箍下和宽缘面铸饰蟠虺纹，纹饰与同期的青铜礼器高度一致。尽管纹饰仍显繁复，但相对西周时期，春秋以来车马器的实用性被强调。这件车軎内端折出的宽缘可以减少轮轴部位的磨损，墓葬中随葬的装饰性车马器数量也在减少，这些与东周时期战争规模的扩大和频次的上升关系紧密。而总体来看中原地区车马器出土数量要多于南方，这或与车战对地形地貌要求较高相关。 马衔镳春秋中期·钟离安徽蚌埠双墩一号墓出土蚌埠市博物馆共出八套青铜马衔、马镳，每套均由四节三组单件组合而成，形制相同。马衔由两支两端带环的柱状体套接而成，中间环小两端环大；大环内各插一件细长崇条形马镳，马镳中部有并列双孔。与车軎辖一样，春秋时期的马衔、马镳也在向着简洁实用的方向发展，这与以往程序化甚至带有礼仪性质的决斗式战争相背离，是否有利于克敌刺胜成为了车马兵器生产与使用的唯一标准。 车軎辖春秋晚期·晋山西闻喜邱家庄墓地M1出土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车軎作短圆筒形，内端有折沿，近折沿处有一对长方形辖孔。器身饰麻点纹衬底的蟠虺纹。辖首近方，顶面铸一兽首。与双墩一号墓车軎辖相比，闻喜这件形体较小，或为墓主等级差异所致，但纹饰细节相较双墩一号墓，并不含糊，展示了晋国在这一时期铸造工艺之精良和对各门类器物铸造流程之熟稔。 铺首牛头螭纹鼎春秋晚期·晋山西太原金胜村墓地M251出土山西博物院此类型鼎一套五件，大小相次，形式花纹相同，该件为其中尺寸最大的一件。与同时期鼎相比，档部底矮，更似铜鬲。盖面伏有三头卧牛，头顶宝珠，盖正中有一环形捉手，上腹一对铺首衔环。盖面有三组花纹，正中为两只凤鸟环绕捉手，外环一周牛头双身螭纹；边缘为蟠螭纹。器腹有两组纹样，上腹为牛头双身螭纹，下腹为蟠螭纹。两组纹样以凸弦纹为界，弦纹上装饰涡纹和三角纹。上述纹饰都填有云纹作地。鼎足与器身间可看到锯齿啮合痕迹，色差明显，这表明两个部分成分有别，其中足先铸成，铜含量高，熔点更高，可确保在二次铸接时不会熔化。 曲龙纹甗春秋中期·晋山西侯马上马墓地M13出土山西博物院上为大口甑，口沿外翻，沿上立双耳，甑底篦孔为长条形。腹部饰两周曲龙纹，下饰内填抽象兽面纹样的蕉叶纹。下为三足鬲，甑底套入鬲口，鬲肩上有二衔环，素面。从春秋中期开始，随着诸侯势力的崛起，以晋国为代表的列国铜器一扫早期的颓废之风，尤其是在纹饰上表现出了新气象，这种新气象以密集与复制为其主要特征，反映着精细化、模块化的分工生产流程。 伯氏鼎春秋早期，苏州博物馆春秋早期青铜产业凋敝，许多出土的随葬礼器在器形上延续西周晚期的特征，但器壁薄脆或变形严重，铸造缺陷较多；纹饰上西周晚期青铜器已有简化趋势，但布局仍较规整，强调简单纹饰的秩序感，部分纹饰还会作立体刻画，而到春秋早期，纹饰刻画变得扁平，且常常模糊不辨。这件伯氏鼎即为春秋早期铜器的一个典型，上腹一周S形窃曲纹，下腹两周垂鳞纹，纹饰使用与布局模式化，鼎内铸铭也是潦草而粗糙。 羽鳞纹陶模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晋 山西侯马铸铜遗址T213：③，山西博物院此件陶模体量较大，弧度特珠，有可能是铸造大型鼓座的部件。鳞片纹饰前端长圆形，略翘起，成行排到，各行之间参差交错，这种写实的羽鳞纹样是春秋时期晋国铜器的特色之一。陶模是一件铜器最原始的样本，可用来翻陶范。在我国青铜时代早期，陶模常见单器整休塑造，而在侯马铸铜遗址出土了较多分块陶模，一件陶模可以复制翻印多个陶范，从而提升了前期的制范效率。 