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民：从县志总述说起

美丽大荔

从县志总述说起

文/王小民

《大荔县志》（1994版）是大荔县首部社会主义新方志，从专业角度评价，内容丰富，记述完整，体例规范，质量上乘，称得上一部科学性、系统性、时代性兼备的优秀志书。

县志作为“官修百科全书”，其编纂水平直接关系到历史传承的准确性与文化价值的延续性。客观地从多维度考量《大荔县志》（1994版），瑕疵在所难免，这里面有历史局限的原因，也有流程控制的问题，还有就是编纂者的因素。出版界有一句玩笑话叫“无错不成书”，玩笑归玩笑，严谨地讲，准确是志书的灵魂，真实是志书的生命，容不得半点马虎。今天，小民试着从县志的总述入手，指出疑点一二与方家探讨。

　　总述是方志的开篇之作，提纲挈领地介绍本地方方面面综合情况，作用好比《说明书》，“使手持此书者，读概述后，进而浏览全文，其繁者可以用志不纷，其简者亦将推阐焉而有得，或竞不及读全文而大致了了”（黄炎培）。具有全面性、概括性和引导性的总述，在志书中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大荔县志》（1994版）“总述”先述区位及自然，然后转入历史，提到：“商、周时即为古同阝国及古芮国所在地。”史实告诉我们，商周时大荔这一块确实是同阝国、芮国所在地，但问题在于，志书采用书面语言，既然已经明确了“商、周时”的概念，就不应该将口语化的“古”加进去。这个“古”不仅是一个字，更是一个概念，往往给人以朦胧。接下来提到：“……西汉时设冯翊郡，唐代武德元年（618）改冯翊郡为同州……”这一段叙述，本意突出接续性，然而错点鸳鸯、混淆是非。首先，西汉没有“冯翊郡”的概念，大荔地界时属“左冯翊”。东汉定都洛阳后，才把左冯翊改为冯翊郡。其次，“同州”最早出现在西魏元钦三年（554），撤销华州，改设同州。隋大业三年（607），同州改为冯翊郡。唐武德元年（618），废冯翊郡复设同州。这，便是同州从初设到废除、再到复设的全过程。志书中的大过桥式叙述，容易带来同州设立时间和承接关系上的错觉，误导公众认知。

　　建国后，平民县并入朝邑县，朝邑县并入大荔县，笼统地说“三县合一”也行。只是，在叙述行政区划情况的时候，一定要注明“1989年”的时间概念，避免不知所云何时的尴尬。提到：“民族以汉族为主，有回、壮、满、土、蒙、苗等10个民族。”其它倒没啥，问题在于“蒙族”并非正确称谓，应规范使用“蒙古族”这一名称。地方志编纂政策强调民族称谓的准确性，明确指出“涉及民族宗教的内容必须严格遵守政治性、政策性和常识性要求”。例如，不可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为“国民党”。同理，“蒙古族”也不可简称为“蒙族”。

大荔县人杰地灵，名家辈出，总述提到：“清代……有主持正义，坚持护法事业，后抑郁而亡的尚镇圭；民国时期有曾参加辛亥革命，建国后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教育部长、外交学会会长的张奚若。”以上两位著名人物，其生平与功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过渡性特征，他们身跨两代，身份地位独特，因而不能简单地归类为“清代人”或“民国人”。有观点认为，身份归属的本质是历史叙事的选择（时代贡献决定朝代归属），不是没有道理。尚镇圭提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张奚若首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从两人成长的时间线上看，有历史使命的转折、有法律与政治的决裂，可以说他们存在本身就是具有现代性的文化符号。如同伟人孙中山、毛泽东，他们均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朝代人物”，以“时代”取代“朝代”更为妥切。

　　志书，不同于娱乐类文化图书，秉持严谨地指出其中的讹误，绝不是吹毛求疵、鸡蛋里面挑骨头。有错当勘，存真求实，是客观公正对历史负责的品德、态度和精神，有且只有这样，志书才会质量更好功效更强，才能更为充分地发挥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