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宫夜宴”XR沉浸展和宋金元明清时期展厅——河南博物院观展记

小满梧桐🌿

　　事情是这样的。因为之前只注意到“一个自然周内最多预约两次门票”的规定，却没想到同一天不能两次预约河南博物院的免费参观票——中午到郑州，先喜滋滋地预约了第二天博物院的门票，再考虑下午的半天时间也要去博物院里消耗掉——结果，当然是当天下午的票无法预约了。郁闷之余，忽然想起博物院主页上宣传，购买了“唐宫夜宴”XR大空间沉浸展门票的可以免预约进博物院主展览馆。那还犹豫什么，赶紧地，买票啊。
　　于是，才有了这次来到河南探寻博物馆之行的第一个展览：“唐宫夜宴”XR大空间沉浸展。　XR（Extended Reality，扩展现实）是指通过计算机技术和可穿戴设备产生的一个真实与虚拟组合、可人机交互的环境，是AR、VR、MR等多种形式的统称。三者视觉交互技术融合，实现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无缝转换的“沉浸感”体验。因为是淡季，提前一点来到博物院展厅外服务台验票后，原以为还要等待十来分钟才能入场，没想到来了个工作人员小姐姐，直接给戴上设备就跟着提示进入了沉浸展。

　　这第一次观展，原本就有点懵懵懂懂，加上没人告知会在展览中遇到什么，又让人不免忐忑与好奇。而恰恰正是因为这样的心情，让人在现代科技加持下，真的有一种身临其境回到大唐的感觉哦。太美好了，沉浸展让人有了20多分钟美好的“唐朝之旅”。
　　“唐宫夜宴”故事以博物院院长带领大家来到展厅，介绍几件镇馆之宝开启。这里有意放了一个空空的展柜，留了一个世间不见诗仙李白书法真迹的悬念。这个悬念将在沉浸展尾声时揭晓：李白唯一的传世书法真迹《上阳台赋》，为李白所书自咏四言诗，赞美高山长水、物象变换之风景。引首有清乾隆题“青莲逸翰”，帖后纸有清乾隆、宋徽宗赵佶等题跋。 《上阳台帖》在宋徽宗时被收入宣和内府，后来依次在南宋赵孟坚、南宋贾似道、元代张晏等人手中流传，后几经辗转被著名文史家、收藏家张伯驹购入。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一级甲等”文物。虽然目前学界对《上阳台赋》创作时间和地点有争议，但在沉浸展中，采用了主流的说法，即天宝三年（744年），44岁的李白被唐玄宗“赐金还山”，离开长安至东都洛阳。在这里，李白与杜甫这两个伟大的诗人相遇，两人共渡黄河、同游王屋山。在阳台观，李白见到已逝故交司马承祯所作的山水壁画，有感而作《上阳台》。“山高水长，物象千万”是夸赞画中山水之景象，“非有老笔，清壮何穷”是赞誉司马承祯作画用笔之高妙。

　　所以，整个“唐宫夜宴”的故事，就是在洛阳城中发生的。一个唐朝侍女小姐姐带领“现代的穿越者”旁观了一场迎接外国使节的盛大宴会，借用科技技术，有理由相信其中有些过于宏大和绚丽的场景，唐代应该是实现不了的。但的确给了参观者美好的视觉体验。比如洛阳城放烟花的盛况，皇宫宴会层层叠叠升降舞台上，莺歌曼舞的目不暇接。同时，目睹了李白与杜甫的对句联诗。曲终人散之际，摘下设备，“穿越者”们重新回到现实中，余音绕梁，只觉得这场沉浸展时间太短，久久不能忘怀。
　　128元门票虽然有点小贵，一切还是值得的。

(“唐宫夜宴”XR大空间沉浸展的文创产品)

　　看完“唐宫夜宴”XR大空间沉浸展，一看时间已经快三点了，无暇再看展厅外的文创，赶紧奔主展馆而去——下午五点就闭馆了，这两个小时，能看一点算一点。自然，基于几年前来河南博物院只看到一二层展厅，这次先直奔三楼而去。看什么呢，那就从“宋金元时期”开始看吧。

【东京梦华】
东京梦华,一段清明上河的熙攘世景。北宋皇陵,一个中原王朝的寂寥背影。石雕泥塑,写真世俗民情。文风琴韵,沉潜覃思圣心。瓦舍勾栏,演绎杂剧百戏的成熟,官瓷民窑,熔炼中原制瓷的胜境。庙堂市井的雅俗汇融,惠泽世界的科技发明,东方智慧、博大精深,集古代文化之大成。
一切如近代著名学者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经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北宋东京城模型)

煌煌都会。北宋时期设有四京,以东京开封府为国都,另有西京河南府(今洛阳)、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和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为陪都。四京皆位于水路交通要冲,尤其东京,扼守汴河漕运枢纽,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经过北宋九帝168年的大力营建,于11世纪至12世纪初成为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城市。

东京城的营建与布局。北宋时期,在唐汴州城的基础上历几代经营,东京城形成了具有外城、内城、皇城三重城墙,外城周长达29.12千米的都会城市。北宋东京北临黄河,汴河、金水河、蔡河、五丈河穿城而过,水陆会通,工商络绎,人口多时达150万。城市建设突破里坊限制,由封闭式向开放式布局发展,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近年来考古发掘证实,在古都开封地下3米至地下12米处,上下叠压着5座城池,自上而下依次为:清开封城、明开封城、金汴京城、北宋东京城和唐汴州城,呈现“城摞城”的奇观。

(《清明上河图》模型)

北宋皇陵。位于今河南巩义,地处东京和西京之间,南依嵩山、北傍洛水。北宋九个皇帝除徽、钦二帝外,均葬于此,加上赵匡胤之父赵弘殷,有“七帝八陵”之称。帝陵与陪葬的皇后陵、亲王、太子、公主和大臣墓等,形成了庞大的陵墓群。