文字陶模战国早期·晋山西侯马铸铜遗址T31：③出土山西博物院残留阴刻“穀安宁寿久”五字，饶宗颐根据楚帛书习语补释为“民财有穀，安宁寿久”。这或说明侯马铸铜作坊并不仅仅支撑晋国贵族的奢侈消费，还承接了出口业务。 虎形钟钮范战国晚期·晋山西侯马铸铜遗址T31：⑤出土山西博物院陶范通常由陶模翻制而来，可按照器物外形做纵向或水平的分型，这即是我国青铜时代使用最频繁的青铜铸造方法——块范法。这件钟钮范即是整件铜钟的一个零部件，而钟钮本身又作对半分型，由两只回首老虎相向拼合而成。老虎造型细处略有差异，不是同件陶模直接翻制。 人形陶模战国早期·晋山西侯马铸铜遗址T31：③出土山西博物院复合范，仅存背部残范。浇口在足下，铸件为一人站立，双手前伸似捧物，脑后梳髻，着长衣。衣上饰勾连T形纹，内填圆点，腰系带。按铸造技术要求，直接用于铜器铸造的陶范应便于成型，便于雕塑、刻划和模印细微纹饰，这件人形陶范即很好地达成了初始要求。此外陶范成型晾干后应便于搬动、修整、合范：在冶铸过程中能够承受铜液冲压，在铜液冷却凝固收缩时又不会产生裂纹等缺陷，铸造完成后外范和内范要容易去除.不会粘附在铜器上。 鼎足芯战国早期·晋山西侯马铸铜遗址T31：③出土山西博物院铜器内范又称为芯，一般为实心体，与外范扣合后，形成待铸器物的形腔，与此鼎足芯相同者共计14件，按尺寸大小可分五种，呈列鼎之态。芯呈黄褐色，质地多孔。以往对东周陶范的科技分析表明，这一时期陶范有着低粘土、高含砂量和高孔隙率的特证，与日用陶器的质地特点大相经庭，这表明制作陶模范的工匠有着独立于陶器生产的技术传承，侯马地区的青铜产业是一种高度的专业与分工生产模式。 珠串饰/管串饰春秋晚期·吴江苏苏州真山高地D9M1出土，苏州博物馆真山墓地 D9M1共出土珠形与管形串饰10941件，主要位于基墓主胸部以下，腰部以上位置，其中绝大多数为混杂不分的绿松石珠和孔雀石珠，以及少量的釉砂料珠，显示了对绿色的极端偏好，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绿松石产品多以镶嵌形式出现，随葬大量的绿松石或仿绿松石珠饰并非楚地传统，而在山西，尤算是山西中北部地区的墓葬中有着更相似的使用方式。 穿孔玉片战国早期·晋山西间喜邱家庄墓地M4出土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共出60件，白色，夹褐色斑驳，磨光并抛光，呈扁平状，平面形状有圆形、长方形、梯形和不规则状，但两侧统一单面钻圆穿。出土时成片置于棺椁西侧，串系方式不详。M4墓主为女性，与之相配的M5 椁室西侧北部也有七十余件相似的穿孔玉片，与车马器同出。 玉勾形器春秋晚期·吴江苏苏州真山高地D9M1出土，苏州博物馆墓内共出土三件同类器、前部状如弯勾、边缘经过打磨处理，尾端质地粗糙，玉料因沁蚀，已成鸡骨白色。出土时位于棺床东部的一个长方形平台上、与几件穿孔玉潢、残玉戈、原始瓷罐摆放在一起。绍兴印山越墓内出土两件玉勾形器、造型更加华丽，勾形端部似一龙首、勾身阴刻有花纹，出土时位于墓室底部边缘。此二墓为目前仅见出该类器物的案例，无疑是吴越本土特色，功能上或与墓室内某些场景的营建相关。 玉璜春秋早期·黄河南光山黄季佗父墓出土河南博物院五璜单面饰连体双虎纹，两端各有一孔，中间脊部突起。出土时位于墓主主棺内，棺内还有玉璜五件、玉钺一件、玉牌形饰三件、玉虎形饰两件，由头部摆放至腿足，其中两件璜，两件虎形饰和三件牌形饰位于头颈位置，距离较近，且玉饰两端均有穿孔，可能串联作组佩使用。