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亲访友

GT

当年在S师大读书，很是辛苦，学习任务重，功课多，且那时一周只有周日一天休息。即便如此，我还是会利用周日和节假日，去探望在S城的亲戚和朋友。 从师大正门出发，坐2路车，经过八个站头，车便停在“湖畔小区”大门东侧。那年头，像模像样的小区还不多，我姨妈住的这小区，没有门禁，也没有保安，难得一次才会看见胳膊上戴着红箍的老人家在门口晃荡。整个小区有近20栋楼，是现在称作多层的那种。大家都是一般高，都是五层，每栋也都是三个单元。当然，电梯是没有的，直到旧房改造提倡补装电梯的时候，这小区也还没有哪栋楼补上这一环。倒也不是没有动议，只是一楼的住户大部分不肯在“同意安装”的协议上签字，贴补一些人民币也不行。害得住在四楼、五楼的许多老人家长期呆在阳台上，“穷尽千里目，看腻楼前楼”。我去姨妈家的那个年代，人们还是拥有吃苦耐劳精神的，并不觉得爬几层楼是件吃力的事。姨妈家也没有老人，她和姨父都还不到50岁，表哥和表姐刚“接受再教育”结束回城，两个表妹又处于芳华时期。她们全家人，可以说是三层楼的几十节台阶视若平地，一口气登上去不带喘气的。我算是个“文弱书生”，登上三楼总得歇上一会，然后敲响姨妈家的门。出来开门的大都是姨妈，姨父是一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周日也常有活干。姨妈结婚后就在家相夫教子，数十年如一日，成了熟门熟路的全职主妇。她每次看到我都很高兴，冬天会泡热茶，夏天会从冰箱里端出赤豆汤。下一个节目是聊天，聊的内容一般是很久很久以前，她和我妈还都是小姑娘，她说那时她们家生活还不错，在小镇上有几家店铺，乡下有几十亩田。只要不遇上水涝旱灾，店铺收入加上地租，一家人的生活没有问题。因为有点家底，她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在接受过私塾教育的基础上，只身去上海的教会学校接受了高等教育，成为小镇上的“知识分子”。我尽管已经多次听过这故事，但再听一次，还是挺感兴趣。姨父如果在家的话，聊的内容就不一样了。他聊天的重点在解放战争，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他原本是东北人，解放战争后期随着部队南下，战争结束后留在了南方。转业后，他在一家博物馆当副馆长。因为在解放战争中立了功，他本来还有提拔的空间，但关键时候遇上了姨妈。领导让他二选一，要么提为高一级的领导干部，要么转业与成分不怎么好的姨妈结婚。他选了后者，便当上了博物馆的副馆长。姨父是个喜欢每天喝上二两的人，我滴酒不沾，完全不能陪他。他并不强求，与我坐着时，总是自己捧着个大茶缸，是盛着半茶缸白酒的大茶缸哦，聊一会，喝上一口，聊一会，喝上一口，直到喝得满脸通红。他说他出生在北方的一个穷山村，他说他们家乡至今还不富裕，他说年轻时出来当兵就没想过能活下来，他说许多战友都牺牲在他的眼前。他说你姨妈是个好人，他说你姨妈在我悲痛的时候帮了我。说着说着，魁梧的汉子眼睛红了。许多年过去了，姨妈已经去世。记得大学毕业前夕，我去姨妈家告别。姨妈笑容满面地看着我，要我工作后来S城看她，让我给全家代问好，给家乡的所有亲戚问好。那天姨妈特地做了几个色香味俱全的好菜，我也破例陪姨父喝了一小杯白酒。在小区门口等2路车返校时，我回望着小区内一栋栋灰白相间的楼房，心头莫名涌上了一丝感伤。参加工作后，上班有点忙，家里琐碎事务也多，竟然一直没有机会再去看望姨妈一家。 还是从师大正门出发，坐上1路车，经过10个站头，就到了一个叫新街的地方。这是S城市中心以外最热闹的场所。紧挨着公交站的是“延安影剧院”。这影剧院主要功能是放电影，几天前，我与舍友F刚在这里看了郭凯敏和张瑜主演的“庐山恋”。影剧院隔壁是“明光商场”，里面的商品不能说是应有尽有，却也是琳琅满目。商场对面是资深食客常常光顾的“恋月楼”，消费档次的关系，我读书期间尽管也“恋月”，却一直没有去过这楼。我前往的地方是离“恋月楼”不远的一家照相馆。那时的照相馆和现在的“影城”有些区别，它的主要营业范围是拍各种各样的“小照”。那年代你与几个朋友相约，到照相馆拍上一张小照，是一件特美的事。你得换上色彩鲜艳的服装，得整理好自己的发型。男生用火钳拉好头发，或用吹风机吹好头发。女生更是用化学药水吹烫好一会，然后几分矜持、几分兴奋地坐在长凳或道具椅上，摆好姿势，等待摄影师的“咔嚓”一声。我去看望的朋友R就是在照相馆里负责“咔嚓”的人。照相馆开办于改革开放初期，那时个体门店刚刚开始兴起。我这位朋友既是老板，又是摄影师兼伙计。严格讲起来，S并不是我直接的朋友。当年知青插队时他与我弟弟是“插友”，经常到我家“白相”。作为“工友”的我，有时也到弟弟他们知青点，实行“工农联盟”。我与R就这样熟识了。知青返城，R返回了S城。听说我到S大学读书，他立即来校看我。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就时不时地去他那照相馆里坐坐。每次见我去，他总热情招呼，有时正在工作，便从高大的相机架上侧过身，举起右手与我比划个OK。