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眼万年，走进国博（四）

舒畅

中国国家博物馆 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第四部分 大一统帝国秦汉时期，长达数百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终于结束，统一的秦汉王朝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历史迎来了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在这个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地方推行郡县制。这种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创立对后世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王嬴政从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兼并韩、赵、魏、楚、燕、齐六个诸侯国，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的局面，统一中国。兼并六国后，秦王嬴政自称"皇帝"，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开驰道、直道，筑长城，巩固国家的统一。由于徭役繁重，刑罚严酷，陈胜、吴广于公元前209年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反秦风暴席卷全国。公元前206年，秦朝被推翻。 陶俑、陶马秦（公元前221年﹣前206年）1974年陕西临潼秦兵马俑坑出土陶俑头戴单版长冠，上身穿长襦，外披铠甲，足登方口齐头履，右手半握，原本握有长柄兵器，是典型的秦代中下级军吏俑的形象。秦始皇陵兵马俑系采用黄土和白石英砂为原料，经过雕塑、焙烧和彩绘等工序制作而成。陶俑的制作方法是由下而上逐步叠塑成型，先制作方形的脚踏板，在踏板上塑造出双脚和腿，再用泥条盘筑法制造中空的躯干，在躯干两侧贴接双臂。俑头和双手单独制作后再与躯干、手臂套装成一体，待阴干后放进陶窑内进行焙烧，出窑后通体施以彩绘。 琅琊( yd )刻石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兼并六国后,曾五次巡视郡县,以示威强,并刻石颂扬统一海内的功德。这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到琅琊郡(今山东青岛黄岛区)时所立刻石的后半部。 旋曲纹瓦当秦（公元前221年﹣前206年）瓦当是古代建筑材料之一，起着保护椽头和房檐的作用。旋曲纹瓦当是最具特色的秦瓦当之一，此前多被称为"葵纹瓦当"。有学者指出，旋曲纹并非源于植物的葵花，而是代表了水流的漩涡，秦人以水纹装饰瓦当可能与其主"水德"有关。 两诏青铜版 秦(公元前221年一前206年)此诏版正面刻有两份诏书,一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颁布的统一度量衡诏书,一为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诏书,内容是强调统一度量衡是秦始皇的功绩,并表示将统一度量衡的法令继续推行下去。诏版背有阴文反书的大字。青铜版原是铸造大字诏版的青铜范,用这类大字青铜范铸造的诏书,不是嵌在度量衡上的,而是悬于国门或布于郡县,作为秦始皇颁发的布告全国的诏书。大字诏版铸造完毕,青铜范不再保存,便被截成干小块,在背面又刻上诏书。 放大图 "半两"青铜钱秦秦朝统一币制，以黄金为上币，以圆形方孔的半两青铜钱为下币。 秦统一文字表 汉朝（前202年－220年）是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分为西汉、东汉两个时期。其中西汉传十三帝，历二百一十年；东汉传十四帝，历一百九十五年。在秦末农民起义中，刘邦参与推翻秦朝，被封为汉王。随后他在楚汉之争中战胜项羽，于公元前202年在山东菏泽定陶汜水之阳登基称帝，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 西汉长安城布防图 彩绘陶兵马俑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65年陕西威阳杨家湾兵马俑坑出土杨家湾汉墓的11个陪葬坑中，共出土了2500余件彩绘陶兵马俑、为研究汉代军阵、军种、兵器等方面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成方阵的骑兵俑不仅在总兵力中的比重有显著增加，而且成为具有独立力的兵种，是西汉文景时期国力增强的生动写照。杨家湾汉墓位于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以东约4公里，是刘邦长陵陪葬墓之一，据准测其很可能是西汉丞相和名将周勃（或周亚夫）夫妇墓。西汉彩绘陶兵马俑比秦兵马俑早发现9年，展示了西汉皇家卫队的形象。兵马俑的体型较小，具有不同的体质形态，反映了汉初兵源的地域和族属。制作过程包括练泥、模塑、窖烧和彩绘，彩绘服饰以楚服为主，吸收了胡服和秦代服饰元素。 "左：汉并天下"瓦当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陕西西安汉长安城出土右： "单于天降"瓦当西汉1955年内蒙古包头召湾出土此瓦当为圆形，后有筒，筒中部有瓦钉孔。正面宽沿，被十字格线分成四区，每区内一阳文篆字，计"单于天降"4字。该墓同时出土的还有"四夷□服""单于和亲""千秋万岁"等瓦当，据此判断，"单于天降"瓦当应是对当时汉军击退匈奴贵族侵扰的一种颂扬。据研究，召湾是匈奴呼韩邪单、于南下觐见汉宣帝时的必经之地，带有"单于天降"瓦当的建筑就是在此时兴建的。汉成帝、哀帝时期，匈奴南下遂渐改走云中、定襄一带，这类建筑渐被废弃。"单于天降"瓦当这类建筑上的装饰则更多地出现在墓葬中了。 三官"五铢"青铜钱西汉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下令禁止郡国铸钱，把铸币大权收归中央。这次新铸的五铢钱被称为"三官五铢"，其中"三官"是指主铸造的锺官、主检验成色的辨铜和主刻范的技巧。 王莽改制公元8年,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建立新朝。为了摆脱困境,他托古改制,把私田改为“王田”土地和奴婢均不得买卖,又多次改革币制,致使社会经济更加混乱。公元23年,新朝被推翻。王莽钱币1．一刀平五千 2.契刀五百3. 小泉直一 4．幺泉一十5．幼泉二十 6．中泉三十7．壮泉四十 8．大泉五十 9．货泉 10．布泉 11．国宝金匮直万 12．小布一百13．幺布二百 14．幼布三百 15．序布四百 16．差布五百17．中布六百 18．壮布七百19．第布八百 20．次布九百21．大布黄千 22．货布 11."国宝金匮直万"青铜钱新朝（公元8年﹣23年）此钱上半部为方孔圆形，铸出"国宝金匮"四字，下半部为一正方体，铸出"直万"二字。钱缘流铜参差不齐，显然出型后尚未经过打磨加工，可能未正式流通，所以仅在今天的陕西西安汉城一带出土过数枚。