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派玉雕】（第五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天津玉雕的发展简况 ‍作者/李少宗 王金厚

王佩翔 （谢绝赠花及礼品）

　　【津派玉雕】（第五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津玉雕的发展简况

 作者/李少宗 王金厚

1949年1月天津解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长期战争的局面，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由于政府实行有利于工商业振兴的方针政策，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尤其为天津玉雕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产环境和发展条件。1949年到1956年，天津个体玉器手工作坊逐渐增多，在政府的扶持下如久旱逢雨，古木逢春，恢复了生产 ，获得发展转机。解放前曾一直在天津经营的北京“源生荣”、“广裕号”玉器作坊，买卖开始兴隆起来。另有几家北京玉器作坊也来津开办生意。这些无论是天津本地的还是北京外来的玉器手工作坊和商铺基本都开设在天津老城厢、估衣街和南市一带。

天津解放初期玉器制作和交易的主要场所

　　天津解放初期，玉雕生产有两种组织形式，个体手工作坊和集体生产合作社。个体玉器手工作坊生产经营得比较早。“源生荣”坐落于和平区南市广兴街9号，生产加工玉器产品较杂，主要是加工玉器旧件，磨制玉石烟嘴，制作珊瑚、岫岩玉器小件，先后由王殿元和其子王保华经营，在天津玉器行较有影响。“广裕号”坐落于北马路，主要项目是磨制玉料戒指面和岫岩玉图章等，由孟广礼经营。那个时候，因刚刚解放，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又都是松散个体经营，模规都很小，一般玉器手工作坊的生意都处于维持状态。

解放初期玉器手工作坊加工的玉件

（上）玉髪簪 （下）玉鼻烟壶

1956年1月，天津开始组织成立天津第二玻璃陶器生产合作社，这一消息得到了各家玉器手工作坊的响应，都加入了生产合作社。这是玉器行业和其它行业组织在一起唯一的玉器生产合作社。合作社成立后，因各方面条件都非常艰苦，所以玉雕生产规模很小，玉器产量也比较低，玉器制作多为手工操作，机械化程度仅为百分之五，基本都是生产玉器小件。

　　

上世纪五十年代天津第二玻璃陶瓷生产合作社生产的玉器小件（上为玉鸭小摆件，下是玉印纽。）

　　上世纪五十年代天津第二玻璃陶瓷生产合作社使用的琢玉水櫈（雕刻工具）

　　1958年1月，在推进合作化道路的高潮中，刚成立不久的天津手工业局开始组建成立以第二玻璃陶器生产合作社为班底的天津第一玉器生产合作社。天津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以玉雕生产加工为专一产品的集体生产单位。这种组织模式对于天津玉雕界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步入正轨后，在合并各手工作坊的基础上，开始在社会上招收技术工人，扩大办社规模。新招人员大部分来自本市相对有些雕刻技术的市民，另一部分来自河北省衡水、枣强、深县、东光等地的有些雕刻基础的手工匠人。1958年下半年，天津、北京两地的玉雕企业关系十分友好。北京为了支持天津玉雕的发展，由北京玉器厂选调路希杰、李和庭、郑万岭、史德全等七名玉雕老艺人到天津第一玉器生产合作社支持天津玉雕事业发展，为天津玉雕增强了技术力量。这一锦上添花的喜事更激发了天津第一玉器生产合作社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至此，合作社发展成为共有干部、职工约一百多人，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生产环境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合作社还不断地扩充玉雕的花色品种，注重提高产品质量，开展技术改革、技术革新，全面推进玉雕事业发展。

1957年，天津第一玉器生产合作社部分管理干部合影

天津第一玉器生产合作社生产加工的玉器

1959年1月，经天津手工业局批准，天津第一玉器生产合作社更名为天津特种工艺品厂。为了适应国际贸易出口的要求，扩大生产，換取外汇，本厂除了生产玉雕外，还增加了牙雕、木雕产品，同称为“三雕产品”，玉雕生产规模占全厂的三分之二。木雕车间请来了大名鼎鼎的民间艺人天津“木雕刘”（本名刘杏林）和亲传弟子马光庆、尔世华入厂，后经刘杏林老艺人雕刻的大型木雕作品《万紫千红总是春》按政府办公厅的安排一直陈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河北省厅。牙雕车间邀请了平刻、微刻、书画名人孙墨林先生及长子孙文元和北京牙雕老艺人高永祿师傅先后来厂工作。此时的特种工艺品厂可谓人才济济，群贤会聚，人盛厂旺，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新气象。为了改变特种工艺品厂的生产条件和环境，经市有关部门批准，将位于天津站旁大王庄六纬路上的原河北省粮食厅新建的一所大楼拨给了天津特种工艺品厂做为厂房。天津特种工艺品厂搬入这座大楼后，成为当时天津市貌的一个亮点，每逢国庆节和春节都要张灯结彩，更显出大楼的精神与气派。

天津特种工艺品厂部分干部、职工在厂门口合影

天津特种工艺品厂牙雕车间制作的牙雕作品

《鐘馗嫁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全国象牙雕刻评比中荣获银杯奖（因评比中象牙雕刻不设金杯奖，银杯奖是最高奖项），

