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天斗地凿天河 红旗渠人向天歌

胡山

伟大的林县红旗渠英烈们永垂不朽！

英雄的林县红旗渠人民万岁！

2025年4月5日，是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纪念日。

杨贵在红旗渠竣工通水典礼讲话

1965年4月5日，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典礼大会在分水岭隆重举行。中共林县县委书记杨贵作了热情洋溢的总结报告，并表彰了74名劳动模范。

下午2时30分，中共林县县委第一书记、红旗渠工程总指挥部政委杨贵充满喜悦充满激情，高声宣布：

开闸放水！

霎时间，红旗渠水从源头波涛汹涌地流入第一干渠。一时间，万众欢呼雀跃，热泪纵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杨贵和林县县委治水引水，修渠造福于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这一年，37岁的杨贵，被林县的群众称为“当代李冰”、“当代水神”。

1966年4月，三条干渠全部竣工。

1969年6月，红旗渠工程全部建成。

英雄的林县人民硬是靠着勤劳的双手实现了夙愿——劈开太行山，引来漳河水。

林县杨贵，我知道你，听说你治水很有一套嘛！

一一 毛泽东

1970年，中共中央批准林县为对外开放县，外国元首和贵宾不断前来参观红旗渠。周恩来称其为“人工天河”，并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

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

不同的是，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是举全国之力，而红旗渠是英雄的林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来访，要让他们多看看红旗渠是如何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的。

1970年底，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开始拍摄《红旗渠》纪录片。1974年，邓小平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带了10部反映新中国建设成就的影片，《红旗渠》首先放映，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这些革命创业精神是我们党性和宗旨的集中表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

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林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没有老一辈人拼命地干，没有他们付出的鲜血乃至生命，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

今天，物质生活大为改善，但愚公移山、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变。红旗渠很有教育意义，大家都应该来看看。红旗渠精神同延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永远震撼人心。

年轻一代要继承和发扬吃苦耐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摒弃骄娇二气，像我们的父辈一样把青春热血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就是一两代人的事，我们正逢其时、不可辜负，要作出我们这一代的贡献。红旗渠精神永在！

—— 习近平

参观了红旗渠，有必要更改历史的说法，世界上有七大奇迹不对，红旗渠应列为第八。它不仅是技术上的成功和突破，而且是政治上意志上的胜利。

一一 联合国前工委主席迪曼

我们是为了人民修渠，依靠人民修渠，所以才敢想敢干，又实事求是，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红旗渠，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

为什么叫红旗渠？我们就是要高举红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跨过高山，修好水渠。让红旗在林县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 红旗渠总设计师 杨贵

俺们杨书记就像是焦裕禄，一心为俺林县人谋幸福。红旗渠是一渠水，一渠粮，一渠电，一渠社会主义的蜜，是俺林县人民的生命水、幸福源……

—— 林县干部群众

红旗渠就是干部人民同心同德、众志成城、拼搏铸就的丰碑！

杨贵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征程上涌现的英雄！

杨贵和红旗渠正是代表那个激情燃烧、伟大辉煌时代的旗帜！

一一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之子刘立强

陈毅元帅之子、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长陈昊苏赋诗《颂林县红旗渠》一一

刘伯承无帅之子刘蒙将军深情挥毫，致敬伟大的英雄林县人民一一

战天斗地凿天河 红旗渠人向天歌

左起: 罗新欣、董晓光、牟献献、李远玲、田越英、胡山(石宏岩摄，2023年）

2023年9月27日，朱德元帅外孙、原八路军研究会会长刘进的夫人李远玲与八路军研究会董晓光、牟献献、罗新欣、军科研究员田越英夫妇及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部长胡山，在红旗渠革命英烈后代石宏岩等的陪同下，来到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实地领略红旗渠这一震撼心灵的伟大工程的风采。

红旗渠水话神奇

太行山，可能是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山峦，盘古开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很多精彩的神话和寓言故事在这里流传了几千年。

巍巍太行山腰，蜿蜒三千里之红旗渠，似神话，似寓言，亦如后人对古埃及金字塔之鬼斧神工惊为上帝之作而非人力可为。立于渠埂，仰面悬崖壁立千仞；俯首峡谷深险莫测。渠水悬空，宛若天河。

神话寓言，多缘于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不能科学地解释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矛盾、变化，于是借助幻想，把自然力拟人化，往往表现古代人民对自然力的斗争和对理想的追求，会被假定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而红旗渠之传奇，并不遥远，并非神话，是伟大的太行林县人民坚韧不拔的奋斗历程与精神品格的结晶。

红旗渠的修建改变的不仅是林州缺水的面貌，更是重新塑造了林州人民坚强的意志和不屈的品格，锻造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谱写了“战太行、出太行、富太行、美太行”壮丽诗篇。

原国防大学校务部某部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原主席启功入室弟子南金荣敬书:

渠润手秋

红旗渠归来仍少年

2019年12月21日，八路军研究会太行分会在北京金逸影城组织活动，朱德、李达、王新亭、王近山、李德生等开国将帅后代们一起欣赏了电影故事片《红旗渠之归来仍是少年》，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同志们在胡山部长带领下，也现场感受了红旗渠精神的魅力。

电影根据王献青小说《大国工匠》改编，以“追梦”为主题，以巍巍太行、壮美红旗渠为元素，以“重走红旗渠”为线索，讲述了垂暮老人石头为了追忆参与修建红旗渠的难忘岁月，带着来自美国的混血孙子克服重重阻碍，重走红旗渠并探访修渠老友的追梦故事。这是一部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的励志电影艺术创作。

影片中，“隧洞塌方”、“凌空除险”等当年修渠的画面一一再现，太行山风景、红旗渠飘带等现代林州的新风貌、新发展也一一展现。红旗渠的修建改变的不仅是林州缺水的面貌，更是重新塑造了林州人民坚强的意志和不屈的品格，锻造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谱写了“战太行、出太行、富太行、美太行”壮丽诗篇。

朱德后人、八路军研究会会长刘进:

红旗渠的事迹，我小的时候就非常熟悉，红旗渠精神鼓舞了一代人的成长。参加八路军研究会工作后，我们更加注重学习、研究和传承。八路军的精神和红旗渠精神一脉相承，是太行革命精神的生动体现，应该很好的学习和传承，使之成为一代代年轻同志们学习和成长的强劲动力。

红旗渠从艰难岁月流淌而来，她流淌的不仅是渠水，更是一种穿越时空永不消退的红旗渠精神。太行山因一渠水而灵动，一渠水因太行山而伟岸。红旗渠，诉说着老一辈们的艰苦奋斗岁月。渠水悠悠，映照着半个多世纪前的梦想；悠悠渠水，流淌着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源泉。

刚刚实地参观了红旗渠，深受教育。这项工程孕育的伟大精神属于林县人民，也属于全国人民，属于世界人民。

开国上将李达后人、八路军研究会副秘书长兼太行分会会长李彤妍:

上世纪60年代革命老区林县，人民群众在老区精神指引下，在党的好干部杨贵书记带领下，战天斗地，实施了一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水利工程——红旗渠的建设。红旗渠精神传承了红色革命精神。

进入新世纪，多年后回看红旗渠，感到这种伟大精神永远年轻。感谢林州市委宣传部的同志们为宣传和传承红旗渠精神所做的大量积极工作。影片结尾非常切题，老人家80岁了，归来仍是少年心态，它揭示了价值观的取向问题，意味着红旗渠的精神永久长青。

原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李德生上将后人李南征将军:

这部影片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创作，应该感谢林州市委和林州政府做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红旗渠，象征着中国人民排除万难、克服一切困难去争取胜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革命精神，必须要很好地传承下去。林州地区，也是我们八路军在抗战时期战果辉煌的革命根据地老区，林州抗战八年，这里发生过林南战役等一系列激烈的战斗，巩固了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林县因抗战人口伤亡总数超过6.5万人，上千名林县籍和外地八路军官兵英勇牺牲，把一腔热血洒在了林县大地。八路军的抗战精神，与红旗渠精神融为一体。我们要不断巩固和发扬这种革命精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条件下，为努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连续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原型王近山将军后人王媛媛:

正如影片中那位女市长所总结的，红旗渠精神实际上就是牺牲和奉献的精神！中华民族的发展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当年的人民生活水平没有保障，吃水困难，一生只能洗三次脸（出生、结婚和过时），修红旗渠就是为了改变生活、造福子孙。兰考县也是这样，风沙肆虐，百姓不得聊以生存。有了焦裕禄那样的共产党干部领导、带领大家战天斗地，牺牲个人一切，才终于换来幸福的今天。

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们！

八路军研究会副秘书长兼抗大分会会长牛皖平:

林县是抗战的著名革命根据地，如果没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锻炼和培养，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力量的迸发就不会那样强烈。在那么艰苦、困难的条件下，政府居然能够动员那么多人员全身心投入到长达十年之久的世界罕见的浩瀚工程建设，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强大凝聚号召力，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这部电影作品的片名也非常的好，《红旗渠之归来仍是少年》，我们很喜欢。

我们这些人已经步入中老年，这一片名激发了我们内心的活力。只要我们从事革命事业，即使是年岁再大，也仍然是少年、青年时期。同时，电影的表现手法也很新颖、生动，把国外与国内、过去与现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教育可以使现在的青少年孩子们更容易接受。这是一部好的作品，我们祝贺它的问世，也希望能不断涌现出更多像这样水准的优秀作品。

开国上将王新亭后人、八路军研究会副秘书长兼太岳分会会长王万里:

林州市委和市政府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推出《红旗渠之归来仍是少年》这样一部优秀的影片，我们看了以后，感到非常好，很受感动。红旗渠精神是中国民族感天动地的愚公移山精神的延续，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人民群众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吃苦耐牢创造出的一项举世瞩目的辉煌建设成就。在国家推进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社会上出现不少问题的情况下，林州市委和市政府能够把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伟大建设成就拍摄出来，我们感到高兴。建国七十年来，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希望这样的宣传教育能够进一步深入开展下去，不断激励人民以更加高涨的热情去积极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革命事业。

著名军旅书法家杨耀为祝贺红旗渠通水六十周年敬书一一

十载红旗填万壑 一渠清泉润千家

中共中央党校张虎林教授:

这部影片是成功的。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如古时的愚公移山等，我们中国人民就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推翻了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这种精神，与现在的红旗渠精神是一致的。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这种精神，这种精神的力量决定着命运。当下社会，我们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红旗渠的精神非常感人，它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不怕困难、团结奋斗、不怕牺牲的可贵品质，这种精神鼓舞着我们的民族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险阻，不断前进，不断取得胜利。

这种精神的集中升华表现，就是毛泽东思想，它是中华民族各种精神的高度结晶。林县人民正是在这种红旗渠精神鼓舞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才能够克服那么大的困难，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红旗渠的革命精神，没有时间寿命，它是永恒的，永远不会老去，永远不会消亡，永远不会过时，它会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八路军研究会太行分会副秘书长钟永强:

影片把当年开渠的艰苦环境条件与现在美好的生活结合起来，鲜明对比，生动感人。现在生活条件好多了，但“富而思进”，我们的精神追求在哪里？影片对这一点诠释得非常好，尤其是，情节的设计，石头老人父子和他在美国长达的孙子和孙女，爷孙三代，东西方文化，都深深地融进了红旗渠的精神，他们不怕艰险、不怕牺牲地攀上“鹰见愁”救人抢险，就是把上世纪的红旗渠精神与新时代下的红旗渠精神完美结合在一起，生动体现了习主席关于“红旗渠精神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的深刻论断。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部长胡山: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精神，需要深刻的领悟、学习、研究、传承和发扬光大。如何进一步深切感受和研究伟大的红旗渠精神，从中汲取养分，汲取智慧和力量，值得深刻思考。红旗渠故事在片中还只是展示了一个小小的侧面，希望艺术家们不断开拓创新，多挖掘其中无数的感人故事和精神内涵，影响社会，引领社会。

红旗渠是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的壮丽篇章，红旗渠精神更是鼓舞了几代人的强大力量。“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尚且有五丁开山，有鸟道可走，而太行山层峦叠嶂，在缺技术、缺设备的那个年代，前辈们在太行山修渠岂不比蜀道更难？林县人民没有退缩，他们用愚公精神，一锤一铲一双手，拼命奋战。

岁月苍老容颜，石头磨损双手，却没有消磨林县人民的意志，他们苦战十个春秋，不可思议地在太行山间开通了一条生命渠、幸福渠。问渠那得清如许，林县人民多壮志！红旗渠凝聚着林县人民的智慧，汇聚着林县人民的力量。他们用平凡的双手创造了人间奇迹，用青春筑成“生命之渠”，用热血化成“生命之水”，千秋万代滋养林州大地。

胡山 王彤枬 王媛媛 李彤妍 朱皖平

在英雄常被庸俗解构、理想信念易遭现实消解的当下社会，红旗渠这一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符号，高悬巍巍太行，让人仰望，更带给人精神力量的震撼。红旗渠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需要这种民族精神的信念支撑。

八路军研究会丁虎敬书——

劈开太行山 凿出红旗渠

林县人民多壮志 誓把山河重安排

胡山与红旗渠家乡人民代表魏琳珍（右）、杨玉娟（左）留念

我们纪念那段艰苦奋斗的岁月，致敬那些曾经战天斗地的英雄。

新时代的红旗渠精神是难而不惧，富而不惑，自强不已，奋斗不息。时光荏苒，世纪交替，祖国发展日新月异，但永恒不变的是红旗渠精神。

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要积极发扬红旗渠精神，用实际行动传承和弘扬红旗渠精神，做新时代红旗渠精神的践行者和奋斗者，让发扬太行工匠精神和红旗渠精神成为行动自觉；在全社会形成“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良好氛围，共同唱响新时代劳动者之歌，造福人民，造福社会。

《红旗渠之归来仍是少年》剧照

十年艰苦奋斗，创造奇迹、改变林州，更孕育产生了宝贵的红色精神。在红旗渠精神的激励感召下，一代又一代林州人续航梦想、接续奋斗，取得了改革发展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在今天的林州人看来，心中分量最重的，依然是那条希望之渠、幸福之渠，以及它所凝结的宝贵精神财富。红旗渠，早已不是单纯的水利工程，而是升华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

文艺反映时代，影视记录历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对红旗渠精神的追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强烈。

红旗渠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原林县），地处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巍巍太行山东麓 。这里群山环绕，地势险要，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壮丽的自然风光，却也给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 缺水。林州历史上严重干旱缺水，十年九旱，水贵如油 。为了改变这一困境，勤劳勇敢的林州人民在 1960 年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修建红旗渠的征程 。

人民无限热爱老县委书记杨贵

每条河流都是有生命的，而“人工天河”红旗渠的生命力更加顽强、灵动。

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

自知者英，自胜者雄。

林州人民过去向世人展现了一个与困难进行艰苦斗争的胜利者的形象，今天林州人在继承红旗渠精神的同时，还不断发扬广大，不断地创新思想，开拓视野，正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的节拍，插上翅膀，不断继续演绎着新时代的传奇。

毛泽东与林县水利建设

1958年11月1日，杨贵到新乡参加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晚饭后，他到驻地附近的一家浴池，准备痛痛快快洗个澡。在惜水如金的林县，洗澡是一种奢侈。不过很快，他就被新乡地区公安处处长高雷叫了出来:

快穿衣服，有急事！

杨贵湿漉漉地套上衣服，跟着高雷上了吉普车。高雷告诉他，中央首长专列到了新乡火车站，毛主席要和地、县委的同志座谈。

回想起那次与毛泽东的谈话，杨贵至今仍难掩激动:

毛主席的话让我心里有了底，这才敢继续大干水利，不然也不会有红旗渠那么大胆的设想。

那时的林县和杨贵，已由全国山区工作先进典型，变成“大跃进”的“后进分子”。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以大炼钢铁和“放卫星”为主要指标。林县偏偏这两项“核心工作”都没做好。

地委要求上报1958年的夏粮产量，杨贵最初如实报亩产114斤。领导不满意，几经引导，让他加上新麦水分，杨贵大着胆子加了一成，亩产增加到125斤半。而临近的市县却是亩产几百斤、上千斤地往高里上报。数字报得越高越“先进”。

林县山里有矿，山上有林，是新乡地区大炼钢铁的中心之一，可是一炉能用的钢也没炼出来。而杨贵焦虑的却是大炼钢铁抽走了几乎所有的精壮劳动力，水利建设无以为继。

汽车开到新乡火车站，迎面走来的地委书记耿起昌说：

老杨，毛主席的专列到了，毛主席要见见你，和你谈谈。

随后，就领着杨贵上了专列。因为杨贵个子高，进车厢门要稍微低下头，当他低头穿过车门再抬起头走到车厢里时，毛主席穿着灰色的中山装，笑容满面地正站在他的面前，并伸出了手，杨贵也赶紧伸出手来，说：

主席好！

毛主席边握着杨贵的手边说：

林县杨贵，我知道你，听说你治水很有一套嘛！

杨贵谦虚地说：

主席，我做得还很不好，仅仅搞了几条小渠，林县目前还有很多人吃不上水呀！

毛主席接着问杨贵：

林县现在有多少人？

杨贵回答：

有60多万，主要是在山区。

1958年11月1日，毛泽东在新乡火车站接见中共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杨贵

毛主席又问：

林县有林吗？

林县的山上土薄石厚，原有一部分自然树林，这次大炼钢铁砍了不少。

毛泽东先向在座的河南省、市、县负责人问起了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的情况，杨贵据实回答。在浮夸风盛行、全国各行各业争相“放卫星”的形势下，杨贵的话让旁边的人捏了把汗。

主席问杨贵：

炼钢铁你们上了多少人？

杨贵一下子窘住了，地委指示，以大炼钢铁为主，可林县按照他的对策，是修水利、炼钢铁分兵两路。该怎么跟主席说呢！他犹豫了一下，决定向主席说实话:

在林县炼钢铁的，还有清丰、南乐两个县的人，地委让我们上15万人，而我只上了5万人。

5万人怎么住？

住在野地里。

说到这里，杨贵不再拘谨了，便接着向主席汇报：

我们林县经过搞水利，目前有些地方已经初见成效。比如几个流域地区的庄稼因为有了水长势特别好，可就是收不回来。

主席问：

这是怎么回事呢？

杨贵向主席解释：

一些精壮劳力都去上山砍树炼钢铁，庄稼自然就没有人管。

出乎意料，毛泽东不以为忤，霎时严肃起来。他在车厢里踱了一会儿，点了一支烟，对杨贵和身边陪同的史向生书记以及地委书记耿起昌说：

天冷了，那么多人睡在野地里，冻病了怎么办？好不容易建了渠有了水有了庄稼却没有人收，这可不得了，不能再上人了，现在你们看看能不能把炼钢铁的人往下撤，一部分收庄稼，一部分搞渠呀！要知道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呀！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办水利，办钢铁的劳力要撤下来。

说着，他还伸出巴掌做了个“砍”的手势。

听了毛主席的讲话，杨贵非常感动，他心中的愁云顿时消散。

这之后，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进行了一些纠正。不过，会议仍未摆脱对我国经济发展形势不切实际的估计，粮食、钢铁等产量的指标继续被提高。

而林县，因为有了杨贵在专列上与毛泽东的那次开诚不恭的座谈，大办水利有了“护身符”。土法炼钢的小高炉只留下少数人维持，几万劳动力重新回到了水利建设工地。

缺水之困

林县位于河南正北靠近山西、河北两省交界，山高坡陡、土薄石厚、水源奇缺、十年九旱，极度贫瘠，2046平方公里的地域，一半是荒山野岭。林州境内有浊漳河、洹河、淅河、淇河4条河流，均属海河流域的卫河水系。只是这些河流都是季节性河流，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处于干涸状态。而且这些河流的河道都在林州的边缘地带，即便是丰水期，林州也只有很少的区域能得到滋润。

也许是天意弄人，洹河出了林州不久就变得丰沛起来。距离林州最近的城市安阳，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殷墟遗址就坐落在安阳的洹河之滨。

地表水匮乏，地下水更是难觅。地质资料表明，林州位于太行山地及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也是黄土高原的东沿。西部地壳以上升为主，而且侵蚀成密集的沟谷，太行山东侧断层较多，地壳十分破碎，像漏斗一样排泄着浅层基岩中的水分。

整个市域内，可方便开采浅层地下水的区域只有8平方公里左右。其余地区的地下水，多贮藏于山丘区及盆地的灰岩地层中，埋深多在200米以上，且地质结构复杂，开采难度大，代价高。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这些地下水才少量得以开发利用。

林州最仰赖的水源就是雨水。这里的年平均降水量672.1毫米，在北方地区并不算很低，但受制于特殊的地质构造，雨水降下来却留不住。“靠天吃饭”的林州，似乎很少得到上天的眷顾，雨降得多一些，便是顺着山势奔腾而下的洪涝灾害，正常年景之下，雨水会很快流走、渗漏殆尽。因而，干旱缺水就成了这里的“正常年景”，“十年九旱”成了最写实的描述。

旱魃为虐。民国初，桑耳庄村300多户人家，常年到4公里外的黄崖泉担水吃。民国九年(1920年)大旱，黄崖泉的泉水小得只有香火头那么粗。大年三十，桑林茂老汉起五更爬上黄崖泉，想趁早挑担水回家过年。挑水人多，直挨到天黑他才接满一担水回村。新过门的儿媳王水娥惦念公爹担水一天还未回来，就出村去接。

天黑路滑，新媳妇又是小脚，接过担子刚走几步，被石头绊倒，一担水酒了个净光。儿媳妇又羞又愧，就在万家团圆的除夕上吊自人了。大年初一，系林茂老汉埋葬了新婚儿媳的尸体，带着全家踏上了逃荒路。从此，这一家大耳无音信。

一担水的倾覆，是以剥夺一个人生命的尊严，足以给一个家庭带来难以承受的灾难，这就是千百年来旧林县缺水的写照。

民国31年至32年(1942-1943年)，全县逃荒外出达10800户，占总户数的14%，饿死1650口人，占总人数的4.3%。赵老庵村41户，就有31户背井离乡逃荒外出。马鞍山村500口人，饿死280口人。土门村王秋保一家6口饿死5口。