汉代黄金每斤值万钱，所以此钱可代表黄金一斤，即与一枚金饼等值。王莽时期金禁甚严，自列侯至庶人均不得携带黄金，铸此钱的目的也可能是用以代替金饼。 熹平石经"残石东汉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公元175年﹣183年）此残石原应作长方形，上刻隶书经文，每面约35行，每行约75字。鉴于经书辗转抄写，错误很多，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汉灵帝命令蔡邕等人以隶书写定《诗》《书》《乐》《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东汉光和六年（公元183年），经蔡邕写定的经书被刻到了石碑上，立在太学，以便读经人校对是正，当时观摹校核经书的人络绎不绝，车马塞道。汉末战乱，殃及石经，已少有整石存在。自宋代以来，则时有残石出土。 东汉贵族豪强的统治新朝灭亡后，汉皇族刘秀于公元25年重建汉朝，定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史称东汉。东汉王朝豪族大姓往往世代高官，有众多的"门生"、"故吏"和私家武装，实际上控制着中央和地方的政权。东汉前期，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发展生产和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措施，使天下安定。东汉后期政治腐败，各地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公元184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东汉灭亡。 绿釉陶楼东汉（公元25年 220年）1956年河南陕县刘家渠出土此陶楼上有家兵持弩守卫，水塘周围有骑士巡逻警戒，是豪强地主拥有私家武装的反映。 陶坞堡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6年广东广州东郊麻鹰岗出土此坞堡平面近方形，四周以高墙围绕，有前后二门，门上出挑梁以承门楼，四隅设方形角楼。城堡内有房屋两幢，一作曲尺形，一作长方形，屋内有凭几而坐的主人、击鼓者、前来拜谒者等。这是模拟豪强地主的坞堡而制作的明器，为汉代豪强大族躲避战乱、御敌自救的产物，也是当时私家武装日益膨胀的见证。 陶部曲俑东汉（公元25年﹣220年）四川崖墓出土此俑身穿短襦，交领右衽，左手执箕，右手执铲，腰佩环首刀，是东汉豪强大族私家武装部曲或家丁的生动写照。根据崔寔《四民月令》记载，公元39年，东汉光武帝刘秀实行度田的新举措后，豪强大族的私家武装不再是岁月不解，而是定期召集农民组成，称为"部曲"。每当春季青黄不接或冬季寒冻时，田庄主往往纠集一部分农民修门户，警设守备，来防御春饥草窃之寇，或者修缮五兵，练习战射，来防备寒冻穷厄之寇。后来豪强大族的这种私人武装规模逐渐扩大，按军队编制组成部曲，招兵买马，扩充军备，独霸一方，从而形成地方的分裂割据势力。 秦汉时期的社会经济和生活秦汉时期，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体系逐渐形成。水排、脚踏纺织机等工具的发明、众多新工艺的出现，使手工业生产呈现出不断创新的时代风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农业秦汉时期，政府提倡牛耕，使牛耕在各地逐渐推广，在农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各类铁制农具普遍使用，犁的基本结构已经完善，还出现了以耧车为代表的新型农具。水利工程大量兴修，农业灌溉面积不断扩大。 铁铧、铁犁壁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67年陕西咸阳窑店出土犁壁是西汉时期发明的重要农具，它与犁铧构成的弯曲面能将耕起的土垡破碎、翻转，适于耕翻土地和开沟作垄，是中国步犁在结构上的重大改进。铁五齿耙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1980年福建崇安汉城遗址出土。 带辘水槽的陶井西汉1953年河南洛阳烧沟出土此陶井井栏仿木建筑结构，呈立体长方形，栏口模印鱼、鳖、耳杯，栏上模印人兽相搏的浮雕花纹，还附有汲水的尖底瓶、水槽、辘轳等。井灌是汉代农业灌溉的重要方式。出土的汉代陶井模型附有水槽、辘轳，说明当时的汲水设施，已经从简单的机械桔槔（jiégāo）发展到先进的辘轳和滑车提水工具。除用于农业灌溉外，井还可供日常生活使用。 耧车据山西平陆西汉墓壁画、元代王祯《农书》，并参考南阳地区早期三脚耧车制作。耧车是条播机械，由一人牵引，一人挽楼进行播种，是当时一种先进的农具。 石田塘东汉（公元25年﹣220年）四川峨眉山双福乡出土此石田塘一侧凿出两块水田，一块田里积有堆肥，另一块田里有两个农夫正俯身劳作，另一侧凿出水塘、塘中置一小船，有鳖、青蛙、田螺、莲蓬等。汉代称这样的水塘为"陂塘"或"陂池"，既可以蓄水灌田，又可以养鱼栽莲，发展多种农业生产，有的还有水闸、水渠等一整套发达的灌溉系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种水利工程。东汉政府专门设有"陡官"、"湖官"，推广发展陂塘。 水塘放大图 水田放大图 手工业秦汉时期，手工业主要有冶铁、纺织、髹漆、青铜铸造、陶瓷生产、制盐和酿酒等生产部门。其中冶炼设备齐全，采用韧性铸铁、脱碳钢、炒钢和叠铸等技术，处于当时世界领先水平；丝织品种类繁多，工艺精良，汉代脚踏纺织机的发明是纺织业的重大进步；漆器生产分工日益细密，具有更大的优越性的饮食器皿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青铜器；青铜器的生活用品种类和数量增多；北方的釉陶、南方的青瓷代表了陶瓷业发展的新成就。 彩绘陶仓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8年河南荥阳出土此陶仓模型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开有5扇窗户，下层高于地面，底部有5个圆孔，上下层之间用平座相隔。陶仓四壁有彩绘图像，其中正面平座上方彩绘养老图（一说收租图）；平座下方彩绘观舞情景：两侧山墙各彩绘一人，楼背后绘有怪鸟搏斗的场面。汉代已有一套科学的粮食仓储方法：一般按种类储藏粮食：同一种粮食根据已舂和未舂的情况，会采用不同的仓储：注重粮仓通风防湿，仓门前有台阶，仓底高于地平面。为了防止粮食被盗，有的仓楼底层设有围墙、阙形门等，有的在高层风窗上安排家兵防守。 彩绘雁鱼青铜釭（gang）灯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85年山西朔县照十八庄出土此釭灯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由雁衔鱼、雁体、灯盘和灯罩四部分分铸组合而成。灯罩为两片弧形板。鱼身、雁颈和雁体中空相通，可纳烟尘。灯盘、灯罩可转动开合以调整挡风和光照。各部分可拆卸以便除垢。釭指的是导烟管，釭灯就是带导烟管的灯，是汉代新创制的一种灯具。汉代釭灯通常被做成人形、动物形和器物形，其导烟管有单管和双管两种，都能将烟气导入灯腹内，使室内减少烟臭而保持清洁。