【石刻头像】
宋，2009年出土于巩义市芝田镇的北宋周王墓，该墓为宋太宗永熙陵的陪葬墓。由墓志可知，墓主周王赵玄祐是宋真宗次子。石像的雕刻技法和风格与永熙陵较为相近，整体运用圆雕技法，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额丘、眉弓、颧骨、下颊、鼻梁等，五官刻划写实，尤其是运用线条及凹刻技法表现人物瞳孔，突出双眼，刻划出一位脸型圆润，温文尔雅，年轻俊秀的男士。尽管石像脖颈以下残缺，但所戴雕花冠帽，仍彰显其身份。
据《宋史·舆服志》记载，各级品官在朝会、祭祀等重大场合需着不同梁数的进贤冠。从现存宋陵石像来看，文、武臣都戴有进贤冠，不同的是，文臣持笏、儒雅和善,武臣拄剑、威严肃穆。从这件石像的面部表情及所戴冠帽来看，它与太宗永熙陵、真宗永定陵前的文臣形象相近，或许是原立于周王墓神道上的文臣。北宋诸帝陵建制相同，皆坐北朝南，最具特点的是陵墓前的神道两侧集中排列数目相同、顺序一致的石刻雕像，由南向北分别为望柱、卤簿、象与驯象人、瑞禽石屏、甪端、马及控马官、虎、羊、客使、武臣、文臣、门狮、镇陵将军、宫人、内侍等，接近现实中的宫廷仪仗。这些石像，雕刻技法高超，以线刻、浮雕及圆雕为主，形神兼备，惟妙惟肖，反映了北宋石刻艺术的风貌。

货通天下。北宋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达。城市的繁荣是商业兴盛的重要标志,东京城内店铺林立,商贸活动活跃,“每一交易,动即千万”,并利用运河漕运,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沟通海外,成为国际贸易大都市。
北宋铜钱。北宋时期铸造了大量的铜钱。尤为特殊的是北宋实行“年号钱”制度，皇帝每改一次年号,就用新的年号命名一种新钱。宋徽宗用瘦金体亲自书写崇宁、大观等钱，铸造尤为精致，是宋钱中的精品。

【石俑】
北宋。这组石俑于1971年出土于方城县金汤赛村北宋尚书左丞范致虚(哲宗绍圣元年时知邓州官)之父(范通直)墓中,属陪葬的仪仗导从、武士和侍役。其中男俑的面容和穿戴基本相同,神态拘谨,手中多持物,有的原物已残失。女俑捧梳妆奁盒、酒食器皿、伞杖用具等，面相丰满、表情温顺。部分俑的座下还有刻铭。

石俑群中男俑多是仪仗俑或仆侍俑，他们作为低级官吏或侍从，经常来回跑动办差，如果穿着长袍会影响行动，所以他们的服饰特点是上衣为袍衫，一般是窄袖，用腰带“拽扎”住，衣裳下摆遮住腹部，腹部再裹一个类似围裙的敝膝，下身穿长裤，脚蹬靴或鞋。

(卫士男石俑,北宋）

与男俑相比，女俑的衣饰并不相同。她们所穿服饰基本涵盖了北宋侍女的常用衣着。既有年轻侍女常穿的“襦”，也有年纪较长、地位相对较高的女侍常穿的褙子。“襦”是中国传统的短衣样式，北宋时期，人们习惯于将襦衣的衣襟敞开，对襟，窄袖，下摆束在裙内;褙子是“衫”的一种，在隋唐时期已十分盛行，但当时褙子的长度较短，袖子多是半袖，而到了宋代，褙子变为长袖，衣身加长，既有到膝盖以下的中长款褙子，也有垂至足部的长款褙子。石俑群雕工纯熟，线条优美，其服饰可以作为北宋时期中原地区官绅士族仆役、侍女服饰的典型代表，对了解北宋时期的社会风貌有很大参考价值。

(抱印女石俑,北宋）

簪花习俗。话说此时听见身边一个观众大惊小怪地指着这组簪花男俑说：“这是男扮女装的吧？”哈哈哈哈，这就是缺乏对历史知识的了解啊。簪花作为一个悠久的习俗，在唐朝便已出现男子簪花，到了宋代达到高峰。在宋代，每逢重大节庆，如皇帝生日、宫廷会宴以及重大祭祀等，君臣都有戴花的习惯。御赐花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得到皇帝的赐花，也是一种不小的荣耀。据《梦粱录》记载，皇帝祝寿御筵毕， “赐宰臣、百官及卫士、殿侍伶人等花，各依品位簪花。后罗花亦赐百官。”《宋史·舆服五》：“中兴，郊祀、明堂礼毕回銮，臣僚及扈从并簪花，恭谢日亦如之。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罗花以赐百官，栾枝，卿监以上有之；绢花以赐将校以下。”也就是说，皇帝赐花百官，以罗花最贵，宰执以上官方可得之;栾枝次之，赐以卿监以上官;绢花赐以将校以下官。

（男陶俑，金，1973年焦作市新李封村出土）

不唯皇帝爱簪花，北宋官员，往往也有簪花的习惯。苏轼就曾感叹“帘前柳絮经春晚，头上花枝奈老何”。黄庭坚也有词云：“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
总之，宋代簪花大行其道，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及花的商业化生产导致供应量得以保证，文人群体的扩大与与美的追求及其带来的模范效应，农业的发展与百姓生活水平的提升等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簪花虽然是一件小事，也是一件平常事，但却可将它作为一个窗口，去窥探宋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审美情趣、精神世界。

（女陶俑，金，1973年焦作市新李封村出土）

乐戏新声。宋金元杂剧的出现为中国古代戏曲成熟的标志。它将传统的诗、歌、舞、乐、技综合运用于舞台,刻画寻常人物,表现市井风情。从京城的瓦肆勾栏,到乡镇的旗亭露台,艺人“随处作场”，形成了广泛的百姓基础。河南各地出土的与戏曲有关的文物，见证了河南在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

