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逆天改命的几位语文老师

老张也说说

　　在漫漫求学之路上，从小学到大学，我邂逅了众多老师，他们如璀璨星辰，照亮了我知识的天空，每一位都值得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然而，在这众多的师长之中，真正能给予我深刻启迪，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且受益终身的，仅有寥寥几位。此刻，我愿从时光的长河中，将他们一一“打捞”出来，细细诉说那些语文老师与我相伴的难忘岁月。

小学语文老师舒秀芳

上一年级时，语文老师如走马灯般连续换了好几位。直到步入二年级，语文老师才基本稳定下来。她是一位高高大大的女老师，一只眼睛患过眼疾。她是安康人，这一特征在语言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口语里把“喝水”念成“喝匪”。在我们所处的地区（如今已发展为市）的十大县中，唯有安康人有着这样独特的发音习惯。她的老公高高瘦瘦，一脸络腮胡，鼻梁上架着一副深窝近视眼镜，在当时的热门单位供销社工作。那个年代，供销社和粮管所就如同金饭碗，有多少人羡慕和向往。

　　从三年级起，舒老师开始引领我们走进作文的奇妙世界。那时，课外读物对我们而言是奢侈品，我们根本不知道作文究竟是何模样？舒老师耐心地告诉我们，作文就是练习写文章。在那个特殊的学习阶段，几乎大半时间都被学工、学农占据。本地没有工厂，所谓学工不过是给学校搬石头修厕所罢了，而学农就是夏天到学校附近生产队帮忙收割小麦，冬天帮助修梯田。因此，我当时对学农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我们大多数学生都来自农村，各种农活早已得心应手，还需要专门在学校学习吗？这只是我的看法而已，只有在学校参加的劳动才算数。除了修田、收割还不够，学校与周边大队协商，组织我们去附近荒芜的山头、河滩开荒种地。

　　第一篇作文的题目是《记一次有意义的劳动》，写的是在河滩劳动的经历。作文本早已不知去向，但我仍清晰记得，作文开头是写景，而在描述劳动过程时，我大胆地使用了一个从废报纸上学来的成语“汗流浃背”。没想到，舒老师十分惊讶，在作文讲评课上，她充满感情地朗读了我的整篇作文，还对“汗流浃背”一词的使用大加赞赏。那一刻，犹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在我心中激起层层涟漪，极大地激发了我学习语文的兴趣。没有课外书，我就连包面条、供销社包商品的小块报纸也不放过，都要拿来看，甚至地上人们丢弃的废纸，只要有文字我也要拣起来看一遍。吃饭时，我手捧语文书；上厕所时，语文书也时刻相伴。每次语文考试，我总是第一个交卷，而且考试成绩稳居全班第一。

舒老师经常用一首顺口溜来善意地讽刺语文考试抓耳挠腮的同学：

学习不用心，

考试问脑筋；

脑筋不答应，

气得肚子疼。

简单的话语，饱含着她对同学们学习的殷切期望。

　　时光匆匆，进入五年级，学校更换了我们的语文老师。当时的我，心中满是不舍，可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又能怎样呢？只能默默承受这份无奈。五年级的语文老师是一位中年男老师，姓丁名仁德。我清晰地记得，冬天他带我们去两个生产队修梯田，春天则带我们去一个大队的山垴上开荒种地。实际上，我一天田都没修过，更没去山上开过荒，只是留在住地负责管伙。

修田的夜晚，住户农民家里没有任何娱乐活动，丁老师便施展他的才华，为我们模仿玩猴艺人耍猴戏，还绘声绘色地讲民间故事。他给我们讲了两个《三国演义》人物传说，一个是《孔明巧计斩邓艾》，一个是《孔明死治司马懿》。这两个故事都被我整理收录进了第一本民间故事集《蟒蛇传奇》。只可惜，在审稿过程中，大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认为民间传说神化了诸葛亮，“哪有那么神？”大笔一挥，删掉了《孔明死治司马懿》。我心中满是无奈，觉得这位中央级出版社的老总有些无知，混淆了神话与现实生活。可没办法，人家掌握着生杀大权，就连责任编辑也对此无能为力。

从小学到初中语文考试，每学期我都是所向披靡，但升高中的语文考试一道题却让我彻底傻眼了，翻译《三元里抗英记》第一大段，可是我们在初中就没学过文言文，为了不空题，利用学习的文字知识连猜带蒙完成了这道题。