天津特种工艺品厂木雕车间为本厂的玉器配制的木座和庆（磬）架

1986年，天津特种工艺品厂的规模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全厂干部、职工多达900余名（包括200多名退休工人），成为天津工艺美术行业的龙头企业，也是天津口岸外贸出口创汇的大户。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计划经济时期，天津为了大力发展玉器，在天津外贸的建议下，南郊区在小站镇成立了小站玉雕厂，属于乡镇企业，特种工艺品厂也在技术上给予了支持。八十年代初，根据天津工艺美术公司的总体玉雕发展战略，从天津特种工艺品厂调出约80余名玉雕技术工人与天津绣花厂组成天津玉雕厂。天津玉雕厂成立后约有职工260余人，三个玉雕厂形成了前所末有的鼎足之势。但好景不长，国际形式风云变幻，由于对外贸易销售不畅的原因，两个玉雕厂不久相继关闭。 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天津特种工艺品厂的发展就是天津玉雕事业发展的象征，它代表着天津玉雕的形象，也是天津玉雕发展的总体趋势。玉雕在中国文化艺术领域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所涉猎的范围很广，属于一种特殊工艺美术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为了在全国发起传承国粹，全面提高玉雕质量，中国第二轻工业部颁布了新制定的“全国玉雕五大类品种部级质量标准”。天津特种工艺品厂首先完善了花鸟、炉瓶、花卉、人物、走兽五大类品种的车间划分，并把花鸟车间列为本厂重点玉雕品种，设有100余名技术工人岗位，专职设计人员多达9人。

天津特种工艺品厂为贯彻第二轻工业部玉雕五大类品种质量标准分别成立了五大类车间和班组，即炉瓶、花鸟、人物、动物、花卉。

1959年以来，随着生产工具的改革和设备的升级換代，天津玉雕的产量、产值和质量逐年递增。玉雕行业有句行话，叫“七分工具，三分手艺”，其意是，制作好一件玉器，三分依靠个人的手艺，七分需要好的工具。当然，以现代的眼光看，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它说明了工具在琢玉中的重要性。琢者磨也，琢玉实际上就是磨玉。玉不是用刀子、凿子去刻，因为玉的硬度远远超于一般的石头。所谓琢玉是用一种大小不一圆形的磨头叫“铊子”，通过快速旋转，再掺合水和金刚沙不停的磨轧，把玉石上不需要的多余之处去掉，最后成器。工具在制作玉雕中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在古时候是这样，现代雕玉也是这样，只是现代的工业太发达，工具和设备远超古时候或近代几十倍。但无论怎样，还是人的因素第一，当代制作玉雕尽管设备、工具非常先进，但制玉人的理念、设计和技术还是最为重要。历史的看问题，古时候琢玉的工具很原始，很落后，琢玉难度很大，因此生产雕琢面世的玉器就很稀少了。

横机与其雕刻工具

吊机与其雕刻工具

现代琢玉的电子机与其雕刻工具

　　特种工艺品厂在产品题材方面，除“文革”初期有一部分表现工农兵形象外，大部分一直坚持传统题材的制作。特别是八十年代，天津玉雕创作的题材内容更为丰富多样，艺术精品不断出现。在全国工艺美术评比或玉雕行业五大类评比中屡获佳绩，连获金杯、银杯奖，跻身于与北京、扬州、上海並驾齐驱之势。在中国玉雕领域和北京玉雕並称为“北派玉雕”的主流。

津派玉雕形成后大师们创作出的玉雕优秀作品

　　1990年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天津玉雕发生了大的变化。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天津特种工艺品厂原有的体制已难以适应新的形势。2000年初，天津特种工艺品厂被撤销，合并到天津首饰厂。原单位的玉雕技术人才大量流入外地，这些技艺人员不仅把天津的玉雕设计、技术精髓带到外地，同时也学习了外地的一些玉雕新理念，长了知识，开了眼界。还有一部分天津玉雕人员，始终坚持在天津继续从事玉雕事业，他们把故里看作是自已从事玉雕的底蕴，不走不离，诺依信守自己母体文化的故土。这一时段天津玉雕陷入了萧条冷寂的状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开天津在外埠从事玉雕人员大多先后返归天津，他们回津后，用新的玉雕理念和管理方式建立起自已的工作室或琢玉坊。还有一部分人留在外埠，继续创造自己的未来。那些一直坚持在天津发展的玉雕人员，通过多年的拼搏也成立了有一定规模的玉雕工作室或琢玉坊。

于萍大师（横片）和王福林大师（竖片）的工作室。

　　天津是一个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城市，一些外地从事玉雕的人员相继来到天津，他们被“津派玉雕”的魅力所吸引，逐步融入到天津玉雕事业，共同促进津派玉雕的振兴。天津玉雕大约经过十年的沉寂，逐渐回升。天津工艺美术行业协会评出的天津工艺美术大师和天津宝玉石协会评出的天津玉石雕刻大师，提升了玉雕技术人员的积极性。这些积极的因素正在辅助着天津玉雕的振兴。

📁本文原载天津文学艺术网

【作者简介】

王金厚，天津人，1947年生，1968年毕业于天津工艺美术学校。玉文化专家、玉雕艺术评论家、著名人物、山水画家。

李少宗 1949年6月生，河北省肃宁县人，1968年1月入伍，后入政府部门工作。著名作家、艺术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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