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万枝回忆录

中华英才

我今年已经五十八岁了，回顾自己五十八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我百感交集。深深感到，自己所走过的路是一条曲拆的路不平坦的路，是由黑腊走向光明，由光明走向黑腊，又由黑暗走向光明的路。

我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有三间破房、六亩沙地，三个姐姐、母親和我，全家六口人，就靠父親一人劳动养话。因為父母親四十多岁才得我一子。所以父母親十分疼爱骄养我，全家每天吃糠咽菜，而给我吃的是小米粥偏饭。一年到头只在过年过八月十五吃几顿黄米糕和白馍。七岁那年我上了一年学。“七七事变”那年我就失学了，九岁我又讀了一年私塾。这就是我短暂的读书机会，那年以后我再没有上学的机会了。父親种六亩沙地，每亩只能收三十多斤谷子，根本不够全家人生活。没办法，大姐十七岁就出嫁，二姐十四岁就做了童养媳。家里虽然只剩下四口人，仍然无法维持生活。

为了全家人活命，父亲到西灣堡車站日伪炭站当了装煤工人，由于积劳成疾，在我十一岁那年，父親得急病死去。留下母子三人无法维持生活，只好把刚满十四岁的三姐送出去当了童养媳。我给一家富农放牲口。我十二岁那年，母亲年年纪五十四岁，为生活所破逼迫而改嫁，由于那个狗老汉每天打罵拆磨我的母亲，逼的我母亲回到舅舅家居住。舅舅也是靠做小生意为生，无法供养我母亲，逼的我母亲第二次改嫁。那年我十三岁，为了生活下去。我大姐夫托人给我在张家口市南市場荣立修牙馆，找了个学徒工作。說是学徒，实际上是当小仆人。每天为師娘洗鍋做饭倒尿桶，十么脏话都干。晚上一个人睡在一间放尿桶的小屋里，夏天热死、冬天凍死，由于床板小。经常不是把被子卷到地下，就是把我滚到地下。苦累不說，还經常挨打受骂。

我記得有一次给一个日本女人镶牙。師傳让我蹬磨牙机，由于我不住意蹬的太快了，把那个日本女人的牙打掉一小块，師父当時就打了我兩个耳光，疼的我直哭，我实在手不了这个气。一年过后，我就不干了。回到舅父家居住。舅父只好又给我找到柴沟堡東街福裴永杂货铺当学徒。

旧社会学徒实際上头三年是打杂活，每天不是洗锅、刷碗、扫地、倒尿桶、铺床，就是给老板家担水、劈柴，干了三年只是供个嘴，一个工资也没挣上。每年穿的衣服都是我二姐给做，十五岁那年，堂弟和我跟随我三姐夫，去西口外商都县，一家油酒面铺当学徒，在那里站了三个月柜台。由于堂弟生活不能适应，我三姐夫只好领着我们步行返家，路上我们得了伤寒病，只好在一个亲友家住了十几天。因我三姐夫病重，留在親友家居住，我和堂弟步走了五天才回到老家，住在叔父家。叔父全家都感染了伤寒病。我每天伺候，打水做饭。

等叔父病好后，自己觉得不能闲下去，于是又托我大姐夫，在西湾堡車站收粮处找了话干，当佣人。每天白日扫地打水做饭，晚上提尿桶、倒尿桶。几个经理，警察官每天晚上打牌。我为他们燒水买烟，他们打个通宵我就得跟着干通宵。天亮了人家睡觉去了，我却该干白天的活了，就这樣没明没夜地干，连母亲去世都不让回去看看。直到如今我都不知老母親埋在那里。这是我做儿子的一生不孝。

收粮处夏天不收粮。我就没活干，又找到日伪派出所给他们看电话，只管吃饭没有工资。总之，我的童年就这樣漂流痛苦地渡过的。是在黑暗中挣扎渡过的，我盼望着光明。盼望着穷人早日得到解放。

一九四五年八月份，日本投降了，共产党解放了张家口地区，我盼望的光明来到了，我这个穷孩子被解放了。記得一九四五年秋天的一天，我区区长王明珍，到我村工作。打听到我是个老家可归的穷孩子，就把我叫到村里的甲长家谈话，他详细地询问了我的身世，而且还向我了解了村里的一些情况。并留我同他在甲长家住了一晚。在夜深人静的時候，他从皮包裡掏出一張表格纸。填写了我的家庭出身情况和社会关系。

