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令琪评莫然小说《好雨知时节》

莫然

时代浪潮中的文化镜像——

莫然长篇小说《好雨知时节》的史诗品格与地域美学

作者：曾令琪　　 　　

成都平原的千年文脉在 二十世纪初的时代裂变中，呈现出惊心动魄的精神图谱。本土作家莫然创作的长篇小说《好雨知时节》，以四川保路运动为叙事原点，在历史洪流与个体命运的碰撞中，构建起一部兼具史诗品格与地域美学的文学巨著。

这部作品不仅是对李劼人名著《大波》未竟叙事的当代回应，更是以现代性视角重构历史记忆的文学实验。

通过对时代大背景的宏大书写、人物群像的立体塑造、四川风俗的活态呈现，以及方言体系的创造性运用，小说完成了对成都百年沧桑的文学性诠释，为中国城市叙事提供了独特的巴蜀范本。　　

一、历史褶皱中的文明密码：时代大背景的史诗建构　　

小说以 1911 年四川保路运动为叙事枢纽，将成都置于中国近代史的关键转折点。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更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性碰撞的具象化呈现。

作者以“水电报”这一独特的传播媒介为隐喻，将成都的命运与全国革命浪潮紧密相连。正如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所言：“历史的真理不是线性的进步，而是无数被压抑瞬间的星丛式闪现。”

小说正是通过保路运动这一“被压抑的瞬间”，聚焦于章海涛、文诗洁等青年群体的觉醒过程，展现了历史合力中个体的能动性，照亮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阵痛。　　

在时代背景的处理上，作者巧妙运用“互文性”手法，将成都置于与上海、南京等城市的对话之中。

具体的创作中，通过对比《火种》和《朱雀》等城市叙事的文学作品，凸显出成都作为“内陆文明中心”的独特性。

保路运动中展现的“川人自保”精神，既是对巴蜀汉魏以来“天下未乱蜀先乱”历史传统的继承，也是对“敢为天下先”现代革命精神的呼应。

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强调：“所有文学都是社会象征行为。”

《好雨知时节》通过地方事件的全国性象征，实践了这一理论命题。

孙中山先生曾经强调：“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推迟一年半载。”

这个论断，在小说中被转化为具体的历史场景，使地方事件获得了全国性的象征意义。　　

二、多声部的时代交响：人物形象的现代性塑造

小说构建了一个层次丰富的人物谱系，既有章海涛、文诗洁等最先觉醒、自觉担负起天下兴亡的知识青年，也有林汉云、文光豪等新旧交替的军政人物，更有章心田、芙蓉等底层手工艺者。

这种人物设置暗合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中的多声部叙事，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展开激烈对话。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的“圆形人物”理论，在林汉云身上得到完美诠释——这位兼具雄才大略与性格缺陷的军政领袖，其复杂性恰如韦伯所言的“魅力型权威”，既推动历史进程又陷入权力异化。

林汉云这一角色也展现了权力话语的复杂面向，他的“雄猜之主”形象既延续了李劼人笔下“乱世英雄”的叙事传统，又融入了现代政治伦理的思考。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指出：“小说是对人的存在的勘探。”

文诗洁的精神成长轨迹，也是对这一命题的生动诠释。

在书中，进步女学生文诗洁的形象塑造尤为值得关注。这个兼具传统诗性与现代意识的女性角色，既是“秋瑾式”革命女性的当代演绎，又体现了巴蜀文化中“才女”传统的现代转型。她与章海涛、吴仪民的情感纠葛，实质是革命理想与改良主义的精神博弈。

从《诗经》传统中走出的闺阁少女，在时代浪潮中完成了向革命伴侣的蜕变，这种蜕变过程充满了存在主义式的选择困境。

作者特别注重人物的精神成长轨迹。章海涛从街头演讲者到坚定的同盟会员的蜕变，文诗洁从闺阁少女到革命伴侣的觉醒，都体现了“历史合力论”中的个体选择。

这种人物塑造方式突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的脸谱化局限，使历史人物获得了鲜活的生命质感。　　

