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路（怀念父亲）

潘海峰

父亲是在2020年8月4日离开的。那天傍晚，我和爱人正带着孩子们在超市挑选新学期的文具，货架上整齐排列的笔记本还散发着淡淡的纸香，女儿踮着脚要拿最高处那个印着凯蒂猫的笔袋。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是母亲打来的电话，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电话那头，母亲的哭声像一把钝刀，一下下割着我的耳膜。她断续的话语里，"走了"两个字格外清晰，其他都化作了呜咽。超市明亮的灯光突然变得刺眼，周围嘈杂的人声瞬间像隔了一层毛玻璃。

来不及有太多的难过和准备，我们简单收拾一下立即驱车赶往200公里外的老家。三个小时后，我握紧方向盘的手还在微微发抖，第一次开高速夜路。后座上，两个孩子已经睡着，爱人时不时伸手轻抚我的肩膀，一是安慰我，二是怕我困倦。车窗外的夜色浓得化不开，车灯只能照亮前方几十米的路，我死死盯着那束光亮，挡风玻璃上偶尔映出我紧绷的脸，眼睛干涩得发疼，却不敢让泪水模糊视线。

到家时已是深夜。院子里那棵父亲亲手栽种的杜仲树在夜风中沙沙作响，老房子的正堂屋停着冰冷的棺柩。母亲瘫坐在一旁，看见我们时，她的眼泪又涌了出来。我一步步走过去，棺盖上的水珠凝了又化，就像我始终落不下来的泪。父亲安详的面容透过朦胧的玻璃，仿佛只是睡着了，只是这一次，他再也不会轻轻唤我的小名。

记忆里的父亲，常常绷着一张严肃的脸。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移村乡潘沟村小学读了半年，就转到双涧镇中心小学。五年时光像老屋门前那条土路，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却始终没冲走一个事实——我的名字从未真正出现在任何一张奖状上。

那是个奖状贴满墙的年代。家里的白灰墙上，大哥二哥的奖状像勋章一样排得整整齐齐，却不见我的名字。后来唯一一次“获奖”，是因为老师把二哥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写错了——我们兄弟三人的名字只差末尾一字。

印象中五年小学父亲只去过学校2次——那时很多家长都是如此，因为要养家糊口。第一次是他带我去报到，粗糙的大手攥着我的手腕，像拎着一件待检的货物。第二次是因为我的手指被荆条抽得肿成了胡萝卜——那个年代的老师都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父母见到老师总会说"不听话尽管打"。只是那次打得特别狠，父亲来学校时，我看见他太阳穴上的青筋跳了跳，但最后只是平静地和老师说了几句话。

冬日的清晨，天还黑得像泼了墨。我和父亲常常一前一后出门，他扛着一根扁担，要去国道边赶早班车到蚌埠进货。三里地的路，我们的脚步声在霜冻的地面上咯吱作响。走到中心街西头的十字路口，他往南，我往北。寒风中，我们连句“路上小心”都很少说，但听着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我总要站在原地，直到完全听不见了，才缩着脖子往学校跑。那时的路那么黑，可因为知道他在某个地方走着，心里就莫名觉得踏实。

初中在双涧中学的那三年，我的成绩单就像被雨水打湿的糊窗纸，总是皱皱巴巴地蜷缩在书包最底层。数理化常常只考十几分，就连本该死记硬背的历史，我也能考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低分。至今记得那个阴沉的下午，我和另外三名“难兄难弟”被班主任拎着衣领赶出教室，站在走廊上数砖缝里的蚂蚁。回家后，父亲抄起笤帚疙瘩的手扬了又扬，最终只是在我屁股上不轻不重地拍了几下——或许他早已看出，比起皮肉之苦，两个哥哥接连考上县一中带给我的失落才是更深的鞭痕。