水禽衔鱼图案，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已经出现，水禽衔鱼造型的汉代釭灯在陕西、山西等地均有出土，说明这种传统形象在当时依旧博得人们的喜爱。 金缕玉柙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村40号墓出土玉柙、又称玉衣。此玉柙分为头罩、脸盖、上衣前片和后片、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脚套等部分，共用玉片1203片，金丝约2567克，系分片连缀而成。玉柙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是著名的河北满城汉墓墓主刘胜的后代，死于公元前55年。玉柙全部用玉片制成，玉片之间用金丝、银丝、铜丝或丝缕编缀。由于编缀玉片的质料不同，所以将它们分别称为金缕玉柙、银缕玉柙、铜缕玉柙和丝缕玉押、其中丝缕玉柙迄今仅出土于广东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中。西汉时期，玉柙初行，还没有根据死者生前地位的高低，确定严格的等级。东汉时期，玉柙明确分为金缕、银缕和铜缕三个等级，确立了分级使用的制度。根据这项制度，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押，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柙，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柙。 局部放大 彩绘描金鸟兽云气纹玉枕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5年河北望都出土玉枕通体彩绘描金，由十二条长方形石版和三块六角方形石版插嵌而成。石版两面绘有彩图，内容为云气、鸟兽、四神以及神话故事等图像。其绘法是先以墨笔画出单线轮廓，然后再加填朱色与贴金。玉枕是汉代帝王列候及高级贵族，官吏等墓葬中常见的丧葬玉器，通常与玉衣、玉面罩、玉晗、玉握等其他丧葬玉器组合出现。玉枕的出土地点主要有北京，河北、江苏、山东等地，尤以江苏徐州地区出土教量最多。玉枕的形制除了此种由多块玉版插嵌而成外，还有长方盒形、板凳形等多种造型。 龙纹玉璧西汉玉为青绿色，体扁平。圆形，中心有一圆孔，两面纹饰相同。肉内区雕琢蒲纹，外区雕琢四组夔龙纹，内外区用一周绳索纹相隔。玉璧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明清时期均有制作，是沿续时间最长的玉器之一。汉代，玉璧常作为礼仪器，主要用于祭天、祭川，还可用于朝聘、纳聘、馈赠以及贡献的礼品，也用于随葬。花纹精致的玉璧多为墓主生前使用过，出土时多位于墓主的胸部和背部。有的玉璧放于棺椁中间，有敛尸作用。 鎏金青铜尊西汉此尊呈筩形,盖上有环和三飞鸟,器身有一对铺首衔环,器底嵌银铭文,三熊形足，通体鎏金。在汉代,酒一般贮藏在瓮、榼或壶中,,饮宴时先将酒倒在尊里,再用勺酌于耳杯中饮用。当时的酒尊分盆形和筩形两大类,盆形尊自铭“酒尊”,筩形尊自铭“温酒尊”。在汉代,“温酒”即醖酒,是反复重酿多次的酒。它用连续投料法酿造而成,酿造过程历时较长,淀粉的糖化和酒化较充分,是酒液清淳、酒味酽冽的美酒。所以汉代盛醖酒的筩形尊制作精美,在汉画像石中也多被置于案上,其地位远高于被置于地上的盛普通酒的盆形尊。 金籥（ yue ）青铜戈、青铜鐏（ zun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78-1980年山东淄博临淄齐王墓随葬坑出土此戈长胡三穿，援微曲。内上近胡处贯穿一筒形金籥，顶饰一只回首鸳鸯。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分封的同姓诸侯王几乎占据了国土的大部分，大的诸侯王国甚至"跨州兼郡，连城数十"，中央直辖的仅有十五郡。这些王国的官制同汉中央官制相同或相似。其国王在用人方面有很大的权力，有较为独立的司法权，还有权发兵，拥有能够为自己所控制的军事力量。山东临淄齐王墓随葬坑出土的兵器，数量众多，种类齐全，是汉初齐国军事实力强大的生动写照。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西汉1963年陕西兴平出土此尊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尊腹中空，用来盛酒。尊背有椭圆形口，口上有盖。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流"。通体饰细如游丝的错金银云纹。此犀牛是古代生活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在古代，中国不仅产犀牛，而且数量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多次发现犀牛骨，殷商甲骨文中有焚林猎犀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武士艳羡的装备。由于大范围的捕杀，犀牛在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已经绝迹。 错金银鸟篆文青铜壶西汉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此壶盖呈弧面形，上有三环钮，口微侈，鼓腹，腹上饰一对铺首衔环，圈足。全器装饰复杂的鸟篆文和图案花纹，其中盖中心饰一条蟠龙，肩、腹宽带纹上饰龙虎相斗图案。鸟篆文是古代的艺术字，其笔画构成或如鸟在腾跃，或如鸟在回首，变化无穷。此壶上的鸟篆文是一首朗朗上口的颂酒诗文，阐明了饮酒有"充闰血肤，延寿却病"的好处，是我国以酒为药、养生祛病食疗保健法的较早记录。此壶鸟篆文和图案花纹都用金、银双线勾勒表达，以金线为主线，银线辅之，显示了汉代错金银工艺的卓越成就。 放大图 绿釉陶楼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6年山东高唐固河出土 十二支铁灯（复制品）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3年河南洛阳烧沟出土 鎏金熊形青铜镇西汉1952年安徽合肥出土此镇呈熊形，昂首张口，长嘴前伸，双目前视，短耳竖起，前肢自然上举，后肢弯曲。镇是用来压席子角的。魏晋以前，人们在室内都是席地而坐，为了避免由于起身落坐时折卷席角，遂于其四隅压镇。汉代席镇多被做成动物形，常见的有虎、豹、辟邪、羊、鹿、熊、龟、蛇等。这些动物形青铜镇造型生动、构图紧凑，堪称精巧的工艺品。熊在汉代被视为吉祥的动物。汉代工艺家颇善塑熊，这套鎏金熊形青铜镇把肥胖的熊处理得憨厚可爱，这样的四枚熊镇放置在坐席四隅，为汉代较单调的室内布置增添了活泼气氛。 放大图 双兽耳青釉硬陶瓿西汉（公元前年﹣公元8年）1955年浙江宁波出土 彩绘龙虎纹陶壶西汉1953年河南洛阳烧沟出土此陶壶扁圆形盖，盘形口，细颈圆腹，肩腹间有对称模制铺首，圈足。壶身及壶盖彩绘各种不同的纹样，其中盖上彩绘青黄相间的流云纹，腹中上部彩绘作奔腾状的青龙、朱雀、白虎，其余部位彩绘三角形纹、锯齿纹和菱形纹等。彩绘陶是在烧成的陶器上，用多种颜色描绘花纹，主要用作随葬明器。