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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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节，我去给父母上坟，去年在妈妈坟前栽下的柳树，不但成活了，而且长得枝叶茂盛。弟弟说这是因为我家坟地的风水好。柳树长得好有天时地利的因素，但我更愿意相信，是父母前世的善举感动了上苍。他们带来的福荫，会惠及子孙后代。

　　脑海中浮现出妈妈慈祥的面容，仿佛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在坟前点上烧纸，摆上供品，给妈妈深深地磕三个头。我把积攒了好久的话说给妈妈听，风儿轻轻，草木晃动，她老人家好像会意了我的意思。没有悲痛，只有安慰。妈妈一生历经坎坷，吃了太多的苦，冥冥之中，她也希望子孙后代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妈妈的一生平凡而伟大。她的阅历像一本厚厚的书，足够我付出一辈子的时间去研读。妈妈的身份是卑微的，但她的处世之道和为人的哲学，让我终身受益，尤其是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所表现出的百折不挠的精神。每当我抱怨生活的不如意，就会想起妈妈的经历，那一刻，所有的负面情绪都可以化解。

　　妈妈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家，小时候的生活比黄连还要苦。她是贫农的女儿，从一出生就被打上了贫穷的烙印。姥爷没钱购买土地，世代靠租种别人的土地为生。妈妈也像一个小长工，春夏跟着父母种地，秋天又和父母一起收庄稼，有时候还住在地里看场子。

　　贫穷的日子不总是祥和而平静的。一九四四年春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郑州，为维持他们的殖民统治，日寇在占领区实行三光政策。飞机丢下的炸弹，使城市生灵涂炭，他们又把战火烧到了乡村，妈妈生活的村庄也未能幸免。

　　日本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姥爷和妈妈的两个伯父惨遭杀害。丧心病狂的小鬼子，还把他们的尸体投入水井，最惨的是还扔进去三颗手榴弹。村里的青壮年也难逃日本人的魔爪，十几米深的水井被尸体填满了。每每想起这些，我都心痛得不能呼吸。

　　日本鬼子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出于保护孩子的本能，姥姥在妈妈的脸上抹上锅底灰，把她藏到柴草垛里，才算躲过一劫。其他亲属也遭受日本人的荼毒，本家的大娘死在日军的马蹄下。比妈妈大一岁的堂姐躲避不及，被日本军官挥刀砍伤，她大难不死，脑门上却永久留下一道长长的刀疤。被日军洗劫过的村庄尸横遍野，血色残阳笼罩着大地。这是那个时代留给妈妈的惨痛记忆，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湮灭。

　　一九四五年，盘踞郑州的日寇，随着日本法西斯的战败滚回了东瀛老家，随之而来的国民党军队，却又使老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跟日本兵的狠不同，国民党的兵是坏。在战场上战败的国民党兵和小股的国民党流寇，成了祸害老百姓的兵痞，一些地痞流氓也加入他们的行列。

　　据妈妈回忆，村里经常出现国民党的“面条队”，专门让妇女们给他们擀面条吃。还牵走老百姓的羊，抢走老百姓的鸡，他们敲骨吸髓，榨干了老百姓的血汗。有时候遇上国民党抓壮丁，姥姥就把舅舅藏起来。国民党是名副其实的刮民党，他们像蝗虫一样，过后寸草不生，不死也得脱层皮，老百姓被他们折磨得苦不堪言。

　　姥爷继承了上一辈人的技艺，成了一名职业养蜂人，在春暖花开的季节，他就拉着十几箱蜜蜂，在方圆几十里的树林里放蜂。后来他与爷爷结识，两位老人意气相投，就给爸爸妈妈定了娃娃亲。姥爷被日本人杀害之后，姥姥领着舅舅和妈妈艰难度日。妈妈十七岁那年，姥姥积劳成疾撒手人寰，刚结婚的舅舅担负起父母的责任，给妈妈打了嫁妆，选择良辰吉日把妈妈送到我家与爸爸成亲。

　　爸爸妈妈同病相怜，他们就像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爸爸七岁的时候，奶奶就去世了。妈妈和爸爸结婚后，大娘和二娘待她像亲姐妹一样，使她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当时爸爸还在外地上学，家里的农活都靠妈妈一个人干。后来分家，我家只分了三间茅草房，一家老小吃的穿的，都靠妈妈一个人操持，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是妈妈从来没有怨言。

　　失去了姥爷和姥姥，妈妈就把舅舅家当做娘家。长嫂比母，舅妈比妈妈大十几岁，她待妈妈像亲生女儿一样好。过年过节去舅舅家走亲戚，舅妈都会变着法儿给我们做好吃的，比如炸冬瓜，茄子馅的饺子，番茄鸡蛋捞面条，因为没有钱买肉，做这些饭已经是舅妈倾其所有，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了。

　　记得我三岁的时候，舅舅有病在公社卫生院住院，我和妈妈去看他，舅舅拿出表哥买的芝麻饼给我吃，我觉得这是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我问妈妈：是不是舅舅有病就会有好东西吃了？妈妈说我是傻孩子。结果舅舅第二次住院，落下了偏瘫后遗症，后来话也不会说了，我恨自己的乌鸦嘴，我多么渴望舅舅能快点好起来呀。