三、市井烟火中的文明基因：四川风俗的活态书写

小说对四川风俗的描写堪称文化人类学的文学范本。从华兴街的小吃到少城宽窄巷子的满族风情，从蜀锦织造到清音表演，作者以丰富和细腻的笔触构建了一个充满烟火气的成都。

这种风俗书写不仅是地域文化的简单罗列，更是将其转化为推动叙事的重要元素。

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强调：“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

小说中的蜀锦、清音、袍哥文化等符号系统，正是成都文明的意义载体。

“锦城交子图”的织造与焚毁构成了极具象征意义的情节。这幅堪比《清明上河图》的蜀锦巨制，既是成都手工业文明的结晶，也是传统文化在现代性冲击下的隐喻。章心田与芙蓉的悲剧命运，将个人情感与文化传承紧密交织，使蜀锦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了深刻的文学表达。

革命党同盟会的“水电报”传播，保路同志会的“罢市”“罢课”等历史场景，通过风俗细节的描写获得了强烈的现场感。

城市叙事往往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怀旧。小说通过“锦城交子图”的命运，完成了对传统文明的深情挽歌。

作者还特别注重将民俗仪式转化为叙事动力。林府（新总督的府第——林汉云的公馆）婚礼的喜庆场面与总督府的血腥镇压形成强烈反差，使传统礼仪成为权力博弈的载体。

这种“以俗写史”的手法，既延续了李劼人“大河小说”的民俗书写传统，又赋予其现代性阐释。　　

四、方言诗学的当代重构：语言系统的地域创新

小说在语言运用上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四川方言的创造性使用不仅增强了叙事的真实感，更构建了独特的语言美学体系。

老舍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中强调：“地方语言的运用能使作品更具生命力。”

小说中的“龟儿子”“鸡公车”“水米没打牙”“双眼直睃”等俚语，“打牙祭”“打秋风”“摆龙门阵”等方言，“钟水饺”“赖汤圆”“甜水面”“回锅肉”等美食，“劝业场”“东大街”“散花楼”“驷马桥”等烙上历史印记的地名，正是这种生命力的具体体现。

通过这样带有适度方言的叙事方式，作者将巴蜀语言的幽默、泼辣与诗意熔铸一炉。

方言的运用不仅体现在对话层面，更渗透到叙事结构之中。章心田与芙蓉的爱情故事，通过“濯锦女”的方言称谓与清音唱词、川剧高腔，构建了独特的抒情话语体系。

林汉云与文光豪的对话中，夹杂的军事术语与方言俚语，这种“雅俗交融”的语言策略，既保持了文学语言的审美特质，又强化了地域文化的辨识度，生动展现了新军官僚的复杂性格。

沃尔夫在《语言相对论》中提出：“语言塑造思维。”

小说通过方言的创造性使用，实现了对地域文化思维模式的文学呈现。

在文学史上，李劼人《大波》开创了四川方言写作的先河。大半个世纪之后，莫然在继承这一传统写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通过将方言与现代叙事技巧相结合，地域语言获得了超越地域的文学价值。这种语言探索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本土化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近年来，著名女作家莫然一直倾心于“成都百年往事”长篇小说三部曲的创作。

她经过多年的构思，决定抓住近一百年左右成都市发生的三件大事——1911年辛亥保路运动，1949年成都解放，1994—2010年成都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以一户人家的三代血脉为传承，来写成都故事，并且分别以《好雨知时节》《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为书名。

莫然借用当年在成都客居长达四年、热爱成都深入骨髓的杜甫的诗句，以诗意盎然的激情，向成都这座国际性的大都市献上一曲深情的赞歌。这种气魄与豪情，令人感佩！

因此，我的结论是：《好雨知时节》的价值不仅在于对四川保路运动的文学重构、文化重构，更在于其为中国城市叙事提供了新的范式。

作者以“史诗性”与“地方性”的辩证统一，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之中，构建了成都的文学镜像。

《好雨知时节》与《晓看红湿处》和《花重锦官城》一道，以三部曲的形式，完成了对成都百年沧桑的文学性诠释。

这种叙事策略既回应了詹姆逊“民族寓言”的理论命题，又实践了李陀“现代汉语写作”的创新主张，更回应了“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命题。为地域文化的现代转化，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城市叙事，均提供了优秀的文学范本。

