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游天下】 ‍黄花岗，镌刻心间的印记

姚东旭

　　 图/文：姚东旭

美篇号：1788176

在我的记忆深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宛如一座永不褪色的丰碑，承载着我青春岁月里独特而深刻的记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学校常组织学生参加义务劳动，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便是我们挥洒汗水的地方。那时，每到星期六下午，我们便排着整齐的队伍，步行前往墓园。一路上，同学们满怀期待，脚步轻快。

一踏入墓园，庄严肃穆的氛围便扑面而来。参天的古树，如同忠诚的卫士，默默守护着这片英烈安息的土地。墓碑林立，每一座都仿佛在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领取工具，开始拔除杂草的义务劳动。大家分散开来，小心翼翼地清理着每一处角落，汗水从额头滑落，浸湿了衣衫，却无人喊累。

在劳动的过程中，老师们会给我们讲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英勇事迹。我仿佛看到，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烈士们怀着对革命的坚定信仰，义无反顾地冲向敌人，用鲜血和生命，唤醒沉睡的国人。他们的大义凛然、舍生忘死，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灵。

多次的义务劳动，不仅让墓园始终保持整洁干净，更在我们心中种下了爱国的种子。每一次弯腰除草，都是对烈士的缅怀；每一滴挥洒的汗水，都是对烈士精神的传承。如今，虽已过去多年，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的景象，依旧历历在目。那庄严肃穆的氛围，那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迹，早已融入我的生命，激励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心怀家国，奋勇前行 。

　　浩气长存

竣工于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 正门牌坊长31米、宽3米、高13米。门额上以花岗石镌刻着孙中山先生题写的“浩气长存”四个贴金大字。从词义上说，浩气就是正气。

公园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建筑规模宏大，园内300多米长的层级主干道两旁苍松翠柏排列有序。园内有墓亭、陵墓、纪功坊、记功碑等。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又称黄花岗公园，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白云山南麓先烈中路，是为纪念1911年4月27日（农历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广州三·二九起义中牺牲的烈士而建的。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是广州作为近代革命策源地的重要见证，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纪念公园。2016年9月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2016年12月，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入选《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名录》。

　　1907年5月，黄冈起义失败后，何子渊等领导人随即返回梅州。不久，萧惠长、江柏坚、姚竹英、张花谷等人身份不幸暴露，被迫走避箭竹顶茶场达半年有余。其中姚竹英在箭竹顶茶场住了半年多，萧惠长、江柏坚等人住了四个多月，丘逢甲为了营救革命党领导人及商量下一步行动方案，于1908年（戊申年）夏初，多次来到石马商讨对策，革命党人卒在何子渊、丘逢甲的疏通担保之下得以脱险。

嘉属革命党领导人何子渊、萧惠长、江柏坚等人不甘心“黄冈起义”之失败，不久又与广东兴宁石马人氏，同盟会领导人何天翰、何天炯等同志积极筹款，购买枪支弹药，参与筹划惠州和广州黄花岗起义。

1911年3月上旬，何子渊特指派石马刁田村的洪门兄弟陈文友负责和罗炽扬、严德明等人从香港运带驳壳枪18支、无烟枪17支，还有九响枪和弹药一批回惠州，拟在惠城起义，商船在大亚湾澳头靠岸时，遭巡逻清兵搜查，陈文友等人当场被捕，罗炽扬乘机逃脱。身份爆露后，严德明用革命大义说服士兵，兵勇们都尊称他们叫“革命先生”，戒备随之松懈，严德明乘夜色逃脱，陈文友被严密递解惠州。

案发后，同党严确廷偕惠州中学学生杨瑞廷驰往营救未遂。驻惠的广东陆路提督秦炳直凭直觉发现革命党人起事在即，遂密令捕获严确廷，随后专船押解陈文友、严确廷到广州，密囚于南海监狱。

1911年3月29日，黄花岗起义爆发，黄兴等革命党人围攻广州督署事败，文友闻之，在狱中连声哀叹“同胞可怜、同胞可怜……”，狱卒闻之应曰“是诚可谓不畏死者也！”。第二天，遂被斩于监狱门外。

起义失败后，黄兴负伤逃回香港，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被捕杀，死难的同盟会会员有名可考者86人，其中72人的遗骸由潘达微等出面收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潘达微并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这次起义因而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花岗公园在广州市先烈路。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黄兴率12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攻打两广总督，经一昼夜血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喻培伦等100余人牺牲。同盟会员潘达微冒险奔走四方，由慈善机构出面收殓遗体，共得72具，合葬于此。潘氏死后，亦附葬于此。

　　烈士陈文友、严确廷遗骸和“三·二九”死难烈士一同堆放于咨议局门前，后由潘达微收葬于黄花岗。1919年，审定七十二烈士第一批为56人，1922年，审定第二批为16人，1932年，审定陈文友等烈士13人，另立一碑，碑文为胡汉民所书。

经3个月的筹划准备，黄兴于8日在香港召开统筹部发难会议，将在广州举事的时间定在13日，并拟分10路进攻。由于温生才行刺孚琦，广东当局加强了戒备，加之部分款项、枪械未到，原定计划被迫延期。

1911年7月23日，黄兴潜入广州，成立起义指挥部。广东当局已风闻起义，加强了防备，并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形势变得越来越不利。26日晚，黄兴召集会议仓促间决定起事。敢死队突入总督署，总督张鸣岐逃走，起义军焚毁总督署后，在东辕门外与水师提督李准的大队亲随短兵相接。起义军浴血奋战，东奔西突，终因兵力严重不足而溃败。

　　七十二烈士之墓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同盟会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喻培伦、林文、林觉民、方声洞等100多人殉难，潘达微先生将收殓的72具遗骸营葬此地。

　　纪功坊

于1921年（民国十年）建成。

　　纪功坊由前后各72块青石叠成崇山形，象征72烈士。这些青石分别刻上当时国民党海外各地支部名称和个人的名字，作为纪念他们捐款建设墓园有功的“献石”。纪功坊上的横额，是12个字的篆文：“缔结民国七十二烈士纪功坊”。由著名的革命党人 章炳麟书写。 献石堆顶上屹立着自由女神像，表达了要为建立自由平等国家而奋斗的革命思想。

　　记功碑上刻有历史缘由和烈士英名，顶部是高举火炬的石雕自由神像。

岗陵上安放着七十二烈士之墓，烈士墓构筑在岗陵之上，居于墓台当中，纪功坊峙立墓后。墓后的纪功坊上屹立着自由女神像，墓旁孙中山先生手植树苍劲挺拔。孙中山书“浩气长存”四字镌于墓坊。入门是宽敞的墓道，长200米。

　　黄花岗原名红花岗，潘达微在安葬了烈士后，认为“红花”不及“黄花”一词雄浑优美，因此，在介绍烈士安葬情况的报道上，把红花岗易名为黄花岗。从此改名沿用至今。

1912年，广州军政府拨款10万元在原墓地建烈士陵园，孙中山亲自栽植了青松，并为墓园手书“浩然正气”四个大字。以后墓园还多次扩建。经核实，墓园收殓了喻培伦、林觉民等有姓名、事迹可考的烈士86名。

建国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陵园建设，筑起围墙，加强整治保护。1961年被国务院第一批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和1986年政府两次拨款维修，使浩气重光，1986年被评为“羊城新八景”之一，名“黄花浩气”。陈运和诗《黄花岗》赞“你是部耐读的黄封面的书即使时间从这儿飞逝 但上面的标点仍凝满殷红的血”。

