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忆母

黎侯春秋

清明忆母

岁月悠悠，我在尘世走过了多半生，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出版了不少作品。然而，在这众多的文字中，却始终没有为母亲留下只言片语。并非我心中不想念母亲，也不是不愿提笔书写，而是母亲在我心中的形象太过高大，她的爱与付出太过深沉，我唯恐自己的笔墨太过浅薄，无法描绘出她的伟大，辜负了她对我的养育之恩。

母亲张引兰，于1932年5月24日出生在黎城县停河铺乡上台北村，却在1993年10月23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61岁。1954年，母亲踏上工作岗位，先后在陵川县百货公司、县印刷厂、农机厂辛勤工作。1963年，积极响应国家返乡的号召，回到了黎城县南关土岭村。

母亲出生的那个年代，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内忧外患不断，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里。母亲是家中独女，祖辈皆是朴实善良的农民。自幼，母亲便展现出过人之处，初小时期的她，成绩优异，是同学们学习的榜样。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年幼的母亲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加入了儿童团。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她一边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一边承担起放哨站岗、检查路条的重任。有一次，在村口站岗时，母亲遇到了一位八路军首长，这位首长正是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刘伯承师长对母亲认真负责的态度赞赏有加，还奖励了她几块饼干。这件事，在母亲心中种下了更加坚定的信念，也让她从小就立志要像男子汉一样，撑起自己的家。特殊的成长环境，造就了母亲争强好胜、永不服输、坚韧不拔的性格。无论是学校组织的活动，还是村里的事务，母亲都积极参与，写标语、参加文艺演出、帮大人纺花织布做军鞋，她样样精通。

解放前夕，母亲与父亲喜结连理，随后便来到了土岭村。当时，父亲从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调到了刚解放的长治，在中级人民法院担任法警。父亲工作繁忙，一年到头难得回家一次。母亲独自在家，不仅要照顾家中的公婆，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还积极投身到农村的扫盲工作中。作为村里少有的高小毕业生，母亲成为夜校的老师。白天，她在生产队里辛苦劳作，与泥土为伴；夜晚，她又在昏暗的灯光下，耐心地教村民们识字读书。听母亲讲，为了去长治看望父亲，母亲常常独自一人徒步前行。清晨，天还未亮，她便穿着新鞋出发，直到日落西山，才走到长治郊外，此时，脚上的布鞋早已磨破，她只能把破旧的鞋子扔在婴儿洞，换上另一双，继续进城。

后来，随着父亲工作的变动，母亲也跟着来到了陵川县，这一待就是13年。在陵川，父亲先后在县法院、检察院任职，母亲则在百货公司、印刷厂、农机厂工作。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粮食定量是一家人生活的关键。百货公司和印刷厂属于轻工业，每月仅有28斤粮食的配额，而农机厂翻砂车间属于重工业，每月能有42斤粮食。为了让一家人吃饱饭，母亲不怕苦累，选择去农机厂最重的翻砂工人。在陵川，母亲生下了二哥和我，一家七口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靠着父母微薄的工资生活。除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父母还要补贴在老家的爷爷奶奶。生活的压力如同沉重的巨石，压在父母的肩头。尤其是在60年代初的全国大灾荒时期，粮食短缺，生活断顿成了家常便饭，全家人都因营养不良患上了浮肿病。然而，母亲凭借着她的智慧和勤劳，想尽各种办法，让一家人艰难地熬过了那段艰苦的日子。

1963年，生活刚刚有了些许好转，国家出台了返乡政策。父亲作为共产党员，毫不犹豫地带头响应，于1964年带着全家回到了南关土岭村。从供应粮变为农村粮，生活的落差并没有让母亲抱怨，她迅速拿起锄头，投入到农村的生产劳动中。母亲的勤劳和能干，赢得了乡亲们的认可和尊重。但家庭收入一下子减少了，全家人的生活更加困难，吃糠咽菜成了常态。祸不单行，爷爷奶奶也在这之后相继离世。

父亲返乡后，工作依旧忙碌，常年下乡。家中大大小小的事务，全部落在了母亲一人的肩上。白天，母亲在农业社里辛勤劳作，挥洒着汗水；夜晚，她又在昏暗的油灯下，为一家人缝补衣服。四弟出生时，母亲仅仅在炕上休息了三五天，便又重新投入到忙碌的生活中。然而，平静的生活并未持续太久，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整个社会陷入了动荡之中。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黎城这个太行山腹地的小县城也未能幸免。红联两派斗争不断，从最初的文斗逐渐演变成了激烈的武斗，局势愈发紧张。父亲一向谨慎行事，爱憎分明，看到形势不对，便选择躲在家里，不参与任何武斗活动。但在一中上初中的大哥，因为参加了几次站岗活动，让父亲十分担忧。有一次，父亲亲自去大哥站岗的地方，想要带他回家，却被一派的头头扣上了“破坏文革”的帽子。即便如此，父亲还是没能逃过坏人的毒手。1968年正月十八，狂风呼啸，天气格外寒冷，父亲被残忍地从家中带走，最终被活活打死在县招待所。那一刻，我们的家仿佛天塌了下来，陷入了无尽的黑暗。

