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美〕毛林·米勒著、刘耀春译：中世纪意大利城市中心的权力地理：城市共和国、主教与公共权威

汐钰文艺范

中世纪意大利城市中心的权力地理：城市共和国、主教与公共权威

如同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意大利史的大多数主题一样，我们对意大利城市中心的理解也一直被佛罗伦萨的例子主导。在这里，城市地理的不同的两极——一个由城市共和国“旧宫”主宰的政治中心和一个由主教座堂、洗礼堂、教士寓所和主教宫构成的宗教中心——的出现，一直被当作一种“规范”（norm）。自治城市（commune）在脱离和不同于原宗教中心的地点修建其代表性建筑一直被解释为其独立性的表达，在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叙事中，这种分离往往被视为自然的事或是一种常态。这种对城市发展的解读承认建筑物和空间能够成为权力的一种重要表达，但它只将权力狭隘地视为一种世俗现象。在这种模式中，城市共和国和显贵家族争夺城市主导权，建造和重建城市的中心。

的确，从有关佛罗伦萨和其他北意大利城市的大量著作中我们了解到，城市空间的安排并非偶然。例如，自1285年起，佛罗伦萨就有数个委员会讨论和争论元老会（signoria，城市委员会）修建新建办公大楼的地址；他们拒绝许多“可用”的地点而青睐一个地方，这个地方需要共和政府购买大量地产并拆除现有建筑物。其他城市（锡耶纳、皮亚琴察、米兰）也购置土地，拆除私人建筑物以修建新的市政府大楼和广场。政府的这些选择常常引发诉讼，尤其是遇有拆除教堂为修建新市政建筑腾出空间的情况。在这些城市，对城市空间有意地和高度自觉地安排甚至扩展到营造特定远景（vistas）：街道被打开并改造以安置观看者，立面被重新装饰以提供视觉一致性（visual unity）和赏心悦目的外观。这方面的一个出色例子是佛罗伦萨自1289年起发生的一系列旨在展示新主教座堂（duomo，代表一座城市的首要大教堂）的变化。进入教堂广场的主街（阿达马里街，如今的卡尔扎伊沃利街）被降低，如此一来，当你走近洗礼堂时它就不会显得“下沉”。元老会还命令朝向大座堂广场的立面要整齐划一。

因此，将纪念碑性城市中心的发展看作有意识的选择，看作政府决策的结果而非深思熟虑的城市规划的产物是完全有道理的。但并非所有意大利北方城市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一个强大、独立的城市政府并不总是城市空间唯一的决定者。假如将目光投向佛罗伦萨以外，这种城市发展的“两极”模式及其被赋予的意义似并不占主导。本文（原文为“本章”）的分析是基于对意大利北部和中部33座城市中心的发展的一项比较研究。事实上，在这个抽样分析中，真正遵循佛罗伦萨模式的城市不到一半。将许多城市考虑在内时出现的多种模式表明，我们需要更宽泛地理解权力，并对中世纪城市政府与宗教和宗教机构的关系予以更多考虑。在塑造城市发展方面，自治城市与主教的关系尤其重要。

在自治城市出现前，主教是意大利城市中心内一个强大而重要的领主。11和12世纪早期，城市宫或市政厅（communal palaces）被兴建前，主教通常占据着意大利城市内唯一的宫殿。这与主教权力在北意大利的鼎盛期吻合。这一时期的主教行使着重要的世俗权力，其中许多人控制了所在城市的一切公共权力（司法权，修建要塞，收税捐、通行费和税收），其他人则行使着部分权力。由于其在主教座地占有庞大地产，他们都是当地举足轻重的领主。主教领主权的鼎盛期与格里高里的改革（Gregorian reform）时期一致，但这一鼎盛期局面到12世纪末和13世纪早期便宣告结束。在城市与皇帝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Fredrick Barbarossa）的一系列战争后，新组建的自治城市政府从主教手中夺回了公共权力。

但即使自治城市政府出现后，主教仍是重要的地方强人（potentate）。他仍然占有大量土地财富，更重要的是，他们仍控制着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认为对其拯救至关重要的圣礼。在与城市政府的冲突中，主教日益诉诸教会的谴责——即停止圣事（interdict，停止圣礼）和开除教籍——行使权威。主教并不总能成功，但许多城市政府了解了挑战教会权力的代价，具有强大的外交和军事资源的教皇常常站在意大利高阶教士一边进行干涉。总之，自治城市政府既不是第一个，亦非最终唯一一个插手处置和组织城市空间的权威。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城市的发展模式揭示了主教权威的影响。