杂剧是北宋时期一种重要的戏曲形式,角色由末泥、引戏、副末、副净及装孤组成。演出分艳段、正杂剧、杂扮三部分。

(持棍人物杂剧雕砖/吹口哨杂剧人物雕砖/击鼓杂剧人物雕砖,北宋,1990年温县西关出土) (持扇人物杂剧雕砖/杂剧人物雕砖/杂剧人物雕砖,北宋,1990年温县西关出土) (吹笛人物杂剧雕砖/吹萧杂剧人物雕砖/持拍板杂剧人物雕砖/杂剧人物雕砖,北宋,1990年温县西关出土)

【打节拍雕砖俑】

元代，1973年焦作市西冯封村出土。这批雕砖俑所表现的是元代民间杂剧和舞队的演出情况。舞队,又称“社火”,是由古代社日的祭祀仪式演变而来、奉献给神的节目。古代认为后土是社稷神，也就是我们说的土地神，祭祀社稷神的日子称为社日，先秦祭祀社神在春分前后，汉以后发展为春社、秋社。到了宋代，社日不仅仅是祭祀神明、乡里集会的日子了，一年中其他重要节日也会安排民间舞蹈、杂戏等社火活动。这组砖俑形象逼真,具有浓厚的民间气息,反映了当时民间文化的繁荣景象。

(舞蹈雕砖俑,元代) (鼓舞雕砖俑) (叉手雕砖俑) (弹三弦雕砖俑) (吹口哨雕砖俑)

雅俗之间。宋代文化政策宽松,教育、宗教得到充分发展,文人士大夫审美情趣引领社会风尚。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世俗文化崛起。诗词话本与民间说唱多演出民间故事，文学艺术创作愈发关注平民生活,形成了雅俗互现的文化面貌。
北宋在科举考试的推动下,出现了中央和地方官学、书院及私塾村校等多种模式的学校。书院是北宋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以私人创办为主,办学方式灵活多变,集图书收藏、校对与教学研究为一体,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

【七弦琴】
宋代，征集。七弦琴，又称瑶琴、玉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弦乐器之一。《诗经》中有很多关于琴的记载，比如“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我有嘉宾，鼓瑟鼓琴”，著名的“高山流水遇知音”描写的就是先秦琴师俞伯牙与他的知音钟子期的故事。琴的弦多为丝弦，最初有五根弦,象征着金、木、水、火、土，相传周文王、周武王增添了两根弦,所以后人也称古琴为七弦琴。琴面上的白色圆点称之为“徵”,十三徽代表了一年十二个月和一个闺月。琴面弧形,琴底为平,象征天地。古琴艺术经过数千年流传，经久不衰。学琴成为“琴棋书画”之首，是历代文人必修的文化课目。2003年古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这件伏羲式古琴通体黑漆、有断纹、以螺钿为徽。尾部龙龈处镶嵌青玉;梧桐木面板,色棕黄，质地较密;琴体匀称厚重，边棱较为明显;琴面弧度较大，琴底弧度较平，造型优美、线条流畅。在存世的历代古琴实物中，伏羲式古琴只有十余件，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这张伏羲式古琴是现已确认仅有的3张宋代伏羲式古琴之一，弥足珍贵。

释道秘宝。北宋一改后周废佛政策,佛教得到极大发展,僧侣众多，寺院遍地。皇家对道教极为尊崇,并影响至社会各个层面。中原地区宋金元时期的遗迹及遗物见证了千年以前的宗教发展情况。
【三彩舍利塔】
北宋咸平二年（999年)，1966年密县法海寺塔基地宫出土。塔为方形七层密檐式，由基座、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通体施红、绿、白三彩釉。基座为叠涩须弥座,塔上饰宝塔、伏鹿、仰莲、宝莲、麒麟、天王、力士等图案。一层四壁开门,门内有四尊坐佛。二层檐下置“咸平二年四月廿八日记施主仇训”匾额。

【三彩舍利匣】
北宋咸平元年（998年)，1966年密县法海寺塔基地宫出土。匣的基座按照砖石结构的叠涩须弥座制成,身为直口中空方形，四壁中部设假门，塑天王、蹲狮,并贴团花和戳印花纹。施褐、黄、绿三色低温釉。匣身和顶盖内壁刻有“咸平元年十一月三日”题记。

福胜寺塔及地宫。福胜寺塔位于邓州市,始建于北宋天圣十年(1032年)，为七级仿楼阁式砖塔。1988年发现塔下4.5米处有地宫，宫室内有金棺、银椁、鎏金银壶、玻璃葫芦及佛牙、佛顶骨等一批佛教文物。

(银椁,北宋,1988年邓州市福胜寺塔地宫出土)

陶瓷高峰。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黄金时期，中原地区官窑兴盛，其间出类拔萃者有汝、官、钧等窑。民窑遍布，临汝窑、鹤壁窑、当阳峪窑等民间窑口烧造出品类丰富的瓷器,使得该时期陶瓷业呈现出异彩纷呈、争奇斗艳的景象。

汝窑为魁。汝窑，有供奉御用的官窑性质,在历史上烧造的时间很短,其瓷器存世稀少,是宋瓷中最受珍视的一种。宝丰县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大量汝窑瓷片和瓷器,器表有细碎的开片,釉色多呈天青或天蓝色,釉质光洁温润,匀净淡雅,堪称水天一色。

(汝窑天青釉瓷盘,北宋,1987年宝丰县清凉寺出土) (汝窑天青釉瓷洗,北宋,1987年宝丰县清凉寺出土) (汝窑天青釉折肩瓷瓶,北宋,1987年宝丰县清凉寺出土) (汝窑瓷片,北宋,1987年宝丰县清凉寺出土)

