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梦想（六）

流浪绅士

乘桴居士

下乡插队期间，可用来读书的时间很少，而且难以找到可读的书。

今天能回忆当时读过的书，也就这么寥寥几本：艾思齐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浩然的两部长篇小说《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贺敬之的一本诗集和郭小川的一本诗集。枕边书只有《毛泽东选集》和诗词选，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散文集《野草》和一本诗词选。

说来觉得十分的可笑，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两部小说，下乡插队时，竟让我视如天书。

浩然（1932-2008），本名梁金广，代表作《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以中国农村为背景，以宏大叙事的方式，记录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程。在文革结束前的特殊历史时期（也许并不特殊），浩然的作品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充当政治宣传的工具，直接服务于阶级斗争叙事。在那 “万马齐喑”的年代，浩然的小说几乎是“一枝独秀”，成为小说创作中，实现“三突出”这个文革时期形成的文艺创作原则的典范。“三突出”原则是由“文化旗手”江青授意、于会永等人提出，核心内容是：“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浩然在这两部小说中采用的写作套路，潜移默化地嵌入了我的作家梦，将我学习写作的方向引入了歧途——不妨夸张一点、形象一点地说，好似给我当时饥渴难耐的胃里灌 “狼奶”。当然这是几年后进了大学，读到了一些真正的优秀作品以后，经过反思才有了的认识。

《艳阳天》和《金光大道》里的各类人物，被严格划分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与资本主义复辟者。前者如《艳阳天》书中的人物萧长春、焦淑红，后者如书中人物马之悦、马小辫。

《艳阳天》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地主马小辨为报复萧长春，将他的独子小石头推下悬崖。马之悦趁机煽动村民：“孩子丢了还打什么麦子？都去找人！”企图让麦子腐烂。萧长春强忍悲痛，高喊：“麦子是社员的命！谁破坏麦收就是阶级敌人！”为遮盖麦跺，萧长春带头揭了自家的炕席……

其实，当知青的时候，基于直觉，我已朦朦胧胧感到，浩然小说中基于阶级斗争观念的描写，虚构的离谱，严重背离我亲眼所见的当时的农村实情。其实到了我下乡插队的时候，已经进入新社会二十多年了，历经几十年阶级斗争的“年年讲、月月讲和天天讲”，散落在乡村里的所谓的“黑五类”——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分子）坏（坏分子）右（右派），起码从表面上看，已经被批斗的服服帖帖，不敢乱说乱动了，黑五类的子女们，也大都具有天生的“原罪”感，表现出甘拜人下的老老实实。

下乡插队期间，我曾担任生产队的记工员（负责每天记录出工社员的工分，当时农村有这样的说法，“分，分，社员的命根”），也曾担任大队油坊（当时大队唯一的副业）的会计。亲见，生产队干部本没出工，却假报事由，要求给他记工分；大队支部书记，夜里以看望加班榨油的我们之名，带着个大油瓶子，随便灌新榨出来的豆油拿回自己家。这么多年来，每当听到金句（注：金句是近十几年才有的说法）“大河无水小河干”，就会联想起那些“掌门人”们，如何在公有的大河与他自家的小河之间，架起“明渠”甚至挖通“暗道”，源源不断地将水由大河注入小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