区长写完后，对我說“小胡今后你就是咱们的人了，政府给你分土地、找工作。共产党来了，你这个孩子该翻身了”。

区长回到区里没过几天，就给村里来了一封信，讓我带上30斤小米到区里报到，上县果集訓，学二五减粗政策，搞分土地工作。我接到通知，高兴的一宿没睡着觉，第二天就去县里報了到。学了十几天，回到村里，区长给村里写了一封信，让我在村里任青年主任，因当时我考虑住在舅父家工作不便，就没有接收这个工作。

一九四六年大年，西湾堡車站招铁路自卫队，我就参加了自卫队，经过了学习锻炼，受到了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使我树立了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每天早操訓練，维持車站秩序、迎送各車，晚间轮流站岗、检查线路，防止敌人破坏人民铁路。

过了几个月，自卫队改为铁路公安队。我任旅客检查员工作，並担任車站宣傳员。为了保护人民铁路安全，把我分配到路途碉堡担任警戒工作，碉堡内有一个班，肩负着重任。

一九四六年人月间，国民党进攻张家口地区，我軍铁路沿线的武装力量，开始往山区里撒退，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歼击敌人。我随西湾堡铁路公安小分队在撒退时，遇敌机轰炸，当时我们分散隐憋，和我一起躲在北渠小窑洞内的是两个曾在日伪警察队干过的人，在他们的胁迫哄骗下，我逃回到舅父家。过了十几天后，国民党铁路平津区公告，通知原有铁路員工报名复职。我和张满等十几人民铁路公安员报名参加了国民党的铁路警察，干了三个月铁路警察，没发枪没发衣服。我们参加国民党铁路警是受区长王明珍的指示。王区长对我们說，你们暂时参加，一旦发下枪支弹药，你们就携帶武器到山区参加游击队，对敌进行斗争。我们根据区长的指示，参加的伪警察，参加后每天修铁路扛道木，干了三个月。我和刘进行，被除名了。

光明的一段路短轉的结束了。我在一九四六年担任我方铁路公安员的，在那时结婚。被国民党除名后，正赶上国民党到处抓壮丁。当时村公所让我带上30斤小米去乡公所集訓，集訓完当炮灰。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帶着愛人連夜跑到山西天镇具永加堡村岳父家居住。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人无活干躲在一个穷岳父家居住，那种难受的心情是死法形容的。

四七年秋天，我回故乡向阳村，二叔父告我說，"你胡万仲哥最近晚上回来一次。(胡万仲原是西湾堡車站工会主任，后来参加了游击队改名李春华)让给你捎个信，千万不要当国民党的兵，把你的服务证保存好，我共产党很快就会解放张家口地区。如有机会让你取得联系。这样我就回到岳父家，並把公安员服务证埋到在岳父家的米缸底，这时我成了一个两地无户口的黑人了。没有通行证寸步难行。逼的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呀。那時我真想自殺。幸亏岳父家对我劝慰，没走这条道路。

一九四八年八路軍攻破天镇县，伪县政府人员和伪保警队的許多人员都跑到永加堡村居住。他们每天查户口、抓共党，吓的我不得安身。就在这特机。伪保安团配到永加堡村铁路十二孔大桥一个排驻守，在一个炮楼上担任守桥任务。

有一天伪兵去村里借炊俱，我住的院内老乡杀猪。伪排长班長要猪肉吃，我给人家帮忙卖肉记帐。那个伪班长问我，你的肉多少钱一斤，我们沒有钱拿小米换几斤可以吗?我說不是我的肉。我是给人家帮忙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給来上几斤我们吃一顿。卖肉的老乡无耐何，就给他开拉了一块。並说"老总吃去吧"伪兵笑着說，我们就住在大桥調堡内，有余粮就换给你点小米。

这时伪排长走上前来便问我：“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听你的口音不是山西人。”我回答說：“我是河北人，在这里住親”。伪班长說“把这块肉拿到你家里做一下可以吗”。

我說：可以吧

在談話中伪班问道：你姓什么。我說姓胡，他說我也姓胡，咱们是本家了。經这次认识后，伪班长常去我家闲谈。我把我在岳父家居住的情况告訴他。伪班說我也参过八路軍区小队，没有随区小队走。被国民党抓兵掂出来的，就这樣我跟他们混熟了。

