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友谊（七）

凯旋

　　2001年，我在北京友谊医院心血管中心进修学习，至今已经过去了二十四年。岁月如梭，但那段日子却始终鲜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不只是同学之间的友谊难忘，也难忘友谊医院的师生情。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都成了我生命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我刚到北京友谊医院不久，就在一次科室大查房时，见到了顾复生教授。她那年73岁，是博士生导师，穿着打扮非常时尚，看着她比实际年龄要小十岁。顾教授是上海人，个子不高，但是精神抖擞，站在我们面前，给人以不怒自威的感觉。她毕业于上海同德医学院，曾经在前苏联的列宁格勒第一医院留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精通俄语、英语。她对待她的学生、年轻医生以及我们这些进修生，严厉又慈爱，我们都喜欢听顾教授讲课。她对待病人总是耐心又亲切，尽自己所能帮助病人，病人都特别信任顾教授。

　　去年2024年，96岁高龄的顾复生教授接受电视台采访时的影像，让我再次感受到她的治学严谨。镜头前的顾教授眼神专注，风采不减当年，她在提醒我们——医学是一门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业。那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课堂，听她讲解每一个复杂的病例。

　　2001年7月，友谊医院为了庆祝顾教授从医五十年，出了一本书，里面收录了顾教授几十年的论文和科研。我清楚地记得那天——2001年7月20日，我正在ICU（重症监护室）值班。我们进修医生的班长李铁枫，也是我的好友，她叫我和我的搭档张永胜赶快出来一下。原来，在ICU外面的心内科一病区办公室，顾复生教授在给我们发书。我们这个进修班里一共47名医生，除了下夜班休息的人，陆陆续续的都来了。顾教授在她的书上分别写上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再写上“留念”二字，最后签上她自己的名字和日期……我们每个人都激动不已，对着顾教授又是鞠躬致敬，又是说着感谢的话语。大名鼎鼎的心内科专家，博士生导师，北京友谊医院心内科的老主任顾复生，竟然答应了进修班班长提出的要求——送书。她的新书出版后，特意加印五十本，就是为了发到我们这些进修生的手里。我双手接过顾教授的书，她还叮嘱我——

朱大夫，你是最年轻的进修生，你更要好好学习啊！

　　顾复生教授送给我的书，我保存了整整二十四年。这本书是为纪念她从医五十周年而出版的专辑。每次翻开它，我都能看到扉页上她亲手写下的签名，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后辈的鼓励与期望。这本书不仅是一份礼物，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对于顾教授，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有两件事。我们进修那年，正是北京各大医院刚刚开展做心脏血管支架的时候，传统的心内科药物治疗似乎一夜之间变得微不足道。有一次，顾教授在办公室向我们进修生和实习生提问——

如果你接诊了一个胸痛的病人，你最先做什么？

顾教授随机指着我们，让我们一个一个地回答。第一个人是首都医科大学的本科实习生，他说“赶快呼叫二线大夫”。（注解：二线大夫就是我们的上级医生，一般都是主治医师）

第二个人是在读的硕士研究生，他说“给主任打电话”。

第三个人是我们进修生中的一位，他说“胸痛的病人考虑是急性心肌梗死，给病人做冠脉造影检查，做冠脉支架手术……”

“停！”顾教授非常生气地制止我们回答问题，我们大家都面面相觑。顾教授对着心内科主任贾三庆，还有副主任闫松彪就是一阵开炮——

你们都是怎么教这些学生和进修生的？他们以后可都是医院里的新生力量啊！接诊胸痛的病人，就一定是急性心肌梗死吗？首要做的事难道就是放支架吗？自己不问诊病人不明确胸痛是什么病吗？不给病人做心电图吗？不给病人测血压吗？还说什么呼叫二线，找主任？他们这样学习，将来能够独立诊治病人抢救病人吗？

