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缠的官司

行者

行者40938492

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在局三楼的会议室里，我正在听取法制科关于近期行政处罚案件的汇报。窗外，三月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影子，会议桌上的茶杯冒着袅袅热气。

“关于陈氏父子无证经营药品案，省高院已经发回重审，要求我们重新作出处罚决定。”法制科科长王明推了推眼镜，语气中带着几分无奈，“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行政诉讼了。”

我放下手中的笔，揉了揉太阳穴。这个案子从我调任该局副局长分管行政处罚工作起就有所耳闻。

“老陈父子什么反应？”我问道。

“还能有什么反应？”王明苦笑，“一收到省高院裁定书，老陈就写了申诉材料，声称我们违法没收了他们的药品要求返还并赔偿相关损失。发到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公检法等相关部门。还扬言要去北京上访。”

会议室里一阵寂静。陈氏父子在城乡结合部租了间民房，无证经营药品长达半年，被群众举报后，局里现场查获了价值三十余万元的各类药品，其中不乏抗生素、注射液等处方药。按照《药品管理法》，局里对他们作出了没收药品并处二倍罚款的行政处罚，合计60万元。

散会后，王明特意留下来，压低声音说：“李局，老陈这个人不简单，上世纪60年代就被邮电局辞退，从70年代就开始上访，经验丰富得很。您接待他的时候要小心，此前市局的缪局长接待他的时候就被他录音，然后断章取义搞得领导很被动。”

我点点头，心里已经有了准备。

三天后的上午，办公室的门被敲响。办公室小张探头进来：“李局，陈氏父子来了，说要见分管领导。”

“让他们进来吧。”我整理了一下桌上的文件，将手机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到办公桌上。

门开了，走进来两个人。前面是个七十上下的老人，大脑袋，瘦身材，花白头发，脸上皱纹深刻得像是用刀刻出来的，一双眼睛却异常锐利。后面跟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眉眼与老人相似，但神情猥琐，手里拎着个鼓鼓囊囊的旧公文包。

“请坐。”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同时注意到老人的右手一直插在裤兜里。

老陈——我确定是他——没有立即坐下，而是用那双锐利的眼睛扫视了一圈我的办公室，目光在书架、文件柜和桌上放着的工作卡上停留了片刻，最后落在我脸上。

“你就是新来的李副局长？你看起来人挺和蔼的。不像你们的王局长态度老凶的。凶我也不怕。”他的声音沙哑但有力，带着一种长期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人特有的、混合着敌意和试探的语气。

“是我。陈老先生有什么问题要反映？”我保持着职业化的微笑。

老陈这才慢吞吞地坐下，他儿子站在他身后，像个忠诚的侍卫。我注意到老人的右手依然插在裤兜里，手指部位有明显的凸起。

“李局长，”老陈开门见山，“你们药监局对我们父子的处罚是错误的，违法的！省高院都说了你们有问题，为什么还要坚持处罚？”

我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盯着他的裤兜：“陈老，您口袋里是不是有录音笔啊？拿出来放在桌上吧，这样录音效果更清晰。”

办公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老陈的脸色变了变，他儿子在后面不安地挪动了一下脚步。老陈很快恢复了镇定，甚至露出一个狡黠的笑容：“李局长好眼力。”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黑色录音笔，啪的一声放在桌上，“现在可以谈了吧？”

“当然。”我点点头，“不过按照法律规定，录音需要双方同意。您可以录音，但我也会进行录音记录，这样对大家都公平。”我指了指桌上的手机。

老陈眯起眼睛，第一次显露出一丝意外。显然，他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应对。“李局长，我们老百姓不容易啊。”老陈突然换了种语气，声音里带着哭腔，“我一把年纪了，还有高血压、心脏病，儿子又没正式工作，60万的罚款不是要我们的命吗？”

我给他倒了杯水：“陈老，您先喝口水。你身体不好，平时不要劳累。但一码归一码，无证经营药品是违法行为，这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

“违法？”老陈突然激动起来，拍着桌子，“我们卖的药都是真药！没害过一个人！那些大药房卖假药你们不管，专欺负我们小老百姓！”

“是不是真药需要专业鉴定。”我保持平静，“而且问题不在于药品真假，而在于您没有经营许可证。就像开车需要驾照一样，卖药也需要资格，这是法律规定。”

老陈冷笑一声：“法律规定谁不懂？既然法律规定为什么省里撤销你们的处罚。我要上访的。我见过的领导比你级别高多了！上世纪70年代我在北京上访时，还见过李先念副主席呢！”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奇异的自豪感，

“北京对我们的上访户可客气了，包吃包住！”我注意到他说这话时，他儿子在后面有些尴尬地低下了头。看来这位老人确实是个“资深”上访户。

“陈老，时代不同了。”我耐心解释，现在一切都要依法办事。省高院虽然指出我们处罚决定中有个别瑕疵，比如把一支注射液的价格算成了一盒，个别程序上也不够严谨，但他们要求我们重新作出处罚，而不是撤销处罚。这说明你们的违法事实是清楚的。”

