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美国人？大熔炉、红菜汤，到沙拉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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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书名：《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作者：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2004年出版

2005/2010 年中译本分别译为《我们是谁？-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

作者简介：哈佛大学学院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外交政策》杂志发起人/主编，美国政治学会会长。

本书是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继《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之后最重要的著作。作者的“文明冲突论”，在9·11事件后迅速流传，很多学者都在这个理论的启发下，用文化和文明的视角解读世界，而亨廷顿先生作为一位爱国学者，怀着对自己国家深深的忧虑，将”文明冲突”的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以National identity (国民身份认同/国民特性）的理念，解构美国特性的形成、演进和发展，审视美国面临社会严重撕裂的问题，在晚年完成了他最后一部著作。

本书2005年中文初版的译本书名主标题，译为《我们是谁？》，看似简单直译，但却隐含深度思考的终极三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5年后的中文再版，译者修改为《谁是美国人？》，这样可能是更符合全书内容的核心论题，和书名的副标题：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或许还有其它考量。

一．全球的国民特性危机

“美国的特性问题是独特的，但是存在特性问题的绝不只是美国。国民特性问题上的辩论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常有的特点。几乎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在询问、重新考虑和重新界定他们自己有何共性以及他们与别人的区别何在：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属于什么？”

• 日本人在痛苦地思索，他们的地理位置、历史和文化是否使他们成为亚洲人，而他们的财富、民主制度和现代化生活是否使他们成为西方人。
• 伊朗一直被描述为“一个寻求自己特性的民族”。
• 俄罗斯则处于“深刻的特性危机”，这一危机重新打开了19世纪斯拉夫派和西方化派之间的辩论，争论俄罗斯到底是一个“正常”的欧洲国家，还是一个特殊的欧亚国家。
• 不列颠诸岛的居民对自己的不列颠(British)身份已不是那么肯定，在琢磨自己首先是欧洲人还是北大西洋人。国民特性危机成了一个全球的现象。”

书中提到：中国是被说成是“探索国家特性”？虽然作者并没有展开解读中国，但为我们如何认识自己的“国民身份认同”，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分析范式，值得我们深思。

二．从故事引出的概念：Identity / 身份认同

1.国旗的隐喻：国民身份的觉醒与消退

“9.11事件”后在波士顿市比肯山的查尔斯街的国旗分布呈现出戏剧性变化：2001年9月11日，袭击当天仅有1面国旗，两周后激增为 17 面，甚至出现横跨街道的巨型星条旗。这种集体行为折射出美国社会的心理剧变 — 当国家遭遇危机时，国民身份认同被瞬间唤醒。

数据显示，袭击后两个月内，80% 的美国家庭通过悬挂国旗、佩戴徽章等方式表达爱国情怀。沃尔玛的国旗销量从日均 6400 面暴增至 25 万面，制旗工厂加班加点使产能提升三倍。这种全民性的身份认同重构，让星条旗重新成为国家象征的核心。

这种高涨的爱国热情具有明显的时效性。查尔斯街的国旗数量在袭击后半年内从 17 面递减至5面，一周年时仅剩4面。这种衰减趋势引发深刻思考：国民身份认同是否只能依靠外部危机维系？当威胁消退后，美国社会是否会回归 20 世纪末的多元文化主义困境？

2. 足球赛中的身份撕裂

1998 年在美国洛杉矶一场美国VS墨西哥的足球赛，9万观众席几乎被墨西哥红白绿旗帜覆盖，任何试图展示星条旗的球迷都遭遇暴力袭击。这种 "主场非主场" 的荒诞场景，揭示了移民群体与主流社会的身份割裂。

与早期移民不同，当代拉美裔移民更倾向于保持双重国籍。1910 年外国出生人口占比与 2000 年相近，但跨国忠诚者比例却达到历史峰值。这种现象动摇了 "合众为一" 的立国根基，使美国面临语言文化统一的新挑战。

3. 全球化浪潮下跨国公司的身份特性解构

跨国公司的态度进一步印证了身份认同的复杂性。1996 年拉尔夫・纳德发起的国旗效忠倡议，遭遇商界的集体抵制。福特公司宣称 "在德国就是德国公司"，摩托罗拉指责倡议具有 "民族主义色彩"。这种去国家化倾向，反映了资本流动对传统身份认同的消解。

