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民：大事记里说“大”事

美丽大荔

大事记里说“大”事

文/王小民

志书“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纪事本末体为辅，按时间先后顺序提要式记述地域重大事件，纵向勾勒一个地区历史发展的轮廓和事件发展的线索，有益读者在短时间内从宏观上有一个全局性的认识，对全志纵横结合、经纬交织效果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荔县志》（1994版）“大事记”，洋洋万言，上下千年，略古详今，选录大事要事新事540余条，简约而不简单，突出了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创新发展，彰显了大荔人文和地域特色，具有体量较大、对现实关切度较多、地方风情较浓郁的特色，是这部荣获陕西省社科出版奖优秀作品的点睛之作。

　　大荔历史文化兼具久远性、连续性、融合性，《大荔县志》（1994版）的编撰集体克服资料缺失、经验匮乏、时效局限等因素叠加影响，广征博采，艰辛笔耕，成功奉献出这部爱祖国爱家乡的乡土教材，可谓大彩！纵观中国文化史，任何一部史志类籍，包括《史记》《汉书》等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其中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是暂时无法避免的。在信息化日渐发达的今世，综合运用大数据审视《大荔县志》（1994）版的“大事记”，一些通过努力可以避免的问题和不足尽然浮出水面。

一，资料的准确性

1，史实时间不准确。出现这种问题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年月日期的表述上农历公历间杂而不注明，导致时间概念混淆，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份、月份等出现错误。按照志书编纂行文规范，清代及清以前采用朝代年号纪年，以农历纪月日；民国时期采用民国纪年，以公历纪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各地解放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间的时间表述，采用公元纪年月日。问题主要出在“中华民国”部分，（P16）提到：“十五年（1926）十月，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派人来县劝麻起义……直至次年七月二十九日……城始克……”。（P19）提到：“二十七年（1938）三月，中共朝邑特别支部成立……”。“六月二十六日，共产党员朱晦生……等集资办起“七七”书报社……”。这三处的月日时间经与相关章节表述对比，均是错用了农历纪年而没有注明。另一方面，是纯粹搞错了时间概念。（P7）提到：“魏武侯十二年（前385），魏乘秦内乱，尽夺河西地”。准确概念，魏武侯十二年是公元前384年。（P8）提到：西晋“武帝末年（290），改临晋为大荔，大荔县名从此始”。准确概念，公元290年是西晋太熙元年。（P10)提到：唐“中和二年（862），黄巢起义军到关中……”。准确概念，唐中和二年是公元882年。

　　2，人物姓名、职务不准确。主要表现是将人物的名字写错，或对其担任的职务记录有误。（P29)提到：“1964年，国家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来大荔视察水利工作”。事实上，钱正英时任国家水利电力部副部长。（P32）提到：“1974年11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石槽公社张家庄大队郏蜡香……访问伊朗”。事实上，郏蜡香当时还不是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P32）提到：“1976年同（5）月，国家商业部副部长安发乾，来大荔蹲点考察”。事实上，安发乾应为“安法乾”。

3，引用文献不准确。(P8)提到：“西魏大统三年（537）十月，西魏宇文泰大败东魏高欢于沙苑……因地宜牧，置沙苑监”。此处引用的是唐《元和郡县志》有关内容，遗憾的是摘抄错误。原文是“今以其处宜六畜，置沙苑监”，引用时少了关键的“今”字。“今”，指唐代。一字之差，将沙苑监的设立时间提早了86年。（P9)提到：“开元七年（719），同州刺史姜师度创建‘引洛、堰黄’两项水利工程，灌朝邑河西地二千余顷……”。查阅多部史籍，此处引用有“一点之差”，“朝邑”与“河西”之间应该用顿号断开。唐开元时，朝邑县和河西县是并存的，姜师度“引洛、堰黄”惠及的是两县人民。

　　二，资料的矛盾性

1，数据前后矛盾。大事记里记录的数据和相关章节中的数据不同。（P26)提到：“1959年……全县共划为14个人民公社，辖20个管理区……”。同一组织体系，（P62)记述：1959年“全县划为14个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设25个生产管理区……”。上下游组织个数未变，中间层硬生生多出来5个。（P36)提到：“1985年7月9日……发现优质矿泉水自流喷泉井……水温高达41℃……”。同一事件，（P238)记述：“1985年5月29日开钻……至7月9日第一眼井成……水温28℃”。给人以同一天、同一眼井，两个不同水温的糊涂概念。直到后面接着提到：“同年10月1日，又开始钻第三眼井，12月27日井成……水温41℃”。才明白，是张冠李戴，把第三眼井的水温安到了第一眼井上。