老陈的脸色阴沉下来：“那你们准备怎么重新处罚？”“我们会纠正之前的计算错误，补充完善程序，但处罚的幅度不会变。”我直视着他的眼睛，“60万的罚款是依法作出的，不会因为上访或者诉讼就改变。”

“你！”老陈猛地站起来，脸色涨红，

“我要去北京！我要找媒体曝光！”我注意到他的手开始发抖，呼吸也变得急促，赶紧劝道：“陈老，您先别激动，注意身体。”老陈的儿子慌忙从公文包里掏出一瓶药，倒出两粒塞到父亲嘴里。老陈吞下药，慢慢平静下来，但眼神中的敌意丝毫未减。

“李局长，”他喘着气说，“你别以为这样就算了。我有的是时间和精力跟你们耗。七十年代我被邮电局无故辞退，上访了十几年；九十年代我家的地被强征，我又告了八年。这次，我照样能告到北京去！”

我终于明白了这个案子的复杂性——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行政处罚案件，还牵扯到一个职业上访户几十年积累的对抗情绪和政府部门的复杂关系。我语气坚定，“法律有法律的尊严，违法就必须承担责任。但执行过程中，我们可以考虑实际情况，体现人文关怀。但前提是你必须承认违法事实，接受无为的上访和纠缠。”

老陈沉默了很久，突然站起身：“哼！”他抓起桌上的录音笔塞回口袋，儿子连忙扶住他。老陈又哼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我长舒一口气。这只是第一回合，我知道这场较量还远未结束。

回到办公桌前，我翻开案卷，开始仔细研究每一个细节——既然老陈抓住处罚决定中的瑕疵不放，那么重新作出的处罚就必须滴水不漏，让他无隙可乘。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老陈父子又来了三次。每次都是老陈主攻，儿子助攻，话题从行政处罚延伸到政府腐败、社会不公，甚至他个人的上访史。我每次都耐心倾听，但始终坚持法律底线不动摇。

与此同时，我组织法制科和稽查大队重新核查案件证据，对药品价格交由物价鉴定所进行核对，确保计算准确无误；在执法程序上也请市局法制处指导，确保每一个环节都合法合规。

重新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终于出炉了。罚款金额依然是60万元，但证据更加充分，程序更加完善，连执法文书的措辞都经过再三推敲。

送达决定书那天，老陈拒收。在公证处的公证下，由社区和公安见证，我们将处罚决定书留置张贴在他们家门口。一周后我们收到了法院寄来的行政诉讼起诉状。

庭审那天，老陈聘请的律师——他儿子的同学——陈述完，老陈在法庭上也慷慨陈词，从药品管理法的不合理说到政府欺压百姓，甚至一度情绪失控，被审判长警告。

我作为药监局负责人出庭应诉。当法官询问我们重新作出处罚的依据时，我逐条列举了证据和法律依据，特别强调了省高院发回重审后我们进行的补充调查和完善工作。

审判长转向老陈，"你们对药监局重新作出的处罚决定有什么异议？具体指出哪些地方不合法或不合理。”

老陈支吾了半天，最后只能重复之前的泛泛之谈，却提不出任何实质性的反驳。他的儿子坐在旁边，头越来越低。

休庭合议后，审判长——那位经验丰富的行政庭曹庭长——语重心长地对老陈说：“老人家，法院理解您的心情，但法律就是法律。药监局这次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您再坚持下去，只会增加自己的负担。”

我看到老陈的肩膀垮了下来，那一刻，他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疲惫的老人，而不是那个气势汹汹的上访户。

“我也不是一定要起诉，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本来想通过起诉让药监局退还没收我的药品。我也老了，今天还是我的67岁生日。”

我说：“陈老啊，你应该知道，无证经营的药品是不可能退还的。既然是生日，我们就要过得快快乐乐的。中午我们为你吃面庆生。”

“我们...撤诉。”他突然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法庭上一片寂静。他儿子惊讶地抬头看着他：“律师不是担保的吗？怎么突然又撤了？”他突然高声训斤他的儿子：“你懂个屁，还要把钱送给律师吗？”接下来，老陈无奈的说：“但是我家里现在实在没有钱交罚款，我儿媳妇车祸至今还瘫在床上呢。”对于这样一位已经承认错误的长者，我突然心生恻隐。我说：“能不能履行处罚，可以交由法院调查裁定。”

我也没想到这场持续两年多的拉锯战会以这种方式结束。

老陈在法庭出示的裁定书上签完字，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但没再说任何话。

回到办公室，我向王局长汇报了案件结果。他拍拍我的肩膀：“辛苦啦。本来我以为自己退休之前这桩官司是结束不了了。”

我望着窗外，思绪万千。这场“难缠的官司”终于画上了句号，但它留给我的思考却远未结束——关于法律的尊严，关于执法的严谨及艺术，也关于那个固执老人背后可能隐藏的故事。

这样的“难缠官司”后来我又经历了几起，都迎刃而解了，但过程都是比较艰辛的。

（作者注：为保护隐私，文中姓名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