干旱给林州祖辈留下了悲苦的历史。在以农业为主的年代，大旱绝收、小旱薄收，多数岁月里，林州人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

据1995年版《红旗渠志》记载，在红旗渠修建之前，林县（1994年之后撤县设林州市）550个行政村中，有307个长年人畜饮水困难，有一百多个村要跑5公里以上取水吃。林县每年因取水误工达480万人，超过农业总投工的30%。也就是说，林县人每年要把将近4个月的时间，抛洒在那些漫长的取水山道上。

老书记杨贵谈林县缺水

林州有一种独特的历史遗存，叫“荒年碑”，那是历代林州人对干旱的记录。合涧镇小寨村的“荒年碑”记述清光绪三年旱灾的悲惨情景：

……回忆凶年，不觉心惨，同受灾苦，山西河南，唯我林邑可怜……

人口无食，十室之邑存二三……

食人肉而疗饥，死道路而尸皆无肉，揭榆皮以充腹，入庄村而树尽无皮，由冬而春，由春而夏，人之死者大约十分有七矣……

传奇色彩 不朽丰碑

红旗渠不仅是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更是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屹立巍峨太行山间，见证着人类挑战自然的勇气与智慧。

红旗渠工程总干渠长 70.6 公里，加上分干渠、支渠、斗渠，共计 1500 公里 。

在修建过程中，林州人民仅靠着一锤、一铲、两只手，在艰难的条件下，削平了 1250 座山头，凿通了 211 个隧洞，架设了 152 座渡槽，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这一系列惊人的数据，无不彰显着红旗渠工程的艰巨与伟大 。

如将挖砌的土石垒筑成宽2米、高3米的渠墙，足可纵贯祖国南北，把广州和哈尔滨连接起来。红旗渠成为中国水利建设上一面不朽的光辉旗帜。

红旗渠总干渠：巨龙腾飞的震撼

红旗渠宛如一条巨龙，盘绕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之上，从山西省平顺县侯壁断下引漳河水，穿过太行山的崇山峻岭，流入林州境内 。

沿着红旗渠总干渠漫步，仿佛能看到当年林州人民修建水渠的身影 。总干渠犹如一条巨龙，蜿蜒盘旋在太行山的山腰上，气势恢宏 。渠水清澈见底，缓缓流淌，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粼粼波光。

渠水清澈见底，缓缓流淌，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粼粼波光 。渠岸两侧，绿树成荫，与湛蓝的天空、巍峨的山峰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 。在一些地段，渠水从悬崖峭壁上飞流直下，形成了壮观的瀑布，如银河落九天，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与人类智慧的完美结合。

青年洞：青春热血的见证

青年洞是红旗渠的核心景点之一，也是游客必去之地 。这座由 300 名青年开凿的隧洞，承载着无数的青春记忆 。洞口上方，郭沫若先生题写的 “青年洞” 三个大字苍劲有力 。走进洞内，你能感受到当年青年们施工的艰辛 。

洞壁上，还保留着一些当年的标语和工具，仿佛在诉说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站在洞内，向外望去，是连绵起伏的太行山和流淌不息的红旗渠水，让人不禁为青年们的壮举所折服 。如今，青年洞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参观学习，传承和弘扬红旗渠精神。

2023年9月27日，朱德元帅外孙、八路军研究会刘进会长夫人李远玲、红旗渠英烈后人石宏岩(右)与胡山参观红旗渠

红旗渠给林县人民造了福。红旗渠的水使林县的农村受益，农业灌溉得到了保证，灌区有效灌溉面积增加到54万亩，粮食有了好收成。过去全县要吃1000多万公斤统销粮，后来每年还向国家交商品粮2000多万公斤。

左起: 石宏岩、导游、牟献献、田越英、李远玲、罗新欣、田越英爱人、董晓光、司机小陈在红旗渠青年洞背影前留念 (胡山摄，2023年)

红旗渠的水让植树造林的成活率大大提高，全县造林10多万亩，年产各类鲜果2000多万公斤。红旗渠的水为养鱼提供了条件，过去吃鱼要去很远的地方调拨，现在借红旗渠的水能养鱼了。红旗渠的水发了电。林县利用红旗渠水的自然落差，建起了40座小型水电站，装机总容量5800千瓦，照亮了千家万户。

红旗渠纪念馆：历史生动再现

红旗渠纪念馆是一座全面展示红旗渠建设历史的专题博物馆 。馆内通过大量的图片、实物、雕塑、多媒体等形式，生动地再现了红旗渠工程的修建过程和林州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 。步入馆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型浮雕《红旗渠》，它展现了林州人民战天斗地的壮观场景 。

馆内陈列着当年修建红旗渠时使用的工具，如铁锤、钢钎、炸药箱等，这些简陋的工具见证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 。还有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和影像资料，记录了红旗渠建设的点点滴滴 。

红旗渠，彻底改变了林州命运。提起这条人工天河，林州人都会带着深深的感恩之情说起：

没有他，就没有红旗渠！

共产党员 杨贵其人

杨贵，曾名杨绍青，1928年5月28日出生在地处太行山余脉的汲县罗圈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他3岁丧父，14岁就组织群众抗粮抗捐，1943年15岁入党并担任党支部书记，1946年起先后任汲淇县五区区长，淇县六区区委书记等，带领武工队保护群众，打击敌人。全国拥军模范靳月英的丈夫为掩护杨贵而牺牲。1998年靳月英老人，还能唱出50年前的《纳军鞋》歌谣——

纳呀纳呀纳军鞋，杨贵杨贵好区长，鞋壮路长打胜仗，保卫咱解放区好时光……

可见年轻的杨贵在老区人心中的地位。

1954年起，26岁的杨贵先后任河南林县县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从安阳地委来到林县，实际上是从城里来到了贫困的山乡。但杨贵心里十分高兴，他觉得自己干一番事业的机会已经来临。为了扎根林县，杨贵把妻子韩筱信也从安阳调到了林县。此时，韩筱信生孩子刚刚三个月，身体还十分虚弱。

杨贵下定决心：

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非得把林县贫穷落后的面貌改变不可！

他在林县整整工作21年。

深入基层 了解民情

初到林县，一周之后，杨贵便把县委成员及机关部分人员安排到乡村去搞调查，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调查了几十个村庄。

杨贵带着工作组到马家山下乡调研，一路风尘仆仆。到了农户家想洗把脸，主人端上来一个铁洗脸盆。杨贵瞅了一眼，脸盆只有烩面碗大小，水还是半盆。这倒不说，这边厢洗着脸，那边厢不停地叮嘱：

您洗完脸千万别把水泼了，俺还等着用洗脸水喂牲口哩！

杨贵和同志们总共调查了全县一半以上的村庄，时间长达三个多月。

找准问题 对症下药

这次调査，杨贵和县委同志们比较清楚地摸清了林县的基本情况。他总结出林县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

一是严重缺水，二是交通不便，三是地方病肆虐，而缺水又是最大的问题。

杨贵和县委同志们想，应该把林县的问题及准备在林县实施的山区建设计划汇报给地委，以便得到上级部门的支持。他马上起草了份《关于林县县委加强山区工作的意见》的报告送到地委。

报告中具体分析了林县人民目前的生产生活状况，指出解决缺水问题已成为林县的当务之急。只有解决了缺水问题，才能防止地方病的发生，而地方病减少了，群众才能有体力去抓生产，才能走富裕之路。报告言之凿凿，情词切切，满腔热忱，跃然纸上。

林县的症结清清楚楚摆在眼前，解决的途径再明显不过——兴修水利。但此路绝非坦途。

林县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与干旱不断抗争的历史，千百年来未见实质改观，新一届的林县县委能有什么良策？

杨贵在林县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转变干部作风，发动各级党政干部去“摸大自然的脾气”，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寻找解决缺水问题的办法。

杨贵和同志们意识到单靠打旱井、挖山泉是无法将林县引出缺水困境的，要解决吃水用水问题，还应在现有的几条小河上修建渠道和水库。经过县委一班人几天几夜的研究，最后决定：

在林县淅河开凿一条淅河渠，先把林县中部淅河流域的人民从干渴中解放出来；将南谷洞在抗日时期曾修过的一段渠全部修完；再在天桥断扩建一条渠道，引漳河水入林县；淇北渠、淇南渠也同时上马。这样，林县水利建设从此在全县铺开。

杨贵亲自上阵。一场群策群力大兴水利的人民战争在林县展开了。世代饱受干旱之苦的林县人民热情高涨。

1957年元月，淅河流域9个乡拉开了林县修渠的序幕，到了6月份，整个工程才修了三分之一，原计划投资的17万元就已全部用完。面对半途停工的窘迫局面，杨贵没有气馁，他找到土专家们，请他们对剩余工程进行投资测算，结果，还需要25万元的报告摆到了杨贵的面前。

一夜未睡的杨贵，带着县水利科长，怀揣刚刚写完的申请支持建设投资的报告，来到了安阳专署。专署副专员刘玉斋热情地接待了杨贵，并赞扬了杨贵抓水利建设的胆略，因他不分管水利，就跑前跑后地将主管水利的孙副专员找来共同研究。

孙副专员又找来地区水利局局长，三人一起坐在杨贵的面前听杨贵汇报。孙副专员单刀直入：

老杨，你需要多少钱？

25万元！

孙副专员同水利局长一商量，当场拍板，给杨贵25万元，但却命令似地说：

钱是给你了，你可要把渠给我建成，要知道专署的钱现在也很紧张。所以，你一定要让这些钱对得起老百姓！

杨贵回到县里就召集副县长申锡让和马有金、栗永祥等同志研究，淅河渠第二期工程开始了。

林县水利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很快得到了上级的嘉奖，县委书记杨贵也出了名。

当年，《人民日报》以《社会主义的脚步声》为题发表长篇通讯，报道了林县两年水利建设取得的成就：

从大禹治水到1944年10月林县全境解放，三四千年时间，林县只有一万多亩水浇地……

从1955年冬到1957年秋，两年时间，全县水浇地扩大了16万亩，全县可以利用水利设施灌溉的土地达到23.7万亩。

这年国庆节刚过，杨贵接到省委通知，让他和省委副书记史向生去北京参加中央山区工作会议。

邓子恢（1896—1972），福建龙岩人，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中华苏维埃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财政部部长。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当年的中原小城林州，名气几乎都来自红旗渠。杨贵说，在红旗渠通水之前十年，林县就因为山区水利工程而闻名全国。

1957年11月3日，会议正式开始。这是杨贵首次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会议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持。在林县讲话，杨贵出口成章，可坐在这么多中央和各省的领导面前，他感到十分紧张。他壮了壮胆开始汇报，先讲了林县的自然情况。邓子恢大声鼓励他：