汉代厚葬之风盛行，彩绘陶的制作极为兴盛。其纹饰有几何纹、植物纹、动物纹及人物纹等，富有生活气息；其色彩以对比强烈的红与黄、白与黑互为主宾，混合使用，装饰性很强。 放大图 绿釉陶壶东汉(公元25年-220年)山东潍县出土 青瓷四系罐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5年河南洛阳中州路出土此罐口直沿，鼓腹，其上部有四个可以穿系的半环形耳，平底。肩腹之间有一道弦纹，腹部有模印斜方格纹。全器呈淡青色，釉层薄而均匀，有开片，为长江中下游的制品，是东汉后期青瓷的典型器物。 服饰秦汉时期，随着纺织业的高度发展，服饰质地愈加精良。上衣和下裳相连的深衣是主要的服装款式，后逐渐为宽大的袍服和襜䄖所取代。舒服方便的短衣也从平民阶层走向上流社会。贵族讲究服饰的整体效果，注意鞋、袜、手套和香囊与衣服的协调搭配。 彩绣云纹香囊无极锦香囊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出土 锦鞋汉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出土 "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袜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9年新疆民丰尼雅出土 印花敷彩纱乘云秀西汉 饮食秦汉时期，以五谷杂粮为主的饮食传统依旧保留，肉食的比重有所增加，菜肴的品种不断创新，炙、腌、烩、酱、煎等各种烹饪技术均已使用。 西汉：大豆仓，白米仓，"黍粟万石"陶仓，"麻万石"陶仓，"大麦万石"陶仓，1953年河南洛阳金谷园出土 青铜染器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6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染指调味品。此染器中的耳杯用来盛酱、盐等调味品，染炉用来使之加热，满足当时人们喜欢用较烫的调味品濡熟肉食用的习惯。 1956年湖南长沙南门外出土 陶灶东汉（公元25年 —220年）1955年广东广州先烈路出土此陶灶似船形，一端上翘，灶面上有3个火眼，上置釜形炊具，灶身两侧附汤缶，灶门口堆塑狗、猫等动物。汉代对灶很重视，认为灶是生养之本。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厚葬之风的盛行，与人们生活紧密相关的陶灶在随葬品中开始增多。当时，江南各地流行船形灶，至东汉晚期，船形灶后部拢合上翘。除放置北方常见的釜甑外，南方陶灶上往往在前面的火眼上置双耳锅。广东广州地区出土的陶灶还常在灶台两侧附装汤缶，并塑出庖人及猫、狗的形象，而不象北方陶灶在灶面上模印或刻划厨具和食品等纹饰，反映了地方饮食习惯和风俗的差异。 陶猪圈东汉（公元25年﹣220年）湖南长沙出土此陶猪圈模型由圆形围墙构成，围墙上有宽檐以保护墙壁，圈内卧猪。猪圈外高台上架筑厕所，下部与猪圈相通。汉代的猪圈主要有独立式的猪圈、与厕所连接的猪圈和与作坊连接的猪圈。其中与厕所连接的"连茅圈"盛行于华北地区，在中南、华东地区使用也很普遍。当时，猪圈积肥是农家肥的重要来源。人们常常把稻草、谷壳之类撒进猪圈，利用猪的践踏，与猪粪尿和人粪尿混合积成优质圈肥。此猪圈模型就反映了这种积肥方法。同时，把厕所和猪圈合为一体，不仅有效利用了空间，两个污秽之地集中一处，也减少了污源。 饮食陶俑东汉1957年重庆化龙桥出土下面五图为五俑分别放大图。 舂杵陶俑 庖厨陶俑 献食陶俑 持帚箕陶俑 提壶陶俑 起居这一时期，宫殿苑囿规模宏大，廊院和私人园林屡见不鲜，楼阁式建筑得到发展，三合院或四合院的住房布局已基本形成，为构建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奠定了基础。龙纹空心砖秦（公元前221年前206年）1974-1975年陕西咸阳秦一号宫殿遗址出土此砖呈长方形，一面模印首尾相衔、相互交织的两条巨龙，一龙身饰鳞纹，另一龙身饰三角纹，双龙环三个壁形图案，图案内饰圆圈纹，龙身上下对称装饰着卷云纹和圆圈纹。该砖用来铺设踏步。中国古代有"五德终始说"，认为夏朝是木德，商朝是金德，周朝是火德。商取代夏是金胜木，周取代商是火胜金。秦始皇根据秦文公狩猎时曾获一条黑龙的传说，作为秦得水德的象征；秦灭六国，就是秦朝代替周朝，也就是水胜火。此砖上的龙纹装饰正是秦朝尚水德的表现。 绿釉陶水亭东汉（公元25年﹣220年）陕西西安新筑镇三里西村出土此陶水亭位于圆形水池中，池周围环绕人物、马、鹅等。亭高两层，四阿顶，脊端与檐角均饰禽鸟。上层转角处从四根柱上各向两侧出两挑梁，接一斗三升斗拱承檐；下层也以同样结构承起平座。上层平座栏杆内四隅有张弩控弦的武士守卫，中有男子扬袖起舞，旁有一人抚琴、三人拍手伴歌。亭下层有梯。汉代官僚贵戚都拥有众多的倡优女乐，平时在家中或自娱自乐,或盛邀宾客同饮同乐，竞争豪奢。这件陶水亭就是豪强地主楼居歌娱生活的反映。 三合式陶屋东汉1957年广东广州东郊麻鹰岗出土该陶屋由三幢房子构成一个"凹"字形布局，前面一幢呈长方形，后有高墙与两廊屋隔断，左边廊屋为畜舍，一俑正赶牲畜入内：右边廊屋是厕所，一俑正踏梯而上。汉时，广州地区的房屋建筑经历了由干栏式楼居到平房的演变过程。起初，该地区房屋多呈干栏式，下层多为圈栏。后来，干栏式建筑的底层圈栏被取消，在后面廊屋（厕所）处两角间加一堵矮墙围成后院，以代圈栏，房屋与后院有敞门通连。东汉后期，在堂屋后面伸展出左右对称的两间廊屋，一作厕所，一作牲圈，当中连以矮墙为后院，亦作圈栏。这种房屋结构匀称，布局合理，使用方便，一直延续至今。 出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驰道，开河渠，初步建立了全国性的水陆交通网，汉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交通网络的发达，车船制造技术的提高、马车、牛车和舟船等多种交通工具的使用，使人们出行更为方便。 上：鹿车据四川彭县出土东汉画像砖图像制作鹿车又被称为独轮车，用人力推行，是汉代发明的一种应用广泛的交通运输工具。下：陶车东汉1955年广东广州先烈路出土 陶船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4年广东广州先烈路出土此陶船分3个舱室，前舱矮而宽，蓬顶作拱形，中舱略高，成方形，蓬顶呈圆形而微凸：后舱特高，稍狭，蓬顶作拱形。船首有碇，船尾有舵，舵杆通过舵室固定在船尾部，这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船舵形象资料。船上塑有6个人物，分立各处。甲板上布置有6组矛和盾。根据船上所塑人物身高比例推算，此船长约14-15米，载量约50石，在当时是一艘中等以上的船。船首悬碇，沉入水下，能较好地扣底抓沙。船两侧船舷上铺走道，可供篙手撑篙行走用。船舵位于船尾中部，且装在船尾专设的舵楼中，其板叶宽大，障水有力，下端与船底取齐，水浅时不须提舵。 陶车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4年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这种带卷篷的车常为汉代妇女所乘坐。 