墓内另有一陪葬箱，其中有铜戈一件，上有铭文“黄季佗父之戈”，表明墓主应为黄国贵族。 玉韘春秋晚期·晋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M3011出土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青绿色，局部残，土沁严重。长圆形，中空，通常戴于食指，侧面出一扳作勾弦用，近首端两侧各有一穿可系绳固定。内外以阴线浅雕出卷云纹。韘本身为射箭实用，在墓葬中位于手部者，又有作握玉随葬用。M3011 墓主右手置玉蝶与玉凿，左手置玉璜，这一情境下玉凿与玉璜或为握玉，玉蝶则更强调生前的实用属性。 牌形玉佩青绿色，玉质莹润，长方形，两端厚薄不一，双面浅浮雕出卷云纹，边缘透雕，凹凸相间，中部贯穿一圆孔，牌形佩出土时位于墓主盆骨位置，或为腰部佩饰。 玛瑙觿春秋晚期·晋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2016M1出土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形似逗号，一端有穿孔，发现时位于颈胸位置。玉觽、玉韘在生时可作成人佩饰，《诗经芄兰》有：“芄兰之支，童子佩觿……芄兰心叶，童子佩韘。”而在周代葬礼中玉饰随葬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孙庆伟认为葬玉，尤算是墓主近身而出的棺内葬玉是为保证逝者能够维持强健的情魄，从而在祭祀仪式中可与生者相互交流。 玉覆面西周晚期·吕河南南阳万家园墓地M202出土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由51件青白玉小件拼缀而成，每件器物边缘均有钻孔供缝缀用。面罩周边用29件等腰三角形玉饰环绕，中间填以不同形状的玉饰作额、眉、眼、鼻、颊、口、须等。同墓出土一件辅伯戈，辅国，又作甫国，与文献中所记吕国实为一国，原先位于山西地区，后与南申国情况类似，奉周宣王命迁至南襄地区镇守南土。因而这套五覆面与晋侯墓地有着相似的风格，南方荆楚地区则极少见到玉覆面。 剑首嵌玉剑春秋公安机关追缴，山西博物院 玉具剑春秋晚期·晋山两太原金胜村墓地M251出土，山西博物院茎方柱体，剑身柳叶形，凸脊、锋刃锐利，断面呈菱形。三角形玉剑格镶嵌在剑身与茎之间。玉格顶角与剑脊在一条直线上，中部饰折线纹，两侧饰卷云纹与谷纹，似可拼成兽面纹样。茎端有圆盘形玉剑首，纹饰与剑格相似。此外还配有玉剑珌一件，长方形，纹饰与剑格、剑首相类，一侧长边两端有钻孔，穿有小金环。赵卿墓出土有明确玉器装饰的铜剑仅两件，但玉器中另有数件玉剑具，包括剑首、剑璏、剑珌。 杨姞壶西周晚期·杨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63出土山西博物院盖为长子口，颈部两侧出龙首套环耳。盖、颈、腹及圈足各饰窃曲纹一周，颈上部饰波带纹一周，腹部饰重环纹两周，腹部各纹饰带之间填以瓦纹。盖口外壁及壶颈内壁有同样内容的九字铸铭。关于作器者杨姞，目前有两种解读，一是认为姞为杨国公族的族姓。则“杨姞”为杨国嫁出的姞姓女子，另一种从《左传》，认为杨国公族姬姓，则“杨姞”当为某姞姓国嫁入杨国的女子。两种解读其实基于同一认识，即周礼奉行同姓不婚原则。 宗妇鼎春秋中期，苏州博物馆双立耳，三蹄形足硕大，接于中腹，足中部有一凸箍。