　　每年春节和清明，我都会跟妈妈去给姥姥姥爷上坟，妈妈会跪在坟前哭一场，直到眼泪哭干了，才牵着我的手依依不舍地离开，那种痛难以言喻。她肯定是想念姥爷和姥姥了，还有被日本人杀害的两个伯父了。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她而去，妈妈过早地感受到了人间疾苦，她怎么会不伤心难过呢？

　　在我成年的时候，无意中听妈妈讲起：大姨夫是共产党员，是党组织的地下交通员。我也保守了这个秘密，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我曾经问妈妈，为啥没听大姨说起过？妈妈说，这可能跟大姨的个性有关。

　　姥姥生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作为家里的长女，大姨十五岁就被姥爷许配给了河西村的一户人家。大姨夫是家里的独苗，大姨他们刚结婚一年，老公公就去世了，生活的重担压在她和姨夫身上。亲戚给姨夫找了一份工作，每天早出晚归。起初大姨也不知道姨夫从事什么工作，姨夫告诉她给别人做事，叫她不要打听。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大姨家里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带给她一个不幸的消息：大姨夫出事了。大姨闻听此事，当时就瘫坐在地上。屋漏偏逢连夜雨，大姨感觉天就要塌了。原来姨夫瞒着大姨加入了共产党，在一次送情报的途中，姨夫被敌人的冷枪击中，当场就牺牲了。党组织问大姨有什么要求，她说她一个人能行，不需要谁的照顾。已怀有身孕的大姨，不久后就分娩了，生下了大表哥，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过着艰难的日子。

　　解放后，大姨再没有向别人提起过丈夫为革命牺牲的事，日子再难，也不向政府伸手。大表哥虽然没见过亲生父亲，但血脉里的传承，也使他成为顶天立地的汉子。作为烈士的后代，他从来没给父母丢脸，长大后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专，走上了工作岗位，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以实际行动，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影视剧中看到的情景，又在现实中重现。苦难的郑州人民，终于迎来了希望的曙光。一九四八年十月，中原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消灭驻守在郑州的国民党军队，为淮海战役扫除障碍。

　　一天夜里，一队解放军侦察兵行军途经妈妈家的村庄，他们为即将开始的洋桥之战做着准备。为了不惊动老乡，解放军席地而卧，村里的泥土地上躺满了人。当时已是深秋，露水打湿了战士们的衣服和被褥。

　　第二天拂晓，姥姥在大门外发现了解放军战士，看到他们风尘仆仆，秋毫无犯，觉得和原来的日本兵和国民党兵不太像。带队的解放军连长对姥姥说：大娘，咱们是毛主席共产党的队伍，是来为咱老百姓打天下的。老乡们打消了顾虑，纷纷走出家门迎接子弟兵。原来国民党宣传的共产党共产共妻全是骗人的鬼话，妈妈说，这是她平生第一次见到的对老百姓最好的军队。

　　到了晚上，洋桥之战就打响了。解放军和国民党军在郑州北郊的铁路桥交火，仗整整打了一夜，火光四射，映红了半边天。听着嗵嗵的枪声，姥姥和妈妈一夜都没合眼。打仗的时候，不断有伤员抬下来，当地的老百姓和民兵自觉加入到支前的行列中。

　　听妈妈说，仗打得很顺利，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守军。但战斗也很激烈，贾鲁河的水都被染红了。弃城北逃的国民党军队进入解放军设下的包围圈，他们负隅顽抗，企图拼死杀开一条血路。英勇的解放军战士无所畏惧，子弹打完了，就端起刺刀冲出战壕，用血肉之躯和敌人肉搏。有一名小战士，腹部被敌人刺伤，但他将流出来的肠子塞回肚里，左手拿着手榴弹掷入敌群，自己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郑州战役已经过去七十七年了，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为国牺牲的英雄烈士。在郑州烈士陵园烈士墓区，安葬着在郑州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们。一座座洁白的墓碑整齐划一伫立在那里，静静掩映在苍松翠柏间。

　　上小学的时候，每年的清明节，老师都会带领我们到烈士陵园祭奠英雄。几十年过去了，虽然自己已经不是意气风发的少年，但那份英雄情结永驻心间。现在是太平盛世，却更加想念长眠在这里的革命先烈。吃水不忘挖井人，革命先烈建立的丰功伟绩，值得我们永远缅怀。清明节到了，点亮一盏烛台，献上一朵白花，表达对他们的纪念与哀思。

　　时过境迁，作为岁月的见证者，妈妈度过了八十多个春秋。她的口述历史，随着时间的沉淀越发珍贵。妈妈爱憎分明，对日本鬼子的恨，铭刻在她的记忆深处，也是她一辈子都没有走出的阴影。我一度延续了妈妈对日本人的恨，因为对他们犯下的罪行不能释怀。有人说，不要总是活在仇恨里，应该向前看。但是我们没有权利替被日本人杀害的亲人原谅他们，日本右翼军国主义思潮沉渣泛起，不得不让我们时刻警惕。

　　妈妈她们那一代人的苦难，我们未曾经历过，为什么心底依然能泛起苦涩？因为苦难已成为我们成长的基因。我们的先辈，包括令人敬重的先烈，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