此后，我们不仅仅追求学习做冠脉支架、射频消融、安置心脏起搏器这些新技术，更加注重传统的诊疗方法。顾教授说，那些基础的医学诊断方法“视触叩听”永远不过时，也不能丢，一个好医生更不能完全依赖仪器设备检查来看病。贾三庆和闫松彪两位主任也虚心接受了顾教授的批评，对于我们的教学，增加了更多的基础训练和实战演习，让我们在工作中有学习，学习中有工作，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

　　2001年7月20日，顾复生教授在她的《从医五十年专辑》扉页签名，分别送给了我们四十多名进修医生。当年顾教授73岁。

　　第二件事更加深了我对顾教授的敬仰之情。那是我在心内科二病区的时候，我主管的病人范红花因为反复晕厥而住院。在询问病史以及她住院治疗那几天，范红花向我讲述她与顾复生教授的渊源，我才知道是顾教授一直在帮助她……

范红花是山东的农民，在老家与村长有矛盾却得不到公正的解决，她一路告状到北京成了上访户。在北京友谊医院南边的天桥市场，她搭个帐篷摆地摊生活。她有一次晕倒了被老乡送到急诊，正好顾复生教授在那里会诊另一个病人，就顺便给她看病。范红花做完普通心电图后，顾教授又帮她预约做了24小时动态心电图和心脏超声，她才知道自己患了心脏病，属于心律失常中的间歇性三度房室传导，发作时会心率很慢，造成大脑缺血缺氧才晕厥。这种心脏病非常严重，会随时危及生命，最好的办法就是安装心脏起搏器。可是二十四年前的农民，不像现在有医保报销，看病都是自费。起搏器至少十万元，对于一个外地农民上访户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顾教授多次与医院领导和心内科主任沟通，又自己拿出一万块钱给范红花交住院费，才把她收住院治疗。最后，院长和贾三庆主任减免了范红花一半费用，又号召医生护士给她捐款，她最终只花了几千元钱，就安装了心脏起搏器，效果非常好。

范红花出院的时候，还抱着我和顾教授哭了好久，说我们救了她的命也救了她的家庭。后来不知道她是用了什么办法，她竟然找来了北京电视台的记者，给我们录像做采访。两个记者在医院领导的陪同下，带着范红花找到了我们几个人——她的首诊医生也是资助她的顾复生教授，给她做心脏起搏器的梁金锐博士，帮助她减免费用的贾三庆主任和闫松彪副主任。最后还不忘找到我，只因为我是她住院期间的主管医生，她没有钱雇佣护工陪床，术后第一天她不能下床，都是我守在她身边照顾她，给她端水喂饭，帮助她在床上大小便……

　　这位就是给范红花做手术，安装心脏起搏器的梁金锐博士。现在她是友谊医院心内科电生理组的专家，曾多次来我们医院讲课。虽然在进修期间，我与她接触不多，但是她对我印象深刻，第一次来我们医院的时候，就认出来提问题的我。

　　还有一位沈潞华教授，她和顾复生都是上海人，顾教授当心内科主任的时候，她是副主任。顾教授退休后，她成为心内科主任。我们进修的前一年也就是2000年，友谊医院成立了心血管诊疗中心，沈教授正好60岁了要退休，贾三庆接替她成为新的科室主任。我和沈教授之间发生的几件事，我一直记忆犹新。

2001年4月，我在心内科一病区进修时，主管的一个女病人准备做冠脉造影。病人才34岁，她经常胸闷憋气，心脏彩超显示心脏扩大。她老公担心她是冠心病，找人托关系才给她办理了住院。沈教授查房后和我们讨论病例——

这个女病人没有到绝经期，这个年龄得冠心病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她也没有心绞痛和心律失常发作。做心电图和化验心肌酶都正常，心脏彩超显示心脏扩大，应该考虑是心肌病。不能为了经济效益而让病人做不必要的冠脉造影检查，哪怕这个检查是患者及家属要求做的。但是病人的心脏彩超结果又不符合扩张性心肌病和肥厚性心肌病，也许，我们要考虑她会不会是特殊类型的心肌病……