中学语文老师李道觉、周平凡

高中两年里，我经历了3位风格迥异却又同样令人难忘的语文老师。

第一位语文老师名叫舒锡玖，他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教师。岁月的风霜染白了他的双鬓，生活的磨难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当时，他已年近七旬，走路蹒跚，讲课竟常常忘记自己讲到何处。听其他老师说，舒老师乃是老牌大学生，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只可惜，命运对他颇为不公，因家庭成分高，他遭受了多年的不公正的待遇，记忆力也因此严重衰退。舒老师在那风雨如晦的解放前白色恐怖时期，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掩护我党地下工作者撤离。革命胜利后，那位被他保护的地下人员成为了西北地区我党中高级领导干部。舒老师退休后，居住在师母所在单位城关小学。他曾邀请我去他家，帮忙撰写申请报告，希望落实政策，享受有功人员的待遇，也不知后来结果究竟如何。

　　第二位语文老师名叫李道觉，他出身书香门第，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一学期，我们第一次使用全国统编教材。第一课便是碧野的散文《天山景物记》，那优美的文字如潺潺流水般淌入我们的心田。学完此课，李老师布置了一道作文题，模仿《天山景物记》写一篇游记。当时的我，冥思苦想，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似乎寻觅不到如天山般美丽的景色。最后，我想到了离区政府不远处的石门。那里，河两岸的山峰在此收紧，岩壁陡立如一道石门，在石门内不远处，状元河与小沟河交汇，修建公路时岩石渣堆积在石门形成了小堰塞湖。春天来临，两边岩壁的山上山花烂漫，宛如一幅绚丽的画卷。于是，我挥笔写下了《游石门小记》。

　　李老师对这篇作文赞赏有加，他在作文评语中写道：“此文描写细腻，情感真挚，如临其境，如见其景，实乃佳作！”他还在作文课堂上进行了详细点评。由于他身兼教务主任一职，便将我的这篇作文推荐给了其他语文老师和校长。在他们和同学的宣传下，我的名字渐渐传开，许多人都借去作文本抄写。后来，我的干妹妹彭贤芝借去抄写后，署上她的名字投给了县广播站，我的同事李万寿便将它编辑进了“岚河之声”栏目，在全县进行了广播。我虽知晓此事根底，却也不好去揭穿。从李老师这里，我最早埋下了热爱写作的种子。

　　李老师的小儿子李康，最初在教育系统工作，地区那年招考广播编辑记者，李康与同事陈帮明，还有农村青年刘华力，我们四人被一同初步录取。李康 、陈帮明因为文教局不让调走，未能如愿；刘华力因为体检心率不齐而落选，只有我一人被正式录取。

第三位语文老师周平凡，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却历经磨难。童年时期，遭遇诸多不幸。中学时，他有幸师从岚皋名人王寿山先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他本身学历并不高，仅是初师毕业，但其基本功却异常扎实，实际水平远超许多大学生。

　　早年，周老师投身教育工作，先后在本县官元、铁佛、佐龙和花里等区任教，还在县文教局工作过。1960 年，自然灾害肆虐，国家号召城镇居民下放农村，在职干部、教师加强农村第一线，周老师退职支农。此后，虽间断代理教师，却一直未能正式恢复工作。我曾带他去县委安置办公室寻找，然而，由于与他同期下放的人众多，情况复杂，以当时国家政策为由，未能恢复公职。

我们临毕业这一学期，语文老师李道觉被抽去新筹建的石门中学负责，讲授我们语文的任务便落在了周老师身上。

　　周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语文课，便是讲解唐代文学家杜牧的《阿房宫赋》。这篇文章教学难度极大，不易找到自然生发的教学点，对思想意义的挖掘更是颇具挑战。但是，周老师却偏偏选了这一课，他对这篇文言文进行了深度解读，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让我们仿佛穿越时空，领略到了古代文化的魅力和阿房宫的富丽堂皇。这堂课无疑是周老师的立威之课，也正是通过这堂精彩的授课，正式确立了他在我们心目中博学多识的地位。

周老师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另一课，便是讲解南宋文学家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课堂上，他运用似唱非唱、似歌非歌的独特诵读方法领读这篇课文，那抑扬顿挫的声音，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令我们如痴如醉，神思飞扬于古诗文的意境之中。以至于 40 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能吟诵开篇几句：“德佑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

　 高中毕业时，毕业生致辞的写作任务落在了我的肩上。我绞尽脑汁，写了一大堆老师如何辛苦、学生多么感激的话，却总觉得不得要领，未能表达出内心真正的感谢之情。无奈之下，我将写好的草稿请老师指正。周老师看后，微微思索，在上面加了一句画龙点睛式的话语：“老师，您不但今天是我们的老师，而且以后永远是我们的老师！”这句话一加，整篇致辞瞬间升华，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