当小说结尾处章海涛与文诗洁乘船东下的身影消失在锦江烟雨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体命运的抉择，更是一座城市文明的精神觉醒。这种觉醒，正是中华文明在现代转型中的生动缩影。

2025年4月3日

星期四，夜

于成都长乐居

实以传真，虚以拓境——

再评莫然长篇小说《好雨知时节》对史实的精彩运用

作者：曾令琪　　　　

一部长篇历史小说，除了小说创作的基本技法之外，作者对历史的认知，对事件的鞭辟，对人物性格、命运走向的精准把控，常常是我关注的重点。

对于史学家，唐代刘知几提出才、学、识三长之说。史才，是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对史料的组织富有逻辑性和生动性，文字简洁、条理清楚。史学，是指史学家历史知识的广博，掌握资料的丰富，考证史料的严谨。史识，是指所持的观念、立场问题，即应该如何认识历史、判断历史。

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史德”之说，认为“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史德是对历史学家人品、道德、修养的要求，就是“著书者之心术也”。

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何尝不是这样！

当代著名小说家莫然女士的长篇小说《好雨知时节》，对历史事件精准把握、对史实运用表现出色。在此，我从五个关键词组——保路运动、尹昌衡、新式学堂、报业风云以及城市地理，来一一剖析这部作品所反映的时代风貌。

通过史实与小说内容的对照，并结合一些权威论断，我们能更深刻地领略那个风云变幻时代的波澜壮阔。

一、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的“火药桶”

１、史实回顾：

1911 年，四川爆发的保路运动，如同点燃辛亥革命的“火药桶”，成为清王朝覆灭的重要导火索。

20 世纪初，列强加紧对中国铁路权益的掠夺，中国兴起自办铁路热潮。1904 年，四川成立川汉铁路公司，民众通过 “田亩加赋” 等方式踊跃筹资。

然而，1911 年 5 月，清政府宣布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与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出卖铁路修筑权。这一举措引发四川人民强烈不满。

6 月 17 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以“破约保路”为宗旨，迅速在全省发展会员至数十万人。他们通过宣言书等形式，以通俗语言向民众揭露清政府卖国行径。

清政府对此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措施。9 月 7 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领导人，开枪屠杀请愿群众，制造“成都血案”。

此举激起各地保路同志会组成了同志军，发动武装起义，勇敢围攻成都，试图解救被捕领导人。随后，荣县率先宣布独立，建立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

保路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如史学家隗瀛涛在《四川保路运动史》中指出，它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革命进程。

保路运动不仅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也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它表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只有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同时，保路运动也让中国人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必须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

孙中山先生对四川保路运动给予了极高评价，称“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这短短数语，深刻揭示了保路运动在辛亥革命宏大历史叙事中的关键地位。

２、《好雨知时节》中的呈现​：

在《好雨知时节》里，我们能看到莫然对保路运动这一宏大历史事件的生动刻画。

小说中的人物身处这场风暴之中，他们的命运与保路运动紧密相连。比如，章海涛、陈少星、华润龙、孙桥楼等一些爱国志士积极投身于保路运动，他们组织集会，发表演讲，动员民众抗争。

书中还描写了民众在街头巷尾热议铁路国有政策，对清政府的卖国行径义愤填膺的场景，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社会的紧张氛围。

这些人物的行动和情感，展现了四川人民在面对民族利益被侵犯时的不屈精神，也让我们看到保路运动如何像“火药桶”一般，在民间积蓄着巨大的能量，随时准备引爆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

小说中，民众和新军的表现，“成都血案”血淋淋的惨景，“成都兵变”的乱象，同志军组织起来围攻成都，荣县独立，新总督设计在大婚之夜智擒“邵屠夫”邵烈风并诛杀，都写得惊心动魄，波澜起伏，令人不忍释卷。

二、尹昌衡：27 天颠覆四川政局的年轻都督

１、史实回顾：

在四川保路运动中，尹昌衡当之无愧是一个风云人物，而且充满了传奇色彩。

尹昌衡（1884—1953 年）四川彭州人，18 岁考入四川武备学堂，后赴日留学，是个文武双全的奇才。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四川局势动荡。满清最后一个四川总督赵尔丰交出军政大权，“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尹昌衡被拥戴为军政部长。