　　沈潞华教授是我进修期间的另一位重要导师。这是她在接受电视台采访的一段视频截图。她的形象亲切而专业，让我想起了她往日的风采。她传授与我的那些关于心脏疾病的讲解，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

　　我听了沈教授的讲解后，萦绕在心里的疑问瞬间被打开。我向沈教授说出了自己的分析——

病人身高只有1米58，体重210斤。是不是太胖了，才会引起心脏扩大？我仔细问过她的病史，她亲生父母在内蒙古，是蒙古族，她是被收养到北京的。她从小到大就比别人胖，最近这两年体重增加了50斤，就出现了胸闷憋气……

沈教授和其他几位主任及医生，都认为我分析得有道理。很快，沈教授联系了她的好友——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大主任，也是专家级别的王恒教授。那天，我拿着病历和友谊医院开好的介绍信及外院会诊申请单，同病人及家属一起去了协和医院。在内分泌科专家门诊，护士长让我们在诊室外面等着。原来，王恒教授去广州参加学术会议去了，临走前交待另一位专家金自梦主任给这个女病人会诊。我们等了一个小时，病人都胸闷憋气加重了，还是不让我们进去。我找那个护士长问了两次，她总是说金主任还没忙完。我第三次找到护士长，对她说——

请您帮忙问一下金主任，让我这个病人先会诊吧。我是王恒教授的研究生，现在分到友谊医院心内科轮转……

我掏出我在友谊医院的胸卡工牌给她看，上面贴着我的照片，写着我姓名及所在科室，还盖着友谊医院的红章。那个时候，大多数人还没有手机，护士长不可能打电话问远在广州的王恒教授，核对我的话。所以，护士长就把我领进金主任的诊室，赶快，会诊结果出来了——病人是很罕见的肥胖性心肌病，属于内分泌失调代谢紊乱引起的。金主任写下了治疗方案，并告诉病人出院后减肥的方法，说以后也可以到协和医院找他或者王恒教授复诊。当我们回到友谊医院，沈教授和科室主任都感到很奇怪，因为以前带病人去外院会诊都是半天四个多小时才完事。我只好承认，是我冒充了王恒教授的研究生，护士长才优先带我们去找金自梦主任。正当我等着挨批评时，沈教授她们几个人都大笑起来，还连连夸赞我是“小机灵鬼”……

病人还是强烈要求做冠脉造影检查，结果，冠脉造影显示心脏三根动脉没有狭窄，排除了冠心病。这下，病人和家属更信任沈教授和我了，也就放心出院了。在我进修结束后回到原单位，我晋升主治医师需要发表论文。我就写了一篇《肥胖性心肌病一例报告》，投稿到某知名医学杂志社。没想到我收到了沈教授寄来的信，她竟然是那个杂志社的副主编。她帮我改正了一些词语，调整了段落的顺序，没用我交任何费用，就帮我发表了论文。我至今还保留着杂志社寄给我的证书，对沈潞华教授一直心存感激之情……

　　我曾经跟随沈潞华教授出心内科专家门诊好几次，她的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令我敬佩不已。有一次，一位瘦弱的中年男子看完病，连连感谢沈教授。他来自北京市南边的河北省某地的农村，他把一个装得鼓鼓的大包袱送到沈教授面前，说是自己家里种植的谷子磨成的小米。沈教授和蔼地说——

你是风湿性心脏病，心力衰竭的病人，告诉你很多次了不能干累活，不能拿这么沉重的东西。你的谢意，我心领了。你们在农村种粮食不容易，看病也花很多钱，快拿回家去吧……

我清楚地看到病人流下眼泪，哽咽着和周围等待看病的病人诉说。原来，他每次看病，都是夜里从村子步行到县城，坐火车到北京，再换乘公交车到友谊医院。北京各大医院的专家号很难挂上，每次都是沈教授给他加号看病，这样他当天晚上就可以回家了。周围的病人也不停地喊话——

