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血统论”对联理论与“联动”“三司”争斗

春风无限(郑宝林)

文革中的“血统论”对联理论与“联动”“三司”争斗

编者按：文革时期的种种怪事中，红卫兵自己害自己是最常见的现象。而这现象中最典型的要算北京工业大学红卫兵谭立夫的所谓“对联理论。”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以高干子弟为主的部分红卫兵组织在校园中贴出一付引入注目的对联，内容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为“基本如此。”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贴出了题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并在学校集会上进行演讲，声称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作全面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他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

对联一出现，就像滚烫的油锅里撒进了生水，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它发表不同看法。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辩论围绕对联展开了。

1966年8月1日，创作对联的北航附属中学学生把对联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到北京主要高校，于是，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血统论”对联在北京迅速传播开来。凡是对联出现过的地方，无不发生激烈的辩论，这种辩论往往通宵达旦，有些人甚至累晕过去。但即使这样，学生们的热情丝毫不减，青春的燥动与传统封建礼念的浸润促使着他们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

1966年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我们没有必要再打已经倒在地上的死老虎”，“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他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但经过运动洗礼的高干子女此时已不比当初，他们已经有了点政治头脑。刚开始揪“三家村”、“彭罗陆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路线斗争哪次不损耗几个人，跟他们划清界线就是。直到斗争不断升级，威胁到他们自已老爹老妈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闹了半天自已又打又闹把火点起来是为了烧烤自已老爹呀！事到临头悔不及，怎么办？再次造反。

陈伯达讲话不久，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学生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高呼“鬼见愁”对联，从而引起更大躁乱。他们还开始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后改称“贫协”，清华、北大等校立即响应，以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两大派别。这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自来红，黑五类自来黑，但请注意，两者也并不是绝对对立，以后我们会提到。

陈伯达不管用，中央文革又请出两尊更大的神。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把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8月6日，江青、康生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时，江青一再重复“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的新改对联，结果却催生出更多如下对联：

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

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

横批：理应如此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

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

横批：专政到底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

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

横批：代代相传

老子革命打江山；

儿子造反为江山。

横批：代代红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

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

横批：谁敢翻天？

8月6日，受对联影响的北京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大会，正式将对联推向了社会。

温和的劝导压制不住极端的热情，经过天桥剧场大辩论后，对联思想在社会上泛滥成灾，很多红卫兵组织甚至将对联思想做为一种指导思想。在这种大背景下，将老爹的旧军装与红卫兵的红袖章配在一起招摇过市蔚然成风，这不仅是一种服饰特征，更是一种能彰显红色贵族高贵血统的标志。这些稚气未退的娃娃们穿着并不合体的大人衣服，腰束宽皮带，脚登大皮靴，高挽袖口，满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污言秽语，一时间，竟成为青年们竟相模仿的偶像。

这种“血统论”的观点，本来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代的产物。偏偏到了20世纪六十年代，自称是最坚定、最纯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红卫兵们，居然把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的“血统论”抬了出来，而且捧为神明，这实在是莫大的荒诞。可悲的是这歪理在那个年月里居然成为正理，反对者纷纷遭到严惩。北京青年工人遇罗克因不同意“血统论”者的观点而写出了《出身论》，结果遭到逮捕，并于1970年3月被杀害。北京市第六中学高三六班学生王克华因为对“血统论”的对联提出不同意见，结果被当场打死。这种“血统论”观点一直延续到整个文革，当时无论是招工、招干、招兵还是上大学，都要先填报“家庭出身，出身于“黑五类”家庭者，一切免谈。偶尔有个别幸运者，也要称之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谭力夫等这一批最先提出“血统论”的老红卫兵，他们当年造反时，因父母还在台上担任高级干部，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而他们自然就是“自来红”的好汉。而随着文革的发展，大批老干部被打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轻者罢官免职，重者身陷囹圄。一夜之间，这批红卫兵自己也成了“黑五类”子女，又受到其他“红五类”子女的欺负和政策的歧视。此时此刻，他们才知道什么叫“文化革命又一怪，红卫兵自己把自己害”。

......