之后部分军官士兵哗变，新任总督蒲殿俊出逃，尹昌衡独自率兵平定兵乱，被推举为四川都督，年仅 27 岁。

他猜疑成都兵变背后有赵尔丰支持，且赵尔丰手中有三千巡防军可威胁局势。于是他先用计取得赵尔丰信任，后调集重火力包围巡防军迫使其缴械投降，并于 1911 年 12 月 22 日将赵尔丰抓获公审斩首。

1912 年，成、渝两军政府合并，尹昌衡任都督。

1913 年，面对达赖喇嘛叛乱，他率兵西征。期间严令部队尊重藏民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3 个月平定康藏叛乱，改任川边经略使。

后因其声威大震引起袁世凯忌惮，被袁骗至北京，跟蔡锷一同软禁。蔡锷在小凤仙帮助下逃回云南，举起讨袁大旗。尹昌衡也想效法，却几次逃跑未遂。又以“亏空公款罪“被判处 9 年徒刑。

1916 年袁世凯死后，他出狱回川闲居，因无权无势，就开始研究国学，著有《止园文集》。

尹昌衡在四川保路运动期间的一系列行动，对稳定四川局势、推进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稳定了四川局势，对辛亥革命在西南地区的推进有着不可忽视的功绩。

２、《好雨知时节》中的呈现：

莫然在小说中以尹昌衡为原型，塑造了林汉云这一传奇人物，并且刻画得细致入微。

书中展现了林汉云在四川复杂政治局势下的果敢与智慧。他面对兵变临危不乱，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风范。在处理与总督邵烈风（以赵尔丰为原型）的矛盾时，他的谋略和决断力跃然纸上，其一系列行动不仅稳定了四川的局势，也为辛亥革命的推进扫除了障碍。

对于林汉云的刻画，其勇其智，在他利用自己的大婚，设计智擒总督邵烈风的桥段中，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堪称精彩！

但小说对林汉云的描写，又是多角度、全方位的，优点与缺点同在，长处与短处共存。作品中所呈现的林汉云的形象，也是立体而丰满的，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小说也通过林汉云这个人物，生动展现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担当与抱负，他们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着历史的车轮前进。

三、新式学堂：革命思想的孵化器　　

１、史实回顾：

新式学堂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以时务学堂为例，1895 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推行新政，1896 年冬湘绅倡议创办时务学堂，1897 年 1 月获批准立案，8 月发布缘起阐明办学宗旨，不久开始招考学生，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等。

时务学堂虽历时不到一年，却培养出蔡锷等杰出人才，传播了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培养了学生的爱国情怀和变革意识，成为革命思想的孵化器。

梁启超、毛泽东等人都对时务学堂给予高度评价，它也推动了湖南近代教育发展，促成了新式学校的设立和书院制度改革。

中国近代、现代的新式教育，包括四川等地的学校教育与海外留学运动、军校等，大多起到了培养新式人才并最终使这些人才成为推翻大清政府力量的作用。

与时务学堂一样，中国近代、现代的新式教育，包括我们四川和国内学校教育与海外留学运动，也包括讲武堂、武备学堂等军校，大多如此。

可以说，大清政府花费人力、物力、财力，培养新式人才；最终，这些人才成为大清的掘墓人，并且埋葬了腐朽的大清政府。　　

２、《好雨知时节》中的呈现：

在小说中，新式学堂同样是重要场景。

章海涛、陈少星、华润龙等惠民中学学生，文诗洁、邵雅兰和容嘉露等女中学生，就是当时新式学堂学生的代表。

小说里的新式学堂充满了活力与变革气息，学生们在这里接受新思想的洗礼。一些思想先进的教师传授着民主、科学等先进理念，一些追求进步的学生热烈讨论国家的前途命运。

一些学生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各种进步活动，他们组织社团、创办刊物，试图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社会。

莫然通过对当时学生生活的描写，除了男主角章海涛及两个志同道合的男同学，还以文诗洁、邵雅兰和容嘉露这三个家庭背景各异、人物性格不同的女学生的刻画，通过她们的读书、交友、恋爱、社会活动等等，生动地描绘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环境，表现了她们那一代在时代“大波”中的诸多表现，揭示了他们最终人生命运之由来。