沈主任，您就收下小米吧。

最后，沈主任抓出来一点儿小米，放进自己的餐盒里，说自己煮小米粥喝。那个大包袱还是让病人背回了家，沈教授告诉他尽管放心来看病，千万不要再带东西了，否则就把东西交到医院门诊部办公室。沈教授还对我说——

你们这些进修生要好好学习，将来回到原单位，这些心脏病你们都能够诊治的。不明白的或者需要我帮忙会诊的，就打电话。总之，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要方便病人……

沈教授的谆谆教导，我一直牢记于心。多年来我也如沈教授那样，那样对待我的病人，那样教育我的学生。

　　友谊医院心内科的医生们在讨论病例。顾复生教授坐在中间，左侧是沈爱东医生，右侧是沈潞华教授。他们对待患者认真的神情，让我明白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在医学领域，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能为患者提供最优质的治疗方案。

　　还有一次，我上午自己出心内科门诊，没吃早饭一直忙到中午12点下班。看着后面还有几个病人，我不忍心他们再等到下午，就放弃了午饭给他们看完病。北京的医院都是中午休息一个小时，下午一点又安排我跟着沈潞华教授出专家门诊。饥肠辘辘的我忙到下午三点半，忽然觉得病人在我面前晃动起来，我听到的声音越来越遥远，我心慌出汗，一下子就趴倒在桌子上了。沈教授赶快掐我的人中穴位，喊来护士给我静脉推注了20毫升50%的高渗葡萄糖。我清醒之后，沈教授说我是犯低血糖症了，得知我没吃早饭午饭，又把她的牛奶、饼干和巧克力递给我，看着我吃下去。此后，我听从沈教授的告戒，随身携带零食，实在太忙来不及吃饭就用巧克力糖果补充能量……

　　2005年春天，我结束北京的进修学习已经三年了。我妈妈妇科癌症手术后也两年半了，突发重度腹水，肚子胀大了很多。我们医院化验腹水不能确诊有无癌细胞，建议我去上级医院。我和我老公带着一瓶抽取的腹腔积液，一天之内跑了北京五家医院——北京通州区解放军263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肿瘤医院。其中前两家医院考虑癌症，我到了友谊医院化验室，正好遇见沈教授。原来，她老公是化验室以前的主任，也是博士是教授是检验医学领域的专家，那时候他们夫妻俩都六十多岁了还在上班。沈教授立刻带我找到她老公黄主任，仔细分析化验了标本，最后断定不是癌症，是肝硬化引起的腹水。沈教授和她老公又帮我联系了北京协和医院及肿瘤医院的化验室专家，检测结果都与黄主任的认定一致。我买了龙井茶叶要感谢沈教授夫妇俩，他们说什么也不收下。此后的很多年，我每到元旦前夕，都会给沈教授写信或者打电话问候。我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或者培训，也会抽空到友谊医院去看望沈教授。每次见到我，沈教授都会开心地询问我的工作生活情况，还向她身边带教的研究生和进修生夸奖我——

这位就是我经常和你们提到的，我以前的进修生朱文凯。她是学习非常刻苦，工作非常认真的优秀医生，现在当心内科的主任了……

　　

至今，我还记得北京友谊医院的院训——“仁爱博精”！在我进修学习的一年时间，我感受到了医者大爱，对生命的敬畏;也看到了医者仁心，对患者的慈爱。从步入医学院校时的青春稚嫩，到如今行医三十年的沉稳厚重，我觉得在友谊医院进修的那一年，是我人生长河中最靓丽的年华，那年我25岁……

时光流逝，岁月荏苒，当年意气风发的梁金锐博士已经年过花甲，沈潞华教授八十多岁了，顾复生教授是将近百岁的老人了……但是，她们依然活跃在医学的诊疗工作与教学科研的舞台上，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几位专家的医术医德，值得我用一生去学习去传承。她们向我传授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技术，更为强调的是治病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因为，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医生治病不是修理机器零件。这一理念与美国医生爱德华·特鲁多的墓志铭如出一辙，也在时刻提醒着行走在医学道路上的我——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安慰”！

（未完待续）

朱文凯写于2025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