杨贵同志，请你大声点，不用紧张，只管放开讲，拿出你搞水利的胆略来！

杨贵听到邓部长的鼓励，忽然间来了勇气，他喝了一口水，又讲起了自己与县委一班人如何建渠，如何发展山区水利建设的整个过程。他讲了三个多小时。

主持会议的邓子恢部长，表扬林县抓住山区工作主要矛盾，讲得生动——

有了水，闺女就往山上走；没有水，山上青年就找不到老婆。

周总理看了会议简报上杨贵的发言，便派国务院办公厅同志又专门访问了杨贵，让他着重谈了林县的缺水、交通不便和当地群众中食管癌、甲状腺肿大的高发情况，以及山区建设的经验。办公厅的同志告诉杨贵，周总理很重视他汇报的情况。随后，杨贵又在轻工业部等单位介绍了经验。会上，朱德副主席讲了活，肯定了杨贵等人的经验。

1957年的这届全国山区工作会上，林县被树立为全国典型，杨贵登台介绍经验，还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国务院奖状。

带着全国山区工作会上的荣誉和鼓舞，杨贵回到林县。

重新安排 林县河山

耄耋之年的他满头银发，身躯高大，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河南乡音依然浓重。

在从1957年全国山区工作会回林县的路上，杨贵暗下決心，一定要不辜负周总理和中央的关怀，把林县的水利搞上去，让林县人民过上好日子。1958年5月1日，淅河渠正式建成。杨贵有感于村民们如英雄一般开山凿洞的壮举，将其定名为“英雄渠”。随后，县里的另外几条河渠和水库也相继建成。在秋阳高照的太行山腹地，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

杨贵站在高高的山梁上，望着乡亲们手捧渠水的狂喜模样，不禁百感交集。作为刚到而立之年的县委书记，能把林县的缺水状况基本扭转，他总算把心上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他多么想轻松一下，回到家里去与妻子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抱着宝贝儿子享受一番天伦之乐呀！

可他轻松不起来。大办钢铁的指示已经下来，他对砸锅炼铁，心有余悸。本来乡亲们就过着苦日子，怎么又来了这么个指示？杨贵理不清头绪，只有“两手抓”，一手搞他的水利建设，一手炼钢炼铁。

这一年的11月1日，如前文所述，杨贵非常荣幸地等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工作指导。

当年底，林县县委便提出了比解决缺水问题更具气魄的目标：

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不过，在“重新安排林县河山”最初的计划中，并没有红旗渠。杨贵回忆:

那时候有很多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像“让太行山低头，让淇、淅、洹河听用”等等，但是眼睛都是盯在林县境内。林县挖了英雄渠、天桥断渠、淇河渠等几百公里长的引水渠，修建了要子街、弓上、南谷洞三座水库，水利工程的规模前所未有。

到1959年，林县基本形成了南、北、中三个水利灌溉体系。那一年夏粮的大丰收，也印证了这些水利工程的效用。林县县委已经准备宣告，几千年的缺水问题被解决了。

丰收的喜悦还没有散去，5月初，一场大旱再次降临林县，由于大旱，英雄渠和另外几条小渠都断了流，水库和围绕林县境内的几条小河也都干涸了。已修的水利设施无水可引，无水可蓄，在最需要它们发挥作用的时候却成了摆设。整个林县骤然变得水贵如油，仿佛又回到了从前。林县人又开始了翻山越岭挑水吃的日子。

面临着如此巨大的灾难，杨贵心急如焚，他顶着夜色来到英雄渠，眼望着露出槽底的渠道，默默地掉下了眼泪：

老天呀，难道你是在考验我的意志吗！我可怎么向毛主席、周总理交代，向林县人民交代呀！

中共林县县委研究引漳入林方案

此前几年兴建的大规模水利工程没能使林县摆脱缺水的命运。难到那么多心血都成了“无用功”？杨贵不这样认为。他说：

倒应该感谢1959年那场干旱，它让县委从陶醉中清醒过来。我们对林县境内的降水、地表水、地下水进行了最大可能的利用，但水还是不够。这就证明只盯着林县，在家里打主意不行，逼着我们去县外找水。

第二天一早，杨贵便召集县委成员会议，他说：

目前林县的缺水灾难已追在眉睫，我们搞过的几个渠和水库都因天旱现已干涸。现在看来，光在林县境内想办法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宿，解决林县缺水的出路应该到林县境外做些调查。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林县干旱缺水的面貌。

他的一席话，赢得了县委绝大多数人的赞成。但是，个别人却有些怀疑：

从县外引水？简直是天方夜谭，况且有太行山阻挡，县里又没有钱，拿什么来建大工程；县里头几年建的几个小渠已经是力不从心，而现在又要建由县外引水的大渠，这不是异想天开吗！

浊漳河水

杨贵为把情况搞清楚，在县委组织了三个组，分别杨贵和县长李贵、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宝带队出发，到邻县去考察，分别沿着浊漳河、淇河、淅河溯流而上，翻山越岭去上游寻找新水。

找水这件事何需林县一、二把手亲力亲为？杨贵说：

水在林县是天大的事。要想做事，领导干部就是要冲锋在前，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方法和作风。没有这种做法，怎么带领群众往前奔？

三个小组一路步行，翻山越岭。很快，李贵小组和李运宝小组都失望而归，他们勘察了淇河和淅河沿线，水量皆不堪用。

沿着浊漳河一路攀山而上的杨贵，起初脚下只有干涸的河道，怪石嶙峋。偶有潺潺细流，却远不足以为林县所用。直到进入山西平顺县石城公社，远远地就听见峡谷中的隆隆水声。

顺着陡峭的山崖攀援而上，杨贵等人终于见到了这条梦寐以求的浊漳河真容。峡谷足有百米深，河水在谷底翻滚着，波涛汹涌。大旱之下的浊漳河，竟然有这么丰沛的流量，杨贵又喜又气。喜的是这条河水量巨大，足以成为水源地；气的是上天何以如此不公，林县也有浊漳河，却只是条汛期才有水流的季节河。

浊漳河在林县附近的河道非常复杂，支流众多，水量不均。林县的浊漳河只是其支流之一，平顺县的浊漳河才真的是主河道。这条浊漳河常年流量为每秒30立方米，即使是枯水期也在每秒10立方米左右时，年径流量达到7.3亿立方米。

杨贵高兴得蹦了起来，嘴里不住地说：

就引漳河水，就引障河水！

入夜，就着如水的月光，这位读过私塾的书记不禁诗兴大发：

三河流水汇浊漳，源头高于天桥上。

昔日漳河沿旁过，隆虑大地闹旱荒。

神州今朝日月变，定叫漳河来我乡。

林县山川抿嘴笑，穷村有水变富乡。

山清水秀人体好，风吹大地五谷香。

青羊里人多隆虑，谁不抱腹喜故乡。

半个月后，杨贵带着足以改变林县命运的浊漳河资料回来了。到家的第一夜，杨贵兴奋得彻夜难眠，一遍遍用红笔在地图上勾勒着引水线路。具体的引水点还有待详细勘测，浊漳河沿线标注的地名被杨贵圈了个遍。这些红圈引出的红线，弯弯曲曲地汇集到了林县的一个点上——坟头岭。

每条线都穿越着巍巍太行的层峦，这意味着未来的引水渠要面对的层层阻隔，工程难度和工程量可想而知。其实，林县浊漳河是一条现成的河道，从这里引水甚为方便，但杨贵却弃之不用。只有了解林县地貌，才能明白杨贵的苦衷。

林县的浊漳河从地势低洼的县域北侧流过，坟头岭是横在浊漳河西南侧的一道落差百米的高台。林县在1955年建设的天桥断渠，也是利用了浊漳河的水源，但灌溉面积只有三千余亩，就是因为水往低处流，不可能往上爬过坟头岭。

从平顺县引来的浊漳河水，只要到达海拔较高的坟头岭，就能让林县西部广袤的土地得到水源。随后进行的引水渠线路详勘表明，平顺县浊漳河河道比坟头岭的海拔高出将近9米。有了落差，水就能流到坟头岭。

1959年10月4日，杨贵召开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县委扩大会议。杨贵说：

我们今天开这个会，主要议题就是要引漳河水入林县，先让水利局汇报，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看看到底能不能修引漳入林工程。

同上次会议一样，赞同者为大多数，怀疑的也有。杨贵语重心长地说：

引漳入林工程说到底就是咱们林县的命根子，我们这些县委干部如果不解决林县的缺水状况，那就是罪人啊！

我知道，现在上马兴建这个工程有不利条件，一是形势不好，二是上级不给钱。可我们也有有利条件呀！一是还有上级给我们的退赔款200万元，有1400多万斤储备粮；二有过去修小水渠的经验；三是有群众的支持。所以，我看上马引漳入林工程是利大于弊，是大势所趋！

杨贵掷地有声的话语立时得到了大家的首肯，大家举手通过了林县上马引漳入林工程。这是20世纪中国水利史上一次伟大的决策。

陶鲁笳（1917—2011），江苏溧阳人，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但是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悬而未决。林县设想的引水点，不但出了林县，还出了河南省，在山西省平顺县。除了浊漳河，那里的水资源也谈不上丰沛，能同意把水分给林县一份吗？

杨贵一方面给河南省委打报告，汇报从山西引水的设想，请省委协调支持，一方面运作起了林县在山西的“高层路线”。林县是革命老区，战争年代的太行五地委驻地。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就曾在林县工作，深知林县缺水之苦。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林县从山西平顺引水的计划一路绿灯。

1960年2月初，杨贵参加河南省委召开的五级干部会议期间，接县委派去向山西省委汇报引漳入林工程的同志来电：

陶鲁笳书记、王谦、刘开基等领导同志同意我们的计划。现在正在研究引水地址。

杨贵很高兴，利用会下时间专心考虑引漳入林工程的具体部署。2月6日，山西省委正式来信，同意引漳入林。杨贵立即电告主持县委工作的常务副书记李运宝:

做好准备，很快动员，准备开工，不要等我。时间可定在2月10日。

1959年10月10日，林县县委扩大会议确定兴建引漳入林工程，即后来的红旗渠。不过，县委的决定虽然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却也在得到批复的同时被明确告知：

资金、粮食方面不可能给予支持。

1959年的那场干旱，实际上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开始。此前罔顾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大跃进，加上自然灾害，造成严重的全国性粮食短缺和饥荒。河南是三年困难时期的重灾区，对引漳入林工程确实没有余力相助。甚至在新乡地委给林县的批复中，还含蓄地进行了劝阻：

林县可根据自己的财力、人力，考虑是否兴建这个工程。

但林县人认准的事情绝不回头。在愚公移山的故事发生的地方，林县人要把这个故事真实地演绎出来。

林县报刊载《引漳入林动员令》

千军万马 鏖战太行

1960年正月初七，中共林县县委得到了山西省委关于同意引漳入林的批复。万事俱备，千军万马战太行的壮阔画卷，即将在他们的手中徐徐展开。

2月10日晚，中共林县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保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县人民引漳入林动员令：

引漳入林是我县人民群众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这一理想很快就要变成现实，伟大的划时代引漳入林工程，定于明天正式开工，这一工程建成，将使我县千年万代的旱地变成水田，无数荒山凸岭变成美丽的果园，沟沟有鱼塘，山坡种稻田，一年种三季，农业产量翻上再加番，来往行走都可乘船，从此龙王大权就掌握在人民群众的手里。