　　烈士名录

黄花岗所埋尸体共72具，故后人便以黄花冈七十二烈士相称，但七十二位烈士的姓名直到民国11年（1922年）春才完全查出，乃在黄花冈上勒石记名。

七十二烈士的确定经历了一段复杂的过程：1918年由广东革命政府主持，由爱国华侨捐款重修七十二烈士陵园。孙中山为陵园巨型牌坊手书“浩气长存”四个大字。广东革命政府拟将烈士姓名、籍贯、事略镌刻于纪念碑石，但不能尽知烈士们的生平事迹。为此，参议院长下令，由参加广州起义后尚健在的同盟会员吴永珊、徐维扬、胡君毅等组成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死难的烈士，计得五十六人，时为1919年。1922年又查出烈士十六人，合计共七十二烈士。1932年又查出烈士十四名，再立第二碑以为纪念。

烈士墓园内除了72烈士之墓外，还有被誉为中国航空之父的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家和飞行家冯如之墓、陆军上将邓仲元之墓、被孙中山誉为“中国革命空军之父”的杨仙逸之墓、被孙中山称“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的史坚如之墓以及越南烈士范鸿泰之墓等。潘达微先生、邓仲元、杨仙逸、冯如、史坚如等革命烈士也安葬于此。

黄花岗就义烈士远不止七十二人。据估计，广州起义牺牲的烈士多达百余人。根据当时国民党政府国史馆汇制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就义表》可以知道另外五位烈士：徐国泰、华金元、阮德三、陈甫仁、严确廷。历史上查出有姓名、籍贯、年龄可考者共八十六人。

下面是七十二位烈士的姓名籍贯：

广东人：徐佩旒，徐礼明，徐日培，徐广滔，徐临端，徐茂燎，徐松根，徐满凌，徐昭良，徐培添，徐保生，徐廉辉，徐容九，徐进照，徐褶成，徐应安，李柄辉，李晚，李文楷，李文甫，李雁南，陈春，陈潮，陈文褒，罗仲霍，罗坤，庞雄，周华，游寿，江继复，郭继枚，劳培，杜凤书，余东雄，马侣，黄鹤鸣，饶辅廷，张学铨，周增，林修明

福建人：方声洞，冯超骧，罗乃琳，卓秋元，黄忠炳，王灿登，胡应升，林觉民，林西惠，林尹民，林文，林时爽，刘六符，刘元栋，魏金龙，陈可钧，陈更新，陈与焱，陈清畴，陈发炎

广西人：韦树模，韦荣初，韦统淮，韦统钤，李德山，林盛初

四川人：秦炳，喻培伦，饶国梁

安徽人：程良，宋玉琳，石德宽

　　黄花岗起义中就义的烈士遗体（资料照片）

　　七十二烈士简要信息：

喻培伦，别号云纪，四川内江人，日本千叶医学院学生。

林文，别号时爽、广麈，福建侯官人，日本大学学生。

宋玉琳，别号建侯、豫琳，安徽怀远人，军官。

方声洞，别号子明，福建侯官人，日本千叶医学院学生。

饶国梁，别号小峰，四川大足人，四川陆军速成学校毕业。

林觉民，别号意洞、抖飞，福建闽县人，日本庆应大学学生，革命前的《与妻书》广为流传。还有《禀父书》内容：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

林尹民，别号靖庵、无我，福建闽县人，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学生。

李文甫，别号炽，广东东莞人。

陈文褒，广东大埔人，南洋商人。

李德山，广西罗城人，龙岸民团管带。

陈与燊，福建闽县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

　　罗仲霍，广东惠阳人，南洋教员。

庞雄，广东吴川人，军人。

陈可钧，福建侯官人，日本正则学校学生。

饶辅廷，广东嘉应人，教员。

陈更新，福建侯官人，长门炮术学校毕业。

冯超骧，福建侯官人，南洋水师学校学生。

李雁南，广东开平人，南洋华侨。

刘元栋，福建闽县人，南台消防会会长。

刘六符，福建人，福建讲武堂学生。

李炳辉，广东封川人，南洋教士。

李文楷，广东清远人，星洲《晨报》印刷工人。（黄花岗起义时并未阵亡）

李晚，广东云浮人，南洋华侨。

郭继枚，广东增城人，南洋华侨。

余东雄，广东南海人，南洋华侨。

黄鹤鸣，广东南海人，南洋机器工人。

杜凤书，广东南海人，南洋机器工人。

徐培添，广东花县人，安南（今越南）工人。

徐进炲，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广滔，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临端，广东花县人，工人。

徐礼明，广东花县人，安南（今越南）工人。

曾日全，广东花县人，工人。

江继复，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熠成，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日培，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容九，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满凌，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茂燎，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佩旒，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廉辉，广东花县人，安南（今越南）工人。

徐松根，广东花县人，安南（今越南）工人。

徐保生，广东花县人，农民。

徐昭良，广东花县人，安南（今越南）工人。

徐应安，广东花县人。

韦统钤，广西平南人，教士。

韦统淮，广西平南人，教士。

韦树模，广西平南人，教士。

韦荣初，广西平南人，教士。

林盛初，广西平南人。

秦炳，四川广安人。

周华，广东南海人，南洋华侨。

陈春，广东南海人，安南华侨。

马侣，广东番禺人，安南华侨。

劳培，广东开平人，星洲（今新加坡）《晨报》记者。

游寿，广东南海人，安南（今越南）华侨。

石德宽，安徽寿县人，日本警监学校学生。

程良，安徽怀远人，陆军小学毕业，任教官。

林修明，广东蕉岭人，教员。

周增，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商人。

罗坤，广东南海人，安南（今越南）华侨。

陈潮，广东海丰人，农民。

黄忠炳，福建连江人，农民技击家。

王灿登，福建连江人，技击家。

卓秋元，福建连江人。

胡应升，福建连江人，工人。

魏金龙，福建连江人。

陈清畴，福建连江人，技击家。

陈发炎，福建连江人，农民。

罗乃琳，福建连江人。

林西惠，福建连江人，军人。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修建纪略

黄佩贤

1911年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发动的“三·二九”广州起义，震动全国，动摇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基础。清政府十分仇视革命党人，致将参加是役的死难者的遗骸暴尸穗城东郊。在当时十分险恶的形势下，革命党人潘达微“冒死收瘗诸烈士”，丛葬于城东北三里外的红花岗，并挥笔疾书“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歌颂、表彰英烈们的精神。为了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政府及各界人士和海外侨胞，通过拨款和募款，在原来安葬七十二烈士的墓地修建一座宏大的陵墓。陵墓的修建，从1912年开始，由于经费等原因，历经二十多年不断修建和扩建，建成一个规模宏大的烈士墓园，成为辛亥革命的一处重要的历史遗迹。又是一处近代优秀的纪念性建筑。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