艺术这一时期，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和对精神需求的反映是艺术创作最重要的主题，石雕、陶塑、绘画等成为引人注目的艺术类型，其写实风格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石天禄东汉（公元25年﹣220年）河南洛阳西郊出土此石天禄颈背阴刻"猴氏蒿聚成奴作"七字，表明是猴氏（今河南偃师）蒿聚村工匠成奴所作。天禄是东汉时期立于墓前的神兽常与辟邪配对。 击鼓说唱俑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7年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此俑头上戴帧，额前有花饰，袒胸露腹，两肩高耸，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张口嘻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为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汉代俳优大致以调谑、滑稽、讽刺的表演为主，并以此来博得主人和观赏者的笑颜。他们往往随侍主人左右，作即兴表演，随时供主人取乐。表演时，他们一般边击鼓边歌唱。当时的皇室贵族，豪富大吏蓄养俳优之风甚盛。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图中经常可以看见一些身材粗短、上身赤裸和动作滑稽的表演者，汉墓中也不乏此类形象的陶俑出土，均显示了俳优表演在当时的盛行。 彩绘石骑马人东汉（公元25年 220年）1955年河北望都出土此石雕系用整块石灰石雕成，骑马的僮仆头戴黑色平巾帻，身着红地白色流云纹剪襟短衣、粉地红色流云纹大口裤，左手提酒椑，右手提两尾鱼，作欣欣然买酒归来状。东汉时期，雕塑艺术风格较西汉有较大变化。西汉石雕一般雕出大体轮廓，力求简练，而东汉石雕则出现了用线条来表现衣饰、羽毛等新风尚。此彩绘石骑马人总体造型古拙雄浑，细部又刻画生动传神，尤其是笑弯的眉眼，使人可以感受到僮仆欢快的心情，为东汉石雕艺术的精品。其题材亦为汉代所仅见。 汉代画像砖汉代许多墓葬中流行用嵌入墓壁上的画像砖作为装饰，其中以河南、四川的发现最为集中。砖上的画像均模印而成，生动反映了当时生产经济、社会生活和风俗信仰等方面的内容。辎车画像砖东汉1953年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此画像砖描绘了汉代妇女乘缁车出行的场面。画面中，辎车车盖呈椭圆形，顶部隆起，车厢为重舆，分为前、后两部分，女主人坐于后舆，御者在前舆中执策驭马。车前驾一马，正扬蹄飞奔。车右一人持杖前驱，后一侍婢手执花状物跟随。辎车多为汉代妇女所乘坐。其最大特点是车厢与车盖相连接，将车厢屏蔽，车厢两侧开窗，后方开门，车厢内可坐卧休息。对于讲究身份及仪态的显贵男子来说，一般不会乘坐辎车。 收获渔猎画像砖东汉1954年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此砖画像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弋射图，两弋磻者张弓仰射，其所使用的短矢上系着缴，另一端连接在磻上，磻被放置在半圆形机械中：湖池中荷叶遮掩，莲花吐芳，鱼鸭游弋，空中飞雁成行。下图为收获图，描绘了肩挑稻捆，用手镰掐穗和用钹镰刈除稻秆的场面。汉代的收获农具有铚、镰等。.铚用于掐禾穗，即上述收获图中所用的工具，相当于现代的爪镰。钹镰是汉代较先进的农具，装上木柄，刈禾面积宽，功效高，四川新津牧马山汉墓曾有实物出土，与收获图中的钱镰相似。 宅院画像砖东汉1954年四川成都扬子山出上此画像砖上的宅院由长廊围绕,院中又用长廊分隔成左右两部分。大门在左下方,门内有两鸡相斗。一进为过厅,内院有双鹤对舞。二进为堂屋,系面阔三间的单檐悬山式建筑,堂上主客对酌。堂右有门通右后院,院内建一座高大的望楼,楼下系一猛犬,有仆役执帚清扫。右前一小跨院有井,设案、灶、厨具等。此画像砖上的宅院为汉代官绅豪富住宅的缩影。宅院中的望楼是东汉时期官绅富豪宅院院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表现。 桐园画像砖东汉1954年四川彭县出土桐油可用来照明，种植桐树、以桐籽榨油是汉代西南地区的主要副业。 盐场画像砖东汉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此画像砖形象地再现了东汉时蜀地的自然生态和井盐生产的繁忙景象。汉代制盐业颇为发达，当时盐的种类主要有海盐、井盐、池盐和岩盐，其中井盐主要产于川滇地区，蜀地井盐尤闻名全国，史称当地"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桔柚之园"，当时的盐场都座落在山峦重叠、树木丛生、野兽出没的山峪里，盐井都较深。井上有高大的井架，并采用了比较先进省力的定滑轮装置，可上下拉动绳索取卤，采盐和熬盐煮卤的地方相距不远，通过竹管将两个地方结合起来，使取卤和煮盐的两道工序紧密相连。 庖厨画像砖东汉1956年四川德阳征集 舂米画像砖东汉1955年四川彭出土此砖上部是一座立在四根粗桩上的干栏式粮仓，左下部两人立在矮架上踏碓舂谷，右下部一人持桶倾倒已舂完的谷，另一人持双扇飏风除糠。关于谷物加工，汉代已有足碓、水碓和畜力碓的发明和运用。为了簸去糠秕以取得精米，西汉末年还发明了装有机械装置轮叶的扇车。此画像砖中使用的是足碓春米的方式，即利用杠杆原理，足碓者扶在栏杆一头，借用身体下压的力量，起动杆头，达到舂米的效果；所用除糠秕的飏扇也是手工的。 酿酒画像砖东汉1954年四川彭县出土此画像砖反映了酒肆酿酒和销售的情景。汉代的酒多为粮食酒，酿酒时必须先使粮食的主要成分淀粉分解为简单的糖以后，然后再经过酵母的作用，使糖转化为酒精，而饼曲的使用可使上述糖化和酒化两个过程交替进行。东汉时期，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九酝"的新酿造法，促成酒的醇厚和度数的提高。这一时期还出现糟床这种先进的滤洒器具，使酒糟和泛滓得以清滤，成酒更为纯净。 平索戏车车骑出行画像砖汉1984年河南新野樊集村征集整块画像砖生动展示了汉代平索戏车的杂技场面。平索戏车是汉代流行的一种杂技，车橦在其中难度最大。类似的画像砖在河南南阳地区多有发现。有学者认为，这些画像砖上的戏车图像以写实成分为主，反映了中国古代杂技艺术的高度成就；有的认为它们与官吏出行相结合，为汉代车骑制度的重要补充；有的认为，这些戏车图像所存在的杂技技术方面的不合理因素和包罗万象的构图特点，决定它们不可能以写实成分为主并完全代表了汉代杂技的最高水平，更不能贸然认为它们与汉代的车骑制度有关。 观伎画像砖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4年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此砖的左上方绘一男一女席地而坐，其中男者头上戴冠，身着宽袖长袍，女者头梳双髻，吹奏排箫，右上方有二男伎，一伎右手持剑，剑尖上跳弄一丸，左肘正掷弄一瓶，另一伎则上身袒露，双手舞弄七丸。左下方有二乐人席地而坐，正捧着排箫吹奏。右下方为二伎在表演巾舞，一女伎头梳双髻，双手挥动两条长巾起舞：一乐伎右手执槌为之击鼓伴奏。此砖准确地刻画出伎人表演跳丸、舞剑及弄瓶的技巧，形象生动逼真。尤其是手持长巾的女伎，回首翘袖挥巾，婀娜多姿：与其呼应的乐伎，那持槌欲击的诙谐神态富于夸张。