浩荡林县百姓重新安排河山

1960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引漳入林工程正式开工。近4万名林县修渠大军，扛着工具，挑着行李，推着小车，从十几个公社向着浊漳河汇集。最后确定的引漳入林引水渠路线，渠首设在平顺县侯壁断，主干渠渠尾落在林县坟头岭，全长71公里。

侯壁断的海拔只比坟头岭高8.8米，这意味着，渠道每延伸8公里，垂直高度才能下降1米。而沿途经过的山体，都比这条渠的海拔高出许多。渠道只能像盘山公路一样，时而挂在半山腰上蜿蜒，时而洞穿山体，穿山而过。

山势陡峭得近乎垂直，实在摆不开每米一个人的挖渠队伍，林县县委只能把施工人数缩减了一半。4万人沿着勘测人员用白灰撒出的线路图，在太行山上摆出了一字长蛇阵。

4万人，聚在一起声势浩大，但面对巍巍太行山，人又是何其渺小。工程真的开始了，林县人才真正感觉到了艰难。工程建设之初，林县没有任何外来支援。他们的家底真的能撑起这项工程吗？

杨贵说：

那时候林县的家底可是个大机密，只有我和几个县委领导知道，对上级都瞒着。

八百里太行壁立千仞，三千里渠水逶迤绵延，滋润土地，浸润心田

这个“家底”中，最重要的是3000万斤储备粮，那是林县趁着前几年的丰收积攒下来的。全国各地都在放卫星时，林县没有放，这些粮食可是实打实地存在了库里。

另一项“家底”是挪用来的。大跃进运动中，国家下拨了资金，林县有300万元存在专项户头。这些钱被林县偷偷地用在了引漳入林工程。后来此事被发现，有人反映到主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那里。李先念哈哈一笑：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不用想得那么严重。动这笔钱合情合理！

这才给杨贵解了围。

李先念后历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和全国政协主席。仅1963—1991年间，他对杨贵、红旗渠建设和红旗渠精神所作的文字批示就有19件，讲话更达30多次。杨贵每提到此，总是满怀感念地说道：

如果不是先念同志为我们撑腰，红旗渠能不能修成，何时修成，还很难说呢！

红旗渠的施工场面

林县很穷，真要给引漳入林工程算出工程预算，恐怕没等开工就打退堂鼓了。林县人又很倔，像移山的愚公一样倔，他们最大的财富是自己的双手。杨贵说：

那时候搞工程不像现在先要算投资。我们不算这个。我们投入的是人，算一算粮食够吃，钱够买炸药、工具，那就干！

陡峭的山体上，根本没有大型机械施展的空间——即便有，林县人也用不起。他们用的就是镐头和钢钎。

山体上全是坚硬的花岗岩。钢钎竖在上面，几铁锤砸下去，往往只留下几个白点。林县自己生产的钢钎钢质软，用不了多久就会报废。老红军顾贵山去找部队的老首长求援，搞到了一批抗美援朝时挖掘坑道剩下的钢钎。这些高标号的钢钎让挖渠大军如获至宝。他们舍不得将其一次性使用，而是截成几段，焊在原来的钢钎头上，一支变成了几支。

炸药是工程最大的资金花费。即便动用了专款，很快也捉襟见肘。林县人又打起了国家下拨物资的主意。用于农业的硝酸铵化肥，成分和TNT炸药差不多，挖渠大军对其土法改造，自己生产了几百吨炸药。

待到红旗渠全部完工后，林县才对整个工程的投入进行了核算。十年间，总干渠、三条干渠及支渠配套工程共投工3740.17万个，投资6865.64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025.98万元，占总投资的14.94％，自筹资金5839.66万元，占85.06％。而这些自筹资金中，还包括了对修渠大军的投工折款，一个工一元钱，总投工3740.17万个，折合3740.17万元。

县委书记杨贵带领修渠大军上工

开工20多天后，从省里开会回来的杨贵没有休息，马上急匆匆直接奔从坟头岭到侯壁断的总干渠施工现场。他沿着总干渠徒步走到渠首，进行调查研究。3月6日在盘阳村工程总指挥部召开了引漳入林委员会扩大会议，杨贵作了《要多快好省地完成引漳入林任务》的报告。

这时的杨贵，如同一张被劲风鼓满的帆。他说：

引漳入林工程是艰巨的，绝大部分是在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上开渠。因此，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就要树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旗帜，彻底改变林县的缺水面貌。

为此，我建议大会把引漳入林这条渠叫做红旗渠，目的就是要高举红旗下大气力把渠建起来。争取尽快拿下总干渠第一期工程！

铿镪有力的话语，充满激情的誓言，让在座的每一位成员都心潮澎湃。会议通过了杨贵的报告，并一致赞同杨贵对红旗渠的命名和尽快完成第一期工程的决定。

杨贵也冷静地观察到，4万人摆在总干渠上全线出击，战线拉得太长，分散了力量，工程进展非常缓慢。而此前，林县对工程的艰巨性估计严重不足，“五一”建成总干渠的目标本就不可能实现。

到了山西境内，不少当地住户听说林县县委书记来了，又追着杨贵告起了状。天天放炮，像地震一样，把牲口吓跑不说，还把房子也震裂了，这样下去还怎么过日子？原来，由于技术人员不够，民工又看不懂图纸，漫山打眼放炮，一崩一个山头，有的挖错了地方，有的炸坏了渠底。

从山西折返回来，杨贵马上在工程总指挥部召集了县委扩大会议。杨贵回忆说:

这次会有两个作用，一是鼓劲，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已经调动起来，但是“五一”建成总干渠是不现实的，不能因此就泄气。第二是调整战略，集中力量突击山西境内的20公里渠道，修一段渠，通一段水，以通水促修渠，鼓舞群众。

事后证明，这次调整对修凿红旗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工地上热火朝天，中国农民的苦干实干精神在红旗渠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开工8个月后，10月1日，第一期工程全部竣工。勤劳勇敢的林县人，斩断了45道山崖，搬掉了13座山坡，填平了58道沟壑，拦住奔腾不息的浊漳河水，凿通王家庄安全洞，炸翻飞沙走石的石子山，斩断登山要比上天难的太岁峰，制服了横空而立的鸻鹉崖，闯过峭壁凌空的狼脸崖、老崖峰、红石崭、风沙崭等艰难险阻，凿透总长600余米的隧洞7个，建筑渡槽、路桥、防洪桥等大小建筑物56座，共完成土石445．65万立方米，砌石42．86万立方米，投工448万个，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修成了20公里长、8米宽的盘山渠。

滚滚浊漳河水流到了林县边上，浪花拍打着林县的大门，极大振奋了林县人继续修渠的热情。正是这种修一段、成一段的分段施工模式，才使得红旗渠的建设能坚持10年之久，并最终得以全线贯通。

也正是在那次林县县委扩大会议上，引漳入林工程被赋予了一个更加振聋发聩、催人奋进的名字——红旗渠。

青春热血 殷红战旗

修建红旗渠，林县人付出的不仅是汗水，还有鲜血和生命。十年建设过程中，共有81人牺牲在红旗渠工地上。

在红旗渠山西段的施工过程中，林县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技术员——工程技术股副股长吴祖太。

吴祖太烈士(1933-1960)，河南原阳人

在王家村隧道施工过程中，洞壁出现了裂缝。这条隧道的地下是砂石松散结构，为增加安全系数，负责施工设计的吴祖太已经将单孔隧道改为双孔，以减小跨度。但是3月28日收工时，工人们向吴祖太反映，洞壁上出现了裂缝。

吴祖太知道这是塌方的征兆，但仍然坚持进洞查看。塌方果然发生了，吴祖太再也没有走出来。吴祖太当时还不到30岁，毕业于黄河水利专科学校，是林县少得可怜的科班出身的水利工程人员。红旗渠的勘测设计就是由他担纲。

没有水平仪，水就不可能流进林县，这可是8000：1的坡比。水平仪不够用，吴祖太就做了一种叫“水鸭子”的简易水平仪来代替。所谓“水鸭子”，实际就是在一个洗脸盆中盛上半盆水，再在盆里放上一个空碗浮在水面上，空碗上放上一根直棍，通过棍子两端的两点和要测定的点共三个点连成一条线，来测定水平是否准确。

杨贵深情回忆吴祖太：

林县的每一处水利工程，都有他留下的心血。他走得太早了，太可惜了！

光荣负伤的李改云在医院养伤

1960年2月18日，姚村公社社员、修渠妇女营营长李改云舍己救人、身负重伤。她昏迷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告诉工友：

我在信用社存了10元钱，你把那10元钱给我交了党费吧！

杨贵得知李受伤后，下了死命令：

人要保住。不能让英雄流血还流泪！

负责运送李改云的任务是由河南省委联系武汉空军，请驻新乡市、通称“独三团”的直升机团指战员们于4月18日执行的。李改云回忆说：

受伤后省领导刘建勋来看望我，安排直升机把我接到郑州去治疗。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伤会让这么多人牵挂。

李改云的右腿保住了，但留下终生残疾。她被评为红旗渠建设模范和特等模范。人们还将位于红旗渠渠首的一座桥命名为“改云桥”。

张买江指着他小时候修渠的照片留影

红旗渠建设特等劳模张买江到工地时只有13岁。他的父母都是第一批建设者，父亲在红旗渠开工3个月后，被爆破的飞石击中头部。母亲赵翠英安葬了丈夫，又把儿子带到了工地。公社负责人不答应，赵翠英说：

红旗渠水流不过来，他爹合不上眼。让孩子接着干吧！

张买江成了红旗渠工地上年龄最小的建设者。人小体弱，他帮着烧水送饭，身体渐渐长高，他学会了石匠、铁匠活儿，扛起最繁重的劳动。后来张买江又学了爆破，最危险的活儿也冲在前面……

红旗渠修了10年，张买江在工地干了9年，被叔叔伯伯们称为“小老虎”。

落石和塌方，是红旗渠工地上最大的危险。为排除这样的隐患，指挥部成立了排险队，身材瘦小的任羊成第一个报了名，被推荐为排险队长。

任羊成凌空除险。很多爆破工作需在峭壁上打炮眼，工人也是这个悬空姿态

任羊成最常见的姿态，是用绳索捆住腰，从悬崖顶上垂下去。他手持长杆抓钩，身上背着铁锤、钢钎等工具，一直下到红旗渠工地的头顶上。那里，有被炸药炸酥了、震松了的石头，任羊成要把它们清除干净。这个工作和排雷一样，置身最危险的境地去清除危险。任羊成说:

我“死”过五回。阎王殿里报了名，可是阎王爷不收我！

1966年2月23日，省委书记刘建勋接见任羊成、王磨妞、李科成、王实存等修渠英雄模范

任羊成在给笔者的信中回忆了省委书记刘建勋代表省委接见自己和全体敢死队队员时，走上前去与英雄们一一握手，激动地高声说到：

阎王爷不要你们，我们要！你们辛苦了！

刘建勋书记听了任羊成英雄故事后，决定同当地的县委书记杨贵一起请这位英雄吃顿饱饭。为此，他们准备了四碗面条。在三年困难时期，这是最大的奖励。任羊成深情回忆:

省委书记见我还没有吃饱，又两次自己掏钱从伙房要来10个馍，我一下子又吃了5个，再不好意思吃了。书记劝我吃饱，我又吃了3个，剩下两个，实在不好意思再吃了，因为我知道两位书记每人只吃了一碗面条，根本吃不饱。但两位书记仍不肯吃，非要我拿走不可……

刘建勋每次见到他，总是一把拉住他的手，夸他是红旗渠上不怕死的飞人，是当代的英雄。

排险队长任羊成在工地留影。他的门牙是被落石打掉的

这份危险的工作让任羊成丢了四颗门牙。那是一次除险过程中，一块石头正砸在嘴上。一排门牙被砸倒了，压在舌头上。任羊成张不开嘴，舌头也动弹不得。他从腰间拔出钎子，插进嘴里，生生把牙别了起来。随后吐出一口血水，四颗门牙随着被吐了出去。

他曾从半空中掉下来，没摔死，可掉进圪针窝（当地对带刺灌木丛的称呼）。工友们从他身上挑出了一捧圪针尖。

他长时间腰拴大绳悬空，身上被绳子勒出一条条血痕。血肉模糊，粘住衣服，脱衣服时要扯下一片血痂。磨得时间久了，腰上竟然结了老茧。

新华社原社长、著名新闻记者穆青（1921-2003），河南周口人

任羊成腰间的老茧，曾让穆青为之落泪。

1966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到河南采访，先在兰考写了焦裕禄，随后到林县准备写红旗渠。他结识了杨贵、任羊成。只是采访尚未完成，“文革”爆发，穆青被电话召回北京。没能写成红旗渠，成了穆青念念不忘的一件憾事。

1993年，穆青再次来到林县，又见到任羊成。这次，穆青写了反映任羊成事迹的长篇人物通讯《两张闪光的照片》。文中写到了第一次见到任羊成的情景：

我问他身上是否还有绳索勒的伤痕？他说，还有。他脱下上衣，果然露出了一圈厚厚的老茧，像一条赤褐色的带子缠在腰际。我用手轻轻抚摸着那条伤痕，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眼里早已充满了泪水……

这就是红旗渠精神！这就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红旗渠上 红旗飘扬

1960年11月，红旗渠主干渠二期工程刚刚展开，中央发出通知，全国实行“百日休整”，红旗渠被要求停工。

大跃进、浮夸风的恶果继续蔓延着，持续的自然灾害雪上加霜，逼迫着全中国勒紧裤带，基本建设项目已经全线“下马”。

中央有令，林县不得不遵从，但并没有完全执行：绝大部分民工回生产队修整，留下300多名青壮劳力，组成青年突击队，继续开凿二期工程的咽喉——600多米长的隧洞——青年洞。杨贵讲述:

中央要求休整，是因为当时粮食紧张，停止工程建设，全力保证老百姓的生命。但那时我们还有2000万斤储备粮，够吃两年的。中央指示要执行，工程也不能停。青年洞的作业面很小，上不了很多人，即使在正常年份，也要凿很长时间。留些人先啃下这块硬骨头，等形势好了，再大批上人修明渠。

在三年困难时期，红旗渠的建设没有中断一天，而且在1961年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拿出了1000万斤粮食支援灾区。

到了1961年6月份，杨贵实在憋不住了，他同县委紧急磋商，决定悄悄地续建红旗渠。经过周密安排，他派出6000民工上了山。为了节约资金，他组织人员自造炸药，又以低廉的价格到部队买来抗美援朝战争剩下的钢钎、炮锤。由于粮食实在太少，他又派人上山采摘野菜，拌上玉米面、红薯面蒸成野菜团子食用。

开凿青年洞时，上级经常派人下来检查。施工青年们在路边安置了观察哨，一旦发现有小车经过，立刻挥动红旗，示意洞内的人停止施工。等车走远后，又继续干。

暗度陈仓“小把戏”给林县惹了麻烦。

1961年7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蹲点，参加了中共新乡地委在豫北宾馆召开的农村纠“左”会议。

会上，曾经反对建设红旗渠的一些人向谭震林告状：

林县群众没有饭吃，把树皮都剥光了，而林县县委为了高举红旗，不顾群众死活，还在大搞红旗渠建设。

群众生活这么苦，杨贵还让劈山修渠，这比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挖运河还苛刻。

罪状一条连着一条，直指杨贵。

谭震林听后非常气愤，认为杨贵的问题相当严重，指责县委书记杨贵是个死官僚，一定要撤了他的职务，还林县以休养生息。紧接着，针对林县上马红旗渠和杨贵的“倒行逆施”，展开了小组讨论。

讨论一开始，林县县委组织部长路加林便站了起来，说：

刚才听了领导同志的批评，我认为不符合实际，杨贵同志不是死官僚，他考虑问题还是很客观的。

这个意见很快汇报到谭震林那里，他听后立刻愤怒起来:

你这个组织部长至今还不认识错误，居然还为杨贵开脱，好了，我看你这个部长也不要当了！

会议当即宣布撤销路加林的林县县委组织部长职务，调离林县工作。地委马上通知各县县委书记于7月14日到地委开会，传达这个处理决定。

正在紧张地运筹着水利建设和农业增产工作的杨贵，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直奔新乡地委。他一走进会场，顿时感到气氛异常。以往他参加会议，总有很多人同他握手打招呼，可今天却没有一个人跟他说话，很多人都在怔怔地看着他。

谭震林（1902—1983），湖南攸县人，时任国务院原副总理

地委书记向杨贵简单地介绍了会议的情况和撤销路加林组织部长的问题，然后让他发言。杨贵定了定神，望望在场的领导，又望望与会的同志，声音有些哽咽：

今天这个会，是纠正过去工作中的错误。过去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在上边还是在下边，实事求是地检查原因，才能纠正错误。如果把错误都归罪于下边，我认为错误纠正不了。我知道我是被批评的对象，不过，请允许我提三点意见：

第一，修红旗渠是我亲自决定的，我是第一书记，撤我的职我没有意见，撤组织部长的职我有意见。如果说修红旗渠是错误的，那是我这个县委书记的错误，与组织部长没有任何关系；

第二，毛主席说“三不主义”，不戴帽子，不揪辫子，不打棍子，可组织部长在会议上说了不同意见，就被撤职了，我坚决不同意这样做。

第三，请地委领导将我的前两条意见上报给中央，上报给毛主席和周总理。

说完话，杨贵破门而出。

红旗渠建设者腰系绳索，凌空作业

次日接着召开地委扩大会议，中央农办和省委的主要领导都参会。会议由地委书记主持，名义上是扭转农村的问题，实际上还是针对杨贵修建红旗渠而来的。

主持人让大家发言，会场一时间鸦雀无声。这时，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写了一个小纸条，传到了杨贵的手里。杨贵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杨贵同志，争取早发言，认真检讨，取得主动。

杨贵看着史书记的纸条，心里感到热乎乎的，他知道史书记是在保护他，也许检讨得好会取得领导的谅解。可杨贵这时的心里正在憋着一口气。

为什么自己辛辛苦苦为林县人民造福，却受到了批评；为什么自己在林县修红旗渠解决吃水问题，却成了罪状？杨贵越想越冒火，突然站了起来，激动地说：

从昨天到今天，我的心一直在激烈地跳动。领导批评我搞红旗渠，对此，我无话可说。但是，作为第一线的县委书记，我有责任把林县的真实情况向上级领导反映一下。

林县缺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如果我们不搞这个红旗渠工程，那么，几十万林县人就得过饥寒交迫的生活，甚至饿死！

我们有些人动不动就责备基层干部，可你们知道吗，一个基层干部如果不去解决农民最迫切最严重的问题，他就不配做这个基层干部！我杨贵问心无愧，我至今依然认为建设红旗渠是正确的……

说着说着，大个子杨贵流出了眼泪。他坐下后，身边的几位县委书记有的拍了拍他的肩，有的递上了手帕，表示理解他。

会议结束后，谭震林感到杨贵的陈述有理有据，又为他造福百姓的精神所深深打动，便以最快的速度派人去林县进行调查，并表扬了杨贵勇于表达自己见解的大无畏精神，同时恢复了路加林的组织部长职务。

多少年过去，杨贵对谭震林副总理始终仍然满怀敬意：

谭副总理了解了林县的真实情况后，对红旗渠建设一直关心支持。后来“文革”中造反派揪斗我，谭副总理还竭力保护我。

沙盘上河床低下的漳河和红旗渠工程

会后，杨贵又去了红旗渠工地安排了工地的工作。可他万万没想到，地委个别领导在杨贵回到林县几天之后，竟然指示杨贵和县委必须把红旗渠工程停下来。顶头上司的命令，杨贵不敢违抗，可让他把工程停下来，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也不想那样做。

前几次的大部分人下山，让他延长了修渠时间，已使他非常惋惜。可如今地委又让下马，那就是挖他的心啊！祸不单行。这时，工地上的粮食也十分困难，就是野菜也十分短缺。领导让下马，工地无米为炊，如两座大山向杨贵和县委压了下来。

偏巧此时，山西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着一帮人来到林县。他拉着杨贵手说：

你可真是能干啊！居然把大山给掏出了洞，快带我到渠上看看！

杨贵早就耳闻邻省有一个不识字的农民把大寨搞得红红火火，从心里非常佩服他。今天一见，陈永贵果然淳厚朴实且雷历风行。杨贵带着陈永贵一行参观了红旗渠第一期工程和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本来只打算停留一天的陈永贵，被红旗渠的壮伟深深吸引了。于是，他在林县住了三天。

“人定胜天”，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笃信的信条——放诸今日，该观点也许值得商榷，但在当时却是中国人满怀激情建设新社会的豪迈宣言。几年后，比林县更全国闻名的大寨也提出了同样的口号：“重新安排昔阳山河”。杨贵笑道:

这句话是陈永贵从林县学去的。

杨贵带着专程来学习的陈永贵参观工地。“重新安排林县河山”漆在峭壁之上，每个字都有数丈高。陈永贵一看就激动不已：

这个口号提得好，有气魄，鼓舞人。咱昔阳的山河也要重新安排。

杨贵陪同陈永贵视察红旗渠

在上车准备离开时，陈永贵双手搂着杨贵的双肩说：

老杨，我求你点事行吗？

杨贵马上说：

老陈，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陈永贵说：

我想请你派几个人到我们大寨去，给大家讲一讲治水及修渠的经验，你看可以吗？

杨贵一听是修渠，顿时心事重重，他有些凄凉地说：

老陈，我派几个人帮助你根本不成问题。可你知道吗，我现在正面临着工程下马的尴尬呢！

陈永贵闻听，忙问是怎么回事，杨贵便将个别领导要他红旗渠工程下马和缺钱缺粮食的情况简要地告诉了陈永贵。陈永贵一听便说：

老杨，你不要怕那些人，渠不能下马，不建渠难道让老百姓都喝西北风吗？现在下马太可惜了！

陈永贵回大寨了，但他的话，给杨贵和县委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杨贵派人到大寨，帮助陈永贵打旱井，搞水利建设。这次见面使杨贵和陈永贵两个“贵”字号人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9月21日，趁杨贵在郑州开会，新上任不久的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和改任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的吴芝圃，派车把杨贵接到省委，要听一听他建红旗渠的情况。当杨贵汇报完红旗渠第二期工程正在建设的具体情况后，刚想要说一说他对豫北宾馆会议地委某些人的做法有意见时，刘建勋书记打断了他的话，说：