2，史料前后矛盾。大事记和相关章节对同一史实或事物的描述存在矛盾之处。（P15)提到：中华民国“二年（1913），废同州府，改府衙为县署，改知县为知事”。同一事件，（P529)变成了：“民国元年（1912），县衙设县知事”。这是一例。（P15)提到：民国“十二年（1923），吴尊三等人，集资创办大荔织袜传习工厂……”。同一涉事人物，（P263)变成了：“民国十二年（1923）大荔吴尊之集资……筹建大荔织袜传习工厂……”。又为一例。（P16)提到：民国“十七年（1928），中共党员张重义、朱晦生组建“哀鸿剧社”……”。同一对象，（P813)变成了：“哀鸿剧团”。还有一例。（P19)提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七日，大荔县创办《前线周刊》”。（P820)变成了：“民国三十四年（1945）陆续创办的报刊有《前线周刊》……”。创建时间，相差八年。同样是刊物，（P20)提到：民国“三十一年（1942），共产党员王博、佀瑞庭创办朝邑县《实验简报》”。（P821)又说：《朝邑报》“民国三十五年（1946）复刊，改名《朝邑实验简报》，由共产党员佀瑞庭主笔……”。再回到说人，（P20)提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十月……朝邑王汝南……当选为国民代表大会代表”。（P1032)介绍人物“王汝楠”时提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王汝楠）当选为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前“南”后“楠”，难以辨别！相较个人，行政区划的变更自是大事。（P26)提到：1959年1月16日，蒲城县的永丰，澄城县的寺前、醍醐、业善、韦庄等五个公社，划归大荔县”。“行政区划”章（P62)对此事的记述是：“同年（指1958年）12月，大、朝并县，又接收蒲城永丰公社和澄城业善公社，合为大荔县”。虽说迟早只在一两个月间，然史实不容存疑。

　　3，交叉重复矛盾。关于工会组织的成立，（P17)提到：民国“十九年（1930），大荔县工会成立”。（P23)又提到：“1952年12月，大荔县工会成立”。结合“群众团体”章开篇（P634)关于“1934年，朝邑盐滩建立工会组织”的记录，谁是谁非很难界定。

三，资料的真实性

1，（P7)提到：“魏惠王十八年（前352），自华县过渭河，沿洛河东岸北上，筑长城，以御强秦……”。这里所指为魏西长城，起点是“华阴”而不是“华县”。

2，（P8)提到：东汉“献帝建安五年（200），移临晋县治和左冯翊郡治于今大荔县城……”。首先，历史上没有“左冯翊郡”的概念；其次，从辖县仅有5个的情况分析判断，建安五年由高陵迁治临晋（今大荔）的很可能是冯翊郡而不是左冯翊；第三，此处保守的记录应是“左冯翊（郡）治”。

3，（P9)提到：“西魏大统七年（541）夏，隋文帝杨坚诞生于冯翊般若寺内”。据《大荔县旧志存稿》：“佛寺非产子之地，城内龙窝巷以诞帝得名，神尼知其将为佛教护法，来家携抚之，于义始通。”由此可见，隋文帝杨坚诞生于冯翊（今大荔）龙窝巷当是事实。

4，（P9)提到：唐“永徽四年（653）八月，同州冯翊郡降落陨石雨……”。历史上，“同州”和“冯翊郡”没有共存过。此处，应为“同州冯翊县”。

5，（P11)提到：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军东渡黄河，进攻燕京”。燕京，是北京明代以前的旧称。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正式命名为“京师”。李自成进攻“燕京”，有“关公战秦琼”之嫌。

　　6，（P16)提到：民国“十六年（1927）七月，在中共渭阳（渭南固市）特别支部领导下，中共大荔县的第一个支部在芟家庄（今张家乡）成立”。事实上，“芟家庄”应为“芟稼庄”。

7，（P25)提到：“1956年11月，三门峡库区开始外迁移民。大、朝两县移民迁往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平罗、惠农、陶乐、中宁等县安置”。195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还没有成立，贺兰、平罗、惠农、陶乐、中宁县隶属甘肃省银川专区。

8，（P34)提到：“1981年3月，大荔县被陕西省卫生局评为……先进县”。此处疑为“陕西省卫生厅”。

志书“大事记”强调体例的全貌性、表述的规范性、记录的意义性、行文的科学性、内容的完整性，这几点既相辅相成又有所侧重。大荔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编写大荔之“大”之“要”绝非易事，特别是在高质量发展的环境下，多从前志中学习探索并发现指出问题，可以说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