伪班长将我的情况告訴了伪排长，伪排长四十多岁没有结婚，我托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对像。这樣一来，他们不当我是外人了。每当乡长查户口抓兵时，我就躲在他们炮楼内，有时我在外面做小生意。被保警队查路条抓回去。贾排长和胡班长就去保我，并假說我是炮楼上的便衣，这樣一来我在外做小生意，乡兵就不抓我了。

一九四八年秋天，我们天镇阳高、怀安三县的游击队袭击了天镇县。同时我哥胡万仲带领80多名游队员，在永加堡車站抢了一輛伪客車，从此伪保安团撤退到青龙桥驻軍，偽排驻在居庸关車站，天镇县的伪保警队都跑到柴沟堡居住。天镇县就变成了游击区。当时我住在永加堡村岳父家。保警队便衣汇報给伪騎五旅参謀部，說我是八路軍的工作人员。常住永加堡搞地下活动。伪参謀部派便衣調查我的情况。並把我同胡万仲抢客車打天镇都联系起来。说胡万仲是我的哥，並說我们之间有联系。便衣把我帶到柴沟堡騎五旅参謀部审查。

我对审查人员说，我是为了躲抓壮丁才躲在永加堡岳父家居住。当时河北省是抓状丁，山西省是编组兵，他们不信我的話。讓我找两个保人，我借找保人的机会，就跑到居庸关車站贾排长那里躲了十几天。

当時我解放軍攻势很猛。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四处逃跑。我急的要赶快回故乡，排长给我弄了一身伪軍衣，我穿着这身伪軍衣回到永加堡岳父家，这算躲过抓兵。

一九四八年十月份，张家口、阳高县一帶解放了，我从岳父家米缸底下拿出我軍铁路公安員的服务证。带了区公所证明，到张家口铁路公安段报了名。我被分配到永加堡車站公安分所。所长謝永洲同志。这是我第二次从黑暗又走向光明。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由永加堡車站調到天鎮車站公安分所。因工作出色，被评为张家口铁路公安段模范公安员。

50年分段，动员一部分公安人员下江南去工作。每个公名人员都填写志愿书，我在志愿书一栏里填写了这么一段話：为人民服务要有一定报酬，我去江南工作家中无人照管，要求领导让我带家赴南下工作，就因为这些原因，领导认为我家庭观念浓厚，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精减公安人员時，把我减掉了，并通知我等候上级指示，另分配其他工作。這樣我暫時去永加堡車站工务段参加了抢修铁路工作。通过考式成为铁路工人，我在大同工务段考试后，因在填表中没有填写两次参加铁路公安员，把我留作为第二次转正或分配其他工作。

当时因没转正，自己很生气，觉得青年人搞什么工作都是干革命，不是非在铁路上干不可。于是我在五一年的五一期间，

我就去张家口劳动局報了名，当了建筑工人。

1952年由于每搞三五反运动，许多工业停办，我又去康保县師範学校当了一年校工。1953年，张家口劳动局将原来的建筑工人都招了回去，重新安排工作。1954年調我到官听水庫搞建筑工作，并任工人代表。1954年6月份又調我到北京染料部建筑工程公司403工地，建筑西直门全国百货公司大楼。冬季停工后，我回到张家口。

1955年5月24号，张家口劳动局又调我们一批到大同矿务局支援山西煤炭工作，我但任工人代表。后来大同矿务局就把我们这一批工人留在大同厂务局工作，我調到四工区工作。

1956年，全国展开社会主义劳动竟赛，由于我树立了牢固的工人阶级思想、主人翁的思想、干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带领全队人员接收了口泉水泥厂由苏联专家设计的开採工程。四工区成立了开山工段，后来四工区把这项工程交给三工区成担。我不怕工作环境艰苦，敢于挑重担、冒风险，曾率领全小队抬上棺材，立下生死军令状，领回最艰巨的任务。当时的工区主任是张兆玉同志，段长是李奋肖同志，检查员是岳新玉同志，竟赛办公室是马维同志。

在此阶段我小队打响了第一炮。由我们冒着严寒风雪连续奋战，终于全段提前一年完成了这项艰巨而困难较大的任务。为大同矿务局基建局工程处争了光。1956年度我被评为大同矿务局和大同市的先进生产者、我所带的队也被评为大同市先进集体单位。我光荣地出席了大同市劳模会议。

