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巧”遇《黄楼赋碑》

郑州张世科

　　为了拙作《透过碑刻看黄河》和《碑刻中的苏轼足迹》等书的早日推出，徐州的黄楼，尤其是《黄楼赋碑》，无论如何都是不能缺位的。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我三年之内的三下徐州。遗憾的是，前两次因为种种原因都没能与《黄楼赋碑》谋面。更不用说拍张照片出书用了。好巧不巧的是？这一次我本来也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实在不行就拍一个黄楼的外观即可。也许是我的诚意感动了黄楼，它不仅敞开了大门，而且让我与这通碑有一个全方位的接触。实在是幸运的“不要不要”。

　　纵观苏轼一生，尽管坎坎坷坷，但他从不气馁，而是乐观豁达的去面对一切。更为了不起的地方，就是随遇而安。不论身在何处，都以正能量去影响身边的人。《黄楼赋碑》就见证着苏轼与徐州的一段历史渊源。

　　苏轼在公元1077年四月调任徐州知州时，黄河在七月十七日于澶州决口，洪水波及徐州，大水瞬间围城。身为徐州知州的苏轼身先士卒抢筑大堤，夜宿城上巡查，并甘愿如汉代东郡太守王尊一样，关键时刻愿以身填堤。好在最后经过45个昼夜的抗洪，逼退了洪水。后来为防水患重泛，一面整堤护岸，一面加固城墙，并在东门城上建楼一一一黄楼。在公元1078年重阳之日，苏轼主持盛典，庆祝黄楼落成，并将苏辙所写的《黄楼赋》亲自书写刻成碑文立于楼中。这就是《黄楼赋碑》的来历。

　　我们知道，苏轼的一生可谓坎坎坷坷，《黄楼赋碑》的命运同样是一波三折。北宋绍圣年间，奸相章惇打击元祐党人，迫害苏轼，下令禁毁苏轼的诗文、碑榜。为保护黄楼赋碑，徐州士民就把石碑偷偷埋藏在附近市场里。宋哲宗死后，章惇失势，禁令松弛，人们又把石碑挖出，重新放置于黄楼中。自此始，喜爱苏氏诗文的人们又开始到处搜集他们的作品了，到黄楼观赏、拓黄楼赋碑的人络绎不绝，拓碑的声音彻夜不停，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崇宁年间，蔡京把持朝政，再次打击元祐党人，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列为奸党，刻元祐党籍碑，颁行天下。宋徽宗下旨:“应天下碑碣榜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为应对这次禁令，徐州士民又把黄楼赋碑投入护城河中，隐藏起来。北宋宣和末年，苗仲先任徐州知州。时值政局动荡，毁禁苏氏诗文禁令有所松弛，收藏苏轼作品又成时尚。有拓碑人到护城河中拓印黄楼赋碑谋利。苗仲先看有利可图，就命人将石碑从护城河中捞出，昼夜拓印了好几千份。某天，他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对下属说：“苏氏学术，禁令还在，这块石碑怎么还能留着呢？”于是让人砸碎黄楼赋碑。石碑没了，拓本价格一路飚升。苗仲先任期结束后，在汴京兜售拓本，获利无数。

　　北宋灭亡后，徐州1131年入金。在金统治下的100余年时间里，汉人和汉化的金人延续着中原文脉。苏轼作品一直广为流传，苏轼诗文集非常畅销。金世宗尊崇儒学，在位时期出现了史称“大定盛世”的繁荣局面。当时黄楼还在，但楼中却没有了黄楼赋碑。为弥补这个遗憾，应在这个时期，徐州士民根据所存拓片重新摹刻了黄楼赋碑，置于黄楼中。元初黄楼被大火焚毁，所幸黄楼赋碑没被烧坏。元初文教不兴，不具备刻碑条件，可以推测，火后余生的黄楼赋碑应是金代重刻的。

　　明时《黄楼赋碑》依然存在，但已残缺不全。清初，由于战争破坏、风雨侵蚀，黄楼已经坍塌，楼中《黄楼赋碑》等旧物散失民间。顺治十六年（1659年），魏裔鲁重修了黄楼，应在此时，他搜寻到《黄楼赋碑》，并找来旧拓，将原来磨灭的一面补刻完全。石碑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的时候曾立于城上。同治十年（1871年），徐海道吴世熊、知府朱忻重修黄楼时又将石碑保存在大殿右侧碑房内。

　　现存的《黄楼赋碑》呈四方柱形，碑高2.05米，三面为原刻，最后一面为补刻，碑顶一角缺失，与明、清文献描述相符。1982年3月，黄楼赋碑被徐州市人民政府确定为市级保护文物，1983年1月被迁至今黄楼公园西门内，1988年被置于新建黄楼一层大厅中央。至此，在经历了藏匿、毁坏、重刻、散失、补刻和火焚、雷击、风雨剥蚀等坎坷之后，这块重刻的《黄楼赋碑》，终于回到了黄楼的怀抱里。

　　读完了黄楼，尤其是《黄楼赋碑》的故事，你就会理解我对通碑的执着。这次之所以能巧遇《黄楼赋碑》，同样得益于黄楼的整修和周边道路的施工。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施工是开放式的。整修的师傅也很和蔼，征得了他的同意，我们便细细的与《黄楼赋碑》来一个哑语交谈。三下徐州来访碑，终得所愿。虽累犹乐。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