1911年4月28日，孙中山先生自加拿大抵芝加哥，从美国报纸中获悉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当晚即电同盟会香港机关部，询问起义情况。5月5日，孙中山出席了同盟会芝加哥分会议事，为广州起义死难烈士筹集善后费用，并商定设立“革命公司”作为筹款机构。会后，孙中山亲撰《革命公司缘起》一文，并致函南洋同盟会员谢秋。在函中，他颂扬广州起义者“勇敢英烈”，指出“革命之声威，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认为“今日急务，必当筹足大款，乃能速收成效”。并通知海外各埠同志积极参加，支持筹款。10月10日，武昌起义，各省纷纷起义响应或宣布独立。广东也于11月9日宣布独立，推举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因胡、陈二人均为辛亥革命参加者，故二人在任期间，都主张“开局编史，并改葬遗骸，崇大坟墓，建黄花图书馆，发留建国流血一大纪念”。在广东省议会上，经胡汉民、陈炯明等提议决定在烈士合葬处修建烈士墓，咨请省政府筹备十万元作修建墓园经费，都督府派何克夫主持修建墓茔工程。12月都督府发布都督令，命令稽核调查会长邓铿准予拨款两万元，作为镌刻墓门、碑碣的经费。1913年，因孙中山领导和发起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修墓工程受影响而停顿。1916年，在省参议院复提前案的会议上，委派潘达微担任修筑黄花岗协理，潘因公务在身而未能赴任。1918年，烈士方声洞的哥哥、滇军师长方声涛积极募款，在黄花岗原烈士安葬处建了一个方表墓冢，四周建花岗岩石墙。当中立一墓碑碣，碑上刻隶书“七十二烈士之墓”。1919年在当中建一石亭。同年，参议院长林森向海外华侨发起募款扩建陵墓，由林森监修。修建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碑、碑亭、纪功坊、南门烈士墓道、烈士守墓庐及塘基等。到1921年，墓园建筑已初具规模，但墓冢的北面还有不少坟茔，墓园内的道路设施还很不完善，每逢“三·二九”公祭日，“道上缀旗镫陆不绝，车声阒阒然，履声槖槖然，军乐声呜呜然，人骈肩语，”致祭者多达三万人之多，为了拓展坟园以壮观瞻，使来观光者必游黄花岗，参议院长林森函令番禺县长划定坟场界线，由政府按契价补偿征地，先后征用了湖南会馆的山地及民间园地、田产等四百余井，又由番禺县发出公告，严禁在坟园范围内放牛养马、砍伐树木。1923年，军阀陈炯明叛乱，影响了墓园的扩建工程，又因缺乏修建材料，故前水塘工程被迫停工，为解决材料不足的问题，广州市市长孙科命令大本营建设部通知工务局，把原将军衙前、禺山市场内闲置的旧石狮、柱础石等石料运至黄花岗，作修建工程的用料，并由工务局拆掉建在烈士墓道内的房舍，收回占用的地方用作种植树木，大本营军政建设部长出示“严禁附葬，以崇先烈”公告。在界内的民间旧坟，亦限于布告内三个月迁葬。1926年，在南面的墓道内修建了两根由安南党部敬献的石雕云龙纹华表，此时墓园范围已“东至二望岗，西至广州模范监狱及永泰村，南至东沙马路，后至墓后田塘”。为了筹建墓园第二期工程的经费，革命纪念会董事邓泽如致函电话所，要求电话所每月向电话用户加征电话费。从1924年6月起至1929年，革命纪念会共集资金银毫十二万八千八百二十二点九一元，中纸八百五十四点四三元，铜钱十六万八千七百二十八枚。

　　1930年，广东省政府第五届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营造修理墓园方案，议决由市长林云陔等会同林直勉、胡毅生等会勘工程，聘请广州市甲级建筑师杨锡宗担任建筑设计，“绘制坟园图则”，通过林子超（林森）1928年提出的建立纪念碑的意见，同意补刻未刊的烈士名单。至第五十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修建方案、杨锡宗的建筑设计及纪念碑的施工说明。同年5月，省政府聘请林直勉、林云陔、胡毅生、杨锡宗、林克明、冯钢百、邓彦为修筑黄花岗委员会委员，并指派林直勉为召集人。林克明、杨锡宗负责坟园的规划设计，在这一期工程内加了纪功坊的叠石台，修筑了黄花亭和道路，在墓园广植树木，进行绿化。

1932年，首届被聘为修筑黄花岗委员会的成员已多不在粤，经市府第六届委员会第七十次会议决议，聘邓泽如、林直勉、黄隆生、陈耀垣为第二届修建委员会委员，在修建会议上一致议决通过收回烈士墓前的田地十五亩（约九千六百平方米），以备修筑石级。由于征收地段面积过大，经费难于筹拨，议派黄谦益会同商酌拟定修改设计图，在墓前月台下至牌坊后的花圃修墓道一百八十多米。园内马路工程由工务局技士（即工程师）陈昆设计。后为避免车马乱撞，在月台下改筑石阶梯级，两侧另开辟一横路，接通南门墓道，直通邓仲元墓前。马路工程公开招标，由锦和祥营造厂以亿万零八百元承包筑路工程，到竣工验收时发现施工的质量问题，锦和祥营造厂被罚款一千七百一十元，被扣除工料费八百八十五元，并把罚没所得款项用作修筑坟园内道路费用。

1936年，把原墓园中枢墓道的石级改筑为莲池拱桥，烈士墓冢的顶部改为水刷石米，相继修筑了西亭、喷水池。1937年广东省政府拨款两万元给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作修缮经费，对崩坏的路面、亭台、坟垣设施等进行修缮。1945年，修筑工程基本完成，工务局把黄花岗烈士坟园及有关家具、公物等财产及物品登记列册移交给广州市革命坟茔委员会。1946年重新安装了坟园南面墓道的铁门，拆毁了自由神像，改塑“青天白日”国民党党徽立于叠石之上。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工务局主持修缮烈士墓，由启记营造厂承包修建工程，拆毁“青天白日”国民党徽，重立自由神像，重铸墓垣上的铁望柱和铁链，复原被毁坏的石柱莲池栏板等。“文化革命”期间，由于极左思潮泛滥，自由神像再度被毁，竖起一支两米多高的火炬，墓碑及其他碑刻的落款题字被凿，铁链被砸烂。1981年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之际，政府拨款重修烈士墓，重塑自由神像，由雕塑家林毓豪、罗国强重塑一个右手高举火炬、左手挟着法律文书的具有东方女性面孔的自由神像，陆续地恢复被凿去落款题字。1991年又进行了部分复原修缮，恢复了钟形碑亭上的国民党徽标志。

　　二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占地面积十三万平方米，墓坐西北向东南，东南入口处建一四柱三间牌坊，粗壮的方形柱子，明间宽阔的额坊上嵌着孙中山手书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造型简洁稳重。进入牌坊后是一条宽阔的墓道，墓道中部建莲池拱桥，莲池中设喷泉，拱桥栏板望柱仿中国传统形式。墓道尽端是一宽阔的月台。月台石阶级前两侧各置一石熏炉，月台之后依次是墓冢、纪功坊和叠石台及《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碑刻。南面的墓道有碑记和石雕云龙华表。其余的附属建筑则分布在墓的两侧。左侧建有黄花井、黄花亭、碑界亭、西亭和塘基；右侧建有蓄水池、喷水池和“与众共乐”奏乐坛。随着历史的变迁，当年建造的墓道铁柱、烈士守墓庐、乐台及停车马处石碑等建筑已先后被毁。由于墓园建筑时间不一，前后持续了二十多年，其建筑在形式、风格上也各有差异，有仿西方古典风格的折中主义形式，有中国传统风格形式，也有采用中西糅合风格的形式。

埋葬烈士遗体的墓冢，平面方形，四周砌筑低矮的石墙，墙上竖铁铸望柱和铁链。墓冢上建一四柱覆钟形顶的碑碣亭，仿西方风格的柱式，上承三角形山花和钟形亭顶，风格和建筑手法别具一格。

纪功坊平面矩形，花岗岩砌筑，采用三段划分，以台基、墙身及层顶栏杆组成。墙身以规则毛石块砌筑，孙中山手书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嵌于坊墙正面，中开门洞贯通到坊后。入口处以仿西方古典风格的双柱承托石额和山花，两侧门设梯级可登上纪功坊的顶层。坊后叠石台，叠砌了七十二块由海外革命党人捐献的青石质地的纪念石，含意为纪念七十二位为革命捐躯的革命先烈，寓意深刻。原建在叠石顶上的自由神像，右手高举火炬，左手拿着锤，与墓冢的钟形亭相呼应，有“敲响警钟”和“唤起民众”之意。