1957年3月份我又光荣地出席了山西省上、交、厂、矿、邮电工业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会议后我继续响应省委的号召，充分发挥劳动模范的带头做用，在社会主义劳动竟赛，比学赶帮超的热潮中，我带领全队战友。不记时间，不记报酬，披星戴月，苦干、实干加巧干，提前60天完成上级交给我队的任务。又一次被评为大同矿务局、大同市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我们的先进受到了党和人民的表彰。但同时，个别落后分子，也更加嫉恨我们。1957年大同矿务局开展反坏运动，恰巧我段丢失了钢釺几十根，发现后，我報案汇報保卫科，並协助保卫科查获破案。这时我队副队长张守义、胡珍伙同几个青年团员，到保卫科报案，诬告我和教守堂、李德明同志。他们俩是副小队长偷卖钢钎，保卫科负责人乔连福不經过調查研究，轻信这一伙人的诬告。乔几次找我該話，說钢釺是内部人偷的，我說不可能。

过了几天保卫科和张守义又和伙作了假材料，召开全队80多人的大会，連续三个晚上逼我承认偷钢钎问题。我始终不承认。在第三天晚上他们公布说是偷釺问题，是我和守堂、李德明，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8点钟，从口泉河挑走的，并胡说我们过河时还掉在河里一双鞋。当时我气的浑身打颠，团员王忠同志发言说，给人扣大帽子不行呀。如果钢仟是胡队长偷的，应交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如果不是胡队光偷的，保卫科要全部负责。張守义骂王忠同志設是我的狗腿子，乔宣布散会，并说案件百分之九十搞清了，明天报局保卫科处理。

散会后，郝艮贵和敖守堂都同我一起回家。在路上，我气的一下晕倒在火車道上，他们把我掺扶到口泉街郝艮贵家住了一宿。当时我爱人生下三子刚几天，為了不惊吓她，他们才这樣做的。那一晚我简直要气的发疯，又呼喊又揪头发，工区卫生所高连成大夫和刘秀兰护士为我又打针又灌药，进行急救，第二天工区主任张兆玉同志去家看我，并安慰我保养身体。工区不承认这一案件的落实情况，他们完全是假汇報。领导的劝慰给了我力量，只在家休息了三天我就照常上班了。

尽管张守义给我贴了大纸报，诬陷我是偷盗份子，我身正不怕影子歪。工作照樣积极负责。因为我相信党和人民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1958年我队調到四工程处担任井下的片石供应任务。因大斗沟建井任务是当时大同矿务局的重点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大胆的提出了開山工作改为三班做业制，千方百计多开片石。那时正在十冬腊月气温零下32度，我記的我家住在口泉街上。家里连个表都没有，每天摸黑起床做饭，有時吃完飯，又睡上一个时辰天还不亮。

有一天气温零下30度，我走到三矿突然摔了一个跟头就昏过去了，幸亏三矿装煤工人发现，才把我抱到烤火堆前，烤了一会儿才使我醒过来。我怕誤了上班，急忙赶路。走到大斗沟宿舍同志们还没有起床。在大跃进的日子里，我队每天几乎工作12个小时。农忙时，全队同志还帮助农业社社员锄田收田，拔草等。

为了全队同志搞好生活，我们以还成立了互助储金会，解决了許多同志的生活困难问题。1958年10月份曾获得口泉人民银行三等奖，并留念照片一張保存。为了保持先进集体荣誉，处党委、团委劳资部门针对张守义、胡珍小集团搞诬告活动，采取无记名投票的办法。进行了分人分组，实察上是一次民议测验。结果有50名冈志願意跟着我领导的队工作。有11名同志愿意跟张守义分队工作。分队不到一个月，张守义在一次事故中因思想不集中而出事故伤亡了。张守义死后許多同志纷纷议论，说害人的害了自己，張守义小集团破裂了。我队更加团结了，团苦战斗受到上级领的多次表惕。(当时的党委书記是吳文仁，处长是李治平、团委书記是张福来。劳资定额员是郝风岗。)

1958年11月份，大同矿务局在口泉区要用建一个大型露天矿、大同矿务抽調各单位的先进集体，队组，支援这个开采建设。当时我队改编为大冈煤矿先锋团一营三連五排。团长是原土建队队长林基樹、在开设露天矿的会战中，我队全体同志齐心合力团结奋斗，光荣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被大矿务局、大同市委命名为先进集体单位。(保存留念照片)。

