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录｜西汉“帝王印记”

溪邊無塵

文帝行玺：

一枚金印，半部岭南文明史诗

惊世现世“象岗山腹帝王印记”

西汉南越国时期

（约公元前137年—公元前122年）

材质：纯度超98%的黄金铸造，重148.5克，印面边长3.1厘米，通高1.8厘米，含金量之高、尺寸之大，堪称西汉金印之冠。

出土地：1983年，广州象岗山腹深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史记》误作“赵胡”）之墓中出土。这座未被盗掘的石室墓，共清理出千余件珍宝，其中23枚印章尤为瞩目，而“文帝行玺”正藏于墓主胸腹之间，成为揭开墓主身份的关键。

收藏地：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为该馆镇馆之宝，与“右夫人玺”金印等共同陈列，再现南越国宫廷的权谋与风华。

形制之谜：“僭越与创新的青铜时代绝唱”这枚金印以“S”形游龙为钮，龙首昂起，四足分踞印台四角，鳞爪飞扬，似欲腾空——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龙钮帝王玺印，比中原政权固定龙钮制度早了千年。

其印面阴刻小篆“文帝行玺”，字迹刚健，边栏界格犹存秦印遗风，却以黄金材质突破秦汉“天子独以玉为玺”的规制，彰显南越国“既臣汉廷，又自称帝”的矛盾心态。

印钮与印台一次铸成，龙身纹饰后期錾刻，印面残留朱砂痕迹，证明此为实用官印，用于政令签发。尤为特殊的是，“文帝”为谥号，而赵眜生前便自铸此印，其僭越野心昭然若揭。

发现价值：改写历史的四重密码

制度实证：金印佐证《史记》中南越国二代君主称帝的记载，揭示边疆政权对中央集权的模仿与挑战。

工艺巅峰：黄金铸造与錾刻技术远超同期中原水平，龙钮设计融合越地图腾崇拜，成为“汉越交融”的物证。

丝路见证：印钮龙形与西亚艺术元素暗合，暗示南越国通过海上丝路与域外文明的交流。

印史坐标：其边栏界格保留秦印特征，为研究秦汉印玺制度演变提供关键样本。

印玺制度：从封泥到朱钤的权力美学

先秦至汉：紫泥封缄与等级森严，战国秦汉时期，印章主要用于封泥——以紫泥封印简牍，防伪保密。皇帝诏书专用武都紫泥，所谓“见紫泥如见天子”。汉代官印等级严明：皇帝用玉螭虎钮，诸侯王金印驼钮，列侯至二千石官员银印龟钮，尺寸皆“方寸之印”，佩于腰间鞶囊，以绶带颜色区分官阶。

南越变奏：“龙钮金印的野心书写”南越国承秦制而创新：赵眜以龙代螭虎，以金代玉，印面尺寸突破汉制，甚至为妃嫔铸“夫人玺”金印，打破中原“唯帝后用玺”的传统。这种“半独立”的印制，恰似南越国与汉廷关系的缩影——既称臣纳贡，又暗藏帝号。

隋唐以降：“钤朱时代与圆印革命”南北朝后，纸张普及，印章从封泥转为蘸朱钤纸。隋唐官印增大尺寸，改用朱文，印钮渐失实用意义。至现代，1955年国务院规定公章一律为圆形，篆刻千年的“方印美学”终入历史。

南越木简

结语：金印背后的文明对话

“文帝行玺”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多元文明碰撞的结晶。它承载着南越国对中原礼制的模仿，对越族传统的坚守，以及对海上丝路文明的吸纳。

站在博物馆展柜前，凝视这枚龙钮金印，仿佛能听见象岗山腹考古现场的惊呼，看见赵眜身披玉衣、腰佩十剑的威仪，触摸到一个边疆王国试图在青铜与黄金中铸造永恒的野心。

正如印钮游龙昂首的姿态，南越文明虽湮没于历史长河，却以其独特的创造力，在中华文明谱系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与 古 为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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