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七）迎来东方出彩霞（下）

澄碧

（紧接上）

艰难选择

城市的拨乱反正要比边远地区和农村进展得快。对外开放，使国民对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时间形成一股出国高潮，张海林放弃了出国机会但他并不后悔，因为他有自己热爱的工作，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

一九七九年，中国科学院以XX为首的新领导班子大刀阔斧地调整科研管理体制，着手恢复被打乱的建制，制定新的科学发展规划，明确发展方向。航天技术是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前沿学科，科学院老一代科学家在五十年代后期倡导了我国的‘两弹一星’工程，使中国跻身于世界高科技的行列，使我们具有了战略威慑力量。但是文化革命打破了原来的远景规划，初具规模的航天技术队伍连锅端，划归了当时的国防科委，后又纳入航天部。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科学院的科技工作者又生发了他们的航天梦，于是重建卫星工程的呼声甚高。三线基地的这个研究所原来就是赵九章先生为研发人造卫星组建的，是我国卫星工程的摇篮，一九六八年划归国防科委后抽调部分技术人员组建新的卫星总体部（现航科集团五院一部）留下部分的主要业务方向是空间物理，还有部分测控、定位以及空间探测等工程技术任务。所以，科学院想重搞卫星，首先就想到这个研究所，从体制上重新拉回科学院。

三线基地虽然随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潮迎来了正常生活工作秩序的恢复，但是其业务发展方向，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无法确定。基础科学研究的空间物理部分，无所是事；工程技术部分，虽然任务饱满，但环境闭塞，技术落后。物质的匮乏而带来的定量供应以及普遍的低收入和低消费，仍是那个时代的标志，地处三线的单位，职工生活、子女教育等一系列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困扰着发展。人心浮动，人心思走，有关系的同志千方百计调离三线，返回城市，技术人员开始大量流失，十几年前建设的硬件设施老化，经费不足，面临难以更新的困境。

科学院提出新的卫星工程计划，无疑得到全所职工的广泛欢迎，因为这给他们带来了离开山沟重回北京的一线希望。于是全所职工都积极地为争取这一计划的实现而努力。但是，正如四五运动期间，党委委员老殷给张海林谈话所说，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的统一，反对意见总是存在的，在回归科学院的问题上，张海林本人就有不同看法，为此他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

当时航天部五院对三线研究所的发展也是举棋未定，特别是这个所空间物理部分的发展方向不明，科学院要收回去，他们并无异议，问题是工程部分对航天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不愿放弃。再说也不希望科学院再搞一摊，形成竞争对手，双方为此展开了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协议：工程部分的人也可以回科学院，但任务不能带走，移交给上海一个五院的工厂研究所。

张海林不愿回科学院的理由有三个。第一是，他从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航天领域，业务对口，工作顺心，上下关系都很融洽，现在要交出任务回科学院，意味着他可能再也不能干他已经从事了十几年的研究领域；科学院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工程技术处于弱势，张海林本人外语水平差，搞理论研究正是他的弱势，回科学院对他而言是‘抑长就短’不能发挥他的长处。第二个原因是，他认为科学院再搞卫星，从国家整体利益上讲并不是最好决策，国家不富强，经济力量有限，没有必要搞重复建设；科学院要重新搞一摊，软硬件建设、人才配置都有很大难度，当下科学院一把手有较强政治背景，在中央说得上话，也许能够一时占上风，可是一旦人事变动，科学院有可能重蹈覆辙，半途而废，到那时，他很有可能在那个理论研究群体中荒废一生。第三个原因是，他的爱人和孩子的户口都在西安，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如果没有户口，几乎就是失去生活的基本条件，到北京短时间内，无法解决户口和住房问题，他在北京一无亲、二无友，没有落脚之地。

当然张海林也不愿意留在三线。因为，三线的十年艰苦生活，他的健康状态已经很差，腰椎病、风湿症、低血压以及严重营养不良等一直困扰作他。他的两个孩子已到上学的年龄，教育是一个大问题，而且第二个孩子还有慢性淋巴结核。所以，当他知道整个研究所回科学院已成定局后，只好‘退而求次’再次生发了回四川的念头。因为，回川相对而言户口容易解决，生活条件比秦岭大山里要好，而且那里有他众多的亲属和朋友。为此他专程回川，寻找落脚的单位。