【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瓷瓶】
北宋，1987年宝丰县清凉寺出土。传说汝窑的颜色来自宋徽宗赵佶做了一个梦，梦到了雨过天睛。于是下旨给烧瓷匠人:“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在工匠们的不懈努力下，才有了汝瓷这般颜色。
这件汝官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1987年出土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村(古代汝州)汝官窑遗址。高9.5厘米，口径5.6厘米，底径8.2厘米。侈口，长颈,腹圆鼓，圈足。通体施天蓝釉。腹部刻有花叶纹，整器布满开片。
“天下名瓷，汝窑为魁。”在北宋五大名窑“汝、钧、官、哥、定”中，河南不但独占其三，而且汝窑位居魁首。因汝瓷稀少，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李苦禅先生曾言“天下博物馆，无汝(瓷)者，难称尽善尽美也”。在民间，更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汝瓷一片(件）之说。传世汝官瓷，不足百件，且多为传世品，发掘器物极少。这件汝官窑完整器的出土，给全世界汝官窑传世器物的研究提供了标本。关于汝瓷的颇色，有文献记载:“天青为贵。粉青为尚。天蓝弥足珍责。”在汝官窑遗址考古发掘中，它是唯一一件完整的天蓝釉器物，而且是极为少见的刻花作品，其稀世程度，可见一斑。它也是出土汝官窑瓷器中品相最好的一件，不愧为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也是中国的稀世珍宝。

张公巷窑。2004年在汝州市内发现了张公巷窑,并进行发掘,出土的瓷器器型主要有盘、碗、瓶、洗等,釉色天青,釉质莹润;胎体较薄,质地细腻,呈灰白色,质量上乘,与汝瓷相近,具有宋代官窑瓷器的特征。

(张公巷窑青釉瓷碗,北宋,2004年汝州市张公巷窑址出土) (张公巷窑青釉瓷盖,北宋,2004年汝州市张公巷窑址出土) (张公巷窑青釉花口折腹瓷盘/张公巷窑青釉盘口瓷瓶,北宋,2004年汝州市张公巷窑址出土)

窑变无双。钧窑创烧于北宋末年,器型古朴典雅、胎质细腻坚实,尤以窑变美妙、色彩缤纷著称。其釉色由于烧造过程中的窑变因素，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呈色有玫瑰紫、海棠红、茄皮紫、月白等。目前已经探明的禹州钧台窑址,总面积30多万平方米，发现有一批窑炉、作坊、灰坑、窑具、瓷器等,证实此处是钧官窑遗址。除钧台窑外,宋金元时期河南的其他多处窑口争相模仿烧造此类风格的瓷器。

(钧窑月白釉瓷洗/钧窑玫瑰紫鼓钉三足瓷盆托,北宋，禹州钧台窑址出土) (右：钧窑月白釉花瓣瓷碗,金,1978年长葛县石固镇出土) （钧窑天蓝釉彩斑瓷盘，宋，遂平县出土） (钧窑月白釉荷叶瓷洗,宋，1980年嵩县城关镇北街村出土) (钧窑月白釉瓷匜，宋，征集） (钧窑天蓝釉菊瓣瓷盘,金代,禹州市出土)

【钧窑天蓝釉荷叶花口瓷瓶】
元代。这件天蓝釉荷叶花口瓶是1976年汝州市纸坊乡赵西村村民挖土时发现的，同出两件，另一件现存汝州市博物馆。两件大小形状相同，是人们应急时有意埋藏的窖藏瓷器，属陈设器。此瓶底径22厘米、高64厘米、口径22厘米，荷叶口，长颈，瓜楞形腹，腹底斜收，下有喇叭形圈足。通体施天蓝釉，釉层匀净，上有细小沙眼，密布开片。

花口瓶最早出现于唐代，流行于宋和金元时期,因瓶口颇似开放的花朵而得名。宋代景德镇、磁州、耀州等窑均有烧制。各窑制品的不同点在于腹与足部的变化，景德镇制品特点为长圆腹，圈足;磁州窑和耀州窑制品特点则为圆腹，喇叭形足。北方窑口生产的花口瓶，在北宋和金元时期的最大区别是在圈足，北宋圈足较矮，金元圈足较高，高度基本与瓶颈相当。从整体上看，元代钧窑器积釉肥厚，浑浊失透，多棕眼，釉泡,光泽较差，不如北宋和金代的钧窑瓷器细润，但也偶有精品出现。汝州市纸坊乡赵西村出土的这两件元代钧窑天蓝釉荷叶口瓶，造型别致，施釉匀净，形体高大，是元代河南出土钧窑瓷器的精品。

民窑林立。宋金元时期河南地区民窑林立，生产规模逐步扩大，主要受磁州窑系和耀州窑系的影响。生产瓷器品类丰富、造型质朴、讲求实用,其装饰手法有白地黑花、印花、剔花、划花、刻花等,体现了当时民间的审美取向。
鹤壁窑位于今鹤壁市。始烧于唐代,历宋、金而终于元代。唐代已开始烧白釉、黄釉、黑釉器物。宋金元时期,烧瓷品种增加了白地黑花、白釉划花、白釉印花、里白外黑釉、钧釉、红绿彩等。其中以白地黑花和讷黄釉划花最具代表性,黑釉凸线纹罐制作亦很精细,起线细而锋利,有二、三、五线一组及满线纹。

【白釉褐彩龙纹玉壶春瓷瓶】
元代,1978年鹤壁市出土。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纹也是陶瓷器传统装饰纹样之一。宋以前陶瓷器上的龙纹无规范，多作兽状，躯体粗壮，兽形腿，三趾鹰爪，龙首无角有须。宋代的龙纹开始有固定样式，均身作蛇形，身至尾渐细，四肢有羽毛，趾有三、四、五不等，龙首有角、须、发，这种样式的龙纹一直延续至元明清时期。宋元时期以三、四趾龙居多，明清时宫廷所用瓷器上龙纹则全为五趾。
金元时期,鹤壁窑在装饰手法上主要采用绘、写、刻、划、剔、印、贴塑等多种技法。题材内容多取自大自然和民间生活,无论是花草、树木、山水,还是儿童、禽兽、鱼虫、书法绘画，经过工匠的艺术加工,都栩栩如生,充满活力，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构成了富有民间特色的鹤壁窑装饰风格。

(黄釉刻花纹瓷盆,宋,鹤壁市出土) (黄釉刻莲花纹瓷盆,宋,鹤壁市出土) (黑釉凸线纹瓷罐,金代,1976年鹤壁市出土)