一道宽带将腹部分为上下两部分，上腹饰窃曲纹，下腹饰波带纹。器内壁铸有铭文，外有格线，铭文释读尚存争议，但其中“宗妇”一词定义确凿，专指两周时期宗族族长正妻。宗妇可与宗子共同主持祭祀祖先的礼仪活动，而在旧族长已逝，新族长未定的特殊时段内，宗妇往往还要署理宗族事务，这是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的宗法制井然运行的表现之一。 羕仲匜春秋中期·羕，苏州博物馆长椭圆形口，下接四个扁体夔形足。前有宽流，上部封顶，流面做成半浮雕兽面。上腹饰蟠螭纹，下腹饰瓦纹。后接龙形鋬，龙首置于匜口上，龙身弯曲作环耳，身饰蟠螭纹，龙尾向上卷翘，尾上有短线刻划式的纹样。二器内底铸有相似铭文，一自铭为盘，一自铭为匜，铭文中的“羕”为赢姓小国，活动于河南南阳地区。盘、匜自西周晚期以来成为重要的礼器组合，由其实现的洗手程序是祭祀、宴饮等大型礼仪场合中的必要环节，即所谓沃盥之礼。春秋时期诸侯无论南北，国力无论强弱，盘匜组合在墓葬中都极为常见，仅形制有别，可算是当时最普世的基础礼仪。《左传》中晋文公重耳流亡秦国，沃盥后未及怀赢为其擦手，就自行挥干，而遭怀赢怒斥失礼。 羕仲盘春秋中期·羕，苏州博物馆盘侧一对附耳高出盘口，有小圆梗将其与口沿相连。腹部饰蟠螭纹，圈足饰波带纹，两耳内侧饰重环纹，外侧饰S状变形夔龙纹。 双线S纹鼎春秋晚期·吴山西太原金胜村墓地M674出土山西博物院 这件铜鼎周身均饰细密的双线S纹，腹部以凸起的鋾纹为界纹，足根部饰兽面纹。鼎内壁有铭文，但无法辩识。这种双线S纹被认为是吴国青铜器的代表纹饰。吴国铜器传入晋国在文献中早有记载，《左传，襄公十九年》即有“（鲁）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 钟离君柏簠春秋中期·钟离安徽蚌埠双墩一号墓出土，蚌埠市搏物馆铜簠作长方形直口斗状，盖与器身造型一致，惟盖部长边与短边分置两个和一个兽面小扣，盖与器身两侧铸兽形半环钮。整器通休饰变形波带纹。盖内与器身内底铸有十九字同铭，可知器主为钟离国君，名柏。钟离国是淮河流域的一个小国，《左传》中鲁国叔孙侨如就与晋、齐，宋、卫、郑、邾会吴国于钟离，这被认为是鲁与吴交注的开始。之后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吴人攻击楚国边境，并将巢和钟离灭国。 双联盒春秋中期·钟离安徽蚌埠双墩一号墓出土，蚌埠市搏物馆铜盒双腹相连，盖顶部中间有一桥形钮，两侧设兽首形纽，钮中间有穿孔，可与器口下纽套合销栓，盒正面双腹间亦设一桥形钮，盖顶面饰组合的三角雷纹，内缘则为三角纹填卷云纹；腹部纹饰分上下两段，上段饰蟠虺纹，下段饰倒三角纹，内填卷云纹。此器有浓厚的齐鲁风格，以往研究认为以徐国、钟离国为代表的淮河流域诸侯有部分来自于鲁东南地区的原东夷族群，这些族群多为赢姓，在葬俗方面甚至仍保留着商代孑余。 吴王余昧剑春秋晚期·吴，苏州博物馆剑为一字形格，圆茎带两道箍，圆盘形首，剑脊隆起，宽斜从，近锋处明显收狭，双刃弧曲。剑身铸有铭文75字，是目前所见先秦兵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铭文内容中提到余昧代表吴国出征楚国。 曾子（辶與）簠春秋晚期•曾，苏州博物馆仅存器身，两侧各设一粗糙方耳。整器满饰蟠虺纹，但器腹、器底纹样与圈足纹样又有所区别，腹底位置每个小单元为一条双首蟠虺，虺口吐出长舌；圈足位置为常见的矩形蟠虺纹.