朝拜圣地，这是宗教信仰者们的一种活动。而在文革中，坚信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高呼无神论口号的红卫兵们却以大串连这种行为，进行着宗教史上也很少有过的“大朝拜”。

大串连者的圣地是“红太阳升起的北京”。1966年9月到11月，北京市每天要接待外地到京串连的红卫兵数十万人。一批批孩子扬着笑脸，兴奋地朝北京踊来，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唱《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的歌，歌词是这样写的：“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无边的红旗红似火，战斗的歌声响入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北京各大学中学已停课闹革命，他们的校舍被开放为接待站，由于人员众多，不少机关单位也纷纷腾出办公室和招待所作接待站。红卫兵外出串连，有关单位要免费接待。

除了到北京朝拜串连外，不少红卫兵还到毛主席的家乡韶山，毛主席战斗过的井冈山等圣地串连朝拜，到这些地方同样是免费吃饭，免费住宿，大串连使许多人过早地享受了免费旅游的待遇，当然，这一切都只与那些“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子女有缘。

在大串连的热潮中，不仅红卫兵小将们踊跃串连，就是一些上了年岁的老贫下中农也组织了“红卫兵”组织，也参与了朝拜。在我的家乡毕节，有几位不甘寂寞的孤老头子组织了一个“老孤寡造反队”，他们也制作了红卫兵袖章戴在臂上，他们也外出串连，买不了车票，他们就穿草鞋前往。他们的串连目的地不是北京，而是韶山。问他们去做什么，“孤寡造反队”的队长答曰：“我是要去拜见毛主席老人家的祖坟，如果他家风水不好，怎么能出毛主席这个大救星？”这几个老头子还真的去到了韶山，在毛主席故居前，他们极为虔诚地掏出家里带来的“三柱高香”，朝着伟人的故居直瞌响头，引得其他红卫兵的起哄大骂：把封建迷信搞到伟大领袖的家乡，居心何在？吓得这几个老头收拾东西赶快跑了。

老头烧香是古迷信，红卫兵搞串联是今迷信，谁也不比谁高贵。真要较真算起来了，老头们一路自费，而小将们一路上可是国家买单...

我们接着谈谈曾经大出风头的“联动”和“红三司”。

在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时，蒯大富他们受邀上天安门接受检阅，此举不但使他们在红卫兵中名声大振，也引起中央文革的高度重视。随着中央文革权力的逐渐扩大，他们也水涨船高，逐渐成为领军人物。持“血统论”为正朔的老红卫兵组织“红一司”“红二司”已日渐成为文革的阻力。为了“斗走资派”这个大方向不动摇，中央文革支持蒯大富于9月9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三司”的造反组织。在这个组织的推动下，地质学院的王大宾，首都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也日渐壮大起来，这些人被后来的“联动”称为“中央文革的宪兵队”。

这一时期发生了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带头冲击地质部揪斗前工作组组长邹家尤事件，“西纠”前往干涉，弄了个灰头土脸，威信扫地。此外，北航的韩爱晶带头冲击国防科委并一举成名也使他们感到不安起来，他们觉得自已是红卫兵的老祖宗，应该采取措施压压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晚辈。

于是不甘示弱的手眼通天的老红卫兵们于1966年10月1日在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联动”组织，这个组织当时并不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它戴的是一顶更大的帽：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

他实际上是以“东、西、海纠”为核心，联合北京各高校干部子弟组织的一个联合体，其核心任务是“保爹”，路线是各省市干部子弟大联合。有了谭力夫讲话的理论支持，有了各级干部挨整挨批斗的政治需求，还真别说，几个娃娃过家家似的组织居然在全国有了大批支持者。

需要澄清的是，“联动”成员实际上是以中学生为主，如谭力夫等大学生在里面更多地是起到理论指导作用。不过，青春期燥动的少年更可怕，许多暴行就是他们干出来的。青春期萌动是生理现象，但让青春萌动到犯罪状态却是社会现象。是什么社会现象造成的呢？相信不少人想脱口而出是文革，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事实上，文革只是提供了一个社会机会，也并不是所有处于青春期的人在文革中都疯狂，真相被掩盖在迷雾中。在弄清真相前，先讲一个小故事：

出生于70年代的人不知是否还记得小学课本里有一篇题为《秘密学习》的文章，讲的是几个小学生在日伪不断扫荡的战争环境中坚持学习的事，敌人来了将课本埋起来，敌人走后在露天教室里坚持上课。这是一个真实的学校，当时叫“荣臻小学”，原本是收留战争中烈士子弟的，后来进城后改为“八一学校”，60年代，这里成了一所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各级干部对自已孩子的爱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不惜血本对这里进行投入：统一的校服，漂亮的教学楼，校园内到处绿树成荫，鲜花遍地，的确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投入就是盖校舍，这路子好像有点熟）可教育方针却沿袭过去的老一套，孩子们好一点的学会了温文尔雅，追求名利。差一点的就不消说了，这里后来成为“联动”的一个重要据点。