超过三分之一的城市不是拥有两个城市中心，而是只有一个统一的城市中心，这个中心随着簇集在中央广场周围的市民权威和教会权威的代表性建筑发展起来。摩德纳（Modena）就是一个佳例。主宰城市中央广场的是美丽的罗曼风格的圣杰尔米尼亚诺（San Germiniano）大教堂及其有雕塑装饰的大门。该教堂既连接又分隔开两座宫殿，即该城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的驻地。这些建筑及其所代表的权力围绕着城市心脏地带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它们构成了一个紧凑和强有力的权力中心。如今，这种统一化的公共权力表达仍可见于贝尔加莫（Bergamo）、布雷西亚（Brescia）、克雷莫纳（Cremona）、法恩扎（Faenza）、诺瓦拉（Novara）、帕维亚（Pavia）、佩鲁加（Perugia）、皮斯托亚（Pistoia）、雷焦-埃米利亚（Reggio-Emilia）和斯波莱托（Spoleto）。

此外，有些城市起初有一个统一的中心，只是后来才发展出两极模式。例如在米兰，最早的执政官宫（domus consulatus）坐落在毗邻主教座堂和大主教宫的敞地附近。这个地方，或许布劳罗（Brolo）属于大主教，12世纪，早期的城市政府就在这里开会议事，民众也是在这里集会。然而，1228年，一座新市政厅在主教座堂广场（Piazza Duomo）西北建成。城市政府权力的这个新址与教会中心的距离，尚不足以创建一个判然有别和独立的市民权威（civic authority）中心，但它的确使自治城市政府的驻地更靠近中世纪城市的正中央。另一个重组城市空间更成功的例子是拉韦纳（Ravenna）的新市政府大楼。该城第一座政府建筑位于大主教宫对面，就在大教堂背后。到12世纪末或13世纪头十年自治城市政府在此修建其带钟楼的权力座地前，此处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拉韦纳大主教的广场。然而到13世纪末，城市政府确实在自己的广场上建立了一个单独的和专门的城市中心。新中心位于两条贯穿拉韦纳城的重要运河的交汇处，并更靠近拉韦纳的主干道——主广场（platea maior）。如今，这个广场一直是历史中心区（centro storico）的核心。

在这两个例子中你可以注意到：城市政府是在一个强大的高阶教士的阴影下出现的。尽管两位大主教在其城市内均未拥有全部公共权力，但凭借其拥有的庞大地产及在教会等级体系内的高位，他们都极为强大。这些大主教在其所在城市都是受人尊敬的重要领袖，他们的权力无疑影响了市政厅总部的早期选址。另一个例子是皮亚琴察（Piacenza）。在这里，主教的确凭借奥托三世（Otto III）颁授的帝国委任状（imperial diploma）行使了一切公共权力。城市政府通过与主教的联盟而兴起，其最初办公地就是主教的旧宫。当皮亚琴察在12世纪重建大教堂时，主教为自己修建了一个新宫。约自1171年直至13世纪早期，皮亚琴察市政府的文档存放在“主教旧宫”。我们今天确认的市政厅，即庄严的“哥特宫”（Il Gotico）只是1281年才动工的（图1）。

图1 皮亚琴察的“哥特宫”

“哥特宫”位于主教座堂西北，许多人认为此地曾是古罗马时代的广场（forum）。由此形成的这种地理布局与佛罗伦萨的情形非常相似，教会中心围绕主教座堂的广场，而市政中心位于现在九月二十二日大街（Via XX Settembre）另一头的骑士广场（Piazza Cavalli）。

在皮亚琴察和拉韦纳的例子中可注意到，这里直至13世纪晚期才出现独立的市政府驻地，而那时这些自治城市政府正日益受到（城市）领主（signori）统治。在与主教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冲突后，1254年，筋疲力尽的皮亚琴察市政府和人民推举奥贝尔托·帕拉维奇诺（Oberto Pallavicino，已是附近克雷莫纳城的领主）担任他们的终身领主（dominus perpetuus）。13世纪60年代后期和13世纪70年代早期，皮亚琴察处于安茹的查理的统治之下，但在1281年，支持修建“哥特宫”的却是一个地方强人。商会（Mercanzia）首领阿尔贝托·斯科蒂（Alberto Scotti）将修建这座新的、更庄严的市政厅作为首要工程之一。从13世纪晚期到14世纪早期，他以皮亚琴察的队长和领主的身份统治着该城。

