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群言》的故事

003

王海波

我是《群言》杂志创刊8个月以后进民盟上海市委工作的。

当时民盟市委在陕西北路荣宅办公，《中央盟讯》《群言》是我经常阅读的刊物。我还记得39年前3月13日，我将40份《群言》送.到地处梅陇的华东工化工学院（1993年更名为华东理工大学）。派我去送《群言》的吴衡昌（时任主持宣传部工作副部长），如今已是98高龄的垂垂老者，我也年近古稀。

那个时候，《群言》征订是我的一项工作。在已经泛黄的《工作手册》里，还记录着1987年最后两个月，我给60多个民盟市委基层组织打电话征订近700份《群言》的文字。

4年后的1月， 我在《群言》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是纪念陈望道诞辰100周年的，题目叫作《一生奋斗 风范永存》，3千来字，是根据谈家桢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稿改写的。印象中当时《群言》主编陶大镛由京抵沪，我陪同办公室主任去虹桥机场迎接。当时不像现在这么讲究，我们把陶公送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岳阳路招待所，办公室主任以为陶公已在飞机吃过饭，将一包凯司令点心交给陶公，说：“晚上饿了吃点点心。”第二天，我就听到了陶公半夜给民盟市委常务副主委翁曙冠打电话，说他“饥寒交迫”的传闻。在《群言》发我的那篇文章是陶公返回北京去虹桥机场路上定的。据开车的司机说：翁先生把文章交给陶公，陶公看后说：“啥人写的？不错嘛！”

1993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8月31日，当时民盟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要我写一篇谈家桢与毛泽东交往的文章。我那时正为《上海盟讯》写“毛泽东和他的民盟朋友”，第二天便在家中伏案写稿（当时民盟机关没那么多规矩，比如去采访某个知名盟员，下午2点开始，不到4点就结束了，打道回府是常事，不必匆匆赶回机关）。9月25日，我接到《群言》编辑部负责人刘士昀的电话，说我写谈家桢与毛泽东交往的文章“很好”。是年12月，我在《群言》上看到了我写的“毛泽东关心遗传学”，至今对文章结尾的排比句有得意之感。

两年后的8月9日，我给《群言》打过工。那天下午3时，“群众需要文艺精品”座谈会在上海市政协1805室举行，徐中玉主持会议，谢晋、孙道临、白沉、梅朵、邓伟志、沙叶新、黄蜀芹、叶辛等出席，我和时任民盟市委宣传部负责的方荣一起担任记录工作。当天的晚宴是在市政协一幢法式洋房举办的，喝的是孔府家酒。如今那幢洋房早已被拆，物是人非，令人唏嘘。

虽说1990年代我在《群言》上发表过文章，但我个人名字在《群言》上出现还是2000年以后，其中尤以2017年第3期《在如沐春风中传承》反响最为热烈。我至今记得当年4月14日一位盟友发来的“正在拜读您在《群言》上的大作”的那条微信。当晚又一位盟友将这篇文最后的一段文字在朋友圈“晒”出：“在民盟工作的这些年，我有过困惑、痛苦，甚至产生过离开或另寻捷径的念头，但最终都咬牙挺过来了。我常对青年朋友说：‘我有65岁的头发，60岁的面容，30岁的心脏，20岁的激情”，并感叹道：“海波老师真情流露！”瞬间，多人点赞。有人说：“你把自己在民盟的心路历程都写出来了”。

作为在宣传部工作了27年的人，向《群言》推荐文章理所当然成为我的工作。回想起来，有两篇印象深刻。一篇是好友马驰的《历史地理学者视野中的南水北调》。此文可算对邹逸麟先生在2006年7月《上海盟讯》发表的《南水北调应慎之又慎》一文的“呼应”。当年7月我收到邹先生寄来的文章，说本来是给某权威大报的，“人家怕有麻烦，婉言谢绝。”8月9日，马驰给我打电话，说次日采访邹先生，主题就是南水北调。几天后，我收到马驰对邹先生的专访，标题是《历史地理学者视野中的南水北调》，随即电传《群言》。文章发表后，好评如潮，《群言》负责人专门打电话给我，再三致谢。另一篇《费孝通与“一带一路”倡议构想》也出自马驰之手，发表在2015年第4期。是年3月，我国首次发布关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白皮书，我突然想起1986年8月费老在考察甘肃时的一个讲话，其中谈到对历史上的“河西走廊”的思考，并由此引发了一个想法：民盟的参政议政，应有战略性与前瞻性，比如1980年代，费老曾经有过“重开南方丝绸之路”的设想。考虑到我不善于写此类文章，我将这个想法告诉马驰，于是便有了这篇反响热烈的佳作。

退休以后，我虽然在《群言》发过几篇文章，但更多的是推荐新人。比如今年1月，我将上海音乐学院一位“九零后”为纪念民盟盟员、著名音乐家刘雪庵诞辰120周年撰写的文章推荐给《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