，另搭配一周鋾纹。内底铸有铭文两行六字，金石著录中还记有一件同铭器，可能为器盖。（辶與）器还见于曾侯乙墓中，铭文记为曾候（辶與），可知（辶與）由曾子成为君主。2009年湖北随州文峰塔墓地发掘一座墓葬，被确定为曾侯（辶與）墓，按世系为曾候乙祖父辈。公元前506年，吴国攻破楚国郢都，楚昭王避难曾国，正是得益于曾候（辶與）的庇护，楚昭王才未被吴军擒获。 玄鏐之用戈春秋晚期·吴河南南阳八一路墓地2008M1出土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援部较宽，有脊，根部有一椭圆形穿；胡部有两穿；长方形内，内下角缺，内上有一长条穿并饰云纹。胡部有错金鸟虫书铭文二行四字：玄镠之用。此墓墓主名为彭啟，为彭氏家族中较晚的一代。有研究指出，“玄镠”为彼时对某类特殊金属的称谓，玄表颜色，镠可能指代锡，而高锡正是吴越兵器的主要特证，这些精良兵器的生产与出口可能也为吴国增长国力、加强军事提供了经济支持。 会盟 巫臣的心血没有白费，吴国很快壮大，其发展的速度甚至超出晋国的想象，公元前506年吴人攻破楚国首都郢，此后向南打击越国，北上直指海岱。终于在公元前482年，相交已逾百年的晋吴两国在黄池相会，这是文献中晋定公与吴王夫差的首次相见，也是晋吴的最后一次会盟。会盟是春秋时期极为频繁的互动行为，其高频率或在于原本作为社会准则的宗法制濒临崩溃，而不得不使用这种看似牢固的契约关系以应对信任危机。 盟书春秋晚期·晋山西侯马晋国盟誓遗址出土山西博物院侯马盟书集中出土于1965年，数量多达五千余件，可释读的文书在六百件以上。盟书，又称载书，是春秋时期盟誓行为的书面证明。国与国之间会盟程序复杂，包括前期的事务性准备、过程中的行为仪式以及仪式后的善后环节，具体则有约会，请期、除地、筑坛、杀牲、割耳、歃血、宣誓、载书、瘗埋、享宴等。 公贸鼎西周中期，苏州博物馆异姓卿族可追溯至百周时期的家臣制度，贵族家族中出现设有血缘宗族关系的成员担任家族官吏，一些家臣甚至能出外证战，取得胜利获取奖赏后，也会铸造铜器来感谢家主、旌表功行。例如这件公贸鼎记录了叔氏派公贸出使安抚异伯，得到异伯回礼后铸器铭记此次事件，公贸可能即为叔氏家臣。 凤鸟形饰春秋晚期·晋河南辉县琉璃阁甲墓出土河南博物院铜饰为平板状，铸成凤鸟形，头部圆目微外凸，尖嘴下勾。两爪屈缩，后尾下垂。身上饰有卷云纹与波浪纹。河南辉县原为卫国旧地，因此研究者早先认为琉璃阁甲墓为卫国贵族墓。这些年来春秋时期墓葬发掘日益增多，不同宗族间墓地排布、墓葬形制的差异愈发显现，例如琉璃阁甲墓的墓向为东西向，而作为老牌周人贵族，卫人墓向应多为南北向。晋国卿族中的非姬姓大族有赢姓赵氏、祁姓范氏等，“而由文献考证，范氏在春秋中晚期大致受封于今河南、河北、山西三省相交而及至山东西部一线，辉县即在其中。 卧兽铜饰战国早期，晋山西闻喜邱家庄幕地M5001出土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小兽呈侧卧状，嘴部澈张，头两侧贴附圆耳，额中部凸出一短角，前肢后蜷曲，后肢前蜷曲，身后有一短尾。兽耳有戳印纹，”兽身饰圈纹内填短横直线纹，前后肢饰卷云纹。该墓出土部分青铜器的成分检测显示这一时期晋国青铜器矿料来源与春秋时期相比发生了变化，但内部各区域铜器的成分相似性仍较高，即在金属资源的获取与内部分配上可能仍保待着以晋君为核心的一种平衡。 龙形玉饰战国早期，晋山西闻喜邱家庄幕地M5001出土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青绿色，局部受沁呈深褐色。