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有一次，陈伯达在跟人聊天时，无意中说了这么一句：“我的本事就是把主席的一句话，谈成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演绎诠释，根据领导的某一观点、某一“最新指示”，加以扩大，加以推理，加以说明，加以解释，变成一篇社论、一篇文章。</p><p class="ql-block"> 在“文革”中，每逢发表一项“最新指示”，在陈伯达的主持下，总要演化成一篇社论。那个年代，可以清楚看到典型的“陈伯达现象”：有野心而无主见，一切为了取悦上级，以求加官晋级。“陈伯达现象”曾相当普遍地存在于与他同时代的人之中，陈伯达现象”之所以成为一种“现象”，则是因为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秀才”身上。这些秀才，其实就是秘书文人角色所作的系统总结，即把毛泽东在各种会议、各种场合零散的讲话，加以系统化、条理化，写成文章。</p><p class="ql-block"> 进入“文革”后，老年的毛泽东几乎不写文章，只是发布简短的“最高指示”，“秀才”们则写成社论或文章。所谓“继续革命的理论”，应该也是文笔“理论家”的发明创造吧。</p><p class="ql-block"> 那个年代，其实陈伯达现象非常普遍，小报抄大报就是非常典型的现象，即使像我这样的基层通讯报道员也是如此，根据社论或某一权威性文章，将某一要点加以细化或作为一篇文章的要点加以论述，就可以成为我的一篇报纸投稿。</p><p class="ql-block"> 断章取义也是常见的现象，有的人著书写文章，总喜欢引用专家、权威的语录为自己的观点佐证，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白宫顾问纳瓦罗在其多本著作中频繁引用虚构的“哈佛经济学专家Ron Vara”来佐证其反华和贸易保护主义观点。该人物实为纳瓦罗姓氏（Navarro）的谐音捏造，被揭露后，他竟称这是“隐藏多年的内部笑话”。</p><p class="ql-block"> 农业学大寨没有错，但有的地方却以学大寨为名，搞出五花八门的形式主义的东西，不仅劳民伤财还歪曲了学大寨精神的活动，上级也常常被念歪了经的下级所坑，上级有失察的责任，下级有过火的责任，有时上级对下面的局势失去了控制，只能任其乱下去，于是才会有伟人所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p><p class="ql-block"> 2013年6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一则特殊的“道歉广告”，61岁的退休干部刘伯勤利用广告向“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在道歉广告中刘伯勤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这则特殊的广告迅速引发了媒体的关注，更促使人们反思个体在集体行动中的责任。</p><p class="ql-block"> 很多人不愿再提起往昔，也确实因为那是一种集体犯罪。当然，个人的罪恶是不能掩盖的，比如像某个造反派打死了一个人，这是不能掩盖的。这种道歉只能针对个人情况，如果说每个人都能站出来，那太好了，但是不可能，做不到。</p><p class="ql-block"> 主审法官Theodor Seidel在判决中强调，在执行上级命令时，士兵仍应遵循良知，尊重生命权。这一判决被认为是“枪口抬高一厘米”典故的源头，体现了在法律与良知冲突时，良知应作为最高行为准则的精神。</p><p class="ql-block"> 聂元梓她对自己的一生说了一句带有总结性的话：“性格决定命运”，信然。在文革中，有人从打人中找到乐趣，运动开始时还不敢下狠手，后来就越打越凶。至今曾经的打手还记得那个转折点，“那是人性底线的堤坝溃败的开始”。五分钟后，打手比那些同伴打得更凶。而且打手居然从打人的过程中尝到了一种乐趣，打手发现罪恶是有乐趣的。就这样打手一步一步走下来，直到最后在武斗中打死人。其实，当打手感觉到“打人是乐趣”的那一刻开始，性格和命运就注定了你是一个不一般的“狠人”。</p><p class="ql-block"> 现在说起来也许就是一个笑话，1968年，笔者只是一个13岁的小学生，却被学校组织成一个“群宣队”（年级七个班，每个班选四个同学），负责看管被隔离审查的校长和有“问题”的二个老师，说来也怪，学校里有好多出身不好的老师，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有人跟这两个老师过不去。也许这两个老师得罪了小人。我记得那年的年三十，轮到我们值夜班，年三十晚上，被监管的窦老师家里人送来了饺子，我回家吃过饭回来时，听一个同学讲，学校一个体育李老师偷偷将值夜班的一个男同学叫到外边说，要他检查饺子里有没有夹有信件，这位男同学还真的将饺子一一掰成两半检查，当时我觉得不妥，知道那个李老师对窦老师有成见，这是借刀报复。说起那个男同学，也算是一个“狠人”，记得一次小孩们在一起的恶作剧：把一只小猫当球踢，我胆子小还怕猫不敢踢，他却踢得很来劲，至少踢了三脚。</p><p class="ql-block"> 因为冷血残酷地指出，有时候弱者的恶，与强者的恶是一样的，首犯的恶与从犯的恶，在一个罪恶链条里同样重要。那么从犯们的恶，有时候比首犯的恶更加可怕。躲在身后的首犯动嘴，冲在前面的从犯动手，记得在一次批斗一位女老师的会上，押着女老师上批斗台的是二位13岁的少女，刚站在椅子上的女老师还未站稳，就被其中的一个少女一个耳光扇下椅子昏迷了，预计的批斗会也开不成了，会后，会议组织者没有责怪打人的少女，也没有表扬这个打人的少女，多年以后，很少有人想起这件事，而这位少女，日后却成为一名律师。</p><p class="ql-block"> 不是一个“狠”人，是狠不下心把人往死里“整”，也下不了手把人往死里打，更不会狠不下心来断绝别人的生计，心肠软的人也大有人在。 </p><p class="ql-block"> 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的清醒，还在于并未因为周扬们的丑行，而怀疑和迁怒于共产党，而是将周扬们从共产党中剥离出去，作为个案揭露周扬本人的品质和人格的缺陷。批评家林贤治说，这“在中国现代政治分析，以及文学史研究中是具有经典意义的”。对那个年代的研究何尝不是如此。</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左起：蒯大富、聂元梓、吴桂贤、韩爱晶</p><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