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道棠寺

花间独酌

大宁县西南二郎山北麓隐藏着一处古寺，名为道棠寺。令人疑惑的是，在这个不大的空间范围内，居然还有另一座寺院的名字——资圣寺。因此，人们时而称此处为道棠寺，时而又称其为资圣寺。 寺院遗留有六块石碑，其中一块立于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题为《重修道棠寺恭赠住持碑颂》；另一块则立于明代成化十九年（1483年），题为《重修资圣寺记》。两者相隔时间为235年。从该地狭小的地理环境来看，同时并存两座寺庙的可能性不大。《重修资圣寺碑记》中记载，其初建于元代至元十九年（1282年），距今已七百四十三年。但新发现的《重修资圣庵碑记》中提到，其在金代贞祐（1213一1217)年间曾因战火被烧毁，由此推断，资圣寺的渊源至少应该被追溯到宋代。相比之下，道棠寺的重修碑文中仅模糊提及“有古寺一所”，并未明确标注其初建时间。因此，基于现有碑刻信息，我们无法从中确切断定二者的时序。从理论层面分析，道棠寺的创建时间有早于资圣寺的可能，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道棠寺更有由资圣寺转变而来的可能。 　　关于道棠寺，本地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后，一位星象家告诉王莽，刘秀有帝王之相，将来必定要和他争夺天下。于是王莽决定除掉刘秀。刘秀得知消息仓皇出逃，王莽派大军追捕。当刘秀逃到大宁时，追兵将至，刘秀忽然发现前方有一座破庙，情急之下便想躲入其中。但刘秀担心自己的脚印会暴露行踪，于是灵机一动，倒退着走进了庙里躲了起来。追兵赶到后，看到地上的脚印都是由庙内向庙外走的，便以为刘秀已经离开，就没有进庙里搜寻，刘秀因而得以脱险。后来，人们就将这座刘秀倒退着走进的寺庙称为倒退寺或倒趟寺。 王莽追刘秀的民间故事全国各地存在众多版本，尽管它们在细节上各不相同，但整体情节框架保持了一致性。这些故事本质上属于文学创作，它们融入了丰富的想象和民间传说元素。因此，这些故事并不能作为历史研究中的确凿证据来使用。 　　这个寺院究竟为什么会叫做道棠寺呢？我们不妨从《重修道棠寺恭赠住持碑颂》碑文开始说起。 在这通石碑中，碑文撰写者清代秀才冯鹏翼提出道棠寺＂建庙立基，散整不齐＂的疑问，即在他看来，道棠寺建筑布局看起来杂乱无章，一点都不符合常规，他绞尽脑汁也猜不透古人这么安排究竟是何用意。百思不得其解，他只好解释说古人之所以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在里面，其中的奥义不是凡夫俗子们所能理解的。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道棠寺一定有异于寻常的地方。 　　笔者曾数次去道棠寺实地考查，寺院杂草树木丛生，损毁严重。寺院有正殿，配殿，僧房（窑洞）、戏台、照壁、门楼等一应俱全，似乎也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问题出在哪里呢？ 反复审视这座寺院的布局，你会发现其戏台的位置极为独特。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寺庙戏台有一条铁律，其永远稳居正殿之前。正殿作为神殿，承载着祭祀等宗教活动的重任，而戏台则扮演着“娱神”、“酬神”的角色，其职能决定了戏台的台口必须正对正殿，这一要求严格制约了寺庙戏台的建筑布局，使其往往呈现坐南向北的方位，与正殿坐北朝南的方向正好相反。这在建筑学上称为“倒座”，此类建筑也被称作“倒座房”。但奇怪的是，道棠寺的戏台非但未设于寺院正殿前方，反而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寺院东侧的至高点，即正殿位置之上，这种高低易位的反常现象民间称之为＂倒驮＂。 想必冯秀才也是看到了这种现象，才发出了如此疑问，并且有意把这个疑问写进碑文里，期待后人能够破解谜团。 　为什么会这样呢？究其真相，应该是资圣寺最初建造时并没有设计戏台。戏台作为娱乐场所，有违佛教清净清修的宗旨。这种宗旨也具象地体现在资圣寺山门门额上题写的＂脱尘处＂以及＂寺院有尘清风扫，佛门无锁白云封＂的砖雕楹联上。（此联出自五台山佛光寺，已遭到毁坏)。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念的改变，后世重修者增设了戏台。 通过实地观察可以发现，资圣寺一面紧靠高山，一面毗邻深沟，整体空间极为有限。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修建戏台，布局上必须充分考虑地形因素。若按照传统规制在正殿前方修建戏台，不仅空间上无法满足，而且会严重遮挡正殿的采光，重修者无奈之下，只好因地置宜，另选它处。基于以上原因，资圣寺才出现了这种倒驮现象。 　　资圣寺布局的改变，也带来了寺院名称的改变，古人在给这座出现“倒驮”现象的寺院改名时，取了“倒驮”二字的谐音，用“道”字代替“倒”字，用“棠”字代替了“驮”字。（“棠”字在大宁方言中读作tuo。如大宁人把甘棠村叫做甘棠tuo村）。如此一来，“倒驮寺”便优雅地转变为“道棠寺”，其读音依旧，寓意寺院特征的内涵得以保留，而字面含义则实现了从平实到超凡脱俗的华丽蜕变。这里不得不佩服古人的匠心独运与浪漫情怀。 根据现有信息，可以判断资圣寺更名为道棠寺的时间应该在明成化十九年之后至清康熙五十七年之前的某一次重修。 　　道棠寺，一座看似普通的寺院，因它特殊的布局而变得不再普通。毕竟，这种＂倒驮＂的寺院在全国也实属罕见。 自由撰稿人张新生美图提供王政俞大庆李小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