我们毕业还未离校，周老师就被停止了代课工作，去了汉中农村，后来又迁回文明村。

在那个特殊年代，从小学到高中是九年学制，而非如今的十二年，学工学农几乎占据了我们一半的学习时间。从小学到高中一年级上学期，我们都学习的是地方编印的土教材，珠算取代了数学基础知识分数和通分，进入初中上数学课大部分时间摸头不知脑，以至于高中毕业，我的数学毕业成绩只考了47分。给我最大的刺激是，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包永欢在统计毕业成绩时，不及格的功课分数都用红笔书写。因为语文成绩考的特别好，包老师讥讽我是专科独进。

后来，听老师告诉我，我虽然高考名落孙山，但是语文却考了第一，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其他功课成绩实在太差落了分，因而败走麦城。

　　我返乡后，周老师不仅指导我种植木耳和天麻，还借给我两本他珍藏的《汉语语法讲义》和《文章选讲》。拿到这两本书，我如逢甘露，如饥似渴地自学起来。正是这两本书，进一步夯实了我的语文基础。

周老师对学生的知识传授一而贯之，没有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知无不言，毫无保留。从北京回老家探亲，我把刊登有自己采写香港企业家文章的杂志带给老师看，希望能够给我提些意见。老师看了之后，先是说了些鼓励的话语，然后话锋一转，尖锐地指出了我写作中多年存在的毛病，即同一词语反复出现，不懂得巧妙转换。此后，我每次写作时，耳边都会响起老师的警示之语。

大学新闻写作老师秦殿杰

秦老师从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社退休之后，接受中国新闻学院聘请，出任“采访与写作”课的教授。

秦老师与专职教授的教学风格可谓大相径庭。他极为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秉持着在精通理论的同时，务必强化动手能力的理念。其讲课风格幽默诙谐，毫无那种一本正经、高高在上的说教之感，恰似慈父与儿女们亲切地促膝长谈。每堂课上，秦老师仅仅花费三分之一的时间讲授专业理论，而把其余的时间用于剖析范文、展开交流讨论。故而，每次上课之前，他都会精心地从中央各大报刊上遴选众多优秀文章，复印之后再分发给大家，以供学习参考。

　　秦老师倡导学生现身说法，挑选学生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让学生走上讲台分享采访与写作的经验。我那篇发表在《中国林业报》“森林”社会副刊上的报告文学《官元绿色歌》，以及刊载于《东方企业家》杂志的报告文学《明珠的故事》，也有幸被秦老师选中。他为我拟了一个提纲：“你写鸡蛋梁前后采访了多久？找了多少人？事例怎样搜集到的？大的场面与个人典型的事例如何找到的？采访体会有哪些？结合《明珠的故事》谈谈人物采访、搜集材料的体会。”我当时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走上讲台面对台下的秦老师和诸位同窗，操着一口生硬的普通话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甚至内容都有些偏离提纲了。而秦老师则在下面一边认真地聆听、记录，一边不时插话予以肯定。

　 最后一学期，秦老师为西部班学员授课的时候，他看见与我同寝室的赵勇、王苏民同学，便让他们给我捎话，让我有空去找他一下。下课后，我去西部班教室门口见到了秦老师。他直截了当地说道：“依你的能力和水平，不要回那个山沟沟里去了。要么是北京，要么是西安。总之，不要成天待在教室里上课，要多出去闯荡，复印你已发表的文章，去说服他们，户口问题最为棘手。”

毕业后，我没有听从秦老师的忠告，抱着对家乡的眷恋和不舍，依然回到了家乡的原单位，从而错失了许多更好的机会。后来，每当想起这事就后悔不已，可是又用什么用呢？天下药房千千万，没有一家卖后悔药。这正应了家乡一句俗话：不听老人言，必定吃稀饭。

　　如今，我已从中央级媒体退休，语文给了我金饭碗，让我走出农村，进入县城，再跻身人才济济的首都拥有一席之地，忘不了我所有的老师，更忘不了几位教我语文作文和写作的老师，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知识，为我打开了语文学习的大门，使我拥有了用文字谋生的一技之长。回顾我从小学到大学，总共在校十一个年份里，真正上课不到七年，有成功有失败。成功是语文考试所向无敌，成绩一直稳居第一；失败是由于学习偏科，导致高考失利，在该学习的年龄与大学失之交臂，只能在参加工作十年后，再次拿起课本挤入高考大军，付出的努力和艰辛可以说是当年的十倍和百倍，这是值得当今小学与中学生们应该记取的教训，尤其值得广大家长们警惕，孩子别重蹈我高考失败的覆辙。

在这里，我也友情提醒广大小学、中学生家长们，一定要告诉你孩子在学好其他功课的同时，不能忽视语文课的学习，尤其是要写好作文，它不仅能使其高考拿到高分，还可以为一个人逆天改命，让其受益终身！（张吉录）

注：插图来自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