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片热烈的场面。 秦汉时期的科学文化秦汉时期，科学文化有很多重要成就。造纸术的发明，使人类书写材料发生了划时代的革命。天文、历算、地震观测、医药等领域的研究，也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在汉代得到确立。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分别开创了纪传史体裁和断代为史的先河。汉代民歌、散文、辞赋富于时代内容。造纸术的发明西汉时期，人们发明了利用废旧麻料制成原始型的植物纤维纸。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在原料中增加了树皮和旧鱼网，开辟了木浆纸的先河，制造出质量较好的植物纤维纸，人称"蔡侯纸"。这种纸原料广、成本低，便于书写，逐渐取代缣帛和简牍，成为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一项重大贡献。墨的制作工艺也有所发展，出现了具有一定硬度和形状的墨锭，以隃麋（yu mi今陕西千阳）制墨最为有名。 下中：松塔形墨东汉1974年宁夏固原西郊出土此墨呈松塔形，黑腻如漆，烟细胶清，手感轻而坚致，虽埋藏地下近二千年，并未剥蚀龟裂，其完整程度几若新脱模者。秦汉时期，丸状、颗粒状、片状的墨和模制成型的墨锭开始出现。汉代用松烟中的炭黑制墨，还喜欢把松烟墨做成皴皮状以便于研磨。隃麋（今陕西千阳）自古就生长有茂密的松林，松龄较长，松树枝条中含油脂高，适宜于燃烟制墨，为汉代著名的产墨区。当时朝廷每月都发给尚书令、仆、丞、郎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此墨出土地距古隃麋不远，很可能就是隃麋之墨。 左：墨、石砚及研石西汉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右：青铜书刀西汉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这把青铜书刀是汉代文职官吏随身携带的文房用具之一。在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之前，竹简和木牍是主要的书写材料，发生误笔时，需要一种删改错字的小刀，当时称为"书刀"。东汉时，以四川蜀地生产的"金马书刀"最为有名，刀身用金丝嵌出马形，并兼刻制作者的姓名。汉代的书刀常与笔砚简牍等文房用具同时出土，其环形把手也正是为了满足人们随身携带悬挂腰上的需求。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上的官吏，头上簪笔、手捧简册、腰佩书刀，就是当时"刀笔小吏"的典型形象。 神兽形青铜砚滴西汉1957年广西梧州市出土砚滴的用途是研墨时向砚内注水，以铜质为主，多采取与水相关的动物造型，如神兽形、龟形、龟蛇合体的玄武形、蟾蜍形等。砚滴有多种形制：有的侧面附有笔插；有的如这件神兽形砚滴一样在出水口安装塞子，以便堵塞；有的在进水口装柱形圆塞，柱中心有上下贯通之孔。如按紧此孔，可阻断空气，达到控制水流的目的。 马圈湾纸西汉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出土 左：金关纸西汉1973年甘肃居延肩水金关出土右：旱滩坡带字纸东汉1974年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此纸以麻纤维为原料，纤维组织紧密，原作三层，衬裱在一辆木牛车上，出土时已碎成残片。西汉时期，人们发明了利用废旧麻料制成原始型的植物纤维纸。东汉蔡伦扩大了造纸原料的来源，不但用麻、破布、鱼网，而且用树皮为原料，开辟了木浆纸的先河，是造纸技术上的一次飞跃。旱滩坡带字纸出土于东汉晚期墓中，在制造工艺上较前有了很大的改进，它至少要经浸湿、切碎、洗涤、浸灰水、蒸煮、舂捣、二次洗涤、打浆、抄纸、晒干、揭压等工序才能制成，说明在蔡伦以后一套完整的造纸工艺已经形成。 天文、历法与算学秦汉时期，在天文、历法与算学方面有许多重大的发现、发明。其中有世界上关于太阳黑子和新星的最早记录。《周髀算经》记载了运用勾股定理做天文计算、比较复杂的分数算法等数学成就。《九章算术》是周秦以至汉代我国算学发展的一部总结性的数学专著。东汉张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地动仪。铅质算筹西汉1982年陕西西安东郊出土算筹是珠算发明前应用广泛的一种计算工具。用算筹摆成纵、横固定式的任意数码，按十进位制进行计算。 日晷汉1897年内蒙古托克托出土此日晷以中央圆孔为中心刻出两个同心圆，内圆与外圆之间刻有69条辐射线。各辐射线间的夹角相等，以此为据补足未刻部分，则可等分圆周为100份，正与一日百刻之数相当。汉代主要的计时工具是漏壶，但由于漏壶中的水位和水压无法保持平衡，滴漏速度的快慢变化，造成测时的不准确性，汉代往往用日晷进行校正。其使用方法是将晷体放正摆平，在晷心的大孔中立"正表"，在外圆的小孔中立"游仪"，将正表与游仪照准日出、日入时的太阳位置，就可以计算出当日的白昼长度，使掌漏的人员据以校准漏壶的流速、调整昼夜漏刻、确定換箭日期。 青铜漏壶西汉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1976年内蒙古杭锦旗出土此壶从梁、盖长方孔处插有刻度的箭（已失），箭随壶水外漏逐渐下降，以测定时间。 医学秦汉时期，中医学的基本体系已经建立，在病理研究，诊治、草药以及针灸，体育健身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就，其中，张仲景奠定了中医辩证施治的基础，华佗在世界上最先施用全身药物麻醉进行大手术。 "医工"青铜盆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此盆敞口、沿外折，浅折腹、假圈足。口部和底部各有一处修补，系用铜钉铆合。在口沿上两处、器壁上一处刻"医工"字样。其外壁距口沿3厘米以下铜色较黑，可能是隔水蒸药用所致。出土的汉代医疗器具多为青铜制品，与《治百病方》提到的药物要用青铜器冶合的要求相符。古代医者通称为"医工"、"医匠"，而汉代诸侯王国主管医务的官吏被称为"医工长"。这件"医工"青铜盆为中山王内府的医疗器具，也是迄今为止年代最早而自铭为医用的器具。 金医针 西汉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满城汉墓共出土4枚金医针、5枚银医针，其中金医针可分为3种：三棱形的为锋针，用作放血：尖锐的为毫针、用作针灸，圆钝的为提针、用作点刺。此枚金医针是用作针灸的毫针。针灸学在汉代已渐趋成熟。满城汉墓出土的金银医针，与《黄帝内经·灵枢》中关于"九针"的记载约略相合。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帛书《经脉》中论述了人体内十一经脉的循行、主病和灸法。四川绵阳双包山2号西汉墓出土了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人体经脉模型。在东汉时成书的《灵枢经》中，对经脉的循行、脸穴的部位及针刺之法也都有明确的叙述。 汉代画像石汉代画像石常见于阙、祠堂、墓室、棺椁等石质建筑物或葬具上，以河南南阳、湖北北部、山东、江苏北部、安徽北部、陕西北部、山西西部、四川和重庆等地区的发现最为集中。