这些现象共同勾勒出美国社会的身份光谱：一端是危机催生的短暂国民认同，另一端是多元文化主义与全球化带来的身份碎片化。如何在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同时维系国家认同，成为 21 世纪美国面临的核心命题。

三．国民身份认同/国民特性（National identity）

1.核心概念：

• 自我意识的产物：Identity（身份，特性）的意思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 - 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
• 与他人交往的产物：Identities由自我界定，但又是自我与他人交往的产物。他人对一个人或一群体的看法影响到该个人或群体的自我界定。如果一个人进入一个新的社会环境，被认为是“外人”，该人大概也会认为自己不属于这一群体。

人们也许希望得到某种identity，但只有当人们受到已具有该种identity的人们欢迎时，这一愿望才会实现。

• 冷战结束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东欧人希望自己也成为西方人，但只有被西方人承认时，他们才算是属于西方。
• 土耳其上层人士非常希望被承认为西方人，但迄今得不到满足。因此，土耳其人应当算是欧洲人、西方人，还是中东人和中亚人，或者是穆斯林，这在土耳其人内部也争论不休。

国民身份认同 (National Identity) 是个体与群体在互动中形成的认知图谱，

包含三重维度：

• 个体归属意识：对自我身份的心理确认（我是谁）
• 群体认定机制：社会系统对成员资格的界定（谁是我们）
• 共性标准体系：构成国民共同体的核心特征（我们凭什么是我们）

其本质是个体与集体在历史进程中持续对话的动态过程，既包含主观建构，也依赖客观条件。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国家是 "想象的共同体"，国民身份则是这一想象的具象化表达。

2. 身份认同的建构

固定要素与可重构要素

• 固定要素：祖籍、性别、年龄等生物属性构成身份基底，（虽可否认但难以彻底改变）
• 可重构要素：宗教信仰、政治立场、文化归属等社会属性具有流动性（可自主选择或重塑）

双向互动机制

• 个体通过行为实践塑造身份认知；
• 社会反馈机制反作用于身份建构；

情境化表达规律

• 当遭遇外部威胁时（如 "9・11" 事件），高阶国民身份会被激活
• 在全球化语境下，文明层面的身份认同（如基督教 / 伊斯兰教）可能超越国家边界
• 次群体身份（如种族、地域）的凸显往往与主流叙事形成张力
•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identity都是构建起来的概念。人们是在程度不等的压力、诱因或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identity。
• ”人们在国外旅行看到处处是外国人的生活方式时，往往会加倍思念自己的祖国，想到自己是祖国的人。”

四. 美国身份认同的核心

1. 盎格鲁-新教文化，构成美国的核心要素

美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不是基于土地或种族，而是基于一种文化，这就是“盎格鲁-新教”文化，它曾经是构成美国的核心要素，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多元文化使得美国国民认同的基本要素被冲淡，这种认同正在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和挑战。

必须重塑“盎格鲁－新教”文化这一美国文明的根本特性，否则，国家就有分化，衰落的危险。

定居者vs移民： 美国的历史始于1607年，1620年和1630年的头几批来自英格兰的“定居者”群体，他们不是移民到一个既有成熟的社会，而是怀着“盎格鲁-新教”文化的理念来到北美，建构他们理想中的“山巅之城”，是这些“定居者”奠定了美国国民特性的核心。

“盎格鲁-新教文化”（Anglo-Protestant Culture）

包括：

• 英语：美国的官方和主导语言，构成社会共识的基础。
• 基督教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强调个人奋斗、责任感、工作伦理和家庭价值观。
• 美利坚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相信美国是一个“天赋使命”的国家，肩负传播民主和自由的责任。
• 个人主义与自由市场经济：强调个人奋斗和机会均等，而非政府福利国家模式。

五. 三种融合模式的本质与演变:

大熔炉，红菜汤，沙拉酱

1. 大熔炉（Melting Pot）：同化主义的黄金时代

背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欧洲移民（爱尔兰、意大利、东欧等）为主，尽管存在语言、宗教（天主教、犹太教）差异，但同属白人（高加索人种）群体。