平面作一身双首龙形，龙首朝外，圆眼，卷鼻，颈身弧曲，背部作卷云，似为羽翅，颈下突出，以示足爪。双龙合并处出兽面眉眼，与侯马风格青铜器常见的兽面纹样布局相似。玉饰底面有一小孔，但未穿透至顶部，可能是做某种插饰，但由于墓葬曾被盗，玉饰原本所处位置难以获知。邱家庄墓地M5001是目前山西地区发掘的规模最大的东周墓葬，墓主可能是晋国晚期的某位国君夫人。 髹漆蟠螭纹盖鼎春秋晚期·晋河南辉县琉璃阁甲墓出土河南博物院盖面隆起，上设三环形钮，口沿两侧设微曲附耳，深腹，圜底，接细长蹄足，蹄足上方腹部设三环形钮。盖饰变形蟠螭纹三周，附耳内外饰云雷纹，一条凸弦纹从腹部三环穿过，弦纹上下亦饰变形宽带蟠螭纹，并髹黑漆。铜鼎蟠螭纹与铜豆风格统一，纹饰变形相当抽象，以雷纹填充，首、尾、肢、爪特证均不可辨，可能出自同一铸铜作坊。类似的纹饰多出现在春秋中晚期之际，在侯马铸铜遗址也出现在较早的遗迹单位中，且数量不多。 髹漆蟠螭纹盖豆春秋晚期·晋河南辉县琉璃阁甲墓出土河南博物院盖豆同形制者共8件。盖部隆起，中间有环形捉手，口沿两侧设外曲附耳，球形腹下为喇叭形座，座部留有近菱形的开孔。盖饰蟠螭纹三周，器身中部有凸弦纹一周，其上下均饰变形宽带蟠螭纹，并髹黑漆。范氏先祖士（艹為）作为晋献公的心腹，向献公提议尽早诛灭曲沃同族公卿，方才促成卿族的崛起，士（艹為）孙士会封于范邑，以邑立氏，至范昭子士吉射与中行氏打击赵鞅失利，出奔齐国，范氏正式退出晋国政治舞台。 三穿戈春秋晚期·晋山西太原金胜村墓地M251出土山西博物院长援，援身上翘，尖锋残断，胡上有梯形三穿。侧阑窄细，长方形直内，内下方有一缺口，内上有一长条形穿。赵卿墓出土兵器部分带有铭文，其中一些铭文所显示的族氏很明显是与赵氏大宗敌对的，如先氏、邯郸赵氏等、可能为赵卿旌表个人功绩的战利品。 盟书春秋晚期·晋山西侯马晋国盟誓遗址出土山西博物院侯马盟书中的绝大多数被认为是晋国赵氏作为主盟者，而与其家臣和党羽订立同仇敌忾的契约。比如此件盟书，上面明确表明立誓者与赵孟立场一致，而将赵尼以及先氏视作共同的打击对象。其中赵尼原为赵氏一脉，封于邯郸后逐渐与赵氏大宗关系谈化，甚至出现与其他宗族联合攻击大宗的行为。 方形暗格纹铍春秋晚期·晋山西太原金胜村墓地M251出土山西博物院茎残，身完整。铍首柳叶形，锋刃锐利，中脊起棱，两从下凹，横断面呈菱形，一字形格下接銎柄，柄上有钉孔。铍身有方块暗格纹，这是吴越兵器中常见的一类装饰。而作为兵器的彼在《左传》中本也常见于吴国，如专诸刺僚，专诸即被卫士以铍击杀。吴国与鲁国联合攻打齐国，夫差赏赐给鲁人叔孙州仇皮甲与剑铍。金胜村M251这件铜彼的方格纹相当粗糙，可能是一件仿制吴国的产品。 错金虎形饰春秋晚期·晋山西太原金胜村墓地M251出土山西博物院 猛虎擢鹰戈春秋晚期·晋苏州博物馆戈作短援有銎式，援部平脊饰勾连纹；援后部铸成猛虎擢鹰，猛虎前爪擢拿鹰翅，后爪衔拿鹰首，苍鹰作挣扎状，另附有一件鹰状鐏，鹰胸腹部作銎管，銎管边缘装饰一周云纹。在侯马铸铜遗址中出土有与此件铜戈极为相似的铸模，金胜村M251亦出土有一件造型相近的铜戈，为此件铜戈的来源指明了方向。管銎戈、动物博斗母题有着浓厚的异域风格，而在晋国卿族中，赵氏对各类文化似乎也更加包容，文献中亦以不拘一格接纳人才而著称。 镂空舌形匕春秋晚期·晋山西太原金胜村墓地M251出土山西博物院匕前部呈椭圆舌形，接有扁圆形銎把，可再接长柄。舌面镂有变形凤鸟纹。