石上画像采用线刻、浅浮雕、减地平面阴刻等技法，生动反映了当时的生产活动、社会生活和神话故事等方面的内容。针灸画像石东汉（公元25年 220年）山东微山两城出土此画像石中层，刻一人面鸟身的神医正为病人作针刺治疗。 牛耕画像石东汉1952年江苏睢宁双沟镇出土 冶铁画像石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30年山东滕县出土此图描绘了东汉时期冶铁生产的情景：左部是工匠操持排橐（tuo）鼓风，中部是锻制，右部可能是在检测、采矿。 秦汉时期的周边各族秦汉时期，除中原地区人口众多的汉族以外，主要有北方的匈奴，东北的乌桓、鲜卑族，西北的西域各族，东南和南方的百越，西南的西南夷等。各族人民创造了各具特点的文化，为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匈奴这一时期，匈奴具有发达的游牧经济和强大的军事势力。秦朝大将蒙恬曾率军出击匈奴。汉朝和匈奴之间也曾发生激烈的军事冲突，但又长期互通关市，多次和亲。西汉元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与汉朝立下盟约："汉与匈奴合为一家。"在一些匈奴人活动地区出土的文物中，草原文化特色和汉式风格并存，反映了两族人民密切交往的史实。 狩猎纹骨饰西汉1956年内蒙古包头市郊出土此饰件用兽骨制成，呈圆筒形，一端平齐，另一端斜口。外壁用针刻画出飞鸟、奔跑的野猪、搭弓射箭的猎手等图案，技法娴熟，造型生动，是反映汉代匈奴游牧生活的一件艺术佳作。 左：三人奏乐青铜带钩1956年内蒙古准格尔旗出土右：骑士青铜带钩1956年内蒙古集宁二兰虎沟出土西汉 放大图 左：鹿形青铜饰西汉1956年内蒙古包头市郊出土右：双羊青铜饰东汉1967年河北张家口出土 放大图 青铜鍑西汉（ 1956年内蒙古集宁二兰虎沟出土这种青铜鍑为游牧时野炊之用。 “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青铜印东汉1979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此印为驼钮,印面篆文阴刻“汉匈奴归义亲汉长”8字,是东汉中央政府赐给匈奴族首领的官印,其中“归义”是汉政府给予其统辖的周边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 西南各族秦汉时期，居住在今云南、贵州及四川西部一带的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冉駹、筰都、白马等族，当时统称西南夷。其中滇族处于发达的青铜文化阶段，青铜器上有很多反映社会面貌的装饰。汉朝在西南地区设郡，密切了西南各族与汉族之间的往来。"滇王之印"金印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此印为金质，蛇钮，印钮与印身为分铸后焊接而成，印面凿刻篆书"滇王之印"4字。《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公元前109年，滇王降汉，汉武帝在滇国地区设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使其继续统领滇民，金印的出土，证实了这一历史事实。有学者认为，汉代诸侯王印及文职官印之印文均为铸成，只有部分军职官印因急于封拜而有凿文的。此金印印文为凿制，是由于西汉政府为封赐降汉的滇王而仓促制成的缘故。也有学者认为，印文分为凿制和特制，在制度上并没有任何抵触，在技术上也不会有什么困难。此金印用凿文，可能是原来铸文的金印不能用来随葬，滇王需要代代相传，所以只能用仿制品。 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此贮贝器器身作筒形，中束腰，腰部有对称虎形耳一对，器盖上铸七牛，其中六牛环绕于器盖边缘，一牛伫立于青铜鼓上，耸然独出于众牛之上。滇国畜牧业比较发达。当时的家畜、家禽主要有牛、马、羊、猪、狗和鸡、鸭等品种，其中牛的数量最多。这些牛全部为黄牛，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体型较大，前额宽广，大耳，角长且上翘，颈项上有突起的肉峰，四肢粗大，颈下垂肌发达，长尾。另一种体型较小，前额突起，两角弯曲下垂，颈项上有突起的高肉峰，阔尾。此类黄牛数量较少，生存于我国今甘肃、新疆及中亚一带，后来可能随当地的游牧民族传入云南，为滇国居民饲养。此贮贝器器盖上的黄牛当属前者，其造型健壮威武，闪烁着夺目的艺术光辉。 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出土此贮贝器器身呈筒形，腰微束，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底部有3只兽爪足。盖上铸1间干栏式房屋及各种人物127个（未计残缺者）。房屋建筑主要由屋顶和平台构成。屋顶呈人字形，平台由小柱支撑，上面高凳上垂足坐着一位主祭人。这位主祭人的周围放置16面青铜鼓，其左前方和右侧均为参与祭祀者，面前摆放着祭品。平台左右两侧为椎牛刑马、屠豕宰羊等场面。平台之后有击打青铜鼓和錞于的，有待刑的裸体男子和持器盛物的妇女等。诅盟为古代西南民族中极为盛行的一种风俗，凡有重大事件都要用盟誓来约束，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典礼。从此贮贝器的器盖上平台后面杀人祭柱场面来推测，这是一次立柱祭社的仪式。 吊人青铜矛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此矛为圆，刃部呈柳叶形，前端收束成尖锋，中间起脊。刃部近柄处各吊一裸体男子，头梳捶髻，双手背剪，似为受刑之人。滇人青铜矛可以分为阔叶形和柳叶形两种基本样式，其中柳叶形的数量最多。此吊人青铜矛器形奇特，具有浓郁的滇民族风格，是滇人仪仗用青铜兵器中的珍品。 青铜枕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72年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此枕作马鞍形，两端上翘，顶端各焊铸一圆雕立牛，正面铸有双旋纹，背面在虎纹、双旋纹地上浮雕三立牛。青铜枕是滇国特有的器物，在此次古墓群发掘中共出土6件，均位于骨架头部，有的枕上尚留有头骨残片。牛在滇国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用作祭祀仪式中的牺牲、对外贸易的商品和财富的象征。这些特殊功用是牛的形象在滇国器物上频繁出现的重要原因。 群猴环边青铜扣饰、方形群猴环边青铜扣饰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鎏金四人舞俑青铜扣饰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此扣饰作4人并排站立舞蹈状。4人均头戴尖顶高筒帽，身着长衣，肩部披帔，腰束带，带上佩圆形扣饰；右手执铃，左手挥舞于胸前；口微张，似乎在说教。为取悦、祈求大自然的一切事物和逝去的祖先给人间带来恩赐和保护，滇国居民常举行繁杂的祭祀仪式。在这些仪式中，巫师承担着沟通人与神之间信息的职能。