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里的墨香

天马不行空

暮春三月的晨雾还未散尽，营山朝阳村的田间地头已传来锄头叩击泥土的声响。透个车窗，我看见几十名身着校服的孩子正在地里劳动。

春风有信，层层交错的田间，麦苗青青，桃花嫣红，尤其是那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宛如从天而降的金黄油彩，在翠绿的麦苗间渲染出一幅富贵且动人心弦的锦绣画卷。而这些孩子，无疑是那花丛中闹得最欢的“小蜜蜂儿”。

这是一个周末，经朋友介绍，原本我想到营山进士之谷看看花，却无意闯进这家集劳动实践与综合实践为一体的“双实”基地，并碰上在基地工作的本地朋友。基地面积不小，建筑带有唐代风格，尚未全部完工，却已颇具气势。朋友告诉我，说建设这样一个场所，就是想给孩子们提供一个体验农活、感受传统农耕文化的机会。“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得让小孩们两手抓，要不再出进士就难咯！”

在“双实基地”的展板上，有数张穿着校服的孩子在基地活动的身影。有的在田间插秧，有的在地里育苗，还有的在灶头炒菜……每一张图片里，孩子们都特别专注和开心。如今，不少孩子在实践锻炼方面有所欠缺，这样的劳动对于他们的健康成长，无疑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至于能不能成为“进士”，倒在其次了。

说起“进士”，一直以来营山人民都引以为傲。据《营山县志》记载：从宋到清，营山一共出了57名进士，仅清朝就有26名，此外还有200余名举人、360名贡生。因此营山享有“科第仕宦、甲于蜀都”的美誉。也不知从何时起，营山被人称“进士之乡”，有识之士顺势打造出进士文化旅游景区，还推出“进士之谷”。

有一年金秋，我到了景区内的白塔公园，园里古树参天，金桂林立，鲜花簇拥，芬芳四溢。绕着进士文化景观小品走了一圈，镌刻的文字有些已经风化，即便看得模模糊糊、似懂非懂，但还是能从中读到营山人民对文化和文人的尊崇。当然，如果单从科举考取的难度来讲，能中进士的人绝对堪称人中龙凤，也值得后人赞叹景仰。唐朝290年间一共录取了7000多名进士，平均一年20几位。宋朝320年录取了4万多名进士，平均一年133人左右。而明清两个朝代，都在不到300年的时间里，各自录取进士2.5万左右，平均每年还不到100人。

理性一算，这样的难度远超如今考取北大清华的难度。从宋到清，粗略以900年计算，即便科举在蜀地名列前茅的营山，平均也要16年才出一个进士。而在2024年，营山就有2人考取了北大。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牛人”？他们留下丰厚的精神遗产，带给营山这片土地有过怎样的影响？

在营山讲起进士，人们常常会提到八个字：勤耕力学，经世济民！这其中的底层逻辑直指耕读二字。

“耕读”这两字算得上历史悠久。孔子周游列国时，曾遇到隐士长沮、桀溺“耦而耕”。这两人耕田以谋生，修身以明志，拒绝出仕，却凭借耕作实现了物质上的自给自足与精神上的独立。西汉名臣疏广官至太子太傅，晚年却主动辞官回乡，购置田产，亲自耕种，同时开办私塾教授子弟，践行“耕以养身，读以明道”。到了北宋，范仲淹创立“范氏义庄”，倡导“春耕秋获，冬学夏读”，将农耕劳动与科举教育相结合，由此培养出80余名进士，成为“耕读传家”的典范。简单来说，古人通过农耕解决生活温饱问题，磨炼自己的心性；通过读书提升思想境界，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如此一来实现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保障，找到了阶层流动的实践途径，也让心灵不断向儒家传统靠拢和净化。

在“双实”基地转了一圈，我随朋友来到“于式枚故居”。一座典型的川东北民居映入眼帘，白墙灰瓦，翘角飞檐。宽阔的大门上方，端端正正地挂着四个大字：西川士范！此时阳光缓缓洒落在它身上，折射着神圣而耀眼的光芒。

