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生 路 上 遇 贵 人

行军

作者：熊繁疆

民间有句俗语：“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暂且不论这句话是否真的应验。但是，按照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作为今年73岁的我，觉得身体各项机能缓慢下降，不知上帝还能留给我几多春秋，我想在即将谢幕之前，除了感恩养育过我的父母，还要感恩那些曾经在我人生路上给予我帮助和提携的贵人。

　　我出生在赣西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既不是中共党员，更不是革命干部，母亲不识字，父亲连班组长都没当过，他们不仅没有耀眼的光环，更糟糕的是：父亲在旧社会当过兵、做过矿警，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里，是一块致命的硬伤，子女也被歧视。因此，1969年萍矿开办“五.七”学校时，我被分配在“黑五类”子女成堆的采煤连。在校学习了几个月之后，这一年的12月份，除医务、化工班的学生短暂留校外，其他班的学生开始下到厂矿走上岗位。就在离校的头一天，我被通知：因近视不宜下井要留校参加新组建的财会班培训。这给当时瘦小体弱且近视的我，留有9个月的喘息之机。尽管后来财会班的黄老师、李老师不开眼，又把我分在高坑矿下井，但不是那种每天要下井参加生产劳动的采掘工，而是担任井下核算员，工作相对轻松些、安全些，也为我以后从事干部工作做了铺垫。我至今不知道是那一位贵人拯救了我，将我从采煤连调至财会班，只记得当时“五.七”学校采煤连连长是周汝均，指导员是易端南，三排班主任是朱兴安（院校毕业分配来萍矿的），或许是他们三人或另有其人帮了我。

　　1975年5月，我在高坑矿采掘二区搞团的工作兼板报宣传，当时的一位副区长犯了严重错误，要在大礼堂接受批判，需要所在单位派一个代表上台发言去批判他。对于这一得罪人的差事，稍有情商的人，都会推托躲开，因为都是熟人，低头不见抬头见。我那时年轻单纯，不圆滑，不世故，想都没想就接受任务。把写好的发言稿交矿上政治处审查后，又拿回来修改誊正。上台发言那天，我慷慨激昂，意气风发，没有半点怯场，尽显年青人应有的朝气和锐气。这一切，都被当时负责此项工作的矿保卫科科长李国志看在眼里，他想将我收入他的麾下。于是，向政治处建议借调我到保卫科试用。几个月后，我被正式调入管理着“敌伪档案”、专抓“阶级斗争”的要害部门——保卫科。从此走出泥淖，洗刷背负“有家庭历史问题”的屈辱，一扫心间阴霾。因为保卫科是专门与人打交道的部门，是锻炼心性、斗智斗勇、学会沟通的绝佳平台。6年半的保卫科工作历练，让我从青涩逐渐走向成熟，由敏感脆弱变得刚毅顽强无所畏惧。应该说，李国志是改变提升我的贵人。

　　1983年，由于生养第二胎，妻子早已停工在家，没有收入。孩子出生后，迫于生计，我从宣传科去了通修区（后调开拓一区）下井，因为下井可以增加粮食定量和下井费，提高奖金标准，增加经济收入。1985年8月的一天，已经下井劳动两年多的我，在井口进班室的走廊上邂逅矿工会主席易端南，那天是他在矿上值班，我穿一身烂衣服准备下井上中班。易主席问了我的近况后，真诚邀请我去工会工作，当时的工会办公室主任因故要离开，想我去接替他。由于没有半点思想准备，我没有贸然答应他，说是等我考虑一下。易主席并没有因为我的“不识抬举”而表现不悦，说要等我回信。事后才知道，这是一个副科级的岗位，许多人觊觎这个位子，都曾找过易主席想得到他的首肯，但易主席认为我是最佳人选。隔了两天，“不知好歹”甚至有些狂妄的我，居然跑到办公室去找易主席谈条件：一是在妻子未复工之前，每个月要保障我30元的补助（相当于我下井劳动的月收入）；二是如有培训学习的机会，要让我去；三是有更好的发展平台，要放我走。满足这三个条件，我就来工会。没想到，易主席和在场的陈月山副主席全都答应。该年8月底，我开始在工会上班。虽然后来提拔副科级的事在党委会上被人搅黄了，但是，我感谢易主席他们，在我迷茫无助自己都不知道出路在哪里的时候，是他们关注了我，发现了我的潜力，从而提振了我的自信。当然，我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积极努力地工作，并且边上班边复习。1986年9月，我以作文成绩第一名、综合总分第十名的优异成绩考进萍煤职大中专部。