黄花亭、西亭、碑界亭等都是仿中国传统风格，采用砖、水泥材料建造。塘基喷泉、莲池喷泉、喷水池和蓄水池等呈折中主义形式风格。有的建筑在细部则采用传统风格和浓烈的民间色彩装饰。纪功坊山花上的如意瓶和缠枝花纹饰，石熏炉上的万字纹和寿字纹，其他建筑上的细部装饰分别以松鹤、福寿、祥云、回纹、盘长纹等纹饰。如字纹饰，原来不是汉字，是梵文，意在“胸部吉祥标志”，也为古代的一种符咒、护符或宗教标志，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佛教典籍里说佛祖再世生，胸前隐起字纹，故常见于三宝佛的胸部。旧时译这为“吉祥海云相”，是吉祥幸福的象征，后画成为图案被人们应用。寿字，在中国传统观念的“五福”中，占首位就是寿，如福寿、长寿、松鹤等都为寿的象征。至于盘长纹与回纹，盘长纹为吉祥图符的一种，本为佛家“八宝”之一，有幸福连绵不断的象征；回纹寓意则为福寿吉祥，深远绵长。两者都多被用作建筑和其他的家具、杂品、织锦、木雕等装饰之上。这些纹饰、图案虽然不是为这个纪念性建筑而特定创造的，但通过这些传统风格图案的形象来表现其纪念性，是人们对先烈的崇敬在心理上得到一定的反映。从“浩气长存”牌坊到尽端的“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碑刻，布局对称，主要建筑比例严谨，排列有序，形式向多层次变化，秩序感强，给人以庄严、肃穆的感觉，使纪念性气氛逐步得到加强。在建筑上既有仿西方古典风格，也融会了传统的民间艺术风格。两种形式和风格交织在一起，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现代建筑师早期的建筑设计风格和手法受到西方建筑学派思潮的影响。因接受西方正宗建筑学院派的教育，既有设计手法新颖、思想开放的特点，又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因而采用中西建筑文化糅合的风格。

　　逸仙撰文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8月10日，国会临时会议通过出师北伐的决议，并咨请孙中山宣布军阀徐世昌罪状，明令出师讨伐。1921年12月应邹鲁的请求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一书写序言。

具体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序文如下：

满清末造，革命党人，历艰难险巇，以坚毅不挠之精神，与民贼相搏，踬踣者屡，死事之惨，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围攻两广督署之役为最。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顾自民国肇造，变乱纷乘，黄花冈上一抔土，犹湮没于荒烟蔓草间。延至七年，始有墓碣之建修；十年，始有事略之编纂。而七十二烈士者，又或有纪载而语焉不详，或仅存姓名而无事迹，甚者且姓名不可考，如史载田横事，虽以史迁之善传游侠，亦不能为五百人立传，滋可痛已。

邹君海滨，以所辑黄花岗烈士事略丐序于予。时予方以讨贼督师桂林。环顾国内，贼氛方炽，杌陧之象，视清季有加，而予三十年前所主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诸先烈所不惜牺牲生命以争之者，其不获实行也如故。则予此行所负之责任，尤倍重于三十年前。倘国人皆以诸先烈之牺牲精神为国奋斗，助予完成此重大之责任，实现吾人理想之真正中华民国，则此一部开国血史，可传世而不朽！否则不能继述先烈遗志且光大之，而徒感慨于其遗事，斯诚后死者之羞也！予为斯序，既痛逝者，并以为国人之读兹编者勖。

　　1924年5月1日晚，孙中山携夫人宋庆龄出席岭南大学黄花岗纪念会并发表演说，号召人们学习烈士“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来服务”。

“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这是1912年5月15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在南京各界举行广州黄花岗之役牺牲烈士追悼大会上，黄兴亲自撰写的挽联。“碧血黄花”象征着烈士的鲜血化为碧玉，革命精神犹如不畏寒霜的秋菊迎风绽放。

　　在烈士墓得后面，看到几只猫，它们成了墓地的守护者。

　　潘达微（1881年1月15日—1929年8月27日），广东广州府番禺县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出生于一个武官家庭，自幼喜好丹青。1905年8月，潘达微在东京参加孙中山组建的中国同盟会，成为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及南方支部的中坚分子，积极动员一批省港人士加入中国同盟会，还与妻子陈玮庄一起为中国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奔走出力，为中国同盟会策动广州起义竭尽全力，多次乔装设计，以祝寿送礼或新娘归宁等方式瞒过清廷耳目，为广州起义运输枪械弹药及物资支援起义。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不幸失败，众多革命党人被杀害后暴尸街头，潘达微冒死前往收敛遗骸七十二具，安葬于广黄花岗。

1929年8月27日，潘达微病逝于广州，终年48岁。临终前留下遗愿：希望陪葬于黄花岗长伴七十二烈士。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省人民政府实现了他的心愿，将其遗骨附葬于黄花岗烈士陵园内东侧，人们誉之为“七十二烈士的守护神”。

铭记百年前的今天：黄花岗起义的故事

2011年03月29日 07:22:14 来源： 广州日报

“三·二九”起义失败后，大批革命党人被捕牺牲，图为就义前的黄花岗起义志士。

20世纪中国的第一个历史巨变，就是推翻清朝政府，结束了几千年君主专制的辛亥革命。在一百年前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广州作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和重要战场，上演着最惊心动魄的一幕。

“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历史永远铭记“三·二九”这一天！一百年前的这一天，130多位革命党之精英，但凭那满腔热血，留下一封封绝命书，跨出广州小东营5号麻石小巷，向着两广总督署冲锋。“三·二九”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成为辛亥武昌起义前奏曲。

正如孙中山所说：此役义军的“勇敢英烈”，为世界各国所“未曾有”；“革命之声威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第一次革命，虽由武昌起义，而实广东三月廿九之役为之先”；“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队伍役并寿。”

一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漫步黄花岗墓园，重温先烈感人肺腑的绝命书，我们不要忘记为了国家的未来，谋求人民的幸福而勇敢献身之先烈，这正是我们需要歌颂的“黄花岗精神”。

惨烈

百多人敢死队

八十六人牺牲

“1911年1月18日，黄兴抵香港，与赵声等设统筹部，策划‘三·二九起义’。4月8日统筹部在香港开发难会议，决定当年4月13日（即农历三月十五）举事’。”本月28日，广州市民革孙中山研究会会长、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馆长李穗梅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详细介绍了“三·二九”发生的背景。

“也正是4月8日这一天，革命党人温生才在广州东门外开枪击毙副都统兼署广州将军孚琦，后被捕就义。广州清吏戒备益严。”“起义后来又推迟在4月26日（农历三月二十八）。黄兴在4月23日先到广州，坐镇小东营5号。由于情况变化复杂，赵声等人来不及赶至广州参加起义，黄兴作出了4月27日发动起义的决策，原本的四路军也只有黄兴带领的一路孤军作战。”李穗梅说。

1911年4月27日（旧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下午5时30分，革命党先锋队（即“敢死队”）130多人，在黄兴率领下举行起义。起义军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分别从设在越华路小东营5号的起义指挥部及莲塘街吴公馆出发,一举攻入清政府两广总督署。两广总督张鸣岐逃脱。此后，革命党人分成几路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黄兴被打断右手两指，以断指继续射击。随后，黄兴将起义军分为三路：川、闽及南洋党人进攻督练公所；徐维扬率花县党人40人攻小北门；黄兴自率方声洞、朱执信等出南大门，接应防营。经过一夜作战，打死打伤敌人多名。最后，张鸣岐放火烧街，徐维扬率部突围，被敌逮捕。