当阳峪窑。位于今焦作市修武县西村乡当阳峪村,为宋代北方著名民间瓷窑。所烧瓷器风格多样、造型与装饰丰富、做工精细。胎质有细洁的白胎、坚硬的灰胎、粗松的砂胎。釉色有白釉、黑釉、酱釉等，釉质光润莹亮。装饰技法有剔花、刻花、填彩、红绿彩、三彩和绞胎等，其中以绞胎技法最具特色。

(当阳峪窑绞胎瓷碗,宋代,1962年修武县出土) (当阳峪窑绞胎瓷碗,宋代,征集) (当阳峪窑白釉剔花瓷缸,宋代,1984年修武县当阳峪村出土)

【当阳峪窑白釉红绿彩缠枝花卉纹罐】
金,1973年焦作市出土。红绿彩是在已经烧成的白瓷上，用红、绿等颜料描绘花纹，再二次入窑低温烧制而成的。其颜色对比强烈，显得喜气洋洋，赏心悦目。红绿彩瓷器是金代首创的品种，也是中国最早的釉上彩之一。当阳峪窑则是我国较早烧造红绿彩瓷的窑场之一，也是宋金时期烧造红绿彩瓷最为集中的地方。
这件出土于河南焦作的当阳峪窑白釉红绿彩缠枝花卉纹罐，其上缠枝纹是中国古代传统纹饰之一，也是瓷器上最常见的纹样，因其结构连绵不断，故又具有“生生不息”之意，寓意吉祥。

【白釉剔花牡丹纹瓷瓶】
宋代，1963年汤阴县出土。白釉剔花牡丹纹瓷瓶，是在白釉上剔出牡丹纹，肩部与腹下部刻菊瓣纹。花纹处留白釉，其余部分露出褐色的胎质。褐色胎地衬托着凸出来的白花，有着浅浮雕的艺术效果。纹样精美，刀法遒劲，线条流畅。剔花瓷器是当阳峪窑最为精美的瓷器品种之一。常见有白釉剔花和酱釉剔花两种。它的工艺是在坯体上施化妆土，再施一层或浅或深的釉，用工具划出花纹轮廓，再把轮廓之外的部分剔掉，最后施一层透明色釉后入窑烧造成型。烧成以后的作品有着两种色泽，色调形成强烈对比。这件白釉剔花牡丹纹瓶，造型优美，花纹雅致，整体富贵雍容，表达了宋人的审美意趣，是宋金时期当阳峪窑剔花工艺的代表之作。

临汝窑。位于今汝州市境内,始烧于北宋时期,历经金、元两代,以烧造民用青瓷为主。器物造型为当时日常生活用品,以盘、碗居多，式样简单。胎质较粗,胎色灰白,釉色青中闪绿,釉层稍厚,釉中气泡较多。装饰以印花为主,刻花极少，另有光素无纹饰者,印花装饰具有浓厚的民间艺术特色。

（青釉瓷盖碗，宋代） (临汝窑青瓷三足瓷炉,宋代，征集) (青釉刻花瓷碗,宋代，征集) (青釉刻花瓷盒,宋代，征集) (定窑白釉贴花瓷炉,宋代，征集) （下：定窑白釉镂雕八角兽首瓷洗，宋代，1960年洛阳市出土） (白地黑花瓷梅瓶,宋,1985年镇平县出土)

【白釉“春夏秋冬”瓷梅瓶】
宋代，征集。这件白釉梅瓶，形体高大，平口，短颈，丰肩，腹下收，圈足。通体施白釉，足内露胎，肩部、颈部用黑彩绘花叶、草叶纹，笔法酣畅流利。腹部刻双线纹分割瓶体为四个方形开光，开光内分别刻“春夏秋冬”四字为主题图案，并划以水波纹衬底，是磁州窑系民窑佳作。磁州窑系泛指在宋元时期以磁州窑为中心，中原及周边等地生产化妆白瓷、彩绘瓷和化妆土剔刻花装饰瓷器的民间窑场。磁州窑在宋代开始步入兴盛，它吸收了水墨文人的书画技法，形成了白地黑绘的艺术风格。这件磁州窑系白釉黑彩“春夏秋冬”瓷梅瓶，既有书、又有画，是除了唐代长沙窑外，极少有文字装饰的瓷器品类，是宋朝文化繁荣的真实写照。

【白釉珍珠地瓷梅瓶】
宋代，1955年方城县官庄出土。梅瓶，因口小只能插一支梅花而得名。这件白釉珍珠地梅瓶，小口，短颈，圆肩，瓶体瘦长，上腹部丰满。瓶身被分为三个装饰区域，肩部装饰莲瓣纹，足部装饰仰莲，腹部用划花珍珠地花叶纹装饰，花朵由五片单层花瓣组成，花朵盛开，露出花蕊，叶子的形状大而伸展。花叶之外用珍珠地装饰，珍珠地的繁复突出了花叶的简洁，二者相互映衬，相得益彰。
“珍珠地”是唐末、宋初至金代末期北方窑系瓷器上的一种装饰图案，在花纹之外的空白处，用管状工具戳印，形成布满小圆圈的地纹。珍珠地纹样烘托出主体花纹，装饰效果独特。小圆圈排列有序，繁密整齐，像鱼子一样，尤其是在白釉的器物上，看起来就像一颗颗小珍珠。所以有了“珍珠地”这样美丽的名字。

(白地黑花小口瓷尊,宋代,1984年安阳市出土) (白地黑花“风花雪月”瓷瓶,宋代,郑州市出土) (白釉赭彩人物纹瓷罐,元代,清丰县出土) (白釉赭彩龙凤纹瓷罐,元代,征集) (白地黑花狮球纹瓷枕,宋代,征集) (白地黑花荷鸭纹瓷枕,宋代,征集)

