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下放，重在一个“下”字，谁想出这个主意和词汇的，下可以直落最低层；而“放”则随意性可以更大，不需要弄“五七干校”、不需要建“劳改营”，直需调用军用卡车，组织锣鼓队欢送就行。明朝朱元璋的“洪武赶散”已经演绎过一次。</p><p class="ql-block"> 我的同学盛延昌全家下放在宿迁运西最西南角，父母亲是工人，落户后没有薪水，全家断了生活来源。小盛15岁受不了这严酷的现实，瞒着家长跑去支边在新疆中苏边境的姐姐处，每天跨枪骑马巡走在无人的千里边境线上。1973年回了趟南京，同学们聚会在一起只闻见他满身的牛羊肉腥骚味，怎么也洗不掉、散不掉。他妈妈在宿迁偏远农村几乎都哭瞎了眼睛想他回来。终于在1975年有了机会，作为每家下放户一个身边照顾子女安排工作，他进了宿迁玻璃厂当工人。我去厂里找他，一问姓名，不费吹灰之力，都知道，因为是南京下放户子弟。没多久，就在宿迁找了个老婆成家立业了，一女一儿，终于扎根了宿迁，退休后去了常州的女儿家。</p><p class="ql-block"> 我家楼下邻居“四类分子”吴家谋，我后来听说也全家下放去了宿迁，在最偏僻的西面龙河。我一直想去看看，但路太远有40公里，没敢成行。1973年溜回南京就听邻居说吴死了，解放后当过小学教导主任的他，因为隐瞒了解放前做过三青团区队长的历史，被打成“反革命”，加上同是小学教师的老婆夏碧茹酗烟如命加懒惰，一家人过了17年人不如鬼的日子，终于解脱出来去了荒僻农村。我倒是很想知道夏家后来10年三人（一子一女）的日子是如何熬过来的，可惜没法联系上，不然就是一篇深度文章。</p><p class="ql-block"> 在宿迁洋北，有一天去公社食堂吃饭，有当地人招呼我们：看看你们南京的小蛮子干的“好事”。仔细一看，原来是一高一矮两个南京同龄人被吊在房梁上，细麻绳反向缚住双手，脚尖钩住才能落地。与电影里拷打审问革命党人的场景一模一样，皮鞭棍棒伺候，皮开肉绽，就差竹签扎十指了。问其原因，说是前天夜里这两个下放在废黄河滩的子弟，从南京溜回来没吃的，用饭团包药迷晕了邻村老乡家的猪偷出去卖，被发现破案惩戒。那时侯，知青们没吃的油水补充，偷农民的鸡鸭打牙祭成风气，但猪是每家农户的命根子，所以公社的魏姓公安特派员（因酗好酒好辣脸上毛孔比针尖大）特别气愤，我们在旁边帮着说好话想饶过他们也没用。我们心灵里特别悲哀。</p> <p class="ql-block"> 我们下放落户的仰化公社大同大队一共六个生产队（现在叫村民小组），每队安排一家下放户，5家带薪，最远的朱庄落户一家不带薪的，叫司昌钰，在南京原先是菜场的职工。下放后立即就遇到生活困难的问题，一个大儿子拼死拼活劳动也无法挣得全家的口粮钱，太穷的地方，除了在贫瘠的盐碱地上种粮食，几乎没有任何副业。没几年，他这一家子在朱庄无法待下去，全家都外流，是回了南京还是去了安徽淮北不得而知。</p> <p class="ql-block"> 洋北友爱大队有个知青柳定二，父亲是南京某中学下放教师，他在农村劳动表现一贯不错，人也机灵能干，常受公社表扬。在1977年知青上调安排工作的关键时间段犯了大错：与队上一位又矮又土的女孩偷尝“荤腥禁果”致女方怀孕。公社知青办已经选定并上报他进入这一批省级企业上调名单，获知此事大吃一惊。放他走对女孩不公，大队里干部也不同意；不让他走也情理不通，并且女孩还上公社要求放行他上调参加工作。这事轰动整个洋北街，公社大院里议论纷纷，拿不定主意。最后柳定二出具保证书，在江都油田地质勘察队工作后每月寄给女孩和女儿生活费15元（那时月工资大约33元），柳履行了承诺。大约是女孩的宽容和大度感动了柳，许多年后，我在南京三中柳家又见过那女孩，还有来往，男孩子家长也被动接纳，但毕竟没有感情，关系僵持，后来女方主动离去放柳成婚。这一段孽情才算结束。柳定二也为自己行为付出了半生代价。到现在柳的这个女儿大约接近50岁了，不知会如何看待她当年的那个“父亲”；她的善解人意的大度母亲肯定是深爱着不爱她的这个“父亲”。可以理解的是，在青春期情愫萌动，又被现实所影响而不宜在当地成婚，一旦场景符合，是很难控制情感的。在我们生产队，一对上海老三届回乡知青姐弟就与当地人结婚，后来有了工作，永远放弃了回上海的机会。今年春节我回去在庄里再见到其弟，已经与老农民毫无二致，在偏僻农村终老晚年。</p><p class="ql-block"> 下放，不但影响着那一代成年人，也深刻改变着后一代人直至三代人的生活和社会价值观念，不会轻易抹去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