发掘报告称铲形格，实则为铜匕，有镂孔者又称“疏匕”，用于取羹汤中的肉食。早先匕首部通常较尖，可同时用作分食与进食，但此件铜匕作圆舌状，暗示着这一时期铜匕使用方式的规范化，包括区分大小和功用，大者用于分食取餐，小者用于进食。 错金带钩春秋晚期·晋山西太原金胜村墓地M251出土山西博物院细长琵琶形，钩端已残，背面柱呈蘑菇状。钩体表面三棱形，正中是一窄条状平面，两面为斜坡，上错花纹，花纹粗细相间，每组花纹与另一组花纹之间以小十字纹隔开，最下面饰一细线条的错金心形纹，器侧饰7组细线卷云纹。这一展柜内多组器物出自太原金胜村M251，该墓发堀于1988年，随葬器物321件，青铜器达1402件，其中礼乐用器118件，所用青铜重量超过1吨，庞大的青铜随葬使发堀者认定墓主为晋阳赵氏的某位宗主，或为赵鞅，或为赵无恤。 蟠螭纹双耳壶春秋晚期·晋山西太原金胜村墓地M674出土山西博物院盖上为四组透雕蟠龙，壶身由五周凸起的斜角云纹为界，纹饰由一周叶心纹、三周蟠螭纹、一周异兽衔凤纹组成，圈足饰一周波带纹和一周鋾索纹。周身纹饰为复层高浮雕式，主纹中的填纹均为细密的涡云纹或回纹。颈两侧有相对的虎形耳，虎回首、龇牙、卷尾，虎身装饰有涡云纹、重环纹、细鳞纹等，与壶体焊接铸就。太原地区长期由赵氏经营，文化属性相对简单，但金胜村部分墓葬为南北向布局，与M251赵卿墓并不一致，显示了赵氏家臣的复杂来源。 圆形穿孔饰件 战国早期·魏山西长治分水岭墓地M126出土山西博物院M126共出这种圆形穿孔饰件5件，这两件形制一样，外缘四系作铺首衔环，中间为圆形涡旋纹，间以麻点装饰，周围环绕十二条蟠螭，相互缠绕。关于此类器物的功用，发掘者多认为是车马器中的当卢，但在一些墓葬内，相似的器物见于墓主胸腹位置，因此暂视为某种装饰用器。长治古为上党，赵魏韩势大后为三家纷争之地，因此分水岭墓地一百余座墓葬的构成相当复杂。有研究者认为，由于以M126、M14为核心的墓区多随葬一类陶质莲瓣盖壶，墓向又以南北向为主，墓主可能为战国早期活动于此的魏人贵族。 蟠螭纹鉴战国早期·韩山西潞城潞河墓地M7出土山西博物院腹部圆鼓，下腹内收，接矮圈足。此类晋式铜鉴口沿两侧一般有双耳接衔环，此件己佚，颈部及上下腹饰三周宽窄不同的蟠螭纹，在候马铸铜遗址中可找到相似纹样。潞城潞河墓地距长治分水岭墓地仅有四十公里，战国初期同样处于韩赵魏三家交错地带，M7墓向南北向，墓地发掘者据文献材料推测此墓当属韩人。 蟠螭纹方座豆战国早期·韩山西潞城潞河墓地M7出土山西博物院上为一圆腹、平底、喇叭柄豆形器，下缕方形器座。纹饰现已相当模糊，只依稀可见典型的侯马式蟠螭纹，中腹饰一周凸弦纹，方座豆是东周祭祀用豆中的朝事之豆，由于有祭祖尊古之用，其造型也常带有古意，仿效西周方座簋。 髹漆夔龙夔凤纹盖豆春秋晚期·晋山两太原金胜村墓地M251出土山西博物院形制与蟠端纹盖豆一致，区别主要在纹饰。夔龙、夔风形象遍布器盖、器身，但线条粗细错落，以下腹夔龙为例，龙角、上唇、龙舌、双足以及尾部线条较粗，凸显龙形特证，而龙眼以及躯干都以细线条句勒。上腹夔凤纹亦作相似的艺术表达，环耳饰相对简单的云纹。类似的纹样通常会做错金处理，但此件仅在花纹内髹漆。出土时豆内存有炭化黍。 蟠螭纹盖豆春秋晚期·晋山两太原金胜村墓地M251出土山西博物院盖覆碗状，上有圆形捉手，豆身两侧一对环形耳，下接喇叭形圈足。盖面促手中心由里及外，装饰三角雷纹、卷云纹、鋾索纹和三角云纹。盖、身共装饰四周蟠螭纹，器身两周以带有三角纹的凸弦纹为界；口沿装饰三周“>”纹，下腹装饰垂叶纹，内填相对夔龙；圈足纹样可与捉手对应，环形耳饰贝纹和斜线纹。