【三彩荷叶童子枕】
宋代，上蔡县城关出土。陶瓷枕属于凉枕,具有清凉降温的功效，是古人夏日避暑的用具。这件三彩童子荷叶枕，通体施黄、绿、白三彩，枕的底部是粉白色的长方形托板，托板上卧着一个童子。童子头顶蓄发，颈戴项圈，手脚饰有钏、镯。右臂袒露，向后微曲，下身穿绿色短裤。面目圆润，目视前方，头微微上仰，左手压于身下，右手执荷叶在身上作为枕面。在荷叶状枕面和童子臂部之间左右各有一个折叠的小荷叶，将枕面与童子巧妙地连接成一体。此枕的造型使人仿佛看到一群眉清目秀，天真可爱的孩童们在晴空丽日下，乘着一叶小舟,手执荷叶在湖面上打闹戏耍。宋代的童子枕体现了宋代儿童天真活泼、积极向上的整体精神面貌，直观的反映了劳动人民希望多子多福的美好愿望。这件藏品，把光身顽皮的小童在水中戏闹的场景表现的惟妙惟肖,见其形如闻其声，实属宋代孩童枕中的少见上乘之作。

【白地黑花蹴鞠瓷枕】
宋代，征集。枕为八角形,面绘黑彩开光童子蹴鞠图。底部印“张家造”三字。“蹴”即脚踢,“鞠”系皮制的球,用脚踢球,有直接对抗、间接对抗和白打三种形式。蹴鞠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唐宋时期最为繁荣,经常出现“球终日不坠”“球不离足,足不离球,华庭观赏,万人瞻仰”的情景。

(白地黑花山水人物纹瓷枕,宋代,征集)

【三彩婴戏图枕】
北宋，1976年济源市勋掌村出土。木偶戏作为宋元戏曲的重要演出形式,影响广泛。该枕上的婴戏图生动再现了当时流行于民间的提线木偶（悬丝傀儡）表演艺术。

【白釉珍珠地《水龙吟》瓷枕】
宋代，1986年三门峡市出土。该枕椭圆形四曲花瓣式，前低后高，枕面长方形开光，内刻写有北宋文学家苏轼的《水龙吟·露寒烟冷薏葭老》一词。共计十行，每行10—12字，共102字。开光上部和左右两侧有珍珠地折枝花作辅助纹饰。为磁州窑系产品。
枕的历史，最早可追潮至新石器时代，战国时期最早发现枕的实物,汉代上层贵族以玉石枕随葬。隋唐时期,陶瓷业兴盛，瓷枕走上了历史舞台。至宋辽金元时期,瓷枕文化的发展达到了巅峰，清明以后逐步衰退。枕作为生活中常见的卧具，承载着先民对美好生活的寄托，也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凤貌、民俗习惯和审美意趣。瓷枕在古代是极实用的纳凉卧具，釉面的物理温度特性，帮助使用者可以清凉度夏。北宋诗人张来在《谢黄师是惠碧玉瓷枕》中写道:“巩人作杭坚且青，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短短四句讲明了瓷枕的消暑功效。

“宋金元时期”展厅尾声，有元代登封观星台模型。元代为改革历法，由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等人主持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天文大地测量活动。在全国各地，于北纬15-65度之间建立了27个天文观测台。登封观星台是其中唯一一座保存至今的元代天文建筑。

【明清河南】
滔滔黄河，巍巍嵩山，见证了历史的发展。明清两代，河南作为京畿南部门户，政治地位十分重要。明代伊始，河南即为封藩重地;清代设直隶省，所辖包括直隶、河南、山东三省。明清两代，农业、手工业水平都已超过前代，商品贸易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此时的河南商路通达，既有万里茶道贯通南北，也有京杭运河辅助通道;漕运繁忙，会馆林立，沿河名镇，古韵犹在。由于黄河河南段是中下游的分界点，明清时期，决溢频繁，黄河南北改道变迁，影响了中原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的长河,虽惊涛澎湃,波澜万丈，但依旧滋养延续着中华的文脉。
1368年明朝建立后，便在这里设立各级地方政权机构，确定军事与法律制度，并分封诸王就藩河南，以加强中央王刚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同时采取移民垦荒揩施，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1636年清朝建立，承袭明制，同时改革土地制度，缓和民族矛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

明代在河南设承宣布政使司,驻省城开封(祥符县),布政司下共设8府、1直隶州(汝州)、11属州和96县。清代在地方设省、道、府、县四级。顺治初年,河南确定为河南省,设河南巡抚为本省最高行政官员,省治开封。顺治五年(1648年),清政府设直隶总督,总辖直隶、河南、山东三省,驻大名(今河北大名),使京畿和直隶强大的军事和政治辐射兼顾河南。

分封藩王。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巩固统治，自洪武三年(1370年)起,陆续分封其24子就藩全国各地,以起到“夹辅王室”的作用。河南作为封藩重地,先后分封了周、唐、伊、赵、郑、卫、秀、崇、汝、潞、福等十余个藩王,对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有重要的影响。

明代河南首藩周定王及其妃子的陵墓，位于禹州市无梁镇老官山东麓。明代禹州属开封府管辖，此地俗称“朱王坟”。

明潞简王陵。位于新乡凤凰山脚下，建成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由东墓区(潞王墓)、西墓区（次妃赵氏墓)和神道三部分组成，建筑用青白石垒砌，神道石像生14对，共占地400余亩,陵区城垣坚固规整，仿照万历皇帝定陵建制，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好、占地面枳最大的明代藩陵墓。潞简王朱翊镠，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胞弟，四岁册封为潞王，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就藩于河南卫辉。潞藩历二代而国亡，其子朱常淓涝称小潞王。

(建筑饰件,一组三件,明,2017年开封市明代永宁郡王府遗址出土,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绿釉琉璃垂兽) (绿釉琉璃瓦当/绿釉琉璃龙纹滴水)