可是，事情并不完全如愿，单位仍不同意他的调离，并要挟他说：“你要么跟研究所一齐回科学院，要么就留在三线，调离是不可能的。”那时的用人机制仍是计划分配，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如果单位不同意你调走，那就等于一票否决，因为你的人事档案、户口关系等等通通无法办理，如果闹僵了，停发工资那就等于是死路一条。这有前车之鉴，就在他那个研究室，一位同志坚决不愿意去五七干校，结果停发工资，搞得他几乎沦为乞丐。显然研究所的真实意图是不同意他调回四川，也并不同意他留在三线，是要他回北京参加科学院的卫星工程。但张海林‘铁了心’绝不放弃这可能是唯一的回四川机会，所以当研究室第一批回北京时，他却孤身留在了基地，等待机会。

研究室回到北京后，找了一个远在怀柔山边的临时场所安排下来，并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科学院××卫星设计论证工作，并‘十二道金牌’催促张海林到京参加方案论证，于是他只好出差到北京去应卯。

那时他的嫂子在四川参加一项中德合建的化工项目，给外方专家当保健医生，正好护送一位外国专家到北京出差，当知道海林来北京出差时，就专程探访了他。这次见面改变了张海林的决定。

“海林，你哥哥很担心你的健康！看你就像一个小老头。”嫂子看见瘦弱的张海林，关切地说道。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想回四川，回到你们的身边。可是单位咬死不放……”海林把自己的想法合盘托出，告诉了嫂子。

“那你夫人的态度呢？”

“她极力想来北京，不过她只是羡慕北京是首都，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她并不考虑我的发展，也不考虑我们来北京如何生活。”

“你不能这样下结论，也许她的想法有道理。”嫂子慢条斯理地说：“能回四川当然好，不过如果真把你留在了三线，岂不更糟糕！也许你会把命都丢在那里。回北京可能会有暂时的困难，但医疗条件好，你可以彻底治一下病。业务发展走一步是一步，你的聪明才智还怕排不上用场，还会失业？再说这还是社会主义吗！铁饭碗丢不掉。这些也是你哥的意见，我只是传达而已。”嫂子的谈话，引起了海林思想新的波动。

在完成××卫星设计论证后，张海林仍回到基地，他是否去北京仍在犹豫。拖了一个多月后，四川那个准备接收他的单位给他来函表示，他本人可以安排到计算机应用研究室，要参加教学工作，但他的爱人就不好安排了，需要他另外自己联系。与此同时，研究所所长、科技处长以及研究室主任、书记都从北京回到基地安排第二批的职工回京工作，他们集体找张海林谈话。谈话开门见山，直接切入正题：

“你要回四川，肯定是不可能的，我们不会批准。”那位负责行政的副所长首先态度鲜明地说。

“海林，你回到科学院仍然是搞卫星工程，同样是你的本行。”室主任知道他的结症，所以就开导他说：“现在科学院需要我们去发挥作用，我们是奠基者，未来的发展非常光明。”

“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去，当然你可以留在这里。不过，职称我们不能给你，因为我们给你职称就是需要你。”室支部书记拿出了具有威胁性的一招。张海林的职称确实是没有经过烦琐的申请、评议等手续，因为那时改革开放后刚恢复职称制度，研究所如何评判没有明确的标准，于是就选择了各个级别的一个标杆，他是作为中级职称的标杆而授予的。

张海林已经明白，胳膊拗不过大腿，看来他不去科学院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他只好争取一点基本条件：“我去北京不愿意去怀柔，那里并不比这里好多少，我身体不好，孩子有病……”

科技处长看出海林有所松动，于是急忙抢过话头：“那好吧，我们给你安排在离市区最近的点。好吧？”那时北京住房还和六十年代一样，没有多大的变化。当年研究所的原址早被其它单位占用，只得分散安排。

“我孩子太小，研究所科室分散，我爱人无法按时上班。”

“那也好办！她可以不上班，工资照发，不影响她今后的提级、加薪。”那位副所长也非常干脆地提出了保证。

张海林为领导的关怀与耐心所感动，同时也是爱人要去北京的坚定立场所迫，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举家搬迁回北京。然而，回到北京后的1980年代，领导们的承诺都成画饼，正如他自己的预测，科学院的‘卫星梦’再次破灭，他陷入更加困惑的倥偬岁月。

（夲章完，待续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