作品通过曲折的故事情节的设置，和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文学地再现了新式学堂如何在悄无声息中培育着革命的种子，为那个时代的变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和人才储备，成为革命思想的孵化器。

三、报业风云：笔杆子点燃的烽火

1、史实回顾：

近代中国报业经历多个发展阶段。一是外国人办报阶段。1815 年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之后《广州纪录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相继创办，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办报数量增多，如《申报》《新闻报》等。

二是中国人自办报刊阶段。19 世纪 50 年代起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办报，1858 年《中外新报》在香港创办，此后《循环日报》等问世，王韬是中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

三是1895 年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办报。如《中外纪闻》《时务报》等。

四是革命派报刊兴起阶段。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很重视办报，1900 年陈少白创办《中国日报》，1905 年《民报》创刊并与保皇派报刊笔战。

五是立宪派报刊活跃阶段。清政府预备立宪后，立宪派创办诸多报刊，如《政论》《国风报》等。

此外，拒俄运动和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也涌现出一批宣传爱国思想的报刊，新政权机关报如《中华民国公报》也相继出现，上海等地还出现临时报刊。

辛亥革命前后报业蓬勃发展，不同政治派别的报刊宣传各自主张，对社会变革产生深远影响。如新闻史学者方汉奇所说：“在辛亥革命前后，报刊作为重要的舆论工具，宣传革命主张，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对推动社会变革发挥了积极的舆论引导作用。”

众多报刊纷纷宣传革命思想，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和列强的侵略行径，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以笔为剑，在舆论战场上掀起了一场场“烽火”，对推动社会变革起到了积极作用。　　

２、《好雨知时节》中的呈现：

书中以年轻记者吴仪民为代表，描绘了报业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浪潮中的艰难险阻。小说中的《成都日报》报社编辑和记者，以报纸为阵地，报道社会现实，传播新思想。

民众通过报纸了解到保路运动的进展、革命志士的活动等重要信息。报社成为各种思想交锋的场所，进步记者们不畏强权，撰写犀利的文章，为正义发声，对社会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报社和编辑、记者也遭到总督府的镇压甚至是纵容下的打砸。

由于报社记者职业的特殊，他们走得多，见得多，识得多。莫然以吴仪民的行踪引出很多成都的风物，比如在钟水铰的店里：“只见食客满座，笑语盈盈，有人浅饮低酌，有人畅开心怀，都在欣赏小圆台上的芙蓉，她正在唱自己编的新曲《唱成都》。”

一曲“清音”，既写“芙蓉”这个人，也由此引出一连串丰富的故事情节。

通过对当时报业生存环境的描写，莫然再现了报纸在那个时代如何像一把火炬，照亮了民众的视野，点燃了人们心中追求变革的烽火。​　　

五、城市地理：被遗忘的革命地标　　

１、史实回顾：

在辛亥革命的一系列活动中，许多城市留下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地标。

比如：时务学堂旧址位于长沙市三贵街，这里见证了新式教育的兴起和革命思想的传播；还有一些城市中的集会广场、革命志士的故居等，它们都是那个时代的见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革命地标因城市发展、战乱等原因逐渐被人们遗忘，但其承载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不可磨灭。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强调：“城市中的历史地标是城市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见证了城市的发展变迁，对于传承历史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些地标是历史的实物见证，它们无声地诉说着过去的革命故事，对于研究历史和传承革命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成都是一座地理位置清晰、历史文化厚重的大都市，几千年来、特别是近百年来，发生的关乎中国历史、四川历史进程的大事甚多。辛亥年间的一系列事件，都值得大书特书，也应该大书特书。　　

２、《好雨知时节》中的呈现：

莫然在小说中对成都的城市地理进行了细腻描绘，那些被遗忘的革命地标在书中重新焕发生机。

小说中的人物在这些地标附近活动，容易引起熟悉成都的读者的联想和共鸣。

例如，男女主角在东门大桥的相识相交，之后革命党同盟会又在这里投入“水电报”。青年学子们在位于玉泉街的新式学堂里传播革命思想，宽窄巷子的满人们在改朝换代中的命运改变……