【青花云龙纹玉壶春瓷瓶】
明代，荥阳市贾峪镇周惠王墓出土。玉壶春瓶的造型是由唐代寺院里的净水瓶演变而来，它是一种以变化柔和的弧线为轮廓线的瓶类，历经宋、元、明、清、民国直至现代，成为中国瓷器造型中的一种典型器物。玉壶春瓶从盛酒器到陈设用品，一物多用，既可以当作实用器物盛酒使用，又可以满足闲暇时间生活情趣的需要。
这件青花云龙纹玉壶春瓶，为明初青花瓷，侈口，细颈,溜肩，圈足，曲线流畅，楚楚动人。通体施满釉，釉下用苏麻离青料绘云龙纹图案。龙首高昂，小头细颈，双目圆睁，身有鳞，背有鳍，肘部有肘毛三条，爪为五趾抓状，龙首与龙尾相，缠绕器身，呈迎风肆意飞扬状，凶猛威武。分布于器口、颈部、器腹及圈足的如意状云纹衬托腾龙，动感极强。整个画面构图有致，笔法流利酣畅。

(青花瓷,1组8件,明,2016年开封市御龙湾小区明代建筑遗址出土,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嘉靖款青花龙纹瓷碗,明) (青花螭兽纹瓷碗/青花“金榜题名”瓷杯,,明) (青花四季花卉纹瓷碗,明) （青花松鹿纹瓷碟，明） (青花瓷,1组3件之一青花“周府上用”瓷碟,明,1981年开封市潘湖明代周王府遗址出土,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青花瓷,1组3件之一成化款青花龙纹瓷碗,明成化) (青花瓷,1组3件之一青花四季花卉纹瓷碟,明) (白地黑花“内酒”瓷瓶,明,开封市朱仙镇周宪王墓出土) (白地黑花“细酒”瓷梅瓶,明,开封市朱仙镇周宪王墓出土) (青花瓷梅瓶盖，明,开封市朱仙镇周宪王墓出土)

治理黄河。明清时期黄河水患频繁,直接导致土壤沙化、盐碱化,使昔日的肥沃良田变成了不毛之地,危及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影响运河漕运及京师供给。明清两朝在黄河河南段的治理上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有清首重治河”“治黄保漕”的政策深刻影响着河南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镇河铁牛,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造,征集)

【《饥民图说》木印雕版( 1组6件)】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征集。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黄河在河南虞城县决堤,特大灾荒导致饥民遍野。时任刑科给事中的杨东明(1548~1624年）,将灾荒中饥民的种种惨状绘制成24幅图,并配以文字,编成《饥民图说》上奏万历皇帝,请求朝廷予以赈济。后由杨的后人雕版印行。

【御制蛟龙碑—“中华第一铜碑”(拓片)】
清雍正元年（1723年)，原碑存焦作市武陟县嘉应观。碑文为雍正皇帝亲笔撰写,在碑文末尾盖有雍正皇帝印鉴。其内容叙述了黄河自武陟而下,频繁决口,筑坝堵成功后,建嘉应观祭祀河神之事。该碑被誉为“治河丰碑,国之瑰宝”。

明初移民垦荒。明初,战乱过后的河南“多是无人之地”,劳动力不足,而山西“地狭人稠”。洪武、永乐年间,明政府先后十几次从山西向全国广大地区移民,河南是移民的重点省份之一。移民垦荒促进了河南地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迁民碑(拓片)】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原碑藏卫辉市文化馆。碑文记载,汲县(今河南卫辉)郭全屯原为双兰屯,后因由山西泽州(今山西晋城)迁民至此,里长名郭全,故更名郭全屯。此碑是明代初年由山西向中原迁民的实物资料,对研究明代地名史、基层组织形式具有重要价值。

清代“更名田”和“摊丁入亩”。明未清初,连年战乱,河南人口锐减,大量土地抛荒。清代政局稳定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的政治措施,如“更名田”以及地权改革,并实行“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使农民与土地的依附关系更加牢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农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明清农业经济。明清两代注重兴修水利灌溉设施,河南全省疏浚、开挖沟渠千余条,水利设施大为改善，成为产粮大省,为康乾盛世打下基础。明代中后期，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新航路的开辟,外来农作物及经济作物传入中原地区,逐步得到推广、种植,为农业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

【水利图碑(拓片)】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永城市出土，原碑商丘博物馆藏。此碑反映了清乾隆二十二年秋到二十三春豫东地区大规模兴修水利的情况,其中河渠图是当年疏浚河道沟渠的历史记载。碑文由河南巡抚胡宝瑔撰写。碑上所刻黄河山峰、城池都近于写实,尚存古地图的遗风。

明清商贸经济。明清时期,随着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河南仍为重要的粮食产区,为手工业、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时,河南有便捷的水陆交通条件,沿路、沿河贸易带动了市镇的发展,商贾云集,会馆林立,商品交易市镇兴盛,社会经济一度呈现繁荣局面。

（大明通行宝钞，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征集） （户部官票，清咸丰五年［1855年］，征集） （大清宝钞，清咸丰四年［1854年］，征集）

【王百禄墓志(拓片)】
明弘治六年(1493年)，1985年浚县王氏墓地出土。王百禄,明朝兵部尚书王越之女,未嫁而亡。王越亲撰此志,感情真挚,表达了对其女早亡的痛悼之情。从其墓中出土的金首饰等器物可管窥明代官宦阶层的生活状况。

（桃枝纹金杯，明代，新蔡县出土） （梅花纹银杯，明代，偃师市城关乡老城村出土） （金耳坠一对，明代，新蔡县出土） （人物故事纹金链壶，明代，上蔡县出土）

【凤纹金帔坠】
明代，上蔡县顺阳王墓出土。该帔坠为顺阳王朱有烜王妃的佩饰,中部饰有展翅欲飞的凤凰,采用透雕、錾刻、捶揲、压印等相结合的工艺。朱有烜是周定王朱橚庶出第三子。

（双凤纹金链牌，明代，上蔡县顺阳王墓出土）

明清河南民居。以宅院式为主,西部多山地区有窑洞、地坑院等。宅院式建筑有四合院、三合院、半个院等形式。典型的四合院是按南北轴线对称布置房屋的，以上房(主房)、东西配房（厢房)、南房组成,是中原民居中最高档次的居所,多为官宦及富商之家居住。