1959年3月份我队随大同务局第四工程处调到霍县矿务局，开发煤炭基地，当时霍局一片荒郊，到处是荒草乱石，居住条件也很差，宿舍大部是在社员家居住，饭棚是席子搭的，吃住行都行动不便，許多同志悲观失望，有的不上班，有的装病号，有得甚至于想离职不干。针对这种情况，我不论是在工地上还是在宿舍里，宣传党对煤矿工人的关怀，大讲友展煤碳事业的重要性。并鼓历同志们要战胜不利条件，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做风，争取更大的光荣。

在我的宣传鼓舞下。我队多数职工情绪稳定，精神振奋。纷纷表决心，写保证、发誓，为建设霍局做出新的供献。当时我担任普工青年突击队长、主要任务是協助民工组，修建工棚、住宿食堂、矿井地面建设。在轰轰烈烈的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我带领全队职工披星戴月，不记时间、不记報酬、苦干实于加巧干，为了快速建成宿舍，我自己經常是早上班晚下班、有时半夜三更就到工地拉砖。在我们和全队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个星期就建成一座小平房，一个月建成一座二层楼，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职工的住宿问题，並出色地完成了其它任务。由于我们青年突击队成绩显著，不但被評为矿务局，晋南地区的先进集体，而且被评为全国的先进集体。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年，党和政府为了大庆十年的建設成就，决定召开全国群英会，作为青年突击队队长，我光荣的被选为群英会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与李瑞环、时传祥、王进喜等一起受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同志的接见。

【第48期】胡万枝——风霜雪雨写春秋

天南海北霍州人

1960年至1963年期间，我先后担任过石工组组长，企业处土建一队工会主席。石工组成天干的是打地基，垒河坝、筑蓄水池等工作，是建筑行业的开路先锋，也是扎根奠基的基础工程，同时又是最苦最累的作业班组。我常与工人说：“我们的工作延误一分钟，都会拖整个工程的后腿，我们的工程质量不合格，整个楼房都有坍塌的危险。因此，一定要抓好基础工程的质量。”有几次班后验收不合格，我要求必须推倒重砌，因为这也得罪了不少人，但他觉得值得。1962年冬天，我带的石工组承担了十里铺高管站东湾蓄水池的施工任务。当时没有挖掘设备，全靠人工掏挖。气温零下十几度，泉水更是刺骨寒心，我用白酒往身上涂抹后，跳到水中、潜到水下一块一块地往上捞石头，同志们被我这种带头吃苦的精神感动了，纷纷学着我往身上抹点酒，潜到冰冷的泉水里捞石头。就是凭这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们组提前完或了施工任务。又一次被评为先进班组，我个人连续两年被评为山西省先进生产工作者和“山西省五好职工”。

文革时期，有多少老革命，老模范遭受诬陷，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惨遭迫害，我也没有逃脱这场浩劫，就因为一张和刘少奇握手的照片，就被污蔑为叛徒的孝子贤孙而被监禁，关押、批斗达半年之久。我遭受了心灵和皮肉的严重创伤，当时甚至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但是我还是挺过来了。

1973年5月，我在乘坐卡车上班的路上，因马槽开了而被甩到车下，和我一起被甩到车下的22人中，我的伤势是最重的一个。从此留下了外伤性脊柱炎，后来又转化为整个脊柱、腰椎、颈椎、骨质增生，随着年龄的增大，背部经常伴随着头晕。1980年组织上为我彻底平反，给我配了腰卡，又让我从事管理工作。我先后担任过三年食堂管理员、三年库房保管、两年房产管理员。我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没有因文革中遭受迫害而灰心丧气，也没有因外伤引发的头晕背麻而离岗休，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不顾年老体弱，伤病缠身，一心扑在工作上。老伴身体不好，身患高血压、肾炎、胃下垂、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经常住院，我总是安排孩子们侍候，自己从来不请假。在食堂担任管理员期间，我抓管理、定制度、降成本；在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上下功夫；在体察民情、面向职工、千方百计改善职工就餐上下功夫。在创建文明窗口、后勤工作检查中连续几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所领导的食堂也获得了先进集体的荣誉。

1983年，我调到建安工程处行政科当库房保管，1986年又担任了行政科房产管理员。此时我已接近退休年龄，但我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始终保持着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的精神；始终保持着以身作则、廉洁从业的风尚。我经常带病坚持工作，为了创先争优，我总是超前性地把账目结清，把情况摸透，把工作环境打扫好。我常说：“我不能躺在功劳簿上享清福，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把组织交办的任务尽心尽力地干好，站好最后一班岗。”1985年，我被山西省政府授予山西省劳动模范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