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1949 年 5 月，上海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在历经战火后迎来新生。彼时，摆在新成立的军管会面前的，是一个千头万绪、亟待治理的复杂局面。而陈毅，作为上海市军管会主任，以其非凡的智慧、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政策，其中对国民党旧政府工作人员的留用政策，尤为凸显其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与包容大度的领导风范。</p> <p class="ql-block">上海解放初期，市政府系统留用人员多达 14000 余人，若再加上警察、教师等公职人员，总数超过 45000 人。这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群体，其中不乏对新政权持观望甚至抵触态度者，更有混入其中的特务分子，给接管工作带来巨大挑战。面对这种情况，军管会内部意见不一，部分人主张对旧政府人员集中看管，更有激进者喊出 “反动派该杀就要杀” 的口号。但陈毅却有着不同的考量，他深知，简单粗暴地处理这些人员，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不利于新政权在上海的稳固与发展。</p> <p class="ql-block">陈毅的留用政策，首先体现为对专业人才的重视与信任。原国民党工务局局长赵祖康，在上海解放后，将市政档案整理得井井有条。当陈毅翻看档案时，对其中一份标注细致的地下管网图赞不绝口，尽管图纸右下角盖着青天白日徽，陈毅仍批示将此图转城建处速印 200 份分送各抢修队。这一细节，不仅让赵祖康感受到新政权对专业技术的尊重，也为其他留用人员吃下一颗 “定心丸”。在陈毅看来，这些旧政府中的技术官僚，掌握着城市建设与管理的专业知识，是上海恢复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只要他们愿意为新社会服务，就应该给予他们施展才华的机会。</p> <p class="ql-block">在文化界，陈毅的统战智慧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军管会最初拟定的文史馆员名单仅有 30 人，多为留过洋的进步学者。陈毅却认为，应该扩大范围，将那些前清翰林、遗老遗少也纳入其中，只要他们肯为新社会写文章，就统统请来 “喝茶”。当负责审核的干事对某位曾为汪精卫写过贺寿诗的老头提出异议时，陈毅以自己曾与蒋介石握过手为例，表明不应因过去的历史问题而将人一棍子打死，重要的是看其现在是否愿意为新政权所用。这种豁达的态度，为新政权在文化领域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与认同。</p> <p class="ql-block">陈毅的胸怀大度，在对待敏感人物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某位与国民党大特务戴笠过从甚密的报业大亨未随蒋军撤离，陈毅得知后，亲自登门拜访。他没有摆出胜利者的姿态，而是以借《申报》合订本给新闻学校当教材为由，与报人亲切交谈。临走时，还不忘调侃客厅里的青瓷花瓶，暗示其留在上海比去台湾更安全。陈毅的这一番举动，不仅展现了他高超的沟通技巧，更体现了他对不同立场人士的尊重与包容。最终，这位报人被陈毅的诚意所打动，三个月后主动将印刷厂捐给政府。</p> <p class="ql-block">当然，陈毅的 “不杀” 政策并非无原则的宽纵。他清楚地认识到，留用人员中必然混有一些顽固分子，就如同 “黄浦江里捞鱼，总要带点泥巴”。但他更明白，简单地采取处决等强硬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公安局长汇报查出十二名潜伏特务，请示是否公开处决以儆效尤时，陈毅将名单往文件堆里一塞，反问道：“枪毙容易，可那些观望的人还敢来登记吗？” 事实证明，陈毅的决策是正确的。这批特务经过改造，有八名成为反特积极分子，为新政权的安全工作贡献了力量。</p> <p class="ql-block">随着时间的推移，陈毅的留用政策逐渐显现出显著成效。到 1950 年春节，上海的煤炭供应量恢复至战前水平，霓虹灯重新在外滩亮起，城市逐渐恢复往日的生机与活力。那些曾被怀疑 “手上沾血” 的旧警察，如今带着红袖标在弄堂里调解邻里纠纷；原市府财政科长也在教营业员打算盘，将自己的专业技能运用到为人民服务中。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上海社会秩序的稳定，更彰显了陈毅留用政策的成功。</p> <p class="ql-block">陈毅在上海解放后对国民党旧政府工作人员的留用政策，是其伟大人格与卓越领导才能的生动体现。他以宽广的胸怀、务实的态度和坚定的信念，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上海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政策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精神财富。在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依然能从陈毅的身上汲取智慧与力量，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p> <p class="ql-block">（本文文字由Al生成，文中图片取自网络公开图片。）</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