初三那年，教室后墙的倒计时牌越撕越薄。最后一次摸底考试，我意外挤进全校百名榜，这个成绩对别人来说或许不值一提，却让我第一次在晨读时挺直了脊背。可惜中考放榜那天，红色的分数线像道天堑横在眼前：399.5分，距离县一中的540分还差着整整一条涡河的距离。唯一亮眼的是英语成绩——92分，这个数字在不尽如人意的成绩单里像颗遗落的糖。张翠美老师见到我就说：“你这孩子脑子活，复读一年准能行。”这句话像粒火种，在我心里噼啪作响。2015年春节，我辗转找到早已退休的张老师家，给她拜年。她端详我许久才恍然想起，而提到当年那个在英语课上眼睛发亮的男孩，她立即拍着腿笑起来："就是你啊！当年聪明就是不干！"

初中复读那年的油印试卷堆起来有半人高。当第二年的中考成绩单上赫然印着510分时——当年县一中的录取分数线好像是500分，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久到墨迹都要渗进瞳孔里。去县一中报到前，我特意绕到当年被赶出教室的走廊，砖缝里的蚂蚁还在，而那个垂头数蚂蚁的少年，终于走进了他曾仰望的高中校园。

高中三年，我的成绩像坐过山车般起伏不定。班级排名从20多名滑到50多名，又在文理分科后渐渐稳住阵脚。虽然始终够不上"尖子生"的光环，但能在15-20名之间徘徊，于我已是莫大的安慰。2000年7月，我以出奇的平静走进高考考场——那年盛夏特别燥热，蝉鸣声混着电风扇的嗡响在考场里盘旋。每场考试结束，总能看见父亲站在校门外的树荫下，灰白色的确良衬衫后背洇出大片汗渍。他从不问考得如何，只是默默递过来用井水镇过的白开水，玻璃瓶外凝着的水珠滴落在滚烫的水泥地上，转眼就没了踪影。

我的高考成绩是520分，这个数字让父亲眼角堆起了笑纹。当安徽医科大学预防医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送到家时，他把通知书边角抹得平平整整，反复看了又看，然后又小心地装进信封。那个暑热的傍晚，院子里支起一张桌子，父亲喝了不少白酒，耳根通红地向亲友们展示录取通知书。

2000年9月8日清晨，父亲送我去学校报道。为了节省车费，我们没有乘坐从县城直达合肥的大巴车，而是先从双涧乘中巴到蚌埠，再凭录取通知书购买半价火车票坐到合肥，200公里的距离花费了大半天时间。那时的蚌埠火车站是安徽的交通枢纽，人流量极大，人员复杂，盗窃时有发生，为了安全起见，母亲连夜把六千元学费缝在我们贴身的衣裤内层，针脚密得能防住最狡猾的小偷。绿皮火车哐当哐当行驶了三四个小时，父亲始终紧捂着腰间，连厕所都不敢去。我依然记得到合肥站下火车时听到广播里传来的声音“旅客们！旅途辛苦了，欢迎您来到合肥！”，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激动和感动。

报到后的那天晚上，父亲为了省去旅社的费用，便睡在我宿舍的空床板上。次日清晨离别时，我趴在四楼走廊的窗口，看见他站在楼下久久仰望，然后慢慢离开，直到背影消失不见。那年深秋，我收到一封家里寄来的信，是父亲苍劲有力的字迹："海峰，今天咱们家下雨，想给你说几件事，希望见信后照着去做......。"这封25年前的已经泛黄的家书，我依然完好地珍藏着，并扫描成电子版保存在手机里，随时都能看到。

在我读硕士、博士的那几年，父亲仿佛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奔头。本该在家颐养天年的年纪，他却执意要去四五公里外的窑厂做工。2008年寒冬的那个清晨，凛冽的北风把窑厂的烟囱吹得呜呜作响。父亲像往常一样骑车出门，却在半路发生了意外——至今没人清楚是他自己滑倒还是被车辆剐蹭。等路人发现时，他已然倒在血泊中，暗红的鲜血在结霜的路面上格外刺眼，那顶戴了十几年的毛线帽被甩出好几米远，围巾里大片的血迹已经凝固。

县医院的急诊室里，医生们摇着头下了病危通知书。但大哥红着眼睛坚决不愿放弃！或许是这份执念感动了上苍，父亲竟最终挺过来了。只是从那以后，他明亮的眼神变得浑浊。曾经能扛起两袋粮食的臂膀，如今连端碗汤都会颤抖。