拉韦纳的“独立”市政厅所在地，甚至更突出地表明了城市政府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力量的中立化。这里的城市政府一直软弱无力。当其他自治城市征服周围的乡村，创建统治区域时，拉韦纳城市政府却将军事力量耗费在保卫其强大的城市和教会机构遗产上。即使在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将权力授予它后，“拉韦纳市政府仍发现自己或多或少地受到其大主教的严格监护”。13世纪晚期，当新市政厅建成，拉韦纳市政府又受到达波伦塔家族的“小”圭多（Guido Minore Da Polenta）统治，开始了该家族对拉韦纳的漫长主宰。达波伦塔家族（Da Polenta）以教廷仆从的身份获得权力。他们狂热的亲圭尔夫派（Guelph，支持教宗的派系）政策使其成为大主教的亲密盟友。新市政厅建在阿弗里奇斯科的圣米凯莱教堂（San Michele）街区[或“古亚伊塔”（Guayta）]，在这里，达波伦塔家族早已修建了他们的家族宫邸。在这个例子中，一个物质上与大主教权力中心分离的城市政府中心的发展，几乎不能作为衡量城市政府独立性的标准。

因此，市政厅位于与主教堂分离的地点并不一定是一个强大、独立的市民政府的标志。不能按照一个假定的佛罗伦萨典范，把“两极”地理布局解读为市政府的力量和独立性的直接指标。不过，城市空间的这种布局的确关乎权力。要理解它所代表的权力，解释上做两个转变是必要的。第一，必须抛弃孤立地理解市政府及其建筑的片面做法，正如我们业已看到的，市政厅的选址并不总是能从城市政府自身的力量做出解释。城市布局的模式是权力关系而非单纯权力的结果。第二，影响市政厅的最关键关系是城市主教和城市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解释为什么一些城市最终有一个统一的中心而另一些城市具有两极模式时，教会权力至关重要。

统一的中心出现在主教和城市政府长期合作并分享权力的城市，这种情形常常是因为主教比城市政府强大得多。在主教对城市行使委任统治权（comital authority）的地方，如贝尔加莫、布雷西亚、克雷莫纳、摩德纳和雷焦，形成了一个同时作为教会权威和世俗政府权威（civil authority）的中心。但有时，其他力量一起导致了主教和城市政府长期共享权力和合作。例如，在皮斯托亚（Pistoia），执掌委任统治权的卡多林吉（Cadolingi）家族在11世纪放弃该城去建造一个行使领主权的领地，于是主教与当地精英合作创建了城市政府，因为主教和执政官们都没有在城市内行使任何权力的合法要求，他们需要结成统一战线。基本上，是双方的弱势迫使双方合作。在法恩扎，正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拉韦纳大主教的外部威胁（他宣称对该城具有委任统治权）促使主教和城市政府结成同盟。无论是主教虚弱还是强势的产物，主教和城市政府的联盟和合作产生了围绕一个广场的统一公共权力中心。

在主教与城市政府的合作对城市独立并不十分重要的城市，则出现了独立的政府权威中心和教会权威中心。在主教权力受制于强大的伯爵以及实力雄厚的商人阶层支持城市政府时无疑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在这些情况下（维罗纳和特雷维索就是很好的例子），城市政府兴起和确立较早，并出现了独立的政府权力中心。

但我必须再次强调：在产生上述各种城市空间组织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主教与城市政府的权力对比和关系。一个城市可能虽有强大的主教——如阿斯蒂（Asti）和帕尔马（Parma）——但最终仍出现了独立的政府权力中心和教会权力中心。在阿斯蒂，尽管主教行使委任统治权并拥有曾被伯爵们据有的城堡（castrum），但城市政府取得了皇帝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的支持，并决定性地取代了主教的权威。在这个例子中，外部的支持解除了城市政府和主教分享权力（和一个广场）的必要性。帕尔马的主教也极其强势，他们自10世纪起一直行使着委任统治权，还在1306年获得了统治近郊区（contado，城市周边地区）的权力，但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密切关系导致了他们的毁灭。主教乌格（Ugo，1027—1044）是帝国的大法官（arch-chancellor），帕尔马的卡达卢斯（Cadalus，1045—1072）成为帝国的“对立教皇”（antipope），称霍诺里乌斯二世（Honorius II）。因此，当12世纪初改革派控制帕尔马时，他们得到了新生的城市政府的支持，这也是有利于后者的。对强大的主教领主权的反击使城市政府继承了教廷先前掌握的绝大部分民政权威（civil authority）