父亲的离世，让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了母亲柔弱的肩上。上有尚未成年的哥哥，下有年仅四岁的弟弟，我们姐弟六个还都需要照顾。政治上的迫害、经济上的折磨，让生活变得无比艰难。但母亲没有丝毫退缩，她用自己单薄的身躯，为我们撑起了一片温暖的天空。为了给父亲讨回公道，母亲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申诉之路。她不辞辛劳，北上京城，远赴太原，又奔波于长治等地。每一次的出行，都饱含着母亲的坚定与执着。我还记得，母亲从北京回来时，衣衫破旧，头发凌乱，满脸污垢，瘦骨嶙峋的双腿肿得像白萝卜一样，用手一摁，久久不能弹起。母亲告诉我们，为了节省费用，她和一起申诉的三位女同胞一路搭卡车、逃票坐火车，在北京甚至只能睡在马路上。即便如此，母亲依旧坚信：“只要有毛主席和党中央为我们做主，你父亲的案子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母亲的话，如同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也温暖了全家人的心。参加工作后，我有幸调到县委新闻中心工作，在县委大楼里，只要遇到有老百姓找领导上访的，我就仿佛看到我母亲上访时的身影，于是我总会向前主动了解情况，帮他们找有关部门、有关领导。每当有人歧视上访户时，我也总会站出来为他们伸张正义。试想，如果我们的干部主动下访，将矛盾与问题都解决在基层，哪来的上访？如果老百姓没有怨气，谁会吃饱了撑着去上访？毛主席曾说，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干部。

父亲走后，家里的日子愈发艰难。为了让一家人吃饱穿暖，母亲不得不卖掉父亲仅有的遗物——旧手表和破自行车，用换来的钱买玉米、谷子，再拌上糠菜，想尽办法粗粮细作、糠菜精做，让一家人勉强填饱肚子。在穿衣方面，母亲也费尽心思，她扯来新布，把旧棉重新弹过，让大的穿新衣服，小的穿旧衣服，旧衣服还能翻新再穿，就这样，一家人在母亲的操持下，勉强抵御住了寒冬。

1973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桃花和杏花竞相绽放，仿佛在诉说着希望。在父亲工作的最后一站柏官庄公社，我们全家与县委组织部领导、公社领导以及周边的群众齐聚一堂，为父亲召开了平反昭雪及追悼大会。那一天，阳光格外明媚，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父亲的冤屈得以洗刷，凶手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除了大哥与大姐，我们姊妹四人按照党的政策，领到了国家的抚恤金。这一切的来之不易，我们深知，都离不开母亲多年来的坚持和努力。

在那个充满苦难的年代，母亲不仅要应对生活的种种困难，还要操心我们的教育。她常常教导我们：“咱们家是革命家庭，爷爷当过八路军，爸爸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政法干部，你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踏实。”“人穷志不能短，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母亲还经常给我们讲中国历史上保家卫国的故事，像杨家将、岳飞传等，让我们从小就树立起爱国的信念。在母亲的教导下，我们姊妹6个虽然都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记得小时候，有一年夏天，早上只吃了两个玉米面疙瘩的我，放学后饿得饥肠辘辘。路过大队的菜园时，我忍不住偷摘了两只黄瓜，自己吃了一只，还留了一只想带回家给姐弟们吃。没想到，这件事被母亲发现了。母亲非常生气，她先是严厉地教训了我一顿，然后带着我拿着钱，找到管菜园的负责人，让我当面认错道歉，并补交了黄瓜钱，还要求我写好检查，下午交给班主任。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偷拿过别人的东西。村里的人都夸赞母亲是个有文化、明事理的人。

后来，母亲再婚了。一开始，我们心里很担心，害怕母亲会离开我们。但母亲温柔而坚定地对我们说：“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们，不会抛弃这个家，我一定会把你们抚养成人。”幸运的是，母亲的新伴侣王德文继父也是一位抗战时期参加工作的革命干部。在“文革”期间，继父也遭受了迫害，从壶关县邮电局局长的岗位上被下放到水泥厂当工人。后来落实政策，他才“官复原职”，调回黎城邮电局任局长。继父和母亲一起，用心地抚养我们长大，看着我们一个个结婚生子。继父在上遥正社下乡时，不幸患上了脑溢血。从住院到能够生活自理，母亲一直悉心照顾，不离不弃，陪伴继父走过了几十年。然而，岁月无情，母亲与继父还是相继离开了我们。继父享年73岁，而母亲却没能享受太多生活的美好，仅61岁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成了我们心中永远的遗憾。

母亲曾说过，她会永远守护着这个家，永远陪伴着我们。她用自己的一生，兑现了对我们的承诺。如今，距离母亲离开已经过去了32年，我们姊妹6个都已结婚生子，家族也发展成了一个几十口人的大家庭。但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我们对母亲的思念从未减少。母亲的精神，如同璀璨的星光，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母亲的教诲，永远是我们家族文化的灵魂，激励着我们不断努力，奋勇向前。在这个清明节，我再次回忆起母亲的点点滴滴，泪水模糊了双眼。母亲，您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您！

在陵川我们一家子的合影，左边母亲怀里抱的就是我，应该不到一岁吧

你看，当年我母亲的辫子有多长啊

这是我姥姥与舅舅到陵川看我一家子的合影

唯一的、留在世上我父母的合影留念

这是我母亲与继父抱着我的女儿在老家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