“三·二九”可考的牺牲烈士共有86名，其中华侨29人。根据统计，其中最大年龄52岁，最小18岁，平均年龄29岁。

潘嘉俊的油画《辛亥第一枪》今日首展。黄丹彤、莫健超摄

大义

潘达微冒死

殓葬七十二烈士

他是一个记者、漫画家，他还是同盟会秘密会员，他同时也是一个没有暴露身份的革命党人，他叫潘达微！

“‘三·二九’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只顾搜捕革命党人，对满街遗骸置之不管，从越秀山麓至双门底沿途各街道，随处可见殉难烈士暴尸街头。是潘达微想方设法冒死将七十二烈士的遗骸收埋。”美术史家、广东作家黄大德27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到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清政府将烈士遗骸运堆于广东咨议局前的空地，准备槁葬在历来殓埋刑尸的臭岗。为了不让官府仆役的尸体掺杂烈士的忠骸，一直没有暴露身份的革命党人、漫画家潘达微以慈善为词，设法谋求营葬死难烈士。”听说广仁善堂在沙河马路边红花岗有空地一段，便向广仁堂求援，对善董徐树棠痛陈大义，徐树棠等善董深受感动。潘达微又向其父亲好友清乡督办江孔殷求助，江孔殷协助其疏通官府，并电告广仁善堂负责收殓，广仁善堂于是出让红花岗作烈士墓地，并负责棺木营葬各事。潘达微亲率近百名仵工，将七十二烈士的忠骸葬于红花岗上，并将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

潘达微在事后1921年一篇《自述》中，详细地记述了当时情景：“回首黄花岗上，碧血青磷，鬼雄夜啸，抚衷自问，诚无以对诸先烈在天之灵”。

“其实，就在‘三·二九’起义失败当年，这位名画家就将黄花岗刚刚埋葬殉难烈士时最初的情景，画了一幅题为《黄花岗图》的国画，并冒险刊登在1911年第11期的《平民画报》上。当时黄花岗还是一堆乱草丛，而画作中黄花岗是另一番景象。”黄大德说，十多年前一看到这幅画作时十分震撼。原来当年潘达微是想通过这幅画，寄托对建设黄花岗烈士墓园的美好展望。

在这幅珍贵的画作上，埋葬英烈的黄花岗荒烟蔓草间，竖立着烈士墓碑，离离宿草埋恨千古；坟前寥寥松柏，却傲然屹立伟岸挺拔；背景还衬以一轮明月，流露出一股浓浓的悲壮浩然之气。

刊登在1911年第11期《平民画报》上的潘达微国画《黄花岗图》。

祭悼

孙中山两次

亲往墓地读祭文

1912年初，潘达微首先提出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举行周年大祭，参加“3·29”起义的胡汉民等人，也提议在黄花岗原墓葬处，“崇大其墓，俾之景仰”。广东省议会决议拨款10万元修葺黄花岗。

在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民国报纸中，记者查到中华民国元年5月15日（农历三月二十八）报界公会刊登在广州《民生日报》的一则“停工广告”，上面告示：“阴历三月二十九日为吾革命诸烈士殉难之期，是日停工翌日停派报纸一天，以留纪念。”

同一天《民生日报》又有一则启事：“为吾粤七十二烈士流血一周年纪念本报临时增刊大纸一张”。当天还预告5月16日（农历三月二十九）孙中山发起“公祭黄花岗义节”。这一次，是民国政府对“三·二九”死难烈士的首次大祭。

17日《民生日报》消息记载，5月16日孙中山率各界十余万人现场公祭中，“广仁善堂，献松柏4株，于孙中山赴祭时，恭请躬亲栽种，并施灌溉，以留纪念，孙先生极表同情，即将松柏亲自锄种，依次灌溉，众皆观感不置。”

“孙中山一生五祭七十二英烈，写下四次祭文和一篇演说词，其中还两次亲往墓地宣读祭文。”原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负责人余齐昭老师指出。除了民国元年5月16日首次大祭，1921年5月6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是孙中山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亲往墓地致祭。

感动

百年前绝命书

依然震撼灵魂

七十二烈士中多数都是文弱书生，他们留下的一封封绝命书，但凭一腔热血，为了国家的未来，勇敢地正视死亡，这正是我们需要铭记的“黄花岗精神”。

林觉民的《与妻书》，曾经感动过一代代年轻人。林觉民在《与妻书》中说：“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念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

宋教仁从上海赴广州前，有人劝阻他，他回答说：“无恐。事成，为四万万同胞造幸福；不成，则送我一颗头颅已矣！”

方声洞（林觉民的福建同乡）曾两次东渡日本，学军事和医学。当初在日本讨论赴义名单时并没有他，但在林觉民等回国后，他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告别妻子，离开日本。慷慨赴义前一天，写下给父亲与侄儿的两封绝笔书。在《禀父绝笔》中说：“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但望大人以国事归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

冒险收葬72位烈士的同盟会会员潘达微。

孙中山亲定广州起义纪念日

1924年将纪念日由农历三月二十九改为公历3月29日

在1924年前，孙中山及其革命政府一般都在农历三月二十九举行悼祭黄花岗烈士活动。由于民国政府在1912年以后开始采用公历，每年祭拜七十二烈士的公历日期都不在同一天，又不可能将“3·29”改为“4·27”。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39次会议决定，将黄花岗烈士纪念日由农历三月二十九改为公历的3月29日；同年7月，孙中山发布大元帅令，通令各机关团体等嗣后以公历3月29日为法定纪念日，自1925年开始实行。

潘达微：他把黄花岗写进历史

采写：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解读：艺术史家、黄花岗烈士陵园顾问 黄大德

稍通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潘达微便没有黄花岗。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正是潘达微和妻子陈伟庄冒死收殓72具烈士遗骸，安葬于黄花岗。因此，专研潘达微生平的艺术史家、黄花岗烈士陵园顾问黄大德先生认为，电影《辛亥革命》里把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收尸之事移至李冰冰扮演的徐宗汉身上，是“极不严肃和歪曲历史的恶作剧”，不可容忍。]

冒死完成志士遗骨归葬

羊城晚报：黄花岗起义失败之时，潘达微的公开身份只是《平民报》的一名记者，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量完成志士遗骨归葬之事？

黄大德：记者只是潘达微公开的一个身份，实际上他是秘密的革命党人、同盟会员。他的父亲潘文卿是广州城内广仁善堂的创始人之一，而潘家与当时很有势力的巨绅江孔殷江家素来交好，江孔殷与两广总督张鸣岐的交情又很不一般。这都是潘达微能够最终说动善堂出面、让地安葬烈士，而又承江孔殷从中说项、自己免遭刑责的客观条件。如果不是潘达微，七十二烈士都会成为“孤魂野鬼”，他建起了一座革命的丰碑，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革命遗产。

羊城晚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要为这一批“造反者”收葬，一定经过了想象不到的周折。

黄大德：个中艰辛，当然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本来当局打算将这些革命者交给善堂收殓，与被处决的罪犯一样乱葬在“臭岗”，潘达微听说后“肝肠欲裂”，马上冒险去跟善董们陈情，并请动江孔殷在当局面前担待。接着他又去找地，先是找到东门外沙河一地，地主是一位医生，本来已经答允出让，很快又因怕被牵连而变卦。最后还是他用父亲的老关系，声泪俱下地说服善董徐树堂将善堂的一块义地拿出来，作为墓地。这块地方原来叫红花岗，潘达微以为不妥，于是在自己事后撰写的新闻稿中首次将其改名为“黄花岗”，这个名称沿用至今。