机制：移民被要求放弃原有文化，接受“盎格鲁-新教”核心价值，通过英语学习、公民教育和工作伦理融入主流社会。文化差异在“熔炉”中被消解，最终形成 统一的“美国人”身份。

亨廷顿的评价：这一阶段的成功依赖于移民与主流文化的“可兼容性”——种族相近、宗教差异可通过新教伦理调和（如天主教徒接受个人奋斗理念）。

2. 红菜汤（Borscht）：多元但保留“主味”的有限融合

背景：20世纪中期，非欧洲移民（如亚裔、拉美裔）比例上升，种族与文化差异扩大。

机制：主流文化（“汤底”）仍占主导地位，但允许少数群体保留部分传统（如节日、饮食），前提是不挑战核心价值。例如，第二代移民可能同时使用英语和母语，但政治认同完全美国化。

亨廷顿的担忧：若“辅料”过多（如大规模拉美裔移民），汤的“主味”可能被掩盖，导致文化主导权丧失。

3. 沙拉酱（Salad Dressing）：表面混合的碎片化危机

背景：20世纪末以来，多元文化主义兴起，身份政治强调差异而非共同性。

机制：不同文化像沙拉中的食材，仅通过“沙拉酱”（象征宪法、市场经济等表层制度）松散结合，各自保持独立性，甚至形成封闭社群（如西班牙语社区）。

亨廷顿的批判：这种模式消解了“美国人”的本质意义，国家认同沦为空洞口号，社会因价值观对立而分裂。

六. 人种多元化导致融合困难？

亨廷顿认为，人种与文化差异的扩大确实加剧了融合难度，原因在于：

1. 种族与文化的“不可通约性”：

早期欧洲移民同属白人群体，外貌差异较小，种族偏见易随时间淡化；而非裔、拉美裔、亚裔的肤色与体貌特征成为显性身份标签，加剧社会分层。亨廷顿暗示，种族差异可能固化社群边界，阻碍文化同化。

2. “文明距离”的扩大：

早期欧洲移民的文化（如基督教传统、个人主义）与盎格鲁-新教价值观存在“家族相似性”，而拉美裔的天主教集体主义、伊斯兰移民的宗教法优先倾向，则与“美国信条”存在根本冲突。

3. 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失败：

双语教育、族群配额等政策鼓励移民保留原生文化，削弱了“熔炉”的同化压力。例如，拉美裔移民可通过西班牙语媒体、社群维持“文化飞地”，无需融入主流社会。

4. 人口结构的威胁：

亨廷顿特别警告拉美裔移民的高生育率与地理集中（如西南部），可能形成“国中之国”，最终迫使美国接受“双语双文化”现实，彻底瓦解“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的理想。

七．认同危机的根源

亨廷顿认为，美国的身份认同正受到以下四大挑战：

1. 全球化（Globalization）

经济全球化使得国家界限变得模糊，美国精英阶层日益认同全球主义（Globalism）而非本土主义（Nationalism）。

企业跨国经营，资本流动增加，导致美国工薪阶层失去制造业工作，对国家认同产生危机。

2. 拉美移民（Hispanic Immigration）

亨廷顿特别关注西班牙语裔移民（Hispanic Immigrants），尤其是来自墨西哥的移民对美国文化的影响。

这些移民不像过去的欧洲移民那样积极融入美国文化，而是倾向于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形成“双语社会” 和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

他警告，西班牙语的广泛使用可能导致美国的文化分裂，甚至出现“两个美国”（One Nation, Two Cultures）。

3.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

20世纪末以来，美国推行多元文化主义，鼓励各族群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不是融入美国主流文化。

亨廷顿批评，这种政策会削弱美国的共同文化基础，导致社会分裂。

他特别反对大学和政府推行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认为这会削弱“美国优先”的国家认同。

4. 精英与大众的分裂

亨廷顿认为，美国的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和文化精英日益倾向全球主义，而普通民众仍然坚持民族主义。

精英们认同跨国公司、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机构，而不是美国的民族国家利益。

这种精英与大众的分裂，导致美国社会的不稳定和政治极化。

OpenAI-ChatGPT/ DS-AI

- WUZF讨论摘编

2025-03-25