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我的母亲下放前在南京一中校医室做卫生保健工作,下放到宿迁农村带薪劳动三年后,分配在仰化公社医院从事药房工作。药房临街的那个小窗口,就成为了仰化和洋北东部甚至陆集下放户打探交流回城信息最便捷的中转站。</p><p class="ql-block"> 之前,公社抽调部分下放干部去“河北”参与“一打三反”运动,其实工作性质与文革前的“四清”运动差不多,但让“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下放户,去整农村基层生产队干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还真犯了难。汲取了文革教训,谁也没有上心,组织试点生产队干部学读文件,走走过场,倒也可以蒙混过关。趁此机会,母亲与“河北”的下放干部同小组熟悉了起来。南无的梁孟箴老师、吴纪民老师、袁老师、吴祖耀老师;海校的林老师、魏振声、整天聚集在一起,串门这家那家,讨论适应当地条件如何可以过好生活。</p><p class="ql-block"> 逢五逢十赶集时候的仰化,是很热闹的。母亲在药房的小窗口,在不停地应付取药的病人,还不时会有人在窗口外探进头来招呼“陈老(声调第2声,声调高昂,南京话)师”…..那要不是过去回来探亲的插队学生,就是认识的下放户;而称呼“陈先(第3声,卷舌,宿迁话)生”的,基本是我大同大队的村民,表示尊敬;叫“陈医生”的,都是仰化医院同事或者街上有工作的人。</p> <p class="ql-block"> 回南京若干年后的九十年代,我和孩子与父母的合影。</p> <p class="ql-block"> 这是当年我家屋后庄子里的路,我在这儿生活了11年。不过那时是没有砖瓦房和电的,却比现在漂亮整齐些。</p> <p class="ql-block"> 赶集的日子,药房窗口出现熟悉的面孔,那是“河北”的孙金恕老师,下放前与我父亲同校,教政治课。1967年在南京“八二七”中教分会(屁派)与其认识。他向我妈妈借5块钱,经常的事儿,原因是自己花钱没计划,大手大脚,被爱人魏文美老师发工资就收缴控制,看见集上有合适的就想着买,身上却没钱了。他还神秘兮兮地告之,在家里有时钱偷偷藏在圆头步鞋里,等发工资就还。嘿嘿。</p><p class="ql-block"> 孙老师,沭阳人,家里曾是县城里的大户,有文化读过高中。那里很早就组建了新四军苏北地方政府,在当地有一批青年人被招募为新四军做群众工作。有趣的是,据孙老师回忆,1947年东北国共内战爆发,苏北新四军奉命需要紧急调派10万人支援东北战场,不是有组织的前往,是号召,各寻办法。开始阶段这些有文化的年轻人与组织上讨价还价不愿去东北,称我们为政权服务是说好了不上前线不打仗的。后来拗不过,于是各寻门路去东北。他们一群人从苏北艰苦跋涉步行600公里直至胶东成山头,找到小渔船漂泊几天几夜终于在大连北面的辽宁省庄河登陆找到了部队。</p> <p class="ql-block"> 辽宁庄河市拉腰村,八路军1945年10月挺进东北首次登陆地。孙老师自述大概是1947年坐小鱼船在这儿后续上岸。后生肺结核病一直住院治疗,没上前线。</p><p class="ql-block"> 其实,下放去农村的做新四军地方工作的老干部很多,我父亲学校的张春芳校长书记,泰兴七圩人,下放泗阳;我丈人,高邮甘垛人,下放高邮三垛。是为普遍现象。</p> <p class="ql-block"> 孙金恕老师应该资历很老,很多省里的老干部与他经历有所交集。调动过许多单位(包括南无)都与领导关系僵持,一直受压制受整但他也不在乎,直至下放。在农村,他更潇洒自如了,1973年至1975年恢复工作之前,他与“河北”小一辈探亲的老三届知青们经常扛着新买的气枪,骑车或步行去几公里外的大运河游泳,打鸟。花钱就是他的乐趣,他的享受。后来回到南京六中退休后被推销保健品的小姑娘“爷爷奶奶”的叫个不停,还帮弄早餐的年轻人盯上了,身为离休干部月入万元还入不敷出,几乎没有积蓄,买一屋子库存保健品。本来儿女看他吃不了怕浪费帮他消库存,谁知越来越多,终于忍不住了。为了尽快消耗他积累会被骗的资金,女儿带着老俩口去胶东自驾看海景房,终于成功购房在海边,与推销员们隔离在700公里之外,哈哈。每年夏天三个月在海边散步,女儿做饭倒也算幸福,不久积蓄又增长,一帮小伙子推销员又开始盯上要帮老爷子出书,发牌匾,名号随便称呼排名上榜,又花了十几万。后来干脆他自己收回工资卡交给门卫老乡掌管代为付账。唉,一辈子的习惯,到老了也是改不掉的。老爷子身体一直很好,直到93岁时离世,在92岁时还能自己在海边步行几公里。</p> <p class="ql-block"> 孙老师女儿为其老父亲购置了海边度假休闲房,想在尽孝同时改变其旧习惯,避开推销员,只维持了3年。嘿嘿。</p> <p class="ql-block"> 1977年,小道消息纷至沓来,老三届知青开始一批批上调回城,参与国家大项目建设,而下放户们已经慢慢地习惯了农村的单调生活,逐渐寻找到适应自己的社会环境。医院药房的小窗口也有更多的下放户面孔出现,因为打探回城的消息对大家而言都是乐此不疲的。</p><p class="ql-block"> 当时街上翻新改建的供销社都是南京来的下放户设计建造,不少下放城镇居民凭手艺也逐渐在农村找到了市场。我在单位分到了单间新房宿舍,就计划打几个书架。母亲通过药房窗口认识了一个叫“南妹”的女孩子,她父亲早逝,她母亲带着她两个哥哥和很小的自己,下放到仰化乡村。没有家庭收入,哥哥们通过盲流回南京学会了木工手艺,陪伴她母亲回到宿迁靠打零工养活全家。“南妹”很聪明伶俐,嘴也甜,讨人喜欢。没事就来我家帮我妈妈做饭,顺便噌个饭,我妈妈也热情买好菜招待,没菜时就去医院食堂打好菜。我从县里采购来纤维板,从庄子里锯下来刚下放时栽种长大的柳木,就请“南妹”的哥哥们做,成品出来后非常漂亮,钢琴腿样式的,完全符合我画简图的要求,甚至超出。那时我在18里外大运河另一侧的洋北工作,半个月休假两天骑车回家,每次回来都见到“南妹”在我家。那个时候我家下放时从南京带下来的熊猫电子管收音机,因为有全天交流电重新启用了(之前只有晚上发电机供4小时电,电压不稳用不上)。与“南妹”一起好奇地欣赏音乐。从电波里传出来封闭了10年之久的“洪湖水浪打浪”““五朵金花”“阿诗玛”,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美妙旋律响起来时,听着就像隔了一个世纪。</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