杨贵同志，你谈的情况我清楚，他们在豫北宾馆会议上整你们，那种做法我们省委不赞成。你们的工作做得很扎实，是经得起考验的。我在中央开会时，周总理还问到你的情况。他说：林县修建红旗渠是个好事嘛，是些什么人有意见呢？我说：就是平常不愿做艰苦工作的那种人。这种人心中没有人民！

陶铸同志（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也跟我说，你们要支持杨贵搞红旗渠，这样大的工程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搞，真是不简单呢！杨贵他们的自力更生精神太好了，你们要是不支持点钱，等杨贵他们建成了红旗渠，我看你们怎么向群众交代呢！

刘建勋书记接着对吴芝圃省长说：

芝圃同志，红旗渠那样大的工程，不支持一点钱说不过去，我看从今年省里行政经费节约下来的钱中，给林县解決一二百万元。他们的自力更生精神太好了！

吴芝圃省长说：

可以，我们应该支持一下。

ー二百万元当时在杨贵是连想也不敢想的数字。令他高兴的不仅仅是钱，更重要的是红旗渠工程得到了周总理、陶铸同志和省委的支持。杨贵对着两位省领导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感激，他拉着刘建勋和吴芝圃的手，眼泪汪汪地说：

谢谢你们能理解我，请你们有机会转告陶铸同志和周总理，我谢谢他们对我们县委的支持和关心！

过去土薄石厚的山头，由于有了红旗渠水的浇灌，建起了一座座果园

因为有总理的支持和中南局陶铸及省委领导的关心，杨贵再也不用担心某些人的责难，可以大张旗鼓地建设红旗渠了。

9月30日，第二期工程胜利建成。

1962年10月15日，第三期工程告竣。

1963年，红旗渠还被纳入国家基本建设项目。全凭自力更生进行了4年的红旗渠建设，有了来自国家的支持。

1964年12月1日，最艰险的71公里红旗渠总干渠全线竣工通水。水进了林县，马上显示出效益。当年林县就成为全省第一个提前3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指标的县。通水同时解决了57万人和37万牲畜吃水用水的民生大计。这一年，林县粮食平均亩产达到423斤，成为河南省第一个亩产超过400斤的县。在20年里，全县的粮食产量提高了5倍。

1964年12月30日，第四期工程鸣金。

至此，红旗渠总干渠从渠首到分水岭全长70.6公里，全线贯通。

1965年4月5日，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典礼大会在分水岭隆重举行。

1965年的5月和8月，河南省委连续发出号召，要求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在学大寨、学大庆、学解放军的基础上，向林县学习。10月，河南省委任命杨贵为安阳地委副书记兼林县县委第一书记。

1965年12月18日，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全面介绍林县县委领导全县人民重新安排河山的动人事迹，同时还在头版配发了社论，林县县委获得全县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的高度评价。

1965年4月18日，《河南日报》一版刊发红旗渠第一期工程完工通水消息，并配发《贺红旗渠通水》的社论。四版刊发《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工程》摄影报道。

1966年4月20日，红旗渠全面竣工通水，英雄渠与红旗渠汇流。《河南日报》4月21日以三个整版予以报道：一版刊发竣工通水典礼的消息和社论《改天换地斗争的伟大胜利》。

二版刊发《林县红旗渠干渠工程示意图》和说明。

三版刊发《林县红旗渠主要工程建设情况介绍》。

这之后，还有59条支渠，416条斗渠，林县人要在自己的家乡织一张水网，滋润每一个角落。

正当林县准备一鼓作气建设配套工程时，疾风骤雨的“文革”开始了。一些造反派诬蔑红旗渠是“黑渠”、“死人渠”。杨贵也被打成“走资派”撤职罢官，长期遭受批斗。

但是跟着杨贵修成红旗渠的林县群众心里雪亮，他们给关押期间的杨贵兜里塞鸡蛋，往他怀里揣烙饼，最后干脆把他从关押地偷出来，送到山西，后又辗转送往北京。不久，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几位记者联名写信给周恩来反映杨贵的情况，周恩来保护了杨贵。

1967年，杨贵回到林县，任革委会主任。他没干别的，还是接着修渠。1969年7月6日，历经10年，总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工程全面竣工通水。林县人用自己的双手，战天斗地，彻底改变了干旱缺水的命运。

红旗渠完工后100天，杨贵调任洛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开始组织黑材料，声称要砍掉红旗渠的红旗。周恩来得知这个情况后，措辞严厉地进行了批评，明确提出：

红旗渠的红旗不能砍！

这面红旗是砍不掉的。红旗渠已经成了镌刻在太行山麓的一座丰碑，留下一种红旗渠精神：

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

团结协作 无私奉献

2018年4月10日，主持修建红旗渠的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逝世。《河南日报》在2018年4月23日三版刊发《不朽的精魂——从杨贵到红旗渠精神》一稿，深切缅怀杨贵同志，追思其在林州工作的艰辛岁月。

2023年6月29日，红旗渠除险英雄任羊成在医院因病去世。7月1日，《河南日报》刊发文章追忆英雄事迹，表达哀思。

红旗之渠 廉政之渠

自1960年2月至1969年7月，红旗渠工程建设总投资6865.64万元，累计消耗钢材123.5吨，水泥6705吨，炸药2740吨，单从这组有整有零的数字，足以想象背后是多么缜密的管理系统。

爆破石头的炸药量都是有数的，工具无故超损要赔偿。

红旗渠特等劳模张买江在修渠中负责爆破，他记得很清楚，根据石头密度不同，规定的炸药使用量从2两到6两不等，鼓励节约、超用不补。

红旗渠纪念馆的展柜里，至今保留着几张票据，可以一窥当年的工程面貌。一张开具于1963年4月29日的发货票证显示，当时购买了总价375元的125根钢钎；某集体伙房账目记载，“天1561.5，粮2342.25，款624.50元”，今天若有心查询对照，可轻易算出人均消耗多少。

修渠物资分类管理，出入有手续，调拨有凭据，月月清点。

曾任红旗渠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的王文全介绍，粮食、资金补助的发放程序也很严格，根据记工表、伙食表、工伤条等单据对照执行，几乎不可能虚报冒领。

靠制度管理权、物、钱的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杜绝了腐败。研究者指出，把纪律作为管党治党的尺子、不可逾越的底线，早在半个世纪前的红旗渠建设中就得到了生动贯彻。

共产党员 责任担当

在经济困难的上世纪60年代，投入30万人力修建这样艰巨的太行绝壁空中水渠工程，当地干部群体要承担多大的风险？

林县再缺水能渴到县委书记吗？

放着太平官不做，非要甘冒奇险，很多人都很不理解。

老百姓会不会消极应对？上级会不会处罚、阻挠？工程胜算几何？百姓和政府能不能承受浩大工程失败之痛？这些尖锐的问题摆在林县县委面前。红旗渠总设计师、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在回忆录中谈到，修渠是为了人民，也要依靠人民，面对争论要听听群众的意见。

缺水长期是林州最深、最痛的记忆，从清朝后期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县志上频现“大旱、连旱、凶旱、亢旱”等字眼，甚至有人因打翻水桶自责上吊。林县县委成员多番走访，确定修渠引水是老百姓的重大长远利益之所在。

红旗渠工程困难重重。修建初期，有人举报项目是领导干部“好大喜功、不切事迹的面子工程”，“林县不顾群众死活，大搞工程建设”，上上下下议论纷纷；总干渠修至一半，有关方面下达百日休整文件，要求停工；因为动用县里退赔款修建红旗渠，上级派来了调查组……

红旗渠通水后彻底改写了林州缺水的历史，成为造福一方的“幸福渠”。时隔多年回顾，杨贵这样总结:

要干好一件事，应该无私无畏、忍辱负重，任何情况下都以人民的利益为重。

碰到风险就退缩，再好的事情也办不成。

红旗渠蕴含着对党的优良传统、共产党人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是正确的群众观、利益观、政绩观和荣誉观的体现。

红旗渠建设劳模李天德回忆，在红旗渠工地上，看不出谁是干部，谁是民工。总指挥长、副县长马有金是抡大锤的好手，抡开12磅大锤，一口气能打一百多下。由于长期风吹日晒，他脸膛黝黑，人称“黑老马”，“县长”倒很少被提起。

干部和民工的区别，在领给养补助时最明显。当时除自带口粮外，工地上根据物资供应情况，给予一定补助。1960年2月至8月，民工补2市斤，干部补1.5市斤；1961年至1966年，民工补1.8市斤，干部补1.2市斤……

干部的补助标准始终低于群众。

一碗小米干饭

这个小故事至今仍为健在的修渠者津津乐道。有一天，炊事员看杨贵书记干活太累，偷偷给他蒸了一碗小米干饭。杨贵很生气：

群众吃啥我吃啥，这米饭谁蒸的谁吃！

最后，这碗干饭倒进大锅里煮成粥，30个人分着喝了。

我最佩服他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那时干部跟我们一起吃糠咽野菜。

在亲历群众讲述中，干部和民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各级指挥部都是住山洞或搭席棚，没用修渠的钱盖过一间房。最困难的时候，总指挥部的办公经费连点煤油灯的开支都不够。

党员干部能够领导人民办大事，前提是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必须与人民同甘共苦，否则将举步维艰。

红旗渠干部学院特聘教授申伏生指出，参与修渠的大小干部上千名，他们用行动彰显了党的纯洁信念和优良作风。

干部作风 民心向背

林州流传一句话:

干部能搬石头，群众就能搬山头；干部能流一滴汗，群众的汗水流成河。

这是红旗渠建设时代留下的，没有亲历过的人，很难领会其中的深情厚谊。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时刻豁得出来，党员干部凭借工作能力和人格魅力，成为修渠群众的贴心人、主心骨。

基层党组织在密切干群关系、调动群众参与意识方面作用显著。

党员干部深入细致做群众思想动员，让老百姓明白是为谁修。据统计，开工第一天，就有三万七千人报名。6000多万元的红旗渠建设总投资，国家拨款仅占15%，85%都是群众自筹。

干部冲锋在前、与群众同甘共苦，形成了一种无声无形却强大有效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群众的修渠热情空前高涨。当时林州有50万人口，其中30万人参与了红旗渠建设。

干部作风关乎民心向背，这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红旗渠是践行群众路线、汇聚群众力量的典型范例，党员干部以此为镜，可以直观对照出自身的不足。红旗渠是党和人民刻在太行山岩上的一座丰碑。十年艰苦奋斗，林州人民创造了奇迹，改变了家乡，更孕育产生了宝贵的红旗渠精神，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符号。

1998年10月8日，杨贵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对红旗渠精神进行了集中概括：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红旗渠精神的根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红旗渠精神的灵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是红旗渠精神的具体体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是红旗渠精神的有力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林州人民不断赋予红旗渠精神新的内涵，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谱写了气壮山河的“战太行、出太行、富太行”创业三部曲，实现了林州由山区贫困县向现代化新兴城市、生态旅游城市的跨越。