当地人介绍说，从明代营山第一任知县于绍算起，营山于氏家族便在此代代相传，共出了4名进士，其中3位是翰林，于式枚位列其中，是于绍第18世孙。“西川士范是清嘉庆皇帝帝师朱珪赠予于家15世代表性人物于煐的匾额，能得到这样的评价绝对了不起！”

这样的家族在漫长的岁月里，经历了怎样的风云变幻？小小的几间展厅自然无法完整讲述这段漫长的历史。不过让我深感惊叹的是，从于绍开始，于氏19代人中没有一个白丁。于氏家族在波涛起伏的时代大潮中，始终屹立时代潮头，涌现出如于之辐、于煐、于德培、于式枚等众多优秀人才。

曾在清嘉庆年间担任锦江书院第十七任山长的于德培，用一副惊世楹联重塑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坐标，至今读来振聋发聩：有补于天地曰功，有益于世教曰名，有精神之谓富，有廉耻之谓贵；不涉鄙陋斯为文，不入暖昧斯为章，溯乎始之谓道，信乎己之谓德。这对联与其说它是对弟子的教诲，不如看作于氏家训的公开宣言。此“功名富贵、文章道德”对联也在锦江书院众多对联中，唯一入选川大110周年版《四川大学校史》。

我终于在故居内见到“于式枚”雕像——身材中等，一袭长袍，微微略胖，如果没有人介绍，这样的“他”站在街头，似乎也泯然众人。这个生于他乡却始终牢记祖籍营山人的于氏后生，虽身居礼部侍郎、学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清史稿总阅等高位，但始终保持着祖父“朝荷锄，暮秉烛”的本色。在晚清更以文采学识、勤奋自律、风清气正等著称，深受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赞誉。

有人说于式枚祖父为乡村塾师，白日教学，早晚耕作；其父“手不释卷，足不离田”，曾作《耕读谣》：“朝荷锄，暮秉烛，田中有粟仓中玉。”这种家风直接影响于式枚的仕途——他中进士前“日耕三十畦，夜读至三更”，至于六月酷暑之际刈麦于山坡也是家常便饭。当同僚在维新与守旧间摇摆时，他选择以《资治通鉴》为镜，自制“警枕”苦读，五年内遍览经史，终在光绪六年（1880年）高中进士。

在山东省图书馆有一份珍藏：《于式枚致端方书》，这封信的背景耐人寻味。1908年，候补道员杨崇伊因持枪强夺，被时任两江总督端方与江苏巡抚参劾革职。杨崇伊不甘就此失势，于是通过同年进士于式枚向端方疏通。于式枚接受请托后，深知杨崇伊咎由自取，却因同年之谊与官场潜规则难以推辞。于是在信中说“保全者大，不止一人一家”，既变相赞许端方顾全大局，亦对自身立场做了微妙辩解，既未全然回避人情，亦未同流合污，更显出耕读世家的智慧和处世哲学。尤为难得的是，于式枚晚年淡泊名利。宣统年间屡辞要职，潜心编修《清史稿》，以学术避世，凸显出传统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风骨。

故事自然真真假假，无法求证，可能只要有需要，所有的“野史”都可以在时代的价值观下不断被重塑和定义。但我确实相信晴耕雨读的重要意义，脚踩泥土、心怀诗书的背后，一定也有以劳养廉、以学济世的目的。

三月的微风掠过川东北丘陵，斜阳染红了展厅的飞檐，驻足于绍公塑像前，恍惚看见于氏先贤的身影在光影中重叠——他们从《耕读谣》的韵律中走来，带着泥土的厚重与书卷的墨香，在这片土地上化作勤奋踏实、智慧勇敢的种子，让这个既不沿江又不靠海的小城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跑出了令人惊叹的加速度——原来，深植于大地的文化根系，才是永续发展的源头活水。

（该文2025.4.8刊发《南充日报》；4.11刊发《达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