他们一般有两种形象，一种服饰虽与众不同，但形象平和、稳重，以说唱表演为其作法方式；另一种不仅服饰奇特，而且装神弄鬼，狂奔乱跳。此扣饰表现的是滇国巫师起舞作法的场面，巫师的形象和风格属于前者。 虎钮青铜錞于 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传四川成都出土此錞于是汉代蜀人或巴人的遗物。 百越秦汉时期,东南沿海和南方一带的百越各族,分布在今浙江、福建地区的称东瓯、闽越, 广东、广西一带的称南越、西瓯和雒越。这些地区出土的文物,一些具有越文化特色,许多则具有汉式特点,呈现了汉与越人文化的融合。三足陶盒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3年广东广州华侨新村出土 陶提筩西汉1953年广东广州华侨新村出土提筩是典型的越式盛酒器，可与匏壶搭配使用 四联陶罐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3年广东广州华侨新村出土此罐由4个小罐联成，底部有卷曲形短足6个，其中每罐底部1个，两道横梁下各附1个。盖顶中央有鸟形立钮，边沿各有4个钮饰相对而立，2个作卷曲形，2个为鸟形。盖面间饰篦纹与细线旋纹，腹部间饰水波纹、篦纹与细线旋纹。广州地区出土的陶质联罐用来盛干果或调味品，主要流行于西汉前期，有二联、三联、四联和五联数种，延续至西汉后期，到东汉消失。这些联罐造型奇特，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五铢钱纹青铜鼓汉1954年广西岑溪出土此鼓由鼓面、胸、腰、足4部分组成。鼓面大于鼓腰，有面檐伸出鼓胸之外，腰部收束，以一道突棱与足部分界，足部略向外扩张。胸、腰间铸有鼓耳，可系绳悬吊。鼓面边缘环铸6只蹲着的青蛙，中心有12角光芒体。鼓面和周身间饰五铢钱纹、水波纹和云纹。青铜鼓是中国古代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象征财富和权力的重器，可作典礼乐器、战争军鼓，也可用于贮存财物和放置尸骨。此青铜鼓鼓面及周身所饰五铢钱纹，系汉代中原地区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表达了人们祈求富贵的美好愿望。 羽冠舞人纹青铜鼓西汉11972年广西西林普驮出土青钢鼓是古代南方和西南少效民族一种象征权力的重器,可作典礼乐器、战鼓、贮存财物成装殓尸骨之用。 提链青铜壶西汉1955年广西贵县出土 越式青铜鼎西汉1983年广东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 西域各族汉代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包括今新疆、中亚在内的广大地区。西汉初年，西域一带有乌孙、楼兰、若羌、精绝、于阗、车师、龟兹、疏勒等三十六个小国，有的从事农业。有的以游牧为主。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加强了与西域各族的联系。汉宣帝设立西域都护府，对西域广大地区施行管辖。"汉归义羌长"青铜印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1953年新疆沙雅于什格提出土此印是汉政府赐给分布在西域昆仑山北麓的羌族首领的官印。 毡帽西汉1934年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出土 梳毛木手桨形木器，此器是插在墓前的标志。木篦西汉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出土 东北各族秦汉时期，东北地区分布着乌桓、鲜卑、夫余、沃沮、挹娄、高句骊、濊貊等族。在这些地区出土的遗物，有些与匈奴同类文物相似，又往往与汉式文物共存，表明各族的密切关系。鎏金神兽青铜牌饰汉1980年吉林榆树老河深出土此牌饰正面铸出一形如飞马的神兽，神兽吻部有弯角上翘，昂首扬尾，四蹄腾空，双翼伸展，作奔腾飞翔状。《魏书·序记》云：拓跋鲜卑从今天大兴安岭北部即所谓大鲜卑山南迁时，"山高谷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据研究，牌饰上的神兽正是按照这一神话传说设计的。值得注意的是，吉林榆树老河深在大兴安岭以东，非鲜卑南迁时所经之地，这里的墓群应该属于东部鲜卑。关于榆树老河深的族属，曾有鲜卑和夫余两种认识，近年来多数学者倾向于该墓群为夫余遗存。 马形青铜饰西汉1956年辽宁西丰西岔沟出土 青铜腕饰西汉1980年吉林榆树老河深出土 秦汉时期的中外交流秦汉时期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呈现新局面。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一条自首都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直达中亚、西亚的陆路通道。精美的中国丝绸输往西方国家，西方的物产也传入中国。这条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后来被称作"丝绸之路"。当时还加强同四邻国家的物质文化交流，开通了从西南通往今天缅甸、印度的陆上通道，开辟了从今天广东、广西和海南沿海通往今天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海上航线。 玻璃杯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55年广西贵县出土此杯系模压成型，成型后又经过抛光，淡绿色，透明，外壁饰有两道弦纹。经分析，此杯为钠钙玻璃，与罗马玻璃成份相符。大约在西汉武帝时代，中国船队从今广东徐闻和广西合浦等地出发，开通了远达南印度及斯里兰卡的海上航线。通过这条海上航线，中国的丝绸、印度的宝石、阿拉伯的香料等被运至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玻璃器皿、货币等也被运往东方各国，其中罗马帝国的玻璃制造技术对汉朝合浦地区的玻璃制造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的合浦人从罗马人那里学会了烧制玻璃的技术，利用当地的材料，烧制出大量既不同于西方的洋玻璃，又有别于中原内地国产铅钡玻璃的钾玻璃。 蓝琉璃碗1954年广东广州横枝岗西汉墓出土这是在中国出土的罗马玻璃器皿。 佉卢文井栏残石东汉（公元25年﹣220年）1924年于河南洛阳采集此石上刻佉卢文佛教内容的题记，是东汉灵帝年间（公元168年﹣189年）贵霜大月氏人流寓洛阳的史迹。 秦汉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政治、经济、民族关系、对外交往以及科技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不仅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格局，还为后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下一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