2019年3月23日上午八时许，人民的好书记杨贵同志骨灰从北京静静地运回林州，安放在红旗渠纪念馆东侧小山坡上。

在红旗渠精神的激励感召下，一代又一代林州人接续奋斗，取得改革发展一个又一个胜利。在今天的林州人看来，心中分量最重的，依然是那条希望之渠、幸福之渠，以及它所凝结的宝贵精神财富。

红旗渠分水闸

时光荏苒，祖国发展日新月异，但永恒不变的是红旗渠精神。这一精神是林州人民和中华民族伟大创业精神的真实写照。一代又一代像焦裕禄、杨贵那样的共产党干部，俯首为民耕，昂首向天歌，他们身上那种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会世世代代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创造人间新的伟大奇迹。

魏德忠：影像见证红旗渠

1949年参军，被分配到宣传部，1950年开始搞摄影，抗美援朝时当过随军记者，1957年春转业到《河南日报》。新中国成立时参加摄影工作任摄影记者。

1980年当选中国摄影家协会河南分会副主席，1996年当选为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现任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

四十余年的摄影生涯，具有丰富的摄影实践和深厚的摄影功底。曾多次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拍照。

1960年至1969年用了10年时间采访红旗渠建设，拍摄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出版大型画册《红旗渠》。

2020年12月，获得第十三届中国摄影金像奖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摄影家荣誉称号。

1960年2月，红旗渠工程启动，数以万计的人们用独轮车把修渠用的水泥、石料源源不断地运往工地（《移山造海》1962年入选德国柏林举办的国际摄影展）

提到红旗渠，很多摄影人都知道魏老师大名，因为您留下一幅又一幅历史照片。

魏德忠：

那是1960年，刚过了春节，《河南日报》组织采访团报道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山区建设，林县当时是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在涉县和林县交界的地方。我们到林县参观，报道林县山区建设，县委书记杨贵带着我们去采访。有一天来到河南林县、河北涉县和山西平顺县交界的地方，有座桥叫“鸡叫鸣三省”，鸡一叫3个省都能听见。当时在那听到施工的声音，问这是干什么呢，杨贵说是“引漳入林”工程，就是把漳河水引入林县。

后来这个工程改名为“红旗渠”。林县历史上严重干旱缺水，因为是山区，山大石头多，地上无河，地下没水，一下雨洪水暴发，滔滔不绝，洪水过后，河水干涸。这里的人祖祖辈辈就过着这种水贵如油的生活，为了吃水，逃荒、要饭、饿死人、人吃人的现象经常发生。林县老百姓眼睁睁看着漳河水从林县擦边而过，白白东流，但是又无力把它引入林县。只有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才可以实现梦想，于是提出了“引漳入林”工程。我走到近处一看，山上一个个农民正在半山腰打炮眼。我就爬到半山坡，往底下一看，下面车水马龙，几百个人推着小车，形成一条长龙阵，将石料运往工地。

我心里感到震撼，这不就是当年的愚公吗？这不就是当年的鲁班吗？这不就是当年的大禹吗？这就是中国的民族精神，我很振奋，很激动。我印象最深的作品是《移山造海》，反映的是运石的车水马龙的阵势，该作品入选1961年的全国影展，之后入选中国摄影年鉴，1962年被中国摄影家协会推荐参加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国际妇女摄影艺术展并获奖，当时我还纳闷为什么会在妇女摄影展获奖了呢？照片放大以后，我才发现画面前方推独轮车的、头戴安全帽的都是妇女。

1960年2月，正当共和国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林县县委组织了千军万马的修渠大军，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开进太行山（《千军万马上太行》）

红旗渠修10年，您就跟踪拍摄10年？

魏德忠：

是的。当时我很感动，我想别的地方我不去了，我就在这里采访。其他记者都到别的地方去，我就留在红旗渠工地。当时的红旗渠工地在山西的平顺县石城镇，渠首在那里，工地指挥部照顾我，把我安置在农民家里，没和他们一块住山洞。当时农民真苦，一天半斤粮食，那肯定吃不饱肚子。那时没有副食，没有油，他们就采些野菜，他们的伙食是“早上汤，中午糠，晚上稀饭照月亮”。

1960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物资极端贫乏，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全靠一双手，一锤一钎地敲，经过10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太行山上修成一条长达1500公里的盘山大渠，他们靠的是什么？是一种信念，一种精神，中国精神。

在采访中，他们给我介绍了除险英雄任羊成。晚上刚吃过晚饭，他到我住的地方，我看见他身上穿的棉袄很多地方都露着白棉花、白棉絮，全身一片白，像鸡啄过的一样，他把棉袄脱下来抖一抖，抖出几百个野枣刺，原来是在山里除险的时候，野枣刺把棉袄扎烂了。当时，指挥长马友金开玩笑说：“羊成，让我摸摸肚皮，别人的茧子长在手上、脚上，而他的老茧却长在肚皮上，那都是麻绳磨的啊！”看着这些，我眼睛都有些湿润了，从内心里佩服他们！

从这个人物身上，我看到了修渠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敢于争取胜利的精神，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感动着我、激励着我下决心一定把这个红旗渠拍好。

那时他们也没准备修10年，没想到会修10年，也没想到50年后它还有这么大的影响。我下决心拍红旗渠的每一项重要工程，架桥、凿洞、劈山，我就是再忙，也要从郑州赶到现场。那时候生活很苦，交通不便，我从郑州坐火车到安阳，从安阳坐公交车到林县，从林县再到工地，工地在深山老林，没路，也没有车，我就坐牛车、马车、拖拉机，或者往渠首送菜、送物资的货车。我坐到车顶上，下了车以后，浑身是土，像个泥人一样，下了车就去采访，也不觉苦，也不觉得累。我之所以能坚持不懈地去那里采访拍照，是林县修渠人的精神感染了我，教育了我，激励了我，给我以无穷的力量。

红旗渠《英雄悬崖忙开凿》1961年8月

红旗渠《凌空除险》1961年8月

提起红旗渠，大家最难忘的那张《凌空除险》，拍摄的难度很大吧？

魏德忠：

对，任羊成感动了我，我下决心要把他的精神和风采反映出来，把他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面貌表现出来。我拍了几次，都不理想，有时他晃动得厉害，特别是几个人同时晃动时，人物非常容易重叠。我拍了三四次，最后一次，我选好天气和时间，想要抓拍他们舞动的姿态，表现出工程虽然非常艰险，但他们还是很轻松，像打秋千一样来回悠荡的状态，给人以劳动的壮美感，以表现他们不畏艰险、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内心世界。

因为红旗渠的渠线是用炮崩出来的，炮一崩，悬崖上的石头就被崩掉了，但还是有崩松没掉下来的石头，就成了活石，一刮风、一震动，这些活石就掉下来了，很危险，会把下面的人砸死、砸伤，很多修红旗渠牺牲的人都是因为这样。所以必须先排除险石，才能保证下面施工者的安全，于是就成立了除险队。那时候别看麻绳很粗，但在山上荡来荡去，磨损得厉害，不定啥时候就断了，人摔下来就会粉身碎骨。有一次任羊成在除险时，一块活石突然从上面掉下来，正好砸到他，砸掉了他4颗门牙，鲜血直流，他忍住疼痛把4颗门牙和满口鲜血吐了出来，打着口哨（因为当时没有对讲机），与上面取得联系，才避免了一次生命危险。还有一次除险，麻绳磨断了，他摔了下来，还好正巧挂在一枝树杈上，又躲过了一劫。

我拍他的时候没有长焦镜头，只能近距离拍照，我站在近处的一个山岩上，为了安全，指挥部把我也绑起来，挂在山头上，我不敢乱动，还要在用光上下功夫，反复观察，精心捕捉。朋友问我，画面是剪影，应该是逆光，但并不像逆光啊。为了突出人物的姿态美，我选择了剪影的表现手法，但还要把周围的环境突出表现出来，经过反复考虑，我采用斜侧光进行拍照，既彰显了人物，又交代了环境，把人物设置在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人物形成暗影，而远山、云彩都设置在阳光照射的地方，近处的岩石都能看到层次。我采用这一方案拍照，角度好，光线好，只等抓取精彩的瞬间了。他们不停工我就不停地拍，拍了大概两个多小时，他们收工了，我就下来了，腿都站麻了。

(图一)《红旗渠上的铁姑娘》，红旗渠工地，1971年5月；

(图二)《凤凰双展翅》，红旗渠工地，1961年8月；

(图三)《为红旗渠精心填泥缝的姑娘们》，红旗渠工地，1963年4月。

红旗渠总共拍了多少张照片？当时是有一个铁姑娘队吗？

魏德忠：

有人统计过，可能有几麻袋胶卷吧，10年来我去红旗渠起码有七八十次，没法算，得用麻袋计算。

当时辉县有个石姑娘队，林县没有。在工地有很多姑娘，她们是轮换着去的，一个月或半年轮换一次，不是长期固定的，所以没有成立专门的铁姑娘队。

我拍过一张照片《红旗渠上的铁姑娘》(图一)，当时4个姑娘抬着大石头，行走很艰难，形象沉重压抑，我觉得不能表现出她们的精神面貌和风采。等她们把石头放下后，我说：“姑娘们照个相吧。”她们站在一起喜笑颜开，我按下了快门，这一照精神状态表现出来了，虽然没抬石头，但有铁链子、杠子、垫肩，照片生动地再现了那个时候的劳动状况。

红旗渠《盛大的节日》1965年4月5日

请讲述一下开渠放水那天的情景？

魏德忠：

总干渠通水是1965年4月5日，通水那天，十几万人从四面八方自觉自发赶到渠首看水，有的老婆婆走不动，让儿子推着车去，有的人病了，叫人抬着担架去，可见红旗渠在人们心中有多重要的位置，是多么重大的喜事。我把通水那天的照片命名为“盛大的节日”，就是表现林县的老百姓像过节似的欢庆红旗渠通水。那个场面（照片）放大以后，每个人的脸都是面带笑容，说明红旗渠看起来是修在太行山上，实际上是修在人民的心里，人民永世感激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为人民干的大好事！还有一张照片叫“喜悦”，你看照片上的老人家笑得多么灿烂，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悦。

红旗渠《喜悦》1966年4月20日

您认为一名优秀的影像记录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魏德忠：

我觉得一名优秀的影像记录者要有高尚的思想品德，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有较高的审美情趣，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真善美的光荣传统；要有渊博的知识，对时代和社会有正确的审视能力；要能看清时代的主流，分清社会的真假和美丑。

我觉得摄影工作者与摄影爱好者、业余摄影者是有差别的，一些以摄影为娱乐的人是玩摄影的，想拍什么就拍什么，但是作为摄影工作者，应当为人民群众而拍，为历史写真，为时代留影，歌颂人民。

古往今来没有一例艺术作品不是艺术家有感而发，没有一例不是艺术家艺术感情的流露，没有一例不是艺术家爱与恨的内心表达。

胡山(右)，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首任青年部部长，人民法治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全国人才流动中心党委第207党支部书记。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外交官，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