【彩绘三进陶宅院】
1960年郏县前塚王村王韩墓出土。墓主王韩应为当地地主,曾出资赈灾。该宅院由一座牌坊和三进院落组成。院内有“一”字形照壁,一座堂楼、九座平房及人物俑,大门外有八字墙、牌楼,及与宅院配套的成对骑马俑、男女迎送宾客俑、生活仆俑。是了解明代生活习俗的重要依据。

（元宝式铜茶托，清代，征集） （铜瓶，清代，征集）

明清河南文化。明清两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承古萌新,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应运而生，自然科学研究方面成就显著。伴随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学蓬勃兴起。河南地区也相继出现了一些科学家、文学家、戏曲家及艺术家等，不但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上也有一定影响。

【左国玑行书卷】
明代，征集。左国玑(1480-?),字顺齐,开封人,李梦阳妻弟。与李梦阳、张路并称“中州三杰”。

【袁保恒行书对】
清代，征集。袁保恒(1826-1878),字小午,号筱坞。河南项城人,晚清重臣袁甲三之子,袁世凯叔父。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刑部左侍郎。

【独山玉李占鳌私印(1组4件)】
清代，征集。印石皆以南阳独山玉雕刻。印主李占鳌,字冠卿,汝南西平县人。清光绪年间曾任湖南常德镇参将。印面内容分别为其姓名、书斋名号、籍贯归属及诗文格言,（“臣李占鳌私印”“养拙斋主人晓六氏书画印”“中州李氏名占鳌字冠卿号晓六之印”“数点梅花天地心”印）为印主人根据不同需要所使用。

明清文化成就。明清时期,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文人思想僵化,不思创新。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逐步壮大,在黄河文化滋养和熏陶下河南出现了几名文坛巨匠。明代李梦阳、朱有效，明未清初侯方域、清代李海观在诗文、戏曲、小说创作领域有突出成就,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河南贡院。科举制度创始于陷，确立于唐,完备于宋，明清达到鼎盛,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前后经历了1300年之久。科举考试多在贡院举行,是朝廷抡才的重要机构。明清时期除京师外，各省城均建有贡院。
河南贡院始建于北宋，是河南举行乡试、选拔举人的场所，历经变迁修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在此举行。科举虽已废除,但其所提倡的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精神一直延续至今。

【“改建河南贡院记”碑(拓片)】
清雍正十年(1732年)刻立，原碑现存河南大学。清抚豫官员田文镜撰文。碑文记载了因开封周王府的旧址地势低洼,致使贡院东、西、北三面形成水塘（今龙亭湖)，遂另选址（在今河南大学外语楼一带)，修建号舍9000间,规模扩大,反映了雍正时期河南贡院的变迁。

在三楼宋元金与明清时期展厅之间，还有一个小型展览“拾襟搅袖为君舞——黄釉扁壶特展”。也是专门为一个北齐时期的黄釉扁壶设置的展览。

扁壶的造型独特,为杯型口,短颈,溜肩,肩上左右对称穿孔,扁身似杏核,垂腹,饼足,这与战国汉魏两晋时期传承下来的扁壶器型迥异,有专家认为是模仿游牧民族的皮囊而制,也有专家认为是从中亚、西亚的金银器造型上演变而来。说法不一而足。这种洋溢着浓郁异域风情的扁壶式样,在北朝至隋唐时期十分流行,在北方地区多有发现,从纹饰装饰风格来看,北朝时期的扁壶上多以联珠纹、忍冬纹和胡人形象为装饰,而唐朝的扁壶上则出现了极具中原特色的宝相花和凤纹,表明外来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渗透,形成了兼容并包的中原特色。

黄釉扁壶，北齐武平六年(575年)，河南省安阳市洪河屯范粹墓出土。是北齐铅釉陶器的典型器型,其通体施黄褐釉,两肩各有一系孔,颈肩之间饰一圈联珠纹。壶腹正反两面模印相同的乐舞图案。图案主体为五名乐舞表演者,他们皆高鼻深目,头戴蕃帽,身着翻领或圆领窄袖长袍,腰间系带,足祗半筒高靴,是典型的西域人形象。中央一人立于莲花台座上,回首左顾,左腿直立,右腿反转,似在随着乐曲节拍做单腿旋转,动态盎然。舞者两侧环立四位乐师,两两相对。左侧两名乐师,一人侧身双手扬起,击拍伴奏;另一人蓄髭须,吹奏横笛。右侧两名乐师,一人双手击铜钹;另一另一人蓄髭须,吹奏横笛。右侧两名乐师,一人双手击铜钹;另一人弹奏五弦琵琶。

根据志文可知，墓主范粹,字景纯,是边城郡边城县人（约今天河南信阳市固始县一带）。生卒年为548年～575年,即出生在东魏末年孝静帝统治时期,卒于武平六年。北齐立国仅28年,范粹的一生也与北齐这个短命王朝相羁绊。志文对范粹的生平宦历未有过多的描述,仅提到其刚被授予了东雍州刺史和太傅卿的官职。他去世后又被追赠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骠骑大将军为北齐高级军职,又授开府仪同三司,在北齐官制为从一品。凉州,一般是指河西地区的凉州,但当时河西凉州并不属于北齐管辖的地界。范粹授职的凉州刺史,仅是名义上的虚授,或指北齐境内侨置的凉州。在南北朝侨置州郡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特殊地方行政建置,目前已难考证道其具体的地理位置。
范粹墓出土的仆侍俑中既有汉人形象又有鲜卑、胡人形象,在人俑的面部、衣帽服饰、随身用具上涂绘有白、赭红、黑、橘黄等色彩。这些陶俑形象地反映了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社会历史背景。

有趣的是，这个黄釉扁壶刚刚在1月成都博物馆“锦城丝管：和合共鸣的音乐成都”特展上见到过，没想到3月又再一次在河南博物院看到，真是有缘呀。

两个小时的观展匆匆而过。夕阳西下，好看的光影打在博物馆外的广告宣传上。而马路上行人匆匆，千年之前和千年之后，我们有时候看到的，欢喜的，忧愁的，或许从来没有太大不同。

参考文章：青史浩然2023年2月《宋代簪花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