　　1988年7、8月间，我在职大读书两年期满，要回单位实习半年才能进行毕业论文答辩。当时大批院校毕业生涌入矿上，都要安排岗位。但产量在递减，人员有过剩，机构要裁员，僧多粥少，岗位就那么多，不要说提拔，有你位子坐就算不错。负责干部安排的党委副书记想要我去顶行政秘书岗，但我心有不甘。正在家犹豫不决之时，白源矿筹备处党委书记李继武通过政工科长陈庆平向我抛来橄榄枝，说白源缺乏文秘宣传口人员，希望我能加入。如果表现尚佳，还可能被擢升。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我也想活络一回，但就当时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条件，又不允许我舍近求远，心里有些矛盾，打不定主意。最终渴望进步的想法，逼着我走了一步险棋。1988年8月31日，我一咬牙一跺脚跑到白源去报到了。果不其然，在白源工作九个月之后的1989年5月，我被任命为白源筹备处第一任党办副主任，虽然只是上了一个小台阶，但是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再过半年我就37岁了，参加工作也快20年了。有一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紧迫感。

　　在白源工作这两年，每天都是骑车早出晚归。有时工作忙，就歇在白源不回家。妻子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家中老小生活。我和妻子都疲惫不堪，但烦心事不因你劳累而减少，母亲频发腹股沟嵌顿性疝气，两次进了围子医院普外科。女儿时常发作哮喘，平时姐弟俩上学路途远却没人接送，... ...家事一地鸡毛，杂乱无章，弄得我焦头烂额。为了搞好工作又兼顾家庭，当时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全家搬白源；二是我又调回高坑。（那时320国道还没有通车，交通十分不便。）权衡利弊，觉得白源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明显不如高坑，只有又想办法调回高坑。我去萍矿党委组织部干部科找了汤邦明科长，汤很同情我，要我自找高坑的接收单位。巧的是：有一天在矿务局大楼前碰见高坑电厂厂长兼党委书记周湘波，我把想法跟他说了。周厂长没有明确表态，只是笑了笑就离开了。毕竟与周厂长不是十分熟悉，只是与他爱人陈裕华在高坑矿工会共事一年。十多天后，组织部汤科长打来电话要我办调拨手续。真是喜出望外，兴奋不已。1990年7月中旬，我顺利调入高坑电厂。后来才知道，是周湘波在关键时刻帮了我。调回高坑后，生活步入正轨，秩序恢复常态。一年半后，妻子调进电厂，上班更近，待遇更好。姐弟俩的学习成绩稳定，后来都考上了理想的学校，走出了小山沟；体弱多病的母亲在我和爱人的照料下，也活到了80多岁。

　　“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人一辈子能遇上一至两个懂你的知己、帮你的贵人，便是幸运的，更何况，我遇见这么多赏识我、认可我、帮助我的知己和贵人，应该说，我是幸运的，更是幸福的。至今令我感动的是：在得到这些贵人的帮助和提携之前，有的根本就不认识，比如李国志；有的也只是一面之缘点头之交，其实并不熟识，更谈不上有经济上的往来。是他们慧眼识人，主动扶植我，让我感到人性的善良，世间的温暖，真情的流露。

感恩父母以及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人，记住他们对我和家人的好，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作者与白源煤矿筹备处原党委书记李继武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