“联动”成立后，更加疯狂地抄家打人制造混乱，甚至有人昼伏夜出杀害对立面的人，引起了社会治安的严重动荡。本来抄家这一行径是有严格组织程序的，一般说只抄书籍日记等文字性东西，而且还要打借条。这是基于“四清”运动中从地主家抄出“子孙万代要报仇”等反动诗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检查措施。后来检查扩展到“四旧”等生活实物，抄家者起初还算有点规矩，到了后来就是不由分说拿了回去。

“联动”的异常活动引起中央高层的密切关注，此时文革已全面展开的，运动的重点也已明确，几个小屁孩“保爹”的举动自然难逃他们法眼。擒贼先擒王，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集中到血统论大将谭力夫身上。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谭力夫的观点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主席亲自出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犹如三记重拳，一次比一次狠，“联动”老红卫兵们顶不住了。

1966年11月的一天晚上，一个电话打到谭力夫家，中央文革的关锋、戚本禹约他中南海谈一谈。谭力夫又惊又喜：终于有了一个为血统论辩解的机会了。他要在中央领导面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系统阐述血统论的正确性。可当他那滔滔不绝的辩解没进行几分钟，戚本禹就厉声喝问他同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子女有无瓜葛，关锋则在一旁敲边鼓，不断地追问他们家同林枫、李雪峰的关系。自已的老爹干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能同这些人无关吗！谭力夫终于明白，对方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谈话当然是不欢而散。事隔不久，谭力夫被逮捕投入监狱，中央文革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不断追问谭力夫的后台问题，想以此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借以除掉政治对手......

12月16日，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对“联动”的理论和路线进行了严厉批判，并决定解散各种红卫兵纠察队。这等于斩断了“联动”的各种触角，形势已经将高干子弟们逼到了墙角。

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在这次大会里，他们不但高呼“打倒‘红三司’、“反对乱揪老前辈”等口号，还有人胆大包天地喊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刚喊出这句时，台下一片寂静，几千人同时愣住了，继而掌声大作，“联动”红卫兵们发疯似的蹦起来，跳到桌子上、椅子上，拼命鼓掌，大声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等物件抛向空中，在圆形屋顶下飘舞着。不知谁弄来了鞭炮，噼哩啪拉，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剧场中炸开了。

1967年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同时，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给“三司”红卫兵负责人打电话：“在‘联动’问题上，你们是不是手太软了？连个‘联动’都对付不了，今后还想当左派？”

这下，“联动”的未日也就到了。那么，“红三司”呢？呵呵，他们“得势”后，一样是胡闹。

.......

一天，一封四川省红卫兵串连接待站的公函寄到了一位元帅家中。

公函上端写着一行“最高指示”：“要节约闹革命。”正文中这般写道：“陈毅同志，今有您的儿子陈小虎，某月某日在我处借款人民币二百元整，望尽快归还。”信的末尾，盖有一枚大红的公章。

展读此信，陈毅勃然大怒：“啥子陈小虎？我家根本没有陈小虎嘛！二百元？二分钱我也不给他！”

陈毅元帅有四个孩子。老大陈昊苏，老二陈丹维，老三陈晓鲁，老四陈姗姗。

被讹传为“陈小虎”的陈晓鲁的确是他的儿子，当时是北京市八中高中学生。只是被文化大革命搞得焦头烂额的元帅此时根本想像不到他家老三在社会上有多大能量。

毛主席“八.一八”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举动极大地刺激了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大批普通工农子弟参加红卫兵，这样一来让老红卫兵心里不舒服起来，用今天的话讲，他们感觉自已的知识产权产被侵犯了。为了显示他们的与众不同，在谭力夫讲话的影响下，他们相继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后来的“联动”就是以这三个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的。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他的成立和活动，受到许多老革命的支持。“西纠”成立后，陆续发布了13道通令，内容庞杂，涉及中央党政机关、革命干部、国家机密、首都秩序、以至对资产阶级政策和外宾接待政策等许多方面，但核心只有一条——保护老爹。8月27日，“西引”发出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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