画案上放骷髅心系英魂

羊城晚报：对于公众而言，潘达微的名字永远是和黄花岗联系在一起的。而他自己似乎也一直具有某种“黄花岗情结”？

黄大德：在潘达微心中，烈士的英魂是永远挥之不去的，也注定了他必须一生一世要为这些烈士负责。他曾在自己的画案上置放了一个骷髅，以最独特的方式与烈士的英魂建立起世所罕见的特殊关系，这也显示他自觉要担起烈士守护神的角色与义务。

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公祭，孙中山亲自前往主祭时就倡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并由孙中山亲自领衔主理，潘达微任协理。然而，由于正值乱局，工程迟迟未能进行，他只能赶在1917年黄花节前在墓地竖起一块小小的石碑。1918年秋，由烈士中方声洞之兄长、滇军师长方声涛再度发起募款修墓之事，1919年林森再度向海外华侨发出倡议募捐，修筑工作方才进入具体阶段。主其事的林森等，深知潘达微的烈士情结，从陵园的设计到修筑工程，事无巨细，都问计于他。而大至陵墓设计的布局、风格，小至石材的选择、各种雕塑的花纹图案的搭配，潘达微都亲自参与其中。

在多个领域开风气之先

羊城晚报：其实除了黄花岗烈士墓，潘达微还在广州留下了非常多的足迹。

黄大德：是的。潘达微于1901年与黄节等就在广州河南龙溪首约创办“群学书社”,设中外时报杂志供人阅览，后来迁到海幢寺,易名为“南武公学会”。为宣传新的医学方法,1904年他又在广州河南创办赞育善社,以新法为产妇接生。

1910年5月,他与高剑父在河南守真阁策动庚戌新军起义,在广州河南凤凰岗办美术瓷窑所,为革命筹款。他还创办了《时事画报》，最高峰时发行量多达三千份，不仅有效地启迪民智、宣传革命，也催育了中国现代漫画的发展。

潘达微在慈善事业方面的作为也很大，1912年他与陈景华在广州花地创办规模宏大的女子教养院。后增设孤儿院，专收奴婢，苦女，孤儿，最多时达八百多人。

羊城晚报：在他身上，还有“中国第一位人体摄影实践者”等等头衔，在多个领域开风气之先。

黄大德：潘达微确实是那种你看到他就没法不敬佩的人。他身体孱弱，却是个多栖的奇才，做过记者、出版过刊物，涉足政治、经济、慈善、医学、广告、摄影、教育、戏剧等等领域，尤擅绘画。他还开过摄影店，开张时门口的橱窗摆的是一整幅裸体女人相，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何等惊世骇俗！

潘达微早年毁家纾难，为革命奔走呼号，开启了草根阶层的启蒙之门，致力于唤起国魂。待革命成功，他却离开了官场，负起后死责任，抚育孤儿，提出了一系列公益事业的计划。遭到龙济光通缉后，潘达微又转而从事实业，致力慈善。他一生，念念不忘的是先烈的遗愿，可以说心中只有国家和人民。

大费周折终魂归黄花岗

羊城晚报：可是这样一个人物，死后家属希望将他归葬黄花岗时，却为何又大费周折？

黄大德：把潘达微葬于黄花岗，于情于理都是合适，孙科当时也复电同意了。但广东革命纪念委员会董事会却以1924年有“无论何项有功之人，其遗骨概不得附葬烈士墓园界内”的布告为由予以阻碍。这方案在广东遭到否决，个中奥秘，有个人恩怨，也有党派之嫌，后来只能安葬在黄花岗的外围。对此家属深表不满。据当时报纸报道，1937年，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来广州拜祭黄花岗时，潘达微的夫人陈伟庄亦前往“哭祭”，实为今天的所谓“上访”。林森亦觉对不起潘家 ，明令移葬。但抗战事起，一再拖延，直到1950年，辛亥元老姚雨平给广州市政府写信重提，1951年7月27日潘达微才得以归葬黄花岗。

邓琼

　　黄花岗公园的著名景点，107岁的“孙中山手植树”(又称“中山树”)在2011年因松材线虫病已完全枯萎。近日中山树被截枝移除做成标本，而原址则由孙中山曾孙孙国雄重新复植纪念树4棵，延续中山精神。

1912年首次大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时，孙中山先生在黄花岗公园内亲手种植4棵马尾松，后仅1棵存活。2010年，这棵树患上松材线虫病，经专家会诊，抢救60多次未能成功，在2011年完全枯萎，最终在2012年被宣告死亡。 园方委托专业机构对其进行防腐防虫处理，同时原地加固，主树干和部分枝干被完整保留下来，被制成了“活标本”，屹立在公园原地。公园方面专门为中山树划出小园，人们可以踏上两层台阶，进入园中瞻仰这一棵被砖石围栏环绕的中山树。

但中山树始终面临着保护难题。技术人员表示，枯木的露天防腐防虫技术难度高，日晒风吹雨打依然会侵蚀枯树，存在安全隐患，且保存成本较高。园方决定将孙中山手植树截枝做成植物标本，移至建成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史迹陈列馆展示。

为延续孙中山手植树的特殊意义，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黄花岗公园决定在中山树原址重新复种孙中山纪念树。园方还邀请了孙中山曾孙孙国雄到园内孙中山手植树平台植下4棵马尾松作为孙中山纪念树。

　　江丙坤拜谒黄花岗英烈，为孙中山手植松树浇水。

　　107岁的“孙中山手植树”(又称“中山树”)。

　　叶少毅（1895年—1919年），广东省台山县人，援闽粤军飞行员。1915年叶少毅进入由中国国民党美洲总支部创办的美洲飞行学校学习，1917年毕业并回国。

1919年6月中华民国援闽粤军成立飞行队，叶少毅成为第一批飞行员。一个月后，在漳州执行侦察任务时，因遭遇暴雨，飞机失事，叶少毅不幸牺牲，成为革命空军捐躯第一人。叶少毅牺牲以后，遗体被安葬于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林森撰写墓铭，赞扬叶少毅与“七十二烈，同其不朽”。

　　冯如墓在广东省广州市黄花岗公园内。冯如，恩平人，中国第一个飞行家，1909年9月22日试制成功中国第一架飞机，在美国奥克兰试飞，飞高25英尺，航程2，640英尺，揭示了中国航空史上的第一页。但不幸于1922年8月25日在飞行表演中失事牺牲，遗体葬于黄花山岗。前为“中国创始飞行家冯君如之墓”石碑，后为孙中山以少将阵亡例抚恤冯如家属及将其事迹宣付国史馆的命令石碑。

　　越南范鸿泰墓位于广州市先烈路黄花岗公园后太和岗。墓为水泥砌筑，面积约80平方米。花岗石墓碑，呈锥形，碑座分三层。碑高3.27米，正面镌刻中、越对照文字：越南范鸿烈士之墓。墓侧竖立烈士墓表，宽1.8米、高2.6米，记述烈士生卒简历。

　　范鸿泰（1892—1924年），原名成绩，越南义安省北圻人。早年加入越南光复团、义烈团，投身越南民族解放事业。1924年6月19日写下《告全世界人民》遗书后，在中国革命者的协助下，以新闻记者身份作掩护，进入广州沙面维多利亚酒店（现胜利宾馆），行刺法国驻越南总督麦林，当场炸死炸伤其随从数人，麦林逃脱。范鸿泰在-包围追捕的危急情况下，跳入白鹅潭壮烈牺牲。

其遗骸原葬于先烈路二望岗，墓向西南越南方向。1958年因扩建公路需要，墓由广州市人民委员会迁葬，重建于今址。新墓建成，范鸿泰的夫人、儿子及越南劳动党代表出席了揭幕仪式。