为什么发展中的城市中心的模式可以从主教和城市政府的权力对比得到解释呢？城市史家以前从未借助权力关系解释一个中世纪城市的空间构成（configuration of space）。相反，他们往往青睐功能性或经济性的解释。例如恩里克·圭多尼在解释一个独立于主教堂的市政中心的发展时，就强调位置居中和古罗马广场的诱惑：“当主教堂的位置似乎太边缘而无法满足市政府的代表和功能需求时，市政府的领导们常常通过重建古代广场，毫不犹豫地从主教建筑综合体中分离出去。”这或许影响了维罗纳、比萨和帕尔马的市民，他们的主教座堂（Duomo）就位于老城边，但波洛尼亚、特雷维索、曼托瓦、帕多瓦等城市主教座堂的位置却非常居中。

刘易斯·芒福德在其经典著作《历史中的城市》里认为是市场决定了市政厅的位置。的确，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城市的许多市政厅毗邻中世纪常常举行市集的地方。但也有许多例子反驳了市场在市政厅选址方面的决定性作用。皮亚琴察的主要市场都在主教堂（“牛市”在前面的广场，“布匹市场”在大教堂背后），而且城市政府新建的“哥特宫”位于一处从未有市集的新地点。在阿斯蒂，从12世纪早期开始圣塞孔多教堂（San Secondo）旁就有一个市场，市政厅就建在此处，但主教堂旁也有一个市场。佛罗伦萨的执政官们也明确拒绝将新市政厅建在旧市场（Mercato Vecchio），此处也是古罗马广场（forum）所在地。

这些解释倾向在通常赋予市政厅的意义面前有点令人困惑。当时的人知道建筑关乎权力，从那时以来，撰述市政厅的历史学家一直将修建市政厅视为市政府权力在建筑上的确认。佛罗伦萨早期的市政府所在地，即巴尔杰罗宫（Bargello，图2）正立面上有一段奠基铭文，宣称该城市：“她拥有海洋、陆地和整个世界；如同罗马，它将永远无往而不胜。”

图2 巴尔杰罗宫（佛罗伦萨的第一个市政厅）

当时有诸如此类令人生厌的解释，历史学家将市政厅描绘为政府权力巩固的一个指标绝非夸大其词。早期的世俗宫殿亦被视为权力的一个标识。自11世纪初开始皇帝的宫殿迁至城墙之外，这一直被视为皇帝对城市自主权的承认。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在城市内重建宫殿的运动一直被解释为他皇室政策的一部分，即在意大利北部地区重新施加帝国的统治。

在这里，要找到理解宫殿及其承载的权力怎样塑造了城市景观时那些缺失的链条，我们需要考察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正如卡尔理查德·布吕赫尔等人注意到，11世纪中期，在大多数意大利城市，皇帝及委任统治者的宫殿都迁到城外。但城市宫（或市政厅）迟至12世纪末和13世纪才开始兴建。这一时期，城市中心并未出现权力真空，亦不缺乏宫殿。在这一时期，主教开始把他们的寓所称作“宫邸”（palace）；的确，凭借皇帝授予的特许权和统领城市的悠久传统，大多数主教确实在其所在城市行使着绝不仅限于个人魅力的领主权。主教主持法庭、聆听上诉、向附庸授封、解决争端并在主教宫宽敞的大厅里收税款（dues）。城市政府也非常熟悉这些地方：在一些城市（卢卡、科莫、维罗纳），我们第一次看到执政官们就是在主教宫邸草拟的一份文件中。市政府官员常常在主教宫邸召开会议；他们把主教宫理解为一个权力中心。的确，只有当人们把主教宫作为一个权力中心考虑在内，城市空间地理的发展模式才变得更易于理解。解读市政厅的建造必须对照既有的权力空间地理，这就是说要承认主教以及他们在其中行使领主权的宫殿。