很多情节发生的地方如劝业场、东大街、皇城坝、华兴街、北校场、凤凰山、营门口、督院街……太多太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成都地名元素，为全书增色不少。

另外，还有如前所说的大量成都美食的“出镜”，令人过目不忘……

更有章家三兄弟居住的支矶石街，章老二就在这里摆下织机，一幅价值连城的“锦城交子图”，将大大小小的人物串将起来，他们的性格和命运毫发毕现。借用郭沫若的话说，叫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还有当时的“皇城”和“明远楼”，许多大大小小的活动都在这里展开。通过这样的描写，小说提醒着读者不要忘记这些曾经在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让被遗忘的革命地标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历史与现实的紧密联系。

莫然自述写作《好雨知时节》这部长篇小说，其初衷是：“近年来，很多城市都在组织作家写本城故事，圴以宣传本市的文化历史为主题。成都的文化厚重而广博，在几千年的岁月长河里，有着浩如星海的文化名人和杰出精英，及他们创造的时代大势与恢宏传统。以此为索引便可挖掘出很多故事，不但属于成都，也属于世界！”

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设置，活动环境的渲染，莫然“经过多年构思，决定采用成都这一百年来发生的三个重大事件，创作‘成都百年往事’三部曲，以小说形式来写好成都故事”，其目的可以说完美达到了！

当莫然为我们呈现出这一幅“成都百年往事”三部曲中的“章家三代人关系图”，读者都会对她之后的续作充满了期待。

通过采撷《好雨知时节》中这五个方面进行探讨，我们看到，除了文学的主见，莫然女士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也十分令人敬佩。

莫然在这部作品中，以其细腻的笔触和深厚的历史功底，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生动鲜活的时代画卷，那就是——成都平原的千年文脉在 20 世纪初的时代裂变中，呈现出了惊心动魄的精神图谱。

《好雨知时节》以四川保路运动为叙事原点，在历史洪流与个体命运的碰撞中，构建起一部兼具史诗品格与地域美学的文学巨著，不仅是对李劼人名著《大波》未竟叙事的当代回应，更是以现代性视角重构历史记忆的文学实验。

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文学佳作，更是对那个时代历史的深刻记录和反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作品与其续作《晓看红湿处》和《花重锦官城》一道，以三部曲的形式，完成了对成都百年沧桑的文学性诠释，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城市叙事提供了独特的巴蜀范本。

2025年4月5日

星期六，晨

于成都长乐居

作者简介：

曾令琪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四川省社科院特约研究员

《大中华文学》杂志总编

资深文学评论家。

一剪梅・赠莫然大姐

曾令琪

四月二十日午后，应邀参加著名小说家莫然大姐长篇小说《好雨知时节》新书发布。归，作《一剪梅》一阕。

谷雨新书正启封。人也融融，室也融融。清音袅袅绕晴空。珠玉盘中，笑靥春风。

蜀锦犹存旧日踪。情也浓浓，谊也浓浓。忽来好雨感虬龙。笔底惊鸿，纸上云松。

美篇制作者介绍:

莫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从事文学创作35年。

作品介绍：出版和创作长篇小说20余部（种）：《男人四十》《商海沉浮》《潇洒走南方》《大饭店风云》《爱在日本》《艳影》《夏娃行动》《盛世红妆》《守着承诺》《经典爱情》《当代风流》《女人潇洒》《倾城之恋》《市委大院》《聚变》《策反1949》《流金时代》《月渡迷魂》《大飞机风云》《中国金融家》《大唐秋妃传》。非虚构文学3部：长篇纪实《蓦然回首》上下两集、自传体小说《青年时代》。已播出的长篇电视连续剧9部：《走出雨季》《府南河的故事》《倾城之恋》《西部的天空》《经典爱情》《红粉诱惑》《伏案在逃》《康熙秘史》（与人合作）《红槐花》（与人合作）。大型话剧2部：《谍战川西》《聚变》。另有院线电影一部《追光》（与人合作，获“澳门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文学作品曾获“北京出版社作品一等奖”、“十月文学奖”、“四川省首届诺迪康杯文学奖”、“成都市首届金芙蓉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