他的左手正握着控制快门的橡皮按钮。每当这时，我就默默找个角落坐下，看他表演他的“摄像艺术”。他往往在夸张地喊着“一、二、三”，准备按快门的时候，又突然停住，向前快走两步，为客户理一下衣服，或者搬动一下客户的头，或者用手划拉一下客户的头发。如果是划拉客户头发的话，紧急着他会下意识地捋一下自己的大波浪卷发。他闲下来时，顺手拖过一把椅子，坐在我对面聊天。他喜欢与我聊当年的知青生活。他特别自豪的是，“插队”时他就有了一架半新的海鸥相机。那可是个宝贝，比现在的你拥有一台最新款苹果手机还稀罕。他难得有卷胶片，因此相机的使用率并不高。有时，为了让心仪的女同胞高兴，他会装模作样地摆姿势、按快门，以博红颜一笑。其实那相机里根本就没有胶卷。他用带着些许神秘的腔调回忆着当年自己的“小狡猾”，同时用按快门的那只白皙瘦长的手，捏着座椅前端的椅面，将身下的座椅再朝我这边拉拉，可能是为了让我相信他的相机里确实没有胶卷！R告诉我，他从乡下回城后，等了半年时间，也没有安排工作。实在等不下去了，趁着新政策出台，他开办了这个小小的照相馆。他相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行业会慢慢兴旺起来，会出现专业性更强的“影楼”。他要在这一行中占据一席之地。R说得眉飞色舞，居然与我这对做生意一窍不通的人，谈起了他宏伟的“五年规划”。如果不是有新顾客光临，他得将他的老底全数抖落给我！ 不出学校大门，我还有一位隔段时间会去探望一下的Z。他是我老乡，也是我一位工友的弟弟。他是几年前被推荐到S大学读书后留校任教的，是S大学体育系的一位青年教师。说是青年教师，其实已届而立之年。他也当过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几年知青生涯，没有使他消沉，主要是因为他有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即打羽毛球。他属于那种一拿球拍就忘了所有烦恼的人，无论是在学校读书，还是在农村插队，他总是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刻苦训练自己的球技。他也是个有天赋的人，羽毛球在他的指挥下直捣“敌巢”。就这样，他从镇冠军打到县冠军，又在地区大赛中名列前茅。参加省级比赛时，也取得了好的名次。接着，顺理成章地被推荐进S大学体育系。他很快成长为体育系的一名干将，为学校的竞技比赛获得荣誉，也获取了留校任教的名额。他告诉我，除了任教体育专业的课程，他也承担公体教学任务。那时学校还没有从体育系分出公体部。Z也在我们系任教过。只是没有教过我们班，要不当我的“跳箱”项目需要补考时，就可以找他通通关了！Z住在北校区操场一侧筒子楼的一楼。他的邻居大多为新婚夫妻。那年代年轻人吃饭基本靠自己做，复合楼的通道里，隔几步就有一个煤炉或一张搁油盐酱醋的旧学桌，烟火气很足。Z没有炉灶，他还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尽管已届晚婚年龄，尽管身为高校教师，但他的经济条件不怎好，使得他屡次相亲的结果为“高不成低不就”。时间长了，他也淡然了。说到找女朋友，他老是漫不经心地笑笑，好像我们说到的是一个不太熟的外人的事。我们谈得更多的是故乡的小镇，谈故乡小镇的桥，谈洋桥、谈虹桥、谈通济桥；也说小镇的水，说洋井，说夹河，说串场河。他比我大不几岁，我们面对故乡的版图，存有许多类似的经历和相通的感受。在离家乡几百公里的大学校园，聊那个小镇上的故事，每次总感到亲切温馨，就像重新回到了老家的街巷，正在与伙伴们一起奔跑追逐。有时我们也会谈到他的哥哥，我在厂里工作时的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大哥。如果不是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我是不会了解Z的哥哥的。他比我大了十多岁，尽管同在一个小镇，却具有他们不带我玩、我们也不带他玩的年龄差距。Z哥哥是个热心人，对周围的“兄弟姐妹”都很关心，家长里短门清。他与谁都能恳切地谈上半天，眨巴眨巴和善的大眼睛，又能谈半天。时不时地，他会凑上你的耳朵，说句讲过N次的“悄悄话”。听说我将去S大学求学，他立即告诉我，他有个弟弟在那工作，有事你可以去找他试试。他悄悄告诉了我他弟弟的电话号码与住址。我与Z的话题还涉及到我们都熟悉的S大学的几位老师，这些老师有些与Z一样，是近几年毕业留校的，有些是从其他学校抽调回到S大的。Z有一个邻居，五十出头了，原是本校的教师，十年动乱被赶出校门，刚刚从外地的一所中专校调回。Z告诉我，这位的经历有些传奇，解放前夕是一名搁笔从戎的部队军官，战争结束后，一心想着回大学教书，终于如愿。但没教几年就被下放改造，直到最近才调回来。听说当年在部队与他搭档的军官，现在已经是师级干部。我与Z一样有些感慨，想来在高校逐步恢复秩序的特定时期，许多人的经历有些曲折，大家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