接下来的十多年，父亲的情况时好时坏。2015年冬日的阳光格外珍贵，我执意要带父亲去张公山公园。距离1991年那个夏天，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四年——那时父亲第一次带我们兄弟三人走出蒙城，来到繁华的蚌埠。铁路枢纽带来的喧嚣与活力，让这座皖北城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得当时在望淮塔下，父亲给我们每人买了一支白糖冰棍，甜丝丝的凉意混着火车鸣笛声，成了我对“城市”最初的印象。

而今故地重游，父亲上山的步伐已经变得非常吃力。我们三兄弟像小时候那样簇拥在父亲身边。望淮塔依然矗立，只是斑驳了许多；塔前拍照的游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就像淮河水永远奔流不息。我小心翼翼地为父亲整理好衣帽，他迟钝地对着镜头微笑，嘴角有些歪斜——这是那次车祸留下的痕迹。

2018年深秋，我踏上飞往澳大利亚的航班时，舷窗外的云层厚重得像化不开的愁绪。在布里斯班访学的那一年，我常在凌晨醒来。在异国他乡，我始终牵挂着两件事：一边是刚满周岁、在妻子发来的视频里蹒跚学步的女儿，一边是日渐枯萎的父亲。每次和家里通话，我总要反复确认两件事：二宝的奶粉够不够，父亲的身体状况如何。南半球的季节与故土相反，我和同行的同事总是思乡心切，经常相互安慰说，当布里斯班的蓝花楹盛开时我们就该回国了。在和父亲视频里，父亲穿着羽绒服，我穿着短袖扇着电扇，这种时空错位感让我的牵挂愈发沉重。

2019年回国那天，父亲在家中等我，见到我很是高兴。那次重逢的欣慰让我误判了时光的残忍。谁曾想，不到一年后，父亲就像一盏熬干了的油灯，在某个无人察觉的深夜悄悄熄灭了。如今回想，他在我归国后那段看似平稳的时光，不过是上苍额外赏赐的告别礼，好让我们父子能把未尽的话，都藏进那些默默相对的目光里。

2020年7月，一个闷热的清晨，急促的电话铃声划破寂静。母亲在电话那端声音发颤："你爸起夜时摔倒了..."。见到父亲时，他坐在床边，眼神空洞得像两口枯井。他试图张嘴，却发不出任何气音，右手悬在半空不停颤抖，仿佛要抓住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CT片上，父亲的大脑像块风干的丝瓜瓤，布满了萎缩的沟壑。“退行性病变，不可逆。”，医生坚定的说。住院部的两周里，父亲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由于年龄较大，我们不愿再让父亲冒手术的风险。等病情稳定后，我和二哥接他出院回老家，经过淮河大桥远远望见京沪铁路桥。夕阳把河水染成橘红色，父亲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我心里轻声说："爸，这是你当年带我们到蚌埠看火车的地方。

火化那天，我看着父亲的遗体被推进去，出来时就变成了一堆骨灰，安静地躺在这方寸之间。我颤抖着接过依旧发烫的骨灰，抱在胸前，感受着父亲的温度，就像小时候依偎在父亲旁边一样，滚烫的泪水终于决堤。这时才真正意识到再也见不到父亲了。如今父亲长眠在奶奶坟茔的左侧，右边也是一座新坟——他的弟弟——我的叔叔，在两个月前先他一步走了。三座坟茔静静排列在麦田边缘，像一组被岁月凝固的省略号。

过年上坟时，蹲在坟前烧纸时，忽然想起小时候和他一起走夜路的情景。夏日的皖北平原星空低垂，银河像打翻的米筛，漏下漫天星子。那时候天上的星星真亮啊，照着我们父子俩一前一后的身影。今年清明，我没能回去看父亲......

听着李健低沉的歌声："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歌声像一阵晚风，轻轻掀开记忆的扉页。父亲的一生，何尝不是一首写在大地上的散文诗？那些严厉的呵斥，那些沉默的守候，那些粗糙手掌里的温度，都是他用生命写就的诗行。如今，他化作黄土，化作清风，化作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每当我迷失方向，抬头总能看见那片熟悉的星空——那是父亲的目光，依然温和而坚毅地注视着我，照亮我脚下的路。

2025年清明于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