从将教堂纳入独特的政府中心这一点也可以明显看出，虽然许多政府领导意欲和主教分道扬镳，但他们并不拒绝主教所代表的大部分东西。权力与神圣（或宗教）密不可分。毛罗·龙扎尼已令人信服地详细阐述了城市政府如何修建它们自己的教堂，并将礼拜堂纳入市政厅。在数个例子中，城市政府或市民的教堂挑战主教对城市主保圣徒的支配，或为城市创造了新的、替代的主保圣徒。在这里，我想唤起大家注意其中一些宗教和世俗权力重新配置的城市“面相”。一些城市政府不仅创建了一个与主教权力中心分离的和不同的新中心，而且通过选址、改变道路方向、创建广场等抬升新中心的显赫地位，并蚕食主教的权力中心。在一些特别显著的例子中，城市政府在自己的中心重建了主教旧中心的面貌。曼托瓦政府的领导使新中心毗邻圣安德雷亚教堂和修道院；新中心的外观是一个带有宫殿和一座高耸的教堂的广场。皮亚琴察的执政官们让新“哥特宫”坐落在圣方济会刚刚建成的、巨大的新教堂对面（圣方济会与主教的关系也不融洽这一事实或许使他们成为新市政厅所在地点选的完美伙伴）。类似的，在阿斯蒂，城市政府将市政厅所在地安置在圣塞孔多教堂对面的广场上。

一些著名的例子戏剧性地揭示了在城市景观中市政厅——“新大教堂”组合有效地取代了主教及其教堂的现象。一般访客（甚至包括一些饱学之士）可能很难确定威尼斯和波洛尼亚真正的中世纪主教座堂的方位。今天，甚至一条靠近卡斯特罗的圣彼得教堂（San Pietro in Castello）的汽船（vaporetto）路线都没有，而圣马可大教堂却是全世界游客最多的教堂之一。或许威尼斯的情况可被认为太突出，以致完全非典型，但波洛尼亚的政治发展和城市发展完全符合波河流域自治城市的常态。那里的圣彼得教堂（San Pietro）在法律上一直是大教堂和该城主教的座堂。但在城市中心，城市政府新建的圣彼得罗尼奥大教堂（San Petronio）在视觉上使其黯然失色。1284年，波洛尼亚市政府正式宣布圣彼得罗尼乌斯（Petronius，圣彼得罗尼奥名字的拉丁文拼写法）为该城的新主保圣徒，然而迟至一个世纪之后，他们才开始修建如今主宰“大广场”（Piazza Maggiore）的壮观的圣彼得罗尼奥大教堂（图3）。

图3 圣彼得罗尼奥大教堂

圣彼得罗尼奥大教堂的规模是罗曼式风格的圣彼得教堂的两倍多。“大广场”开阔的空间也进一步提高了圣彼得罗尼奥大教堂在城市空间的显赫地位；即便在中世纪圣彼得教堂的广场也很小，在近代，其前面公共空间的彻底丧失使人几乎看不到圣彼得教堂了。

将一座大教堂纳入市政府中心，创造出一种宫殿——大教堂的做法充分表明，主教及其建筑对于理解中世纪意大利城市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些自治城市通过将其新宫殿（市政厅）与一座大教堂并列，营造出一种主教建筑外观（episcopal outlook），这一事实表明，主教领主权对意大利城市中权力的视觉表达的影响是何等强烈！此外，将主教宫视为领主权的中心，也使我们理解了城市发展的政治学，一种在城市共和国后期历史上已得到认可的政治学。正如我在此试图表明的：对城市空间进行更广泛的政治解读，为城市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比功能的或经济的解读更合理和更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发展史上，将目光转向佛罗伦萨以外意味着主要是超越佛罗伦萨史学及其对一种布克哈特式世俗共和国观念的持续沉迷。事实上，佛罗伦萨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形可通过本文界定的因果纽带（主教与城市政府之间的关系）得到很好的阐释。正是由于对教会权力的低估（在佛罗伦萨史学中司空见惯）和史学研究中对佛罗伦萨经验可作为典范的默认，才令人误入歧途。

本文原载：Paula Findlen et al. eds., Beyond Florence: The Contours of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Ital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81-189. 感谢毛林·米勒（Maureen Miller）教授授权翻译此文。

| 本文刊于《新史学》（第二十辑），作者：〔美〕毛林·米勒；译者：刘耀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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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范夏薇

校对：贺昭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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