出土时豆内存有炭化黍。 夔凤纹高柄豆春秋晚期·晋山西太原金胜村墓地M251出土山西博物院上腹呈浅盘状，盘壁斜直，平底，下接一高柄，此件纹样简单，该盘外壁装饰一周夔凤纹，内填云雷纹；图足上有一周鋾索纹。赵卿墓出蟠螭纹盖豆4件，夔龙风纹盖豆4件，高柄豆2件，另有方座豆4件。周代贵族祭祀使用固定组合的豆，类型和数量按仪式环节、所盛食物及责族等级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以卿族繁祀为例，祭礼开始时配朝事之豆四，进献热食时配馈食之豆四，加食敬酒时配加豆四，正祭之后再祭则配羞豆二，这与赵卿墓出土铜豆的数量组合恰好吻合。豆在形制与坟饰上的视觉区分，可能正是为使仪式的执行者知晓何时何地而用何物。 王子于戈春秋晚期·吴山西万荣庙前采集山西博物院长援上翘，有脊，阑侧有二长穿一短穿，长方形内上有一长扁穿，内两侧均饰错金卷云纹。一侧胡部有错金鸟书文“璧”，另一侧援部有错金鸟书文“王子”，胡部有“于之用戈”，合为“王子于之用戈，璧”。此器出土己逾六十年，但关于器主仍有争议，有认为乃吴王僚为王子对用器，亦有认为乃夫差为王子时用器，但王子于戈为吴国器应没有问题 蟠螭纹莲盖壶春秋晚期·晋山西太原金胜村墓地M674出土，山西博物院壶盖为七片莲瓣形，莲瓣内各有两条相背的双首螭龙。颈部有一对回首吐舌的虎形耳。通体饰六周辫形鋾纹，分别为盖上一周，壶体四周，圈足一周，壶休有五层填满云纹的蟠螭纹的夔凤纹，其中夔凤纹处于第二层。一、三、四层蟠螭纹结构相似，为上下颠倒的螭龙依序衔食前一条的尾部，最下层为连续的正向螭龙衔咬前一条的足部。此件铜壶的莲瓣及吐舌虎形与大英博物馆藏赵孟介壶造型相似，制作年代亦当相差不远。 两壶一对，器型、纹饰、铭文均相同，传上世纪30年代山西侯马出土，现藏于大英博物馆。铭文中“庎”通 “介” ，为东周时期外交使者的副手。《周礼·夏官司士》有：“作士适四方使，为介”。 夔龙夔凤纹镈春秋晚期·晋山西太原金胜村墓地M674出土，山西博物院发掘报告称“特镈”，“特”为单独之意，既指其形制大而殊异，又指特镈在演奏时需独立放置。镈体呈合瓦形，双龙衔螭纽，通体饰高浮雕纹，舞面饰两组兽首衔凤纹，凤鸟身体从异兽口中穿过，后爪抓着异兽弯角，异兽紧咬凤鸟身体，鸟喙张开，颈箍项圈，羽翼华丽。征部饰倒置的五组兽面，兽面两侧各有一条蟠螭，篆带为二方连续式互相缠绕的蟠螭。枚为团龙形。鼓部为异兽衔龙凤纹，异兽口含夔龙，夔龙身体分别从异兽头顶和口部伸出，夔龙后爪又抓着凤鸟长冠，凤鸟身体与夔龙互相纠缠，钲部和篆带以鋾纹为界，钲部外缘用蟠螭纹圈绕，所有主纹饰内均填以各种云纹、鳞纹、栗粒纹、斜线纹，此件铜镈与赵卿墓出土铜镈造型、纹饰相近，仅钲部及其外缘多出纹饰，显示了M674墓主与赵卿的密切联系。 吴王夫差鉴春秋晚期·吴山西太原金胜村墓地M673出土山西博物院上腹部有一对铺首衔环耳，铺首兽面抽象，衔环上有两圈纹饰带，内为重环纹，外为鋾索纹。颈部饰三周C形纹。上腹部饰两条小螭龙相向组成的长方形纹饰模块，与颈部以凸起的鋾纹为界，下腹饰垂叶纹，内填雷纹。纹饰组合与同时期侯马铜器有别。鉴内壁铸有铭文，表明此器曾为吴王夫差所有。黄池之会，赵鞅率一批臣僚与晋定公一同与吴王夫差会面，两国贵族或在此期间互赠礼物并作为身后随葬。 观展时间：2025年4月9日，下午15：00，80分钟图片摄影：乡间小道文字编辑：乡间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