　　杨仙逸（1891—1923），字学华，号铁庵。汉族广府人。原籍广东广州府香山县北台乡（今中山市南区北台村人），出生于美国夏威夷。中国近代航空事业的先驱，其被誉为“中国革命空军之父”。

　　杨仙逸（1891～1923），字学华，号铁庵，以景仰孙中山，取名“仙逸”。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北台村人。生于美国檀香山。其父杨著昆，在檀香山经营蔗园和糖厂，通过孙眉结识孙中山，支持反清革命。1909年（清宣统元年），杨仙逸就读于夏威夷大学，为“航空救国”热情所影响，后转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哈厘大学机械科、茄弥斯大学航空科学习机械和水陆飞机结构、性能以及飞机驾驶技术。获万国飞行会水陆飞行执照。1910年（宣统二年），在夏威夷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宣统三年）、1913（民国2年）年，与其父先后在檀香山创办中华飞船公司、图强飞机公司。1916年（民国5年）入纽约拨夫罗市寇狄斯飞行学校受训。次年归国，甚为孙中山所器重。同年夏，发起组建空军学校和飞机队。被孙中山任命为飞机队队长，筹建飞机队。先后出访美、日、墨西哥等国，争取财力、物力支援，为建立飞机队作准备。1919年（民国8年）在福建漳州组成“援闽粤军飞机队”，任总指挥。次年8月任空军总指挥（少将衔）。为配合援闽粤军回粤作战，率机回穗轰击督府衙署，驱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莫荣新，收复广州。1921年奉命赴日本、墨西哥、美国等国向侨胞募款购机12架，并招募一批美国华侨青年飞行员回国服务。5月，任总统府侍从武官，负责筹划发展中国航空事业。次年12月任大本营航空局局长。1923年（民国12年）3月，筹建广东飞机制造厂（中国第一家飞机厂）兼任厂长，主持飞机制造。仅半年就造成飞机3架，孙中山称赞他为“革命航空之父”。9月，率飞机队参加讨伐盘踞在惠州一带的陈炯明叛军，转战于惠阳、博罗、增城前线。9月20日，在博罗梅湖白沙前线在一架水上飞机上指导用水雷改装炸弹的试验时，因水雷意外爆炸，当即遇难。大元帅府追认他为陆军中将。

杨门三代

杨仙逸的父亲杨著昆老先生，除了极力支持其子投身与航空事业外，与一九一三年和当地华侨集资在檀香山创建了一家“中华飞船公司”，但不久便歇业了。一九一八年，他又在同一地方建设“ 图强飞机公司”，取名“图强”旨在图强救国，目标极为显著。杨仙逸当时已二十七岁，是该公司董事会董事之一。杨仙逸的祖母杨老太太，她在檀香山亲眼见到白种人专横霸道，欺负有色人种的情况，使她认识到：华侨在外国，因祖国贫弱，受人欺凌，因此激发起她的爱国热情。她虽年逾古稀，还是极力支持自己的儿孙响应孙中山“航空救国”的主张。她对儿孙说：“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华侨的地位就不同了，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就是上战场也不要迟疑畏缩”。就这样，杨仙逸深受家庭的熏陶、支持和鼓励，为建立我国空军，她早作了思想准备和技术准备。杨氏一家三代都关心革命，热爱祖国，这是难能可贵的。

　　墓园内另有与杨仙逸同时遇难的谢铁良墓。

　　金国治（1883—1917），湖南省沅陵县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毕业于江南武备学校。旋与赵声谋举义江南不成，乃赴粤。辛亥革命成功，广州光复，入黎萼旅任军官，驻守潮州、汕头一带。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黎萼出走，金国治联合当地民军，坚持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4年11月，广州革命党人声讨军阀龙济光旅，金国治积极响应。敌以数营兵力，凭险据守飞鹅岭，金国治亲率二十余人克之，群讶为神勇，旋擢营长。1917年金国治在莫擎宇部任营长，驻防潮州、梅县一带。不意莫擎宇暗通北洋军阀，占据潮、梅等地，实行叛乱，解除金国治军职。不久，孙中山任邹鲁为潮梅军总司令，申罪征讨，并令桂军沈鸿英部，在惠州相机协助。金国治被委任为潮梅军第一支队长兼前敌司令。金国治受命后，慷慨出师，先后克复铁场、蓝关等地，收复五华县城。因而被陆荣廷、莫荣新所忌，暗使沈鸿英诱害。沈鸿英违约按兵不动。稍后，沈鸿英独自率部进攻兴宁，为敌军所截，势甚危急，求金国治增援。金国治星夜驰救，脱险后，金国治率部进攻揭阳，行至泥坡圩，沈鸿英派人来告：当会师攻揭阳。金国治欣然前往会师。不意，入境竟遭沈鸿英拘禁，所部亦被围缴械。同年10月29日被沈鸿英杀害，时年34岁。市民哀之，为之安葬。1920年移葬广州黄花岗。

　　韦德（1900—1925），广东省香山县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早年在香港皇仁书院毕业，后到日本，在轮船上工作，期间加入中华革命党。1925年12月7日，韦德在由香港始发的轮船上暗杀军阀洪兆麟，后自杀身亡。牺牲后，遗体安葬于广州黄花岗。

　　韦德（1900—1925），广东省香山县人，早年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后因家道中落，前往日本，在轮船上工作，期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韦德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在1921年加入苏兆征、林伟民领导的香港海员工会。1924年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韦德热情支持国共合作后不断发展的革命运动，常为革命运送军火、物资。1925年参加省港罢工，运送罢工工人返回广州，并与其他几位船员组成秘密工作小组，负责探听陈炯明叛军动向。

　　1925年12月7日背叛革命的陈炯明派其前线总指挥洪兆麟由香港乘坐“比亚士总统号”轮船秘密赴上海，与孙传芳勾结，以图对革命进行反扑。洪兆麟所乘的船，韦德正是此船的员工，洪兆麟行踪立即为韦德的秘密小组侦得。当时，洪兆麟出任陈炯明的师长、方面军司令、前线总指挥。狭路相逢，韦德立即准备除掉这个心腹大患。比亚士总统号轮船驶离了香港。12月7日轮船已驶入嵊泗列岛以南海域。嵊泗列岛位于舟山群岛北部，长江口与杭州湾的汇合处。列岛与上海隔海相望。当日早晨，韦德身穿侍应生服装把早餐送进洪兆麟船舱，洪兆麟不疑有他。韦德放下餐盘，突然拔出手枪向洪兆麟连开三枪。洪兆麟倒地毙命。枪声引来了全船的人，堵塞了本就狭窄的通道，韦德自知难以脱身，开枪自杀身亡。事后，同伴们在韦德遗体衣服口袋中发现遗书，揭露洪兆麟罪恶及自己舍身锄恶的决心。韦德暗杀洪兆麟事件，震动广东及港澳地区，革命党人拍手称快。陈炯明吓得再也不敢轻举妄动。1925年12月13日，广州海员总会、联义社联合在广东大学大礼堂为韦德烈士召开追悼会，广州各界六万多人参加追悼公祭大会，汪精卫、吴铁城等人致送挽联。韦德牺牲后，遗体安葬于广州黄花岗。

　　梁国一（1892—1923），海南文昌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1923年参加东征，壮烈牺牲。牺牲后，安葬于广州黄花岗。

　　梁国一（1892—1923），海南文昌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先后毕业于陆军小学、陆军速成学校。1915年袁世凯窃国，嗾使粤军总督龙济光，杀害革命党人。广东革命党人组织中华革命军，文昌革命党人陈侠农任琼崖民军总司令，任命梁国一为前敌总指挥，与敌军琼崖镇守使黄志桓部，在乐会县（今琼海市）椰子寨间鏖战数月，遏其凶锋。南北议和后，陈侠农释兵就任国会议员。抵京后被怨家所控制被捕入狱。梁国一北上营救未果。陈侠农牺牲之日，梁国一哭以诗曰：“伤今吊古余生恨，烈士含怨志未酬。”陈侠农被害后，梁国一返粤，入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一师任卫队长兼教练官，不久调任第二军总司令部副官兼第五连连长。在两阳地区（即广东阳江、阳春地区）扫清土匪，修路、禁烟赌，协助地方兴建学校。后来两阳父老赠与“劳苦功高”匾额，并在儒洞学校供奉长生位做为纪念。

　　1920年陆荣廷、莫荣新把持粤政，广东讨贼军总指挥吴铁城以梁国一为第一支队长，出香山（即中山市）下虎门进宝安，以为援军返粤之势，粤局既定。梁国一改任第一路第二统领第四营长，出师援桂，接着转师北伐，势如破竹。突而陈炯明叛变，炮击帅府，孙中山蒙尘。诸军回师讨逆。师次翁源，遇洪逆兆麟部阻其前进。梁国一集中全营冲击，以功晋升东路讨贼军第二旅第三团长。1923年帅府以陈逆炯明负固东江，调东路军回师讨赋，由闽回粤，梁国一积劳致疾，就医省城。陈逆炯明倾巢西犯石龙、增城，讨贼军司令吴铁城以梁国一勇敢善战，命为前敌指挥。乃扶病前往督战，至石龙先驱散苏州村沿河一带之敌，进援增城。而逆军又麇至。国一挑选精壮，亲自出城督战，奋勇前进。俄而敌军大到，弹如雨下。梁国一气益厉，手持机枪，连次冲锋。逆军合围，用机枪扫射，梁国一当场壮烈牺牲，时为11月12日，年仅31岁。安葬广州黄花岗，追赠陆军少将。孙中山先生亲题墓碑。

　　邓仲元墓位于广东省广州市东山区先烈路黄花岗公园。1922年3月21日被军阀陈炯明部下刺杀。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追赠邓仲元为陆军上将，葬于黄花岗，并亲书墓碣，石碑高4米。

墓园建于1924年，坐西北朝东南。由墓道门楼、铜像、乐台、八角亭、墓冢及墓表组成。入口处为一座面宽三间的大门，原竖立在东站殉难处的邓氏铜像，建国后亦移置园内。

　　园内青松翠柏，互相辉映，蔚为壮观。墓道门楼面阔三开间，两边有厢房，是仿西方古典建筑风格的砖木结构建筑。正面中间的门洞两旁有方形倚柱和圆形旋柱各两根，是仿希腊的科林斯柱式，柱头混线变化多样，柱础线脚简洁，旋柱支撑旋拱的门洞，门楼正上部的山花有“邓仲元先生墓道”字样。门楼两侧有围墙50多米。

　　墓门后约400平方米的祭场，其右侧有邓氏铜像和八角亭，铜像原置广九车站门前邓氏被刺牺牲处，50年代初移置到这里。铜像中的邓仲元身穿军大衣，头戴人沿军帽，右手叉腰，左手握军刀，再现了陆军上将的英姿。八角亭是混凝土结构，绿琉璃瓦，八角攒尖顶。祭台右侧设乐台。

墓冢上建有一仿西式古典风格的亭子，高8米，平面方形，亭中央竖“邓仲元先生之墓”墓碑，孙中山题书，墓冢前设一拜桌。

墓亭后是柱式纪念性建筑的墓表，高约15米，柱身有凹槽，柱座四面镶有青石，镌刻胡汉民撰、陈融书的《陆军上将邓仲元墓表》。祭场左侧为邓氏夫人李顺春及其子邓伟东墓。1983年8月，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邓仲元像

　　邓铿，字仲元。生于1886年，19岁入广州将弁学堂。1907年，担任学兵营排长，并代理左队队官。1911年4月，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1912年，广东军政府成立，被任命为陆军司司长及稽勋局局长。“二次革命”失败后，为避搜捕，前往日本。1914年，协助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不久，返回广东，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活动。1917年，广东革命军成立，担任参谋长。次年，与陈炯明率军援闽。1920年，率军返回广东，驱逐桂系军阀，恢复军政府，并兼任第一师师长。1922年，北伐时在后方负责筹划饷械。3月21日傍晚，在广州大沙头广九火车站遭暗杀，时年36岁。

　　陈炯明（1878年1月13日－1933年9月22日），字竞存，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人，粤系军事将领，中华民国时期军政代表人物之一，主张“联省自治”，与孙中山“大一统”的政治纲领不合，被国共讨伐后避居香港，协助海外最大的华侨社团组织“洪门致公堂”转型为“中国致公党”，并首任该党总理。

1933年9月22日病逝于香港，1935年4月3日，葬广东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

　　史坚如是近代民主革命家，出身官僚富家，曾就读于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1899年加入兴中会，来往于长江联络会党。1900年惠州起义爆发，史坚如在广州响应，筹备两百磅炸药，策划暗杀两广总督德寿未果。10月31日史坚如赴香港时，半路被清兵抓获。1900年11月9日英勇就义。

孙中山先生高度评价史坚如：“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

　　史坚如墓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先烈路黄花岗公园内。原墓在先烈路青菜岗，1978年迁于此。墓园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

墓门上镌刻胡汉民题书的“ 史坚如先生祠”石额，后为一座花岗石砌的三级平台，台中有方形石座，上置史坚如像，座与像均为白云石。像座正面刻碑文，记述烈士的生平，末款为“中华民国二年七月孙文等公建”。

　　史坚如，广东番禺人。史可法之后裔。中日清廷失败后，深受刺激，戊戌变法惨遭镇压，深感清廷昏庸无望，革命思想由此而生。后入广州格致书院就读，对化学兴趣尤浓，甚得教师器重。1899年在香港加入兴中会，奉孙中山命往长江联络会党。1900年惠州起义时在广州响应，谋挖地道炸毙清两广总督德寿，因药量不足，德寿仅受虚惊，自床上堕地而已，不幸被捕，备受酷刑，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年仅二十一岁，孙中山称赞其为“为共和革命牺牲的第二个健将”，其“死节之烈，浩气英风，成为后死者之模范”。

日本志士宫琦滔天赞扬史坚如是"中国革命之天使"。

一位诗人写诗赞他：

"容貌妇人风骨仙，

搏浪一击胆如天！"

　　西亭建于1926年，是“断檐升箭口”式样的三间单檐歇山顶长亭。

　　西亭前面长有一棵台湾相思树。

　　这是一个没有名的小亭。

　　两位老人在休闲谈心。

　　默池

建于1921年（民国十年）。默池正面正处在主墓道，是瞻仰、拜祭先烈必经之道。游客走上拱桥，由于斜坡的作用，便会不由自主地把头低下，就像低头默念，使人肃然起敬。

　　四方池

建于1921年（即民国十年）。当时民国菲律宾埠中国国民党第一支部、第二支部同敬献。池壁上刻着七十二烈士庐塘基（意思是房舍，有池塘）。

　　黄花亭

建于1926年（民国十五年）。

　　龙柱

国民党安南党部于1926年3月（民国十五年献造）。用著名的连柱青石雕刻而成，高3米，柱身为倒卷的青龙，柱底为鲤鱼跃龙门。这对龙柱，体现了革命先烈为中华民族腾飞而奋斗的磅礴气势。

　　碑廊

碑廊里是后人为纪念缅